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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彬:当三十年口号成为罪证 ……

2026年09月12日 3:42 PDF版 分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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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光者【Pulse 快评】2026-9-12

自1989年起,一直以「爱国」自居,以「建设民主中国」为己任。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历史开了一个玩笑:那些被视为「爱国」的行为,如今竟成了「煽动颠覆」的罪证。

法官在判词中,用了不少篇幅论述为何案件属於「情节严重」。尽管法庭也承认,案中不涉暴力,也无具体的执行计划,但「动荡不安的社会氛围」、「具一定影响力」、「持续14个月」等理由,构成了一个无形的罗网。

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提出,当权力决定将某种意识形态视为威胁,法律逻辑便会自动调整,将一切微小的动作——发表文章、联署、呼喊口号——无限放大,直至其成为足以撼动国家的「危险举动」。

法律条文可以重写,但历史记忆却难以删除。香港是一个充满记忆的城市,维园烛光曾是这个城市最独特的标记,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文明世界接轨的道德良知。如今,烛光熄灭了,全港一片肃静。这种静,不是平静,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

三名被告的刑期,足够让一个婴儿长成,也足够让许多人学会审时度势,学会闭嘴。这是一场针对记忆的打击,当权者深知,要彻底改造一个社会,不仅要清除肉身,更要清除那些与过去连结的符号。

这场案件,还牵涉到那座不知去向的「国殇之柱」。法官说容後处理,似乎连这座冷冰冰的雕塑,也成了法庭的烫手山芋。这座柱子,本是历史的见证,如今却成了「证物」。

李家超说:「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公然伤害国家及同胞。」但问题在於,甚麽是伤害?是维园那几万支烛光,还是那个无法容忍烛光的体制?一个强大的国家,难道连几句口号都无法容纳吗?这种「安全」,究竟是真实的安全,还是当权者的心理安全?

我们正经历一个「去记忆化」的过程。旧有的地标被拆除,旧有的名字被抹去,旧有的书籍被下架。邹幸彤说她「无罪可悔」,这句话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格外清脆。她或许不是一个称职的,但她无疑是一个出色的时代见证者。

数年之後,当和邹幸彤走出监狱,香港会变成甚麽模样?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们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把这些名字记住,把这些曾经发生的事,留在心底的某个角落。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那句被引用到泛滥的名言:「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未来,香港每天都会继续上演着这场残酷的拉锯战。

(George Orwell)在《1984》里提出了「忘怀洞」(Memory Hole)这个概念,意指将不符合官方叙事的历史文件销毁。但人类的记忆,不是可以轻易被扔进的纸张。当所有的具象纪念物都被抹除,记忆就会退守到人的内心,成为一种更加坚固、更加私密的信仰。

这座城市,近几年得了一种名为「失语症」的时代病。我们不再谈论某些事件,某些日子成了禁忌,一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刻意绕开的黑洞。因为说出来太痛,也因为说出来无用。这种由巨大悲伤转化为顾左右而言他的无奈,正是今日的写照。但沉默,并不代表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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