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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沁园春·恨——读郑板桥《沁园春·恨》，为李卓人案作及我的闯关经过
沁园春·恨
王希哲
愤飞香江，为君正义，“投案”法门。
忆青春当年，民主法制；少年知己，友我火薪。
“人民共和”，“人民民主”，竟何来“一党专政”？
问某党，既人民禁言，何必“人民”？
忽闻七年罪成，你是非颠倒气填膺。
呼六四平反，和平请愿；结束专政，反作罪名。
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癫狂甚，任一腔悲愤，化作雷霆！
2026年9月11日
我香港闯关“投案”的经过
9月8日香港时间傍晚近7点我到达香港，向各朋友报告了到达。入境处窗口验护照后，预料中，即将我带入海关“黑屋”。我向讯问我的女长官于某递上了我的“这次来香港的要求”，第一就是为李卓人案承担他的“引路人”责任，要求向香港高等法院“投案”，接受审判。不一会，于长官就告知我接上级指令，拒绝我入境。要我在拒我入境书上签字。我拒绝。我说：“你们入境处有权拒绝我入境，但没有权利放过一个来向香港法院投案自首的“犯罪嫌疑人”。只有法官对我甄别后才有权决定。如果你们不经法院，擅自放走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一个“坏人”，法院到时会追究你们的责任的，你们怎么办？为了你们好，我也拒绝被你们遣反。“我见不到法官，我是决不会走的。”
入境处的官员，也激烈与我争论。争论中我感觉心脏闷痛。不久，挂入境处胸牌被称是值班总负责的欧长官带了十几条大汉和轮椅，翻遍我行李，气势汹汹，说遣我回程的机票和手续都已办好了，我必须马上走，扬言要把我抬上轮椅（见我摄相片），抬上返程的飞机。我即躺坐地上，双臂抱紧长铁椅腿坚决不让抬我。说“除非你们乱棍将我打死，不见法官，我不会走。”同时向那十几位大汉讲李卓案，“不相信香港人都没了良心，没了正义感”。他们将长铁椅都推开了腾出地面，但始终不敢动手。僵持一个多小时，有人来报告飞机己经起飞，没办法了，他们才撤下。不久，欧长官一群人又来说“今晚只能安排你住下了”，要我松开铁椅跟他们去。我说你不可骗我上另一架飞机。他说“不骗你，是个招待所”。我跟他们去了，原来却是入境处自设的羁押所。他们要求我把背包和身上所带的一切物品，一张纸片不留，都放进羁押所的分层铁柜内，将我推入一间只容一间小床空间的黑房，不许关房门，门口专设人把守。我的心脏药不许吃，说必须交医院检验。当时我心脏也仍闷痛，只好由他们叫救护车送去了好像叫“大屿山医院”，又抽血验血又照心电图，搞了三个多小时。这三小时“病床”旁三个便衣警员环床紧围看守。带回我羁押房已经是凌晨三点多。裹薄毯睡下，门口整夜有一人长坐盯着我。上厕所他也寸步不离跟进厕房。我知道，这在中国监狱，是对死刑犯的看管级别。
上午，入境处陶长官（他值白班）又带一群机场制服大汉，再翻查我行李，声言要带我乘11点的飞机走。我即表示，不见香港法官和美国驻港领事馆领事，我决不走。我提出还要依规定的权利，通知见我的香港亲友（昨晚入羁押所时签署的文书，有羁押人有权要求会见亲友的规定）。我又提出这种对我死刑犯一般的监视作法，是对我的侮辱，侵犯了我人权。他们不敢动粗，只好又撤。近中午，他们似作了些妥协，允许我与美国领事馆联络。他们要通了美领事馆电话。通过翻译，我告诉了领事我来港的诉求和香港入境处的蛮横。领事问我是否想回国内（他似乎已多少了解了我的情况）？我说我当然想回。但中国政府一直禁我。但这次主要为李卓人案而来。领事表示，我想通过他们把我给香港法官的辩护信转交法官，他们难办，因为这是介入了他国的事务。他只能将我电邮给他们有关李卓人案的信存档记录下来，适当时机知会有关人士。
于是，我再向陶长官要求见香港朋友，请他们找到李卓人太太或李卓人的律师，来这里会见我。陶说“规定不允许”。我说，“昨晚我签的羁押人士文书上有要求会见亲友的明文规定。你把昨晚的文书再拿来我看。你说规定不允许，你把有关规定指引条文也拿给我看。你们香港怎么越来越越像共产党，明明文件规定的东西，可以信口随便说可以不可以？可以不依制度完全依你们的一时需要？” （听到我说这些，我注意旁边的警员几位都惭愧低下了头）。陶长官只好说，“可以让你用手机找朋友谈，但他们不能来这见面”。我同意了。他们把我手机给了我，我发现没有wifi，手机没用。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出羁押区有wifi的地方使用，陶长官不肯。说，“不能把你带出禁区”，“没有wifi不能用手机是你自己的问题”。多么无赖！我生气说“那你答应给我手机干什么？”。总之，“我不能见法官不能见朋友，我不会走”。陶只好说好吧，可以用他们办公室的座机电话。但麻烦轮到我了。我发现我要找的香港媒体人朋友刘澜昌，黄宇翔等朋友都是微信朋友，没有留香港电话，微信无法联上他们。惟有陈景圣，刘泰两位的香港电话。但我反复拨了多次都打不通。好不易下午陈景圣电话可以电话留言。我赶紧留了段话：1，香港当局不允我入境，2、请替我慰问李卓人太太，3，请将李卓人太太和李卓人律师的联络信息找到给我。留言就断了，但总算半联系上了。最后是见法官的问题。他们一直拖到傍晚，才稍妥协问我说，法官实在不可能来羁押所见我。我能不能写信将我的材料寄给法官？我考虑也作了让步，但强调必须就在这个入境处的羁押所写好，信封写明是在香港入境处寄出的。我表示这很重要，意义是：我是“投案”到达了，你们自己不接收而已。最后完成，信封和信里写明“寄自香港机场入境处”，在女于长官（她又上夜班了）和众警员目睹下，我亲手将给“李卓人先生主审法官”收信，投入了入境处的信筒。
一切完成，我同意夜10点半的飞机返旧金山了。他们掐到飞机起飞半个多小时前，才出动十几人（我怀疑车上有国内安全部挂香港入境处牌人员）专车从专门道送我去登机。到登机口二几米远，发现手机有了机场信号，我赶紧用囗讯向郑主席和我儿子发了一句“我现在回来了”的短信号。随即被他们喝止，无法再发。到登机口，我见附近各gate还有不少人待机，便大声呼喊：“再见了香港。我是为香港李卓人案来的。香港当局禁止我入境要遣送我回去。我希望香港人民都能来主持正义。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许多乘客都惊讶望着我听。我还想把剩余的“我的要求”当传单撒出去，被他们强行拉住了。只好登机。这是我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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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