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粉丝交流群
RSS/FEED订阅叶文澜：游走于政商之间
叶文澜：游走于政商之间
子规
提到位于福州马尾的船政局，人们首先想的创办人左宗棠和沈葆桢，以及从船政学堂走出来的严复、詹天佑、邓世昌这样的优秀学子，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人们耳熟能详了。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左宗棠和沈葆桢要撑起这样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事业，也离不开手下一批为他们效力的干才，他们对于船政局的发展壮大也是功不可没的。叶文澜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船政局的开拓期，他当过近十年的总监工，在这一重要岗位上积极发挥自己的才干，可谓船政局的一大功臣。但长期以来，史书都很少提到他，人们都不知其人，仿佛在历史上不曾存在过。
叶文澜，号清渠，又名德水，同安县厦门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出生于1820至1830年，逝世于1888年前后。他少年弃学，很早就来到社会上谋生。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发现了金矿，掀起了一股“淘金热”，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青壮年被当作“猪仔”卖到那里当苦力。1852年左右，叶文澜也赴美国旧金山淘金，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同时也粗略掌握了英语，为日后从事买办事业打下了基础。几年后，他回到厦门，开始经营商业，并逐渐发达起来。在1863年之前，他就已经有了来往于厦门和缅甸之间的商船，经营柚木等业务。此外，他还经营茶叶、钱庄、电报等生意，轨迹遍布于厦门、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区，成为富甲一方的着名绅商。
经营茶叶是叶文澜生意版图的重要部分。据其后人考证，他当时在厦门经营一家“瑞云茶栈”，规模相当大。茶栈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直接经营茶叶的购销业务；二是为他人代销茶叶，从中收取佣金，佣金一般为2%-5%；三是栈租与信贷收入。通常茶栈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提供类似钱庄那样的信贷业务。瑞云茶栈可以从汇丰银行以五六厘的低息拆进款项，然后以一分的高息贷给与它有业务往来的茶商，赚取近一倍的利差。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源通钱庄”，这是当时厦门较大的一家钱庄。克到1891年，由于叶文澜从台湾购进大量茶叶而造成巨亏，共拖欠招商、电报局、汇丰银行、育婴堂、钱庄、商号和个人存款约五十万之多，这家钱庄才宣告倒闭。但在未倒闭之前，其实力是很不一般的，这可以从以下这件事情体现出来。1873年，汇丰银行在厦门成立了分行，有一个归侨要支领一笔巨额现款，该行一时无法兑现，洋大班和一个广东籍的买办急得团团转。这时叶文澜挺身而出，发动当地银号筹集现金支持汇丰银行渡过难关。汇丰银行看到他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义气，就聘请他父子做买办。于是，他的家族就发展成为近代厦门最大的买办。
就像许多绅商一样，叶文澜与封建官僚势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但为官府提供商业服务，还长期在洋务机构担任要职，拥有亦官亦商的身份。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买办，他以叶德水之名行世，而作为封建官僚，又以叶文澜之名行世，以致长期以来人们都误以为这是两个人。1949年后，在中共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叙事下，买办和封建官僚都成为反动和腐朽的群体，被贴上了政治标签，连他们的后人都会继续受到连累。叶文澜的后人经历多次的政治运动，已经不敢跟下一代讲述祖上的历史。到了文革时期，更是将他的一切照片和资料悉数焚毁，下一代更不知道祖上出过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了。直到2013年初，他的孙子叶鸿逵在文革前夕所写的家族史材料被人发现，人们才知道厦门的着名买办叶德水和马尾船政的总监工叶文澜原来是同一个人，他的生平事迹才开始陆续披露出来而为世人所知。他为何要刻意使用两个名字，由于没有留下相应的史料，我们无从了解其心迹。是买办这种身份的敏感，是绅商这种身份的饱受诟病，还是别的什么？我们不好妄加猜测，只能等待以后找到更多的史料才能解开这个困惑。
叶文澜与官府的合作始于1862年。据民国版的《厦门志》记载：“同治初年，台匪戴万生倡乱，蹂躏台南、台北。文澜护粮饷护堞有功，赏戴蓝翎。”戴万生即戴潮春，台湾彰化人，祖籍漳州，同治时期台湾的一个民变领袖。他本来是一个地主，家境十分优渥。1861年，彰化知县高廷镜委任他代训乡勇，以遏止当地猖獗的盗匪。不出数月，乡勇的人数扩充至十多万，大多来自天地会的一个支派组织八卦会。1862年初高廷镜离职后，新知县雷以镇继续将维持治安的任务交由戴潮春及其党众。由于八卦会党众过多，良莠不齐，与官府发生了不少纠纷，终于激起了一次很大的民变。在平定戴潮春民变中，已经在台湾开拓出很大生意业务的叶文澜站在官府一边，积极地捐献军粮、军饷，得到清政府的初步赏识，开始进入官员的视线。他与官府更进一步的合作，是帮助镇压太平天国的残余势力。1864年10月，李秀成的堂弟、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部攻陷漳州，闽浙总督左宗棠率部从浙江开往闽南，进行追剿。作为当地的一个着名绅商，叶文澜明确地站在官府一边，不遗余力地帮助运送粮械、接济兵食，为平定太平军余部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左宗棠的赏识，并从此与这个晚清重臣，同时也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福州船政局的创办人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
福州船政局是1866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创建的，由沈葆桢担任首位总理船政大臣，主持船政的工作。船政在建设初期，雇佣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监督，组织外国技术团队，协助中方设厂造船，兴办近代教育，于1874年完成了各项初期建设任务，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近代舰船工业基地、近代海军教育基地、近代舰队编练基地，是当时中国特设的第一个海防近代化事务机构，创造了诸多历史第一，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在近代中国的工业、军事以及教育领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时代的机缘，叶文澜于1867年7月至1876年秋季服务于船政局近十年，有幸亲身参与了近代中国的这项重要事业，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调到台湾主持基隆煤矿的建设，那里出产的煤也主要供应船政局使用，相当于在新的岗位上又继续为船政局服务。因而，他与船政局的渊源是很深的，是船政局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1867年7月，叶文澜受左宗棠的推荐和沈葆桢的邀请，就任船政局总监工这一重要职务。左宗棠在向朝廷上奏的《道员叶文澜等交船政差遣片》中对他评价甚高：“好善急公，熟习洋务，遇有委办事件，均能妥实经理，为人敦朴可恃。”由于左的极力推荐，他被突击提升为道员，赏戴花翎，并加布政使头衔，追赠三代正二品的封典。
在船政局，他手下有30位左右的职员。他为人忠诚真挚，工作上干劲十足，总是高效率地完成任务。同时，由于他出过洋，当过买办，能说一些英语，与外界有着广泛的业务联系。最重要的是他赞成并推动各种形式的近代化，包括采用机器采煤，也熟悉工业建设的业务。他的任务是采购材料，诸如砖和木材等，以供建厂和造船之用。他带领手下的职员，出差到福建沿海、台湾，甚至新加坡和暹罗。其中七人经常到香港办理业务，有一人长期在台湾购买煤和木材。由于经常需要一种高质量的柚木，他还在仰光设置了木材代理人。这种做法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但对当时一个官办企业来说，却是具有突破性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他兢兢业业地工作，把自己当商人和买办的优势，无论在业务上还是在与外界打交道上，都充分地发挥出来，在船政局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得到了上司的高度肯定。当时船政局的人员更换很频繁，而他在这一职位上却连续干了近十年，由此可见他的业务才干和职务操守。这种职务要经手大量的钱款，本来是最容易发生经济问题的，却没有资料表明他在这方面留下什么污点。1876年8月24日，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丁日昌等在奏请专派叶文澜驻台督办煤厂等件，并察看硫磺、磺油（石油）、樟脑、茶叶各情形设法开采的奏折中，对叶文澜有着很高的评价：“兹查有布政使衔广东题奏道叶文澜，自创办船政以来，总监工程已逾十载；坚任劳怨，公尔忘私。本年春间，因前在暹逻采木时受湿发病，假归调理，现闻已就痊愈。该道精明勤奋，沈毅有为；机器洋情，洞如观火。”
在服务船政局近十年之后，叶文澜以布政使衔广东题奏道（从二品）的身份，被派往台湾开发煤、硫磺和煤油（石油）等矿产资源，担任基隆矿务局的负责人。
1876年，清政府官营的基隆煤矿在八斗子正式开办，并在英国采矿师的指导下，采用直井机械开凿出第一口矿井，被称为“清国井”。1877年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煤矿——基隆煤矿建成，同年8月开始出煤，每天出煤约30至40吨，产量逐年扩大，至1881年全年产量达5.4万吨。采矿工人最多时达到一千人。同时，还修筑了一条轻便铁路用于运送煤炭，这在当时也是开风气之先的。煤矿建成之后，所出煤炭除了供应福州船政局使用，还部分投入市场，满足民用企业的需要，甚至外销到其他国家。基隆煤矿很快发展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大型工业基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先进的官办煤矿。它是中国第一座采用西法开采的新式煤矿，开了台湾近代化的先河，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叶文澜就是这项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应该被埋没的。
除了建设基隆煤矿，叶文澜还是台湾石油工业的创始人。1878年，在他的主持下，聘请英籍技师道涛和美国技师简迟、勒克等三人，购进先进的美顿钻机一套，在距离后龙约三华里的猫里社打出了一口油井，井深120米，每天产油约1500斤，这也是中国的第一口钻井。同年11月，美国技师因事离去，勘探工作遂告停顿。同时，由于工人感染流行病、钻采机损坏等原因，油井于1879年停止开采。虽然半途而废，但它毕竟在中国第一次引进了先进的石油钻采技术，打出了第一口油井，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884年5月，中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战场重点从越南北部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法军开始向台湾的门户基隆展开进攻。已经解甲归田的淮军将领刘铭传，被清廷任命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率领台湾军民在基隆、淡水和澎湖等地展开激烈的抗法战斗。法军凭借海上的军事优势封锁了台湾岛，切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当时的情势下，最重要的是把军饷及时输往台湾。1884年9月13日，直隶总督府与英商怡和洋行进行密商，由长芦盐运凑库平银10万两，委托对方用商船设法运到台湾，交付在台北和淡水的刘铭传行营。由于法军封锁了港口，怡和洋行须持货照才能进港。在与法军周旋之际，9月20日，李鸿章又要求长芦盐运从历年积存的帑利中垫付5万银两，以汇丰银行汇票的形式交给与台湾商人十分熟悉的叶文澜。叶派人携带汇票潜渡台湾，向当地商人换取银两，交付刘铭传行营，顺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台湾守军的燃眉之急。《寄闽藩沈》中记载：“厦门富商叶文澜和台湾商人联系密切，相互极为信任。李鸿章便让人把饷银交给叶，叶设法通知台湾如数兑付。”除了为刘铭传部运输军饷，叶文澜还利用其广阔的人脉组成一个情报网，随时向李鸿章、左宗棠报告所得到的法军情报，为抗法保台出力甚大。
1884年11月，直隶总督府接到总理衙门转来的台湾急电：台北军队人单力薄，法军增兵进攻基隆，南洋援兵抵台受阻，台湾新募士兵缺少兵器。清廷要求北洋军队给予支援。直隶总督府经过研究，决定调动驻防直隶的淮军，由提督聂士成精选铭军一营、盛军一哨共官兵700余人，配给后门炮40尊，雇用英国轮船“威利”号自山海关南下。12月23日，在台湾形势最危急的关头，聂士成率部深夜在台湾东海岸卑南登陆。天明时当地居民知道此事，“咸呼天兵又至”，争相欢迎。台湾军民看到援兵到来，“喜从天降”。不久，各路人马由刘铭传统一指挥，挥师基隆，大败法军。法军包围台湾二百余日，“卒无咫尺之利，登岸则败于驻军”，后来转向定海，又遭到重创，退扰越南，又被歼于谅山，只好被迫求和。中法战争也成了近代中国少见的基本没有丧失主权和尊严的一场战争。1885年9月，清政府正式决定台湾建省，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在台湾保卫战中，叶文澜利用自己在台湾的深厚人脉，帮助解决了台湾守军的军饷和军事情报问题，立下了很大功劳。也因为他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中国电报总局负责人盛宣怀委任其子叶大镛担任台湾文报局和电报局委员，负责经营台湾的电报事业。
叶文澜还乐善好施，是一个很有公益心和社会关怀意识的慈善家。据民国版的《厦门志》记载，他兴办私塾、修路、救助贫病、收养弃婴、免费发放药品，终身不倦。据记载，1876年台湾澎湖等地发生水旱灾，他捐款3000银元。1880年为重修台湾新竹的五福桥，他又捐款800银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同治初年他接受地方官的委托，在厦门大力重办育婴堂这一慈善事业。在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存在着一种溺女婴的风气，到了清末这种风气又盛行起来，而闽南地区又是尤其严重的。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重办育婴堂是十分不易的，官府的拨款只有3000银元和1200串铜钱，不足部分需要自己筹集。除了掏取私款垫付，他还利用出差南洋的机会向侨居海外的乡亲募捐。事情办成之后，他特地撰写一篇《育婴堂记》以记其事，文末引用他人的一句话感叹道：“为善最乐，乐则忘倦！”
洋务运动中兴办了许多企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式，极大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然而，这些企业又都是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通常被认为存在严重的裙带关系，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贪污自肥的现象十分严重，因而效率低下。而且在洋务运动的早期，政府实行一种专营制度，不允许民间资本力量出来与这些企业进行竞争，既阻碍了行业的发展，也限制了这些企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竞争对手的存在恰恰是自身发展的前提）。因此，洋务运动的成就也是十分有限的，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这一运动的破产。这种说法自有一定的道理，但又是简单化的。洋务企业是封建专制的政府及其官员创办的，身上自然带有传统体制的缺陷，自然难以摆脱那个时代的束缚，但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它们毕竟也是面向市场的，因而也是具有很大的生命力的。甲午战争后，它们看似失败了，其实还是在发展的，并且由于政府吸取了教训，放弃了这种专营制度，民间资本也可以进入这些行业了，这样既使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也使洋务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后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政府什么时候实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快车道；什么时候实行官营企业对行业的垄断，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走入一个死胡同。
相应地，洋务运动中的官僚和买办，在人们的印象中也更多是负面的，他们似乎正事没有干多少，贪污腐化的本领却很有一套。然而，我们知人论事需要的是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把人物脸谱化，不能实行先入为主。具体到叶文澜，我们并没有掌握他贪污腐化的直接证据。也许我们掌握的资料还有限，并不能说明问题，但从他的急公好义、仗义疏财，几次为国家出了大力，一生兴办了许多慈善事业来看，这似乎不是一个贪污腐化的官僚和买办所能够做到的。他早年就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金钱对他而言也许已不是那么饥渴了。他后来成为绅商和买办，在与政府和官僚打交道的过程中也许存在着灰色地带，但说他贪腐似乎并不成立，至少缺乏直接的证据支持。
纵观叶文澜的一生，他是买办，但也没有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负面，他开拓了自己的事业，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他是官僚，也没有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腐朽，比起许多同僚，他显得更为廉洁，而且做出了许多政绩。同时，他还是一个慈善家，为社会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可以说，他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很大事功，留下了很好声名。也许他十分清楚通常意义上的买办和官商一体会给世人留下何种印象，所以才不愿意让世人知道自己一身而兼二任吧。
2022年1月20日
附记：当年应《闽都文化》编辑部之约，撰写船政人物系列中的叶文澜。编辑事先交代说关于叶文澜的资料比较缺乏，要多加搜集，可见他是属于一个被忽略的历史人物。去年我忽然接到《闽台文化大辞典》编委会吕良弼老先生的来电，说他是通过《闽都文化》编辑部辗转联系上我的。2018年出版的这部词典把叶文澜这个人物给遗漏了，现在正着手出修订版，要把他补上去。他们看了我在《闽都文化》上发表的这篇文章，认为是关于叶文澜的文章中写得最全面的，决定叫我撰写这个条目。叶文澜是台湾近代工业的重要开拓者，在台湾留下了许多足迹，而这样一部约600万字，收录词条15,193条的大辞典，居然把这样一位人物给遗漏了，可见他过去被忽略到了何种程度，我们的历史书写还存在多少的空白，多少的扭曲。现在我又对此文进行了修订和扩充，为还原历史真相略尽绵薄。
2026年9月12至14日
- 🔥免费PC翻墙、安卓VPN翻墙APP
- 🔥灵魂之谜|中华文化|治国大道
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