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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从“资产阶级宠物”到“境外势力”：动物保护与中国政治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中国民间档案馆 2026-9-30
2026年夏天，中国罕见地发生了两起关于动物保护的群体抗议事件。先是在重庆，数百人聚集在虐猫者的楼下抗议，最终警察介入清场，数十人被警察带走。接着是流浪狗“旺旺”被四名男童施虐的视频，以及警方的处理态度，引发巨大民愤，从国内到国外、从线上到线下，出现遍地开花的纪念流浪狗“旺旺”、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推进《反虐待动物法》立法的抗议行动。
这两起抗议事件，指向的都是官方对虐待动物行为暧昧不明的态度。有趣的是，随着公民们为动物保护而聚集在一起，抗议行为很快就被官方贴上了“境外势力”的标签。
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到，在中国，猫犬等一些动物的命运，常常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文革中养猫养狗被视为“资产阶级作风”，作家巴金为了避免厄运，不得不遗弃心爱的小狗；大跃进中，麻雀则被视为害虫而遭到集体捕杀。到今天，为抗议虐待动物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因为替动物发声，依然会面临风险与惩罚。
流浪狗“旺旺”被虐杀事件发生后，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制作的海报
17年推不动的《动物保护法》
这两次因反虐待宠物而起的群体抗议，核心诉求是通过两部搁浅已久的法律提案。它们分别是2009年的《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以及2010年的《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两份提案，都对禁止虐待动物提出了细致的立法诉求。
十多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常纪文教授等人牵头起草的《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由法学界和NGO组织共同完成，在2010年前后曾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主要内容包括：全方位保护动物。涵盖野生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等物等；引入动物福利的概念、限制滥捕乱杀，惩治虐待与遗弃动物行为等。其中的限制滥捕乱杀条款，要求禁止地方政府以“防疫”（狂犬病）为由，不加区分地捕杀犬类。
当时，常纪文等学者乐观地认为，《动物保护法》“十年之内”绝对能通过。如今，17年过去了，不管是动物保护，还是反对虐待动物，在立法方面都纹丝未动。
看起来，中国官方的动物保护意识比民间估计的要慢得多。直到2020年9月，中国政府的农业农村部仍然答复公众意见称，虐待动物只是极少数现象，为此专门制定一部法律”缺少必要性”。
随着社会进步，如今的中国，一些民众已愿意冒着政治风险上街，催促当局为动物保护立法。也由此看出，这些年来，伴侣宠物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一些过去被认为属于少数人、“不接地气”的议题，现在反而可能成为公民社会的新动力——或许正因如此，这两场因为动物保护而起的社会抗议，很快就被官媒支持的网络舆论注意到，并给其贴上了“境外势力”的政治标签。
中国搜索引擎百度百科上的“打狗队”漫画
“动物保护”也成了境外势力
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境外势力”，往往有敌对的含义，指那些对政权稳定或社会秩序可能构成潜在或现实威胁的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
事实上，把支持动物保护打成“境外势力”，并非今天民族主义者的发明。
1934年6月，中华民国南京市市长石瑛和一些外籍人士，发起成立了“南京市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同年7月，还制定了21条禁止虐待动物的细则，包括禁止鸡鸭禽类在宰杀前倒提走在路上，不得生拔羽毛；宰杀羊猪时不得使其过分痛苦等。
当时的华人舆论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在租界的洋人眼里，华人还比不过鸡鸭。鲁迅甚至化名写过一篇杂文《倒提》，讽刺当时的这种舆论，嘲讽说，无须期待外国人对待人比对待鸡鸭更优，因为“人能组织，能反抗”（意思是动物没有任何自主权利）。不过，这篇文章很快被人批评为替西洋人苛待华人作辩护，有“买办意识”，是“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花边文学”。
时隔90多年。今天，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为受虐猫狗讨公道的人士，也受到亲体制账号的持续攻击——扣的大帽子也是他们受到了境外势力的渗透。这些攻击言论包括，“有境外势力操纵女性权益、禁烟、环保、动保等话题，目的是割裂社会，动摇公权力。”或者，“非法极端动保与逐利宠物资本形成利益闭环……受境外资金扶持的极端动保（人士），借助产业掩护进行舆论渗透”。
有评论人士说，在中国，这些年被体制指为“境外势力”的对象范围一直在扩大，不仅西方普世价值观和宗教团体是境外势力，关注劳工权益和工人运动的组织是境外势力，环保NGO是境外势力，女权主义者也是境外势力，如今，为动物保护发声也是境外势力了。
可以看出，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官方下场介入关于动物保护而引起的争论，其意不在动物，而是一套既定的反应模式——通过“对动物的态度”来区分谁是政治上的异己。
狗，历次政治运动的隐形受害者
纵观近一百年来的中国，那些无辜的动物，常常也是无止境的政治运动的人祸受害者，遭受到的残酷也是一贯的。
中国学者宋弘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为《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据他研究，1939年冬天，中共冀中区党委“发出了打狗运动的指示，全面动员，统一行动，在全区灭狗”，理由是狗吠暴露了中共的隐蔽行动。宋弘的文章提到，为了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中共通过宣传把狗的形象进行了象征化的策略处理，把狗从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传统的忠诚、忠义形象，描述为“汉奸”、“走狗”。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老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到了1950年代大跃进时期，一些地方发起“杀狗运动”的原因，竟出于一个极为荒诞的理由——浇“狗肉汤”让粮食增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一书中，记录了一位大跃进亲历者的口述：
“大跃进那阵瞎胡弄了，叫深翻土地，挖地三到五尺，还把全村的狗都杀了，见谁家有狗就打，连社员的照（看）门狗都给杀了，假传圣旨，说是狗肉的力量大，说是能打多少粮食。打死了狗，皮子给了主人家，肉拿去先在锅里煮了，再腐臭了，臭得止不定（让人受不了），再把地深挖三尺，压青草，把狗肉埋到地里当肥料。”
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记载，等到1959-1961年，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扩散开来，狗又有另一种死法，“早被人吃完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口述历史的记录中，常常能看见狗的主人因为于心不忍，会想尽办法保护狗，隐藏狗的存在，但这些人性的光芒，最终总是被狂热的社会动员摧毁。
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养猫、养狗、养鸟、养金鱼等宠物，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遭到严厉的禁止与残酷清剿。当时的红卫兵曾编写《破旧立新一百例》的宣传品，把养猫养狗等视为是脱离劳动人民的腐朽生活习惯。
着名作家巴金在晚年写下的《随想录》，被评价为“中国的《忏悔录》”，其中一篇文章《小狗包弟》写到，文革中红卫兵要“破四旧”，到处破门抓狗。他藏了自己心爱的小狗“包弟”很久，最终恐惧占了上风，违心地把狗送给医院研究解剖，此后多年，他一直生活在心灵的煎熬之中。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一书封面（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天的“打狗”：民意进步而权力依然野蛮
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种种灾难。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狗等动物身上时，会发现，它们也是这些“人祸”的隐形受害者。每次政治运动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动物却总是成为“替罪羊”。
到今天，由中国政府主导的运动式的大规模杀狗动员依然常见。2006年，云南楚雄州牟定县以“狂犬病疫情”为由，发起“打狗风暴”，5天内扑杀了5万只狗。同一年，云南罗平县为了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在全城扑杀流浪狗。
在以新冠疫情为由实行全国性封控政策的2020年——2022年，各地的防疫人员杀狗杀猫的案例频发。2021年，江西上饶防疫人员撬门打死柯基一事，引发了舆论的巨大不满，但受害者却没有任何法律工具可以对抗。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从狂犬病到瘟疫，当政治运动主导一个社会的情绪，当“大局”始终重于“个体”时，动物总是政治的受害者。今天，随着时代的变化与进步，宠物在中国年轻人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伴侣动物为新世纪的人们提供了心灵的慰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只小狗被虐杀会引发如此巨大的群体抗议。
正如积极促进动物保护立法的中国律师朱列玉所说，如今，中国社会其实已形成反虐待动物的共识，这也是立法的基础。但官方一直不愿意对动物保护立法松口，也对由此而产生的抗议保持警觉，其实也还是政治——一种对社会自发秩序的警惕。当“保护动物”的议题能动员起这么多民间力量时，掐灭民众集结的星火，也更像是本能的反应之一。
本期推荐档案：
《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2009年
《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2010年
宋弘《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
杨继盛《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巴金《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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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民间档案馆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注明“本文首发于中国民间档案馆”，并提供中国民间档案馆网站或者Substack的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