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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回廊|举报成瘾与行政膝跳:从那英演唱会看近期几起举报现象

2026年10月02日 11:21 PDF版 分享转发

2026年10月1日

思想的回廊|举报成瘾与行政膝跳:从那英演唱会看近期几起举报现象思想的回廊|举报成瘾与行政膝跳:从那英演唱会看近期几起举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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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 档案卡标题:举报成瘾与行政膝跳:从看近期几起举报现象
作者:郎晓君文学江湖
发表日期:2026.10.1
来源:微信-思想的回廊
主题归类:举报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9月26日晚,那英在“我来,因为你在”演唱会上,突然唱起了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因为前一日刘欢过世,那英在现场唱几句他的歌,向这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前辈告别,本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情感瞬间。可很快,网上有人开始追问:临时加唱有没有报批?会不会被罚款?

9月28日,被网友讽刺为“举报式采访”《潇湘晨报》记者就此联系演唱会主办方和成都相关文旅部门。金牛区文旅局工作人员回应称正在调查核实,如果临时演唱确实没有报批,将依法依规办理,具体处罚不在区县层面;记者又随后联系成都市文广旅局多个渠道,未获有效回复。第二天,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核实,那英是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进行了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弯弯的月亮》,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

于是,一场可能被行政程序继续放大的风波,到这里停住了。我赞成成都文旅这一次的处理,因为它没有让“有人举报”变成“必须处理”。在包容了歌手在特殊情境下的情感表达,兼顾了法理与情理。为他们点赞。

反观一些地方治理则不同,动辄采取封杀、立案或将即兴表达视为对立面的做法,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压缩公共空间的活力。法治需要底线,同时也需要为日常的情感表达和艺术灵感留出合理的空间。如果管理者将不同的意见和偶发的真情流露视为洪水猛兽,采取动辄“捂嘴”的姿态,最终只会让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机在窒息中枯萎。

这件事与最近几件事结合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动辄举报的社会现象,任何一点争议都可以迅速被递交给公共权力,而行政部门又越来越习惯对这种压力作出条件反射式回应,举报就可能从监督制度的一种手段,变成侵入公共生活的一种恶劣习惯。

提先说清,举报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举报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正常的举报,针对的是明确的问题:违法违规、腐败舞弊、侵害他人权益,它的目的应该是让问题进入调查程序,由事实和规则作出判断。可是现在越来越让人不安的是,一些人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第一反应已经不再是批评、反驳、协商,甚至不是简单地表达不满,而是寻找一个能够处罚对方的机构。

我不喜欢你文章,于是举报你;我觉得你说话不合适,于是举报你;我和你存在竞争,于是先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问题。

这种心态一旦蔓延,举报就很容易变成一种私人权力的借用。

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在武汉演出中改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词,武汉文旅部门调查后,对相关演出单位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等行政处罚。此事我写过两篇20万+的爆款文章也遭遇下架,公号也被禁半月,具体见文章。(解禁首发,我批评“举报”的文章,也因为举报而沉默半月)

哈尔滨工程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通报20名本科生和因使用VPN等方式访问境外网络被给予警告处分,随后网络流传聊天截图,称其中有人因为保研竞争举报排名靠前的同学。见文章(为一个保研名额,我看到了最可怕的告密式举报现象)

北京理工大学9月29日通报,学校收到反映教师裴某相关问题的线索,经调查认定其存在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行为,随后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并解除聘用关系。见文章(私域言论不应该成为罪证,被评北理工女老师事件中舆情维稳式处理)

这些事情性质不同,事实也不能简单并列。但它们一次次进入公众视野之后,我们总能看到同一种社会心理在生长:总有人热衷于从别人的行为中寻找问题,寻找瑕疵,寻找可以提交、可以放大、可以让别人付出代价的东西。

这种人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把所有举报者都称为恶意举报者。真正的问题,是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把“举报”当成了表达不满、实施竞争乃至获得心理优势的方式。他们未必真的关心规则本身,他们更在意的是:我有没有办法让规则落到你头上。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理。

因为它带着一种微妙的权力快感:平时我拿你没有办法,但我可以找一个比你更有处置权的人;我无法说服你,却可以想办法让你解释;我无法在正常竞争中胜过你,却可以从你的细节里找出一个问题,然后把它交给制度。

说得难听一点,有些人真正享受的,并不是维护秩序,而是看到自己按下举报按钮之后,别人开始紧张、解释、等待处理的那一刻。

这才是恶意举报最令人厌恶的地方。

它很容易把卑微的私人情绪包装成公共正义,把个人恩怨穿上一件规则的外衣。一个人只是对另一个人看不顺眼,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在“维护纪律”;为了竞争中寻找对手的软肋,却可以把自己描述成“监督规则”。

当举报成为这种手段,规则就不再只是约束人,也开始被人拿来对付人。

容我忍不住犀利批评几句恶意举报者,这群终日潜伏在暗角里的举报者,根本不是什么公平正义的守护神,而是一群靠吸食他人痛苦与社会撕裂来获取心理高潮的“思想克格勃”。脑子里只剩下一套变态的权力幻觉——只要我轻轻按下举报键,只要我的帽子扣得足够重,我就能主宰别人的饭碗,就能过上一把“替天行道”的干瘾。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演出市场的规范,他们享受的是一种“我能通过规则整死你、恶心你”的权力快感。

恶意举报最终会改变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

因为正常的社会生活,本来允许人们有分歧,有误解,有争论,甚至允许一个人偶尔说错一句话、做出一个不够妥当的表达。只要没有越过法律和规则的边界,很多事情其实可以在社会关系内部自行消化。

可如果人人都知道,一次争执可能变成一次举报,一句私下的话可能变成一份材料,一次竞争可能演变成一场针对彼此的“查找问题”,人们就会越来越谨慎,也越来越不信任彼此。

这不是大家变得更加有规则意识了。

恰恰相反,这是大家开始害怕规则被别人当成武器。

一个人在开口之前先想:会不会有人截图?一个学生面对同学先想:他会不会举报我?一个老师在课堂之外也开始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论,一个普通人和别人发生冲突之后,首先考虑的不是怎么把道理讲清楚,而是“我能不能找到对方的问题”。

社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失去松弛感的。

最深的危害甚至还不在个人,而在公共权力本身。因为如果每一个举报都能够迫使行政机关立即关注,每一次网络声浪都能够倒逼部门迅速介入,那么举报者获得的就不再只是表达权,而开始拥有一种不应当拥有的影响力:谁的情绪更强烈,谁就更容易把行政资源吸引过来。

久而久之,行政部门处理什么问题,不再主要由问题本身的严重程度决定,而可能越来越受到网络声量影响。

谁会闹,谁就容易得到回应;谁能把事情推上热搜,谁就更容易把公共机构拉进自己的冲突。

这对真正的监督其实是一种伤害。

因为如果所有举报都被高度重视,真正重要的举报反而会被淹没;如果所有争议都必须行政介入,行政权力最终也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私人纠纷。

所以,好的治理不是对举报越敏感越好,而是越能辨别举报的性质越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认同成都文旅对那英事件最后采取的方式。

行政管理部门不是互联网情绪的客服,更不是全民举报按钮的售后部门。

一个治理部门真正的能力,不是“网友想让我处理谁,我就去处理谁”,而是在网络压力面前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判断。

而不是行政机关为了回应举报而回应举报,为了平息舆论而处罚,为了证明自己“有所作为”而一定要找到一个承担后果的人。

那样一来,行政权力就会渐渐失去自己的节奏。

公共权力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成为私人恩怨的放大器。

一个人可以举报,但不能因为他举报了,行政机关就必须替他完成对另一个人的惩罚;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某件事情,但这种“不喜欢”本身,也不能自动获得行政权力的加持。

更希望所有地方治理者明白这一点:不要太害怕不同意见。

现在有些治理思路,似乎总希望把舆论控制在一个平静的状态,一旦网络上发生争论,就本能地认为是风险;一旦出现批评,就担心扩散;一旦有人表达不满,就想着尽快把声音压下去。

这种思路其实同样误解了治理。

社会有争议,是正常现象。公众不满意,可以说;媒体提出质疑,可以问;不同群体有不同立场,也完全可以争论。治理的意义,不是把这些声音全部消除,更不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只剩标准答案的空间。

治理能力真正的体现,是面对不同声音仍然能够保持秩序,而不是靠消灭不同声音来制造秩序。

把不同意见视为洪水,把舆论争议视为野兽,把偶尔的真情流露也视为风险,最后只会让治理越来越紧张,让社会越来越谨慎。

更糟糕的是,一旦形成这种习惯,举报和捂嘴实际上会互相强化:有人不停举报,部门越来越敏感;部门越来越敏感,公众就越来越相信举报有用;举报越来越有用,又会刺激更多人通过举报解决问题。

如此循环,公共生活会越来越缺少宽容,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信任,而行政权力却越来越疲于奔命。

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事情。

所以,从郭德纲到那英,从网络流传的保研举报争议,到北理工教师被举报事件,这些事情最值得留下的,并不是谁最后受到了什么处理,而是我们应该重新想一想:举报究竟应该是社会监督的一种手段,还是正在成为人与人之间彼此攻击的一种方式?

前者应该保护,后者必须警惕。

一个成熟社会当然不能纵容违法,也不能害怕监督,但同样不能鼓励人们把寻找他人问题当成自己的生活乐趣,更不能让行政机关不断为这种冲动提供现实回报。

行政权力真正的尊严,并不来自它能够处罚多少人,而来自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手,什么时候应该拒绝,什么时候应该让社会自己讨论,什么时候应该让一个本来就不该成为行政事件的事情,安静地回到它原来的位置。

当法治不再向举报狂欢做出膝跳反应,当行政治理重新找回人文的温度与自信,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卸下那副令人窒息的铠甲,迎回久违的烟火气与真正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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