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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洪救灾的亲身经历
吴建国
我们都看过中共媒体对抢救洪灾等自然灾害的报道，这些报道总是吹嘘中共的所谓党和政府在救灾过程当中怎样怎样，大肆歌功颂德。我曾亲身经历并参与了家乡一场重大洪灾后的善后工作，因此想分享我的亲眼所见——并揭示当局的实际作为。
1981年年中，正值期末考试期间的一个下午，大雨倾盆而下，且连降两日，势头未减。我立刻挂念起家里的情况。我家那栋老房子容易漏雨，这种规模的暴雨肯定会导致严重的洪涝。次日，当地报纸报道了全区遭受特大洪灾的消息。起初，我因考试在身而犹豫是否离校，但当晚一位从我家乡返回的同学描述了那里前所未有的惨状。我深感忧虑，急于亲眼确认情况，于是下定决心。第二天一早，我不知道公交车是否正常运行，我向朋友借了一辆自行车，踏上了回家的50公里路程。我曾试图想象洪水的规模，但想到家人应对季节性洪水的经验，心里多少有些宽慰。
在镇郊，我遇到了许多难民，他们推着手推车，车上堆满了被水浸透的棉被和棉袄。一进入镇中心，灾难的惨烈景象便令我震惊：洪水甚至淹没了我外婆那栋位于高处、向来被视为安全之地的两层小楼，水位直逼二楼。我抵达时，洪水已基本退去，留下一片狼藉。在外婆家门外，我遇到了七姨夫。当我询问能否把自行车寄放在屋里时，他摇了摇头。跨进门槛，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地板因长时间浸泡而变形翘起，散乱不堪；墙壁上则覆盖着厚厚一层恶臭的河底淤泥，一直蔓延到天花板。泥泞深及脚踝，根本无法放自行车。于是，我把车寄存在一位朋友的多层公寓里，匆匆赶往父母的住处——那里的受灾情况要严重得多，房子已被洪水彻底淹没。
洪水初袭时，父母并未料到水位会涨得如此之高。他们按惯例采取了防范措施，将妹妹们送往外婆家，自己则留下来加固房屋、保护财产。然而，水位上涨的速度快得惊人。他们不得不放弃一楼的财物，撤往楼上；当洪水漫入楼上房间时，他们被迫爬上了屋顶。邻居陈先生在自家房屋被淹没后，也爬过来与他们会合。由于无处可退且水位仍在上涨，他们用粗绳将自己绑在屋顶的固定物上，以免被洪水冲走。与此同时，外婆和妹妹们在附近爬上了隔壁一家两层楼餐馆的屋顶。外婆因极度担心父母的安危，整夜以泪洗面。
整个街区的居民都在屋顶间穿行，试图寻找避难所，而当时仅有少数几栋多层混凝土建筑可供容身。这些现代建筑大多供当地官员居住，许多官员紧闭大门，拒绝让民众进入，致使绝望的家庭被困在周边的屋顶上。随着水位不断攀升，被困人群最终冲破了守卫的阻拦，强行进入了这些建筑。在河岸边，当地一家采砂公司的工人撑着小型作业船，驶入被淹没的巷道，将困在屋顶上的居民（包括当时屋顶已近乎没入水中的父母）救起，并把他们送往安全地带。
撤离时，父母只来得及带走一个装有全家毕生积蓄的袋子。像当时许多个体经营者一样，父亲不愿将辛苦赚来的钱存入国有银行，因为当局曾有过冻结或没收私人银行存款的先例。
洪水退去后，首要的紧迫任务是抢救衣物。厚重的冬装和成捆的棉絮在污水中浸泡了数日，随时都有腐烂变质的风险。在我们家对面，母亲正站在公共手压水泵旁拥挤的人群中，与邻居们一道清洗沾满泥浆的衣物。她告诉我父亲和妹妹在河边，我便匆匆赶去与他们会合。父亲因坚持锻炼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且因刚拿到梦寐以求的正式营业执照而心情格外舒畅；他微笑着向我打招呼，神情似乎未受周围满目疮痍景象的影响。我们在河边跪下，清洗那些沉重的衣物。河水浑浊不堪，但公共水泵的供水能力无法满足众人的需求，我们别无选择。每隔一阵，我们便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计，静默伫立，目送那些溺亡者的浮肿尸体顺流漂过。
中午时分，我们回到一栋高耸的行政楼，顶楼的礼堂被临时改造成了避难营地。母亲的同事热情地邀请我的父母和姐妹们一起吃午饭，我则留下来看守我们仅有的几件抢救出来的物品，直到他们带食物回来。在晴朗炎热的午后阳光下，我们用剩下的时间冲洗衣物，并把它们晾晒起来。
从那天起，灾后重建就成了我的全部工作。除了没完没了的清洁工作，我们的房子也受到了结构性破坏：共用的后墙已经坍塌，两侧的墙壁也摇摇欲坠地弯曲着，地板被厚厚的泥沙掩埋。附近山区的流离失所的农民很快来到这里寻找零工。父亲雇佣了其中三人清理瓦砾，但一天工作结束后，他们每人索要十块钱。在当时，十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一周的收入。父亲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比他们平时的田间劳作更辛苦，于是与他们协商，最终将工资降到了每人五块钱。接下来的几天里，随着成百上千绝望的农村劳工涌入城里，工资水平急剧下降。
经过两周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的房子基本清理干净，所有物品也都冲洗干净了。成堆湿透、破败不堪的家用物品被拖进巷子里，在街道两旁堆积成近两米高的垃圾墙。打开前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堵腐烂的垃圾墙，我们在墙边用砖块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炉灶，用来做饭。我们算是幸运的：父亲还有足够的积蓄雇人帮忙，修缮房屋，还能去菜市场买菜，那时的蔬菜价格已经飙升。无数家庭根本没有积蓄，也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援助。
洪水高峰过后两天，当局安排了一次空中物资空投。飞机没有使用降落伞，而是将装满物资的木箱直接空投到居民区上空。冲击力震碎了全城的瓦片屋顶；一个木箱砸中了我同学林刚的弟弟，造成他头部重伤。尽管民众对这种无能的行为感到愤怒，当地官方报纸却在头版刊登文章，声称感激涕零的市民仰望天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与此同时，那些没有亲人的老人被困在大楼里，他们身体虚弱，无法清理被洪水冲毁的家园。一个月后，大楼管理人员将所有疏散人员驱逐出大楼；无处可去的老人们只能睡在水泥楼梯和走廊里。
农村农民首当其冲地承受了这场灾难的打击。除了失去亲人，他们的粮食储备也荡然无存，储存在农村土仓里的全年粮食全部被洪水冲走。我七十岁的姑婆彻底陷入了困境。洪水来袭时，她唯一的女儿正在外地拜访一位求婚者。姑婆匆匆忙忙地把她心爱的猪赶到附近的山脊上，拴在树上，然后回家拿些器皿。等她爬回来时，猪已经不见了——很可能是被偷了，也可能是被雨水冲走了。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一头可以卖的猪相当于半年的收入。房子被毁后，她躲进了山坡上一个果园的棚子里，在瓢泼大雨中待了四十个小时，没有吃的，直到附近一位农民给了她一碗稀粥。当她最终回到家时，她的主要住所已经夷为平地。她趟着齐膝深的积水走进一间附属建筑，脚踩到了一个水下的东西：她的保温瓶，瓶塞还紧紧地塞着，里面装着让她活下来的饮用水。
刘姨父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沿着被冲毁、泥泞不堪的小路才找到她。当我最终在镇上见到她时，她强颜欢笑，对我说：“别担心我，你先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吧。”我追着她跑下街，塞给她一张五元纸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没有食物也没有收入，经常来我家领些现金。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两米高的腐烂垃圾堆在夏日的酷暑中滋生，引发了人们对霍乱和痢疾的极度恐惧。直到那时，市政府才终于调集运输卡车，派遣军队清理道路。紧随其后的是官方的摄影记者，记录着“人民政府的善举”。干部们厚颜无耻地争相出现在镜头前。然而，对于那些花了四个星期才从泥泞中挣脱出来的家庭来说，却没有任何援助——只有自力更生。
重建工作同样艰辛。我们需要砌砖工来重建倒塌的墙体并加固地基，但由于政府部门和私人家庭都争相聘请熟练工匠，导致他们供不应求。我们好不容易请来的工人在多个工地间来回奔波，每次只能干上一两个小时，因此需要时刻有人盯着。为了更换破损的屋顶瓦片，父亲委托一位相识的农户帮忙采购并送货上门。货车抵达时，农户问父亲是否需要清点数量。父亲为了表示信任，摆摆手说不必了。然而几天后，当我们将瓦片码放好准备交给泥瓦匠时，才发现收到的数量还不到所付货款对应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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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