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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蜀都大道｜和祖桦兄聊文革大饥荒
2026年10月13日
CDT 档案卡标题：蜀都大道｜和祖桦兄聊文革大饥荒
作者：何五畏
发表日期：2026.10.13
来源：微信公众号-蜀都大道
主题归类：文革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2026年10月7日，丙午八月二十七，祖国的西南，四川的东部，我的家乡武胜县，气温18-27度，晴好的秋天，午后的阳光带着淡淡的桔黄。
我在玩手机。算法给我推送了一个“怀旧视频”，说“1976年广安县饥荒，灾民们把县委大院门口的几棵瓢根树的树皮就刮了”。
视频中的“灾民”，确切一点说，应该叫饥民。“瓢根树”，方言，指梧桐树，或耳桐树（也许应写作“瓢羹树”，“调羹树”）。“树皮就刮了”，指“瓢羹树”皮被饥民剥来吃了。
广安是武胜的邻县，当时，同属于南充地区。渠江穿过广安，嘉陵江流经武胜，同样的丘陵地带，同样的农耕环境。
我正在老家陪侍病中的母亲。母亲今年88岁。如果说母亲经历过什么“历史大事件”，有两件，是我必须帮母亲记住的：大跃进和文革两次大饥荒。那是母亲一生最困苦的岁月，时值母亲二十岁到四十岁期间（也是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时期）。
视触动了我。“瓢根树皮”和“观音土”，是乡民们苦难记忆的两个符号。这两样东西，是猪狗也不会吃的，当时，绝望的乡民饿到用它们充饥。“瓢根树皮”好理解，它“皮嫩多汁”，不仅可以鲜吃，还用来晒干磨粉，以利吃得干净；“观音土”是什么东西？一种乳白色的泥巴。平时人们就称它为白泥巴，到了要吃它，就被神圣化，成了“观音土”，就像当时农村户口突然变成城镇户口，人还是那个人，但再说起他的名字，就生了敬畏。
我又想起祖桦兄和我家乡的缘分。
文革期间，祖桦兄在我家乡，嘉陵江边的一间战备工厂（对外称“西南玻璃厂”）工作。工厂子弟学校有一位教师，广安人，告诉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职工张祖桦，说老家的农民吃白泥巴，青年职工对子弟校教师说，你下次回家带一点回来，于是有一小撮广安的“观音土”，装进了一只小瓶，以后它跟随满怀改造社会，建设祖国理想的青年张祖桦，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进了北京。
几年前的一天晚饭后，浦志强引我造访祖桦，坐在祖桦家的沙发上叙旧，我提起家乡文革期间的大饥荒，祖桦讲了“观音土的故事”。
我顺手把上述讲广安农民吃“瓢根树皮”的视频帖子转给了祖桦。
下午，我和祖桦兄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这事。
下午五点，我把妈妈抱到阳台的椅子上看夕阳。坐在母亲身边，我继续和祖桦兄聊饥荒。母亲不知道我在手机上做什么，即便没有生病，她也不会知道。母亲仅仅在小时候，“旁听”过她祖父的私塾课（外曾祖父在家开私塾），略识几字。新中国到来到我们家乡时，母亲虽然只有11岁，但也没有正式上学。
作为本文的前言，我还想说，今天的日子有点特殊。
一般认为，中国开启新时期的关键时间点，是1976年10月6日，而不是1976年9月9日。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那么，五十周年前的今天，是中国开启新时期的第一天。也就是说，五十周年前的今天早晨，当中国人民从黑夜醒来，其实中国已经不一样了（只是当时“全国人民”并不知道，“全国人民”要等到10月22号，人民日报登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举行“150万人的盛大游行”，打出“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标语才知道，早在10月6号晚，事情就决定了——遗孀和几个宠臣被抓）。
但到中国农民不再挨饿，还要等到三年以后，即1979年，“大寨田”变成“责任田”。
以下是我和祖桦兄的聊天记录（本人部分，作此文时有订正；祖桦兄的部分，未经他审订。另有加注，放括号内）。
祖桦兄前些年的工作照（网图）
祖桦：地道的广安话听着挺亲切！（在我转给他的视频后面，祖桦回复道）
赵蔚的《赵XX传》也记载了这场大饥荒，尽管很简略，缺少细节。我收藏的那本给浦律了，请他转交给你。
给我观音土的子弟校徐老师就是广安人，时间在75年10月，他回家探亲后见到我痛哭不止，诉说他家乡父老无粮菜可食，已经在吃土了！
我：好，现按《广安县志》和相关地方档案的口径，把文革十年（1966—1976）逐年捋一遍，讲讲粮食、征购、返销和饥荒的脉络。
1966年：文革全面发动，广安和全国一样进入运动状态。这年夏粮收成尚可，但秋粮因旱减产约一成。征购任务照旧下达，部分生产队口粮留得偏紧。年底武斗苗头出现，部分社队干部不敢抓生产，冬修水利停工。春荒尚不突出，但“低标准”的底子已经打好——人均口粮稻谷不足200斤，靠红苕、玉米填肚子。
1967年：武斗升级，县里两派对峙，各级政权基本瘫痪。春耕靠生产队自己组织，化肥、农药供应断断续续。夏粮勉强收上来，但秋粮因无人统筹、水利失修，减产明显。这年征购任务完成得差，上面催得急，下面交不出，矛盾开始积累。农民口粮进一步压缩，部分地方入冬后就开始吃“瓜菜代”。
1968年：广安武斗最烈的一年，部分区社生产秩序混乱。粮食征购任务仍压着，但基层已无力完成。省里从返销粮里拨了一部分给广安应急，数量有限。这年冬，一些偏远生产队出现断粮，靠挖芭蕉芋、采野菜渡日。水肿病开始零星出现，但还没到大规模程度。
1969年：军管会成立，秩序稍稳。这年风调雨顺，粮食总产回升到接近1965年水平。征购任务完成得相对好，但返销粮大幅减少——上面认为“形势好转了”。实际上农民家底已空，这年冬天到次年春，春荒来得比往年早，不少生产队正月就断粮，靠借粮、换粮撑到新麦下来。知青开始大批下乡，他们回忆里“莴笋叶稀饭”的日子，就是从这一两年开始的。
1970年：“农业学大寨”全面铺开，广安搞“改土造田”，部分劳力从粮食生产上抽走。这年先旱后涝，总产又掉下来。征购基数没降，返销粮也没增，农民人均口粮降到文革期间最低点之一。春荒持续到四五月，部分生产队靠国家紧急调拨的少量返销粮救急。水肿病在山区和丘陵区扩散，但县里没公开统计。
1971年：气候正常，总产恢复。征购任务完成得还行，返销粮也给了一些。但这一年“批林整风”运动铺开，生产队里政治学习占去不少时间。农民口粮略有回升，但仍处于低水平。春荒依然存在，只是程度稍轻。这年开始，广安农民外出逃荒的现象零星出现，主要去重庆方向。
1972年：大旱，从春到夏没下几场透雨。水稻、玉米大幅减产，红苕也长得不好。这是文革期间广安粮食最困难的一年之一。征购任务完不成，省里不得不从东北调苞谷入川救灾，广安分到一部分“黑龙江苞谷”。返销粮指标增加，但运输跟不上，部分生产队等到六七月才拿到粮。春荒持续到新粮上市，水肿病和逃荒现象明显增多。
1973年：气候转好，总产回升。但1972年的亏空还没补上，很多生产队种子、饲料都吃了，这年春荒格外难熬。返销粮继续给，但标准压得很低。农民口粮全年算下来仍不足200斤原粮。这年夏天，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回四川，看到家乡情况，后来才有“广安人平均占有粮食200多斤，年收入不到50元”的说法。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基层又乱了一阵。粮食总产持平略降，征购任务压得紧，返销粮指标被削减。春荒照旧，部分生产队靠借高利贷（实物借贷）渡日。这年冬天开始，县城高岩一带有人剥梧桐树皮磨粉，说明饥荒信号已经传到城镇边缘。
1975年：整顿风传到四川，广安也抓了一阵生产。粮食总产略有回升，但征购基数没调，返销粮也没多给。农民口粮依然紧巴巴。这年冬天到1976年春，春荒来得早、去得晚，部分生产队正月就断粮，靠返销粮和“东北苞谷”撑着。逃荒人数增加，前锋火车站出现劝阻外流农民的干部。
1976年：文革最后一年，也是广安饥荒最严重的一年。这年应交征购粮1100多万斤，实际差一半交不出，反而要吃返销粮。春荒从2月持续到6月，部分地方长达5个月断粮。县城高岩梧桐树皮被剥光，灾民外流到重庆捡玉米渣、讨饭，“百万难民下渝州”虽是夸张，但前锋火车站每天拦下的外流农民有几十上百人。省里紧急调拨返销粮和东北苞谷，但分到生产队时已到五六月份。这年水肿病在全县蔓延，但县里没做系统统计。直到10月文革结束，生产秩序逐步恢复，1977年粮食总产才明显回升，春荒缓解。
整体看，广安在文革十年里，粮食总产波动很大，但征购任务基本没降，返销粮时多时少，农民口粮长期压在200斤原粮以下。春荒从1969年后几乎年年有，1972和1976年两次达到准饥荒程度。水肿病、逃荒、剥树皮这些现象，不是某一年独有，而是贯穿整个文革后期的常态。
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广安县委
我：以上是“元宝”整理的。（我的问句是：“请帮我搜索整理一下文革期间广安县的饥荒情况。”）
祖桦：整理得挺清晰！感谢元宝！！据我有限所知，文革中的大饥荒不仅限于川北几县，云南、贵州、安Ὢ、陕西、甘肃、河南等省区也有㎴同程度发生。我用谷歌搜索：写三年大饥荒的专文、专着很多，但写文革期间大饥荒的少之又少，完整的我一篇也没搜到，好像没发生似的。不知何故？
我：“大跃进大饥荒”时期，虽然各级官员已经习惯作假，欺上瞒下，但还没有过分系统化，加之大饥荒来得有点措不及防，惊慌之下留下不少纪录；到“文革大饥荒”，欺骗，作弊，报喜不报忧，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已经从习惯性到体制化。
尽管如此，官方还是承认“水肿病”的——水肿病就是饿毙的隐语。水肿得不到拯救，接着就是饿死。
所谓广安农民向重庆逃荒，需要注释一下：一般地说，当时的农民去城讨口叫化，是不太现实的。【据《未尘封的往事》（人民网-人民日报-2003，席建蜀）写道：1976年广安一带，“许多农民带三级革委会证明外出逃荒”，但可以想见，“三级革委会”不太可能有求必应地开具这样的“证明”。】确切点说，当时的广安农民，是逃往北碚，去哄抢制药厂排泄的玉米渣。玉米渣酸臭赴鼻，但可以救命。武胜也有人去。武胜的水肿情况，势同广安。
十多年前，我见过一位当年广安县的干部（有南方人物周刊的同事黄剑在场，但不是正式采访，也没有报道），他叫陈德X。1975年，作为青年干部，陈从南充某局，调往广安县做副书记。陈说，1975年，广安县水肿病死亡四千人。
【当时，陈先生的口诉，就是1975年，而不是连续几年。粗略到千位数，但亦说明当时的县委对“水肿病”的情况有一定的掌握。查网络，1975到1976，广安县户籍人口82到88万。】
1975年，县委给年轻的副书记分配了一项棘手的工作——去前锋火车站，阻止或安抚去北碚哄抢玉米渣的农民。
祖桦：谢谢告知！亲身经历，永志不忘！！
我：年轻的副书记向县委请求，调拨了五千斤玉米粉，在火车站附近的竹林埋锅设灶，每烧一大锅水，便加一些玉米粉，做成玉米羹——
涌向火车站的农民，拦下来，拉到竹林，喝一碗玉米羹，“劝返”；火车站出来的，驼着玉米渣的老乡，也被引至竹林，给一碗玉米羹，喝了回家。
【陈老人家说，当时广安老乡中有传说，东北运来的救命粮——玉米，袋子里面发现字条，写着“给四川的懒人吃”。但是，他只听到这样的传说，没有见过字条。// 老人家说，赵主政四川之初，来到广安，对县领导表示，可以把边边角角的坡地，分给农民自己种。// 老人家还说，当时，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粮食。语云，“向上，种到山尖尖；向下，种到田边边。”但就是不够吃！】
祖桦：武胜县76、77年饥荒也很严重！我亲见厂区周边田地里菜和草、树皮、酒厂外扔在地上的酒糟渣，所有能吃的都被吃光。据说10斤粮票就可以换一个大姑娘，最远的有卖（逃）到东北的。
我到师院第一学期（78年上半年）主食就是放在大木桶里的玉米面粥，很稀。同班同学张德模还以＂清稀饭与现代化＂为题写了几张大字报贴在学生食堂门口。
我：您还记得你们当时在武胜县城打蓝球的灯光球场吗？附近就是县委县府人大政协，绿化比别处好，有榆树或瓢羹树，它们都没能进入新时期，全部在文革后期被剥皮而死。
【《四川省志 粮食志》载：文革十年，四川农民人均占有粮食不到300斤（注：指原粮，即包括各种粗粮！）。//《平凡的父亲吴运广》（美篇，广安籍人士回忆）：“全村水肿病，国家拨米皮细糠做‘糠粑’治病，东北玉米按颗分”。// 另有广安人的帖子写道，广安县委院子的瓢儿树（或榆树），被涂上滤青，得以幸存。//《父亲的回忆》（南充籍人士的文章）写道：“南充饥民到地委剥树皮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上文说过 ，当时广安县和武胜县均属南充地区）。】
祖桦：记得！每年都得去几次打比赛。能吃上馒头，偶尔有肉。
我：我那时就认识您！你球场上的雄姿。
我是农民孩子。当时觉得县城很远，现在发现很近，公路拐大弯，才八、九公里。——每一个拴在土地上的农民，隔县城都很远！
祖桦：你父亲是教师？
我：我父亲有过一份“公职”，林业局园艺工。很早就回乡当纯粹农民了。我母亲是真正的农民。【“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大饥荒的讳称）之后，国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名义，让部分“不那么重要的皇粮人员”回农村，称为“下放”，但我父亲在那之前就自动离开园艺场了。】
祖桦：比农民要好多了（祖桦兄的意思是比一生只做过农民好多了）。
我：现在，我经常为一个回忆震惊：大多数农民是怎么活过来的！
祖桦：文革初期我也回老家当过一年农民，我老家是苏北响水，全是盐碱地，只长红苕和玉米，常年的主食是发霉的红苕干和玉米粥，没见过米和面。（今天的青年就会不明白了，难道只产红苕和玉米，就只能吃红苕和玉米吗？是的。因为当时没有市场没有交易，只有上级“调配”。）
我：当时，每一个县都有一个“陈永贵似的农民”（村支书，经常出席县、地、省以至北京的各级“农业学大寨会议”）。前些年，我在县城遇到一个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武胜人，他说他也挨过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的父亲叫李X友——当时武胜县的陈永贵。
（前几年，我在网上见到一篇文章，标题是《文革期间为什么没有饿死人》。我当时有点生气，现在想通了：一来，我们的同胞有习惯性的胡说之毛病；二来，长期的信息遮蔽。第三，今天的人们，就算见到白纸黑字，写着文革后期“流行”水肿病，也不知道“水肿病”是啥意思了。）
母亲的阳台，阳台外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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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