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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无耻的洋人》第一章 12 红色恶果
综上所述， 史沫特莱在二十年代末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华民国，以记者身份从事红色宣传和渗透活动。史沫特莱象约翰•里德（John Reed）一样是在莫斯科的文学档案中有文章保险柜的两个美国人。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的铁证如山，但她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一再蒙混过关。
史沫特莱在中国活动的十二年间，“左联五烈士”、“民族魂”和“七君子”等红色头衔先后出笼。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就有进攻苏联的打算，可是随着“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和“皖南事变”的相继发生，战祸就被转嫁到中国。而“共匪”也变成了“红军”！从此事实被歪曲，正邪被颠倒。
以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与民国政府作对，误导和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迫使民国政府改变了剿共政策，承认了反传统反人类的国际恐怖组织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史沫特莱亲自参与了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尾崎秀实则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日本纨绔子弟西园寺公一创办的半月刊《时事画报》上发表评论，宣称中国国民党将会放弃过去的“反共”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同毛泽东等携起手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此断言让他一鸣惊人，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中共领导的红军视为“共匪”而不屑一顾。（杨国光）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也断定，“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西安事变”把中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
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可看到中共完全听命于苏共。毛泽东本来想杀害蒋中正，但斯大林只想迫使蒋中正抗日。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苏共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叛变、反对政府，绑架蒋介石”，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与此同时，苏共发电报给中共，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斯诺在《红色中国散记》中透露，宋庆龄曾告诉他，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苏共还借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诬蔑汪精卫，说“张学良是受了汪精卫的影响，或者是汪精卫利用东北军中的反日情绪，发动了这次政变，绑架了蒋介石。”汪精卫认识到，共匪之抗日，为第三国际而战，其目的在使日本疲敝，使中国崩溃。因此他反共主和，所以，苏共诬蔑他“主张对日妥协，是卖国贼”。这是共产国际的统一调子。过了两天，苏联政府还通过驻中国的使馆发表声明，谎称“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和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直接联系，我们一直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对张学良发动的这次政变。”
君子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不会信口雌黄，也不屑使用阴谋诡计。
共产党却为了篡夺各国政权不惜一切手段。中共一边渲染甚至制造中日矛盾，一边挑起民众的抗日情绪，目的就是要国军停止剿共。共党制造了“西安事变”后，发生了导致中日矛盾激化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于是，国民党中央社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周恩来七月十五日拟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共党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共党在第二条中自己承认了国军剿共的原因。
历史已经证明，共党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宣言。
可惜，共产国际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中共的阴谋却得逞了。
上当受骗的国民政府只好退居台湾，对共党采取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态度。国共两党谁正谁邪，从一九四九年后的台湾和大陆的状况就一目了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中共让木偶廖承志出面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后，宋美龄出面回了廖承志一封公开信。对照两封信，就能获知中共的伪善与邪恶。在此摘录宋美龄信中的一段，以示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宋氏姐妹的不同：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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