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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囚徒的梦想》第十四章、虚假的样板监区
调到五·一分监区，犯人夜晚过道里穿灯珠
五·一分监区在这个监狱向来“声名显赫”，在众多的狱内评比中总是拿第一，是监狱有意打造的“文明视窗”。我们国家向来有这样的习惯，无论中央和地方，都会搞一些示范和样板单位，供外来者或领导参观。这些典型的作用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上级领导展示政绩功绩；二是向参观者及广大国民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以“人造事实”来论证他们的“人造理论”。
五·一分监区分管有犯人大伙房、犯人教研组、猪房等单位，据说劳动时间短，又吃得好，很多“有料”的犯人都找关系调去了那里，所以是全监犯人心目中向往的地方。过去我们夜班开工路过五·一监舍时，几乎每次都能看见他们集体坐在大厅里收看广东卫视“630新闻”，心中很是羡慕。
然而，实际情况根本不是我羡慕的那样。
调来的第一天，负责接收的狱警先将我的书稿收了去，说要先审阅一遍再还给我。当天我被安排在二楼9仓。这个监区建筑结构与六·一原来住的那所监舍基本相似，两层平房加一个小院落，因为是一贯的先进单位，所以要搞出点“花园”以彰显优美环境，院子里栽种了一些榕树，还有一株枇杷、一株梨树、一株石榴、一株桂花和一丛风景竹，另修了一个小鱼池，池上搭建了一个小凉亭。环境是像个半拉子花园，可惜因为多树（窗外还有道路旁的一排大叶榕），蚊子异常地多，远胜于六·一。
晚上，开工的人们回来了，却没见几个人去休息，人人都拎出一包灯珠来穿。这是彩灯灯珠，每包一千粒，我曾经穿过，穿一包大约要2-3小时。我暂时没有发，就帮邻铺的穿。听老犯们讲，他们这里有一个外号叫“番薯”（混得差的人）的犯人是和我对调的，我来了五·一，他去了六·一，调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向上级写了投诉信，控告五·一分监区超时劳动。穿灯珠的速度各不相同，有的犯人穿到9:00穿完了，便去看电视，或冲凉洗衣服，有的犯人要穿到10:00以后。10:30熄灯睡觉，但楼道并不熄灯，还有不少犯人坐在那里，用胶桶支一个纸板，继续穿。12:00我上厕所时还看见有不少人在楼道里穿。听老犯们讲，灯珠是业余任务，即收工回来以后的任务，有的1包，有的3包，像伙房组的就是每人1包，工艺组的每人两包，留仓搞卫生的及夜班监督岗每人3包。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业余灯珠”这个词，在监狱里，犯人们居然也存在“业余”，我觉得挺好笑。
第二天来了10名新犯，新犯下队他们先要按自己的规矩操练一周，强化队列步伐，教授一番队规队纪，以及教唱队歌。这个分监区因为是监狱“先进单位”，所以出收工要整齐列队、齐步行进，并要唱两遍队歌。队歌歌词是：“我们向着太阳，我们满怀希望，迈着新生的步伐前进，前程是那么宽广……有力的步伐嘹亮的歌声，五监区一分监区充满朝气。文明的视窗法治的基地，狱务公开让我们有了信心…”可是犯人们在烈日烤晒下将歌词都唱成了“我们晒着太阳，我们没有希望…”。我总是觉得这种歌唱起来显得非常好笑，既欺人又自欺，于是我从来不唱，纵有带队狱警看见，也知道我的“秉性”，便不予强求。
手加工车间就在猪房顶上，臭气熏天
为了让我和新犯一起操练，第二天他们把我调到了一楼2仓住，这个仓里几乎全是些事务犯或“有料”的犯人，只有两三个是“劳动阶层”的。新犯训练的一个周内，每人每天要穿5包灯珠，这对我戴近视眼镜的人来说是个艰难的任务，初始时我要3小时才能穿一包。那头发细的两根小腿，要准确插入胶粒内的小孔中去，我得看清了才行，后来为了准确，干脆取下眼镜，因为我发现——近视眼看近处的东西，不戴眼镜要比戴眼镜清楚。几天后我的速度提高到两个半小时1包，但新犯当中那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只须2小时，甚至1个半小时就能穿1包。我不知自己年少时有没有那么快手，但现在的确手笨。为了完成这5包，我每天要穿到晚上10:30，刚好熄灯睡觉。只是一楼为防监狱检查，熄灯后不准在楼道干活，否则一定会有不少人继续在楼道穿。晚上坐在床前穿灯珠，蚊子便在脚、脚腕和腿上咬，它们完全能穿透单裤单衫来吸血。由于蚊子太多，白天细看脚面和脚腕，都布满了红色的斑痕。
教研组已编到了新收监区，此时新收监区改称为十一监区二分监区。目前五·一有伙房组、猪房组、印刷组、棉胎组、米机组、酒房组（生产米酒、药酒等）和工艺组。一周后，我们随工艺组开工，工艺组其实根本无“艺”可言，干的是最简单而又最枯燥的拉单边。晚上也要开工，是6:30至9:30，每天在车间的劳动时间大致为11个半小时，如果加上监仓穿灯珠的时间，总共应该有14-16个小时。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晚饭干脆拉到车间来吃，吃罢饭继续干活。
五·一的车间建筑与新收监区现已推倒的那些比较相似，基本都是砖瓦平房。一进车间大院，正对大门的是一堵白墙青顶的照壁，正中挂一面大警徽，两边分别写着“严明纪律”、“秉公执法”。占地面积最大的是猪房，全是一层的平板房列成一排，猪圈就在房内，猪们一生难得见到一次阳光，唯一的一次出圈机会就是屠宰，可惜每次宰杀时太阳还未出山。猪房的地势比大院低两米多，其中有两间猪房顶上又建了一层瓦屋，一间是仓库，另一间就是工艺组的车间。这两间瓦屋中间那栋圈房屋顶是一个景况相当凄惨的花圃，坛坛罐罐里栽培了一些干瘦得要死不活的花草，即便开出来一些瘦小的花朵，也全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苦笑模样。花草的旁边置了两只尿桶，是工艺组和印刷组犯人如厕的地方，可是许多犯人嫌尿桶太臭，干脆站在屋顶上对着圈外的猪粪堆欢撒。麻烦的是，尿桶、猪粪堆都在工艺车间的窗口下，于是车间里恶臭阵阵，狱警们没事是不会轻易来这个车间的。
好在养猪项目已被计画掉了，几个月后，最后一批猪被杀掉，猪房也被挖掘机的大铲推倒，唯独留了工艺车间这栋，像个庙一般屹立于废墟之中。
工艺车间屋顶其实只有不到1/3覆盖着瓦，大部分是由塑胶布搭成的。乱七八糟的木料屋架下，那一张张三合板木桌就是作业台，我们就是在这样破烂、阴暗、熏臭而多蚊的环境中“劳动改造”的。
每天任务——拉单边140条，我拼死只能拉80条
拉单边是一个速度活，也要一定的技巧，掌握不好，会割破手。刚开始拉单边的一个月内，手指总是磨出水泡、溃烂，但一个月后，手指生出了老茧，便没事了。这里的任务定的相当高，每天每人140条。每条单价7分5厘，140条就是10.5元。监狱下达给这个分监区的任务是：每个犯人每月必须完成240元产值。可是不知这些狱警们搞的什么鬼，接下来的单价如此之低，为了完成监狱下达的任务，只好疯狂提高任务量。我初听到这个任务量吓了一跳，我过去拉的时候，最多一满天才70条，这该如何对付？但是他也有补救措施：1包灯珠当12条单边，假如在车间能拉到104条，回监舍再抢出3包灯珠来也可以凑齐任务量。实际上，这个任务无人可以真正完成，那几个达到了任务量的犯人，是因为花钱买了别人的灯珠才得以完成的。灯珠的“市价”是6元钱1包，当然这种买卖是无法进行现金交易的，一般是双方私下记个帐，月底购物时以等值货物如食品、日用品等付帐。
这样的任务量令所有的犯人（工艺组有50多人）感到绝望，大面积完不成，阿福（主管生产的副分监区长，叫李清福，犯人通称他“阿福”或“福哥”）既生气又苦恼，大发脾气也毫无办法。无奈，只好降任务，降到121条，即便如此，这依然是个很高的门槛。我每拉一条要6-7分钟，1小时最快11条，拉121条我得11小时，而且是手忙脚乱、一刻也不敢放松的11小时。车间里的犯人们全都屏声静气、争分夺秒地拉，有的人就将小闹钟放在面前，计算着分分秒秒来拉，最快的1小时可以拉到16条，但是无法持久，仅能维持1小时，平均来算，一天下来最快速度的是13条每小时。每条单边有49条短线和50颗胶粒，不能错，一般的做法是要么拉之前先数好线，要么拉完后再数线。但有的聪明人，为了节省数线时间，一边拉一边数线，拉一根数一根，默记在心，虽然这样神经更加紧张，但每条单边他的确能节省20-30秒时间，一天下来，要比单独数线朵拉10多条。别小看这10多条，在这种抢速度的手工活中，10多条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我在车间拼尽最快速度可以拉到80多条，回到监舍后要穿3包灯珠才可完成任务，这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几乎没有犯人能在车间完成任务，全得靠回监仓后，利用午休和晚上睡觉前的时间穿灯珠来补任务。晚上在车间加班，一到5:30以后，猪房的蚊子就上来攻击，这可是连猪皮都扎得透的大蚊子，在身上一咬一个包，然而犯人们又无暇顾及自己的双腿，一心只顾拉，拉，拉，拉得人心脏异常紧张，觉得人这般活着真不如死了好。
在车间开工时间里，我之所以还努力去拉，是因为小说稿还在狱警手里，我想等到他们还给了我，我将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劳动态度。而且此时，在这个分监区遇到了一个叫赵润贵的老乡，他是汉中人，60多岁了，在狱警那里有相当好的影响，他听说我还想工余搞写作，就对我说——“好好先表现一段时间，我争取帮你调到好的工种，比如印刷、猪房组或酒房组等这些任务轻的地方去，你就可以有更多时间搞写作。”听他这样讲，我还是抱有一线希望，我想，减刑我不搏的，但如能搏到时间搞写作却是我的心愿所在。所以，最初的半个多月里，我尽管完不成任务，基本上开工时间还在拼力去拉。
李教导员多次谈话，“改造”工作以失败告终
五监区教导员李久生来车间大院找我谈话。李原来是六监区副监区长，与祝君华比较相熟，我听过他的名字，但并不认识他。李开口就说：“我见过你，你第二次禁闭前，是被吊铐在车间大门上的，有一个干部就跟我开玩笑说——‘你看你们北方人’。我是内蒙古的，当然也是北方人。说实话，看到你那个样子，我心里也不舒服。”他与我聊了许多，告诉我潘副监狱长原意是要将我安排在五·二（老残队），但他决意将我安排在五·一，他说理由是相信我能变好。我告诉他这不可能，只要是超时劳动我就会反对，而且我不会去改造的，你们也别指望我能改造好，如果我干的话，那纯粹是为了搏个休息，好有时间写作，至于减刑，我不要的。
李奇怪地问：“减刑都不要？我还没听说过哪个犯人不要减刑的。还是信仰问题吧？那你能否告诉我，你究竟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有用吗？我看你的信仰有些虚无飘渺，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希望。你们无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又无强大组织，人常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恐怕永远也难得有成。”我回答他：“李教，我不想在这个环境里与您谈政治话题，更没有兴趣去做无益的辩论。但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社会角色——我是一个志愿者，或者可以说叫义工，做社会公益的义工，只跟着信仰走，不论结果与回报。至于我们信仰的东西有无希望，这东西存在于将来，有些人看得到，有些人看不到，看不到的人一般不相信它的存在，我用语言描述或许只会增加你的反感，不如还是少谈为好吧。至于兵卒、枪炮、组织，这些对民运并不重要，民运的力量不在这里，它比任何枪炮、兵卒、组织都要强大得多。”
李前后多次找我谈话，试图说服我好好“改造”，每次我都客客气气地表示感谢他的好意，但“改造”与否我有自己的看法，并劝他别再抱这样的目的。每次无功而返，李总是有些怅然若失，我想他之所以安排我在五·一，或许是他相信“文明”的五·一会逐步同化我，“改造”好我，这样的话，把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改造过来的功勋将会记在他的名下，他便可以这项功勋而受到上级垂青、表彰，或许还有希望加官进爵。
这个监区“有料”的犯人的确很多，大多都受到了照顾，分在相对较好的工种。比如伙房组，劳动量不大，并且吃得好；印刷组的活路轻松、优雅；猪房组、米机组和酒房组等，也是相对比较舒服的工种，它们都是“有料”犯人们比较理想的去处。相对而言，工艺是最辛苦的组，“有料”的犯人是不会来这里的，纵使来也只是走个形式，不几天就会调走。比如一个姓李的“有料”犯人，犯诈骗，比较有钱，一下队便有科室狱警专门找到花园去叮嘱关照，在工艺只混了不到一个月就调去了印刷组。当然，即使是相对舒服的组里，也会有一些没钱的犯人，这些犯人全是干活的，没有他们，这些组将无法维持，因此，他们是必需的。总的来看，一条规律就是：无论没钱的犯人如何分工，凡有钱的犯人必不会干辛苦活。比如王天云，与我同期下队，他是廖新华的同案，此人比较“有料”，在新收时接见了一次，买回来的东西需要4个人才提得完。我来五·一后遇到了他，才不过一年多，他就爬到了门岗的位置，尽管缺乏个人能力，但却成了犯群中的“风云人物”，每日留仓，无须再出工了。王天云靠有钱养着几个事务犯和几个狱警，其中一个姓董的狱警就天天找王天云拿速食面、火腿肠、饼干、水果、饮料等吃喝。据说这个狱警因为赌球输了5万块钱，他贷款还债，现在银行每月扣他的工资，只给他500块钱过日子，所以他不够吃，只好吃犯人的。不过，他也不是白吃，别人给他好处，他也要帮别人办事，比如时常去帮这些“大佬犯人”们买些小笼包子、打打电话，过年过节时再帮买些烧鸡、烧鸭、虾等。于是，在他的帮助下，这些“大佬犯人”们在犯群中显得更为特殊。王天云为人相当势利，我来五·一后，明明是认识的，却总装作不认识，不愿理会没钱而且抗改的我，而我也看不惯凭钱买关照的人，也不愿主动搭理他。
最舒服的岗位是“后勤”，有料才有资格
分监区里最舒服的岗位就是留仓做“后勤”，大约有10来名犯人，基本都是有些来头的，只有两个是来自“草根部落”。留仓做“后勤”不仅肉体轻松，而且还照拿好成绩，并且还可以享受不少特殊待遇，比如在寒冬里，他们可以从伙房拉开水来洗澡，而我们普通犯人则只有去冲刺骨的冻水。所以，没有“料道”的犯人是很难留得了仓的。至于这两位留仓的“草根”，那是属于特殊情况，其中一位元是“积委会”主任的“马仔”，“大佬”们需要留这么一个人在仓里帮他们干这干那的，所以留了仓；一位是去年全监对留仓犯搞“竞争上岗”活动中仅存的一颗种子，他叫罗新庭，是不能轻易调走的，否则分监区留仓犯就没有一个是竞争上岗的了，就无法向犯群展示这一“公平机制”了。然而，元旦一过，就到了2005年，2004年的“竞争上岗”活动便可以寿终正寝了，于是，老早就为自己的照顾对象盯好了这个位子的狱警们立即行动，将罗新庭赶到了酒房，而把一位下队尚不足半年、处遇还是考察级的“有料”犯人调回了监仓，担任夜班监督岗。一时间犯群当中议论纷纷，许多人感到惊讶，因为按监狱规定，“考察级”犯人是不可以担任这个职位的，担任这个职位的一般都是坐了好多年的老犯，并且起码要拿到过一个“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罗新庭在监仓时，除了担任夜班监督岗，白天还要负责管晒衣场，负责管剃须刨的收发和充电，他做得非常用心，甚至每个犯人的衣服他都认得出，连一双袜子都不会搞错，极少有错收衣服和丢失衣服的事情发生，剃须刨也总是充好了电，并摆放得整整齐齐。可怜他“没料”，被赶走后，晒衣场便秩序大乱，衣服丢失、被人错收几乎天天发生，搞得犯人们不敢去晒内衣和袜子，而且挂出去的还常常被风吹落在水滩里无人收拾，收回来的衣服也是乱成一团，洗好的衣服去晾又常常没有衣架；须刨吧又经常没电，再不就是按原来的位置找不到。犯人们一时怨声载道，然而又毫无办法，再怀念罗新庭也无济于事，干得再好没有钱那就是“行也不行”。
考察级犯人做夜班监督岗去年也发生过，那是一个姓方的福建籍犯人，刚下队就安排到了这个职位上，只是后来监狱一再强调不允许这么做，才将方犯安排去车间，在猪房做监督岗。猪房本来是不需要这么一个岗位的，并且大院里已经有了三位监督岗，早就足够了，但是为了安排这位“大佬”，狱警们就“创造”了这么一个位置。方犯只须每天坐着就可以年终稳拿“积极分子”，并且不时有人送来好吃好喝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俨然是犯人里的贵族。后来猪房拆了，这个岗位无法再维持了，狱警们便把方犯安排在大门口，和原有的两名犯人一同把守大门，显得“人多势众”。人太多终究不好看，年底，一位监仓夜班监督岗刑满出狱，狱警们便把方犯调回去补这个美缺。至此，这个分监区便有了两名“考察级”的夜班监督岗。
狱霸喝酒打人，伙房狱警每天盗卖400斤猪肉
夜班监督岗当中有一名姓郑的犯人，他是留仓犯当中最有实力的，也是最狂的一位，时常和狱警一起喝酒，喝醉了回到监仓发酒疯，却无人敢言。有一次发酒疯，将一名犯人扯到大院里殴打，然后又冲进监舍，在上下楼道里狂呼乱叫，要收拾这个收拾那个，因为他长得高大威猛，一发起疯来，众犯无不心惊胆颤。但狱警却只是拉住他劝解，并不做任何处理，按监规，喝酒和打人都是要禁闭的，然而狱警因为不敢得罪郑犯的背后关系，却只是站在打人者和被打者之间作斡旋调解，公务人员腐败到此等地步，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前途！发生这件事时正是大过年，许多犯人心中很是不平，但又毫无办法。我鼓励这名被打的犯人向监狱控告，我的理由是——一来郑犯喝酒，二来郑犯打人，这两条都够得着禁闭。这名犯人终于鼓起勇气向分监区提出要求——如不作出处理，他就直接向监狱控告。迫于这种压力，分监区将郑犯的纪律组长之职撤了，但未作任何扣分处理。如此之轻的处理结果令我们许多人感到惊讶，但估计再告也是告不翻的，这件事便到此划上了句号。令人更为惊讶的是，仅隔不到一个月，郑犯调任监狱伙房大组长，这可是个十分滋润的美差，吃得好、玩儿得好，还稳拿好成绩，比他原来的纪律组长显赫多了。等于是说，打人事件给郑犯没有带来丝毫不利的影响，他丢掉了虚职却换来了实利。
不过，郑犯调任监狱伙房大组长，也有一些机会的因素在其中。据伙房的犯人们讲，大伙房每天进购猪肉1000余斤，而伙房干部却将其中400斤左右以注水的猪肠、猪肚替换掉，自己拿去卖钱，于是全监6000多犯人每天的肉食就无形中缩水了40%。这件事被人举报查证后，监狱并未处理这名监守自盗的黑心员警，只是将原来的伙房大组长张辉灵撤掉了事，等于是把惩罚转嫁到了犯人身上。注水猪查证后，我们立即感觉菜里的肉条条比原来明显变多，菜也变得油腻起来，这就是注水与不注水的区别，这也是腐败与不腐败对民生影响的巨大区别。并且我想，伙房干警在猪肉上作弊应该很有历史了，因为自我入监以来这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吃的是星星点点的“缩水肉”。
这个分监区没有共用的剃须刀、鞋刷和发剪，贫困犯又无钱来买，所以每到狱警勒令剃须理发的日子，这些人就发愁，包括我，只好任由胡子长着，长到与头发差不多长时，找机会蹭着别人理发时，用发剪剃去胡须。洗鞋就没有办法，只好用手搓着洗，虽然洗不好，但只要见过水，总要干净一些。后来我帮一个犯人写了一篇演讲稿，他拿去参加监狱组织的“普法教育演讲比赛”，结果拿了一等奖，挣回100元奖金，他坚持要买50元钱东西给我，实在推脱不掉，我就请他买一只剃须刀。剃须刀一只27元，他又加购了一箱速食面给我，我将这箱面和一位河南籍“三无”犯平分享用了。这里有钱犯人仍与其他监区一样，要雇佣“马仔”为其服务，如果他有生产任务，只须拿些物品送人，便可换来产品，从而超额完成任务。工艺组是所有生产组当中最辛苦的，偶尔也会有一两个有钱犯降临此处，那是因为在别的组犯了无法包庇的错误，才会罚到“下界”与我们一起做苦役。
犯人王谷被批斗成神经病
由于车间环境恶劣，天气炎热，而任务又压得犯人们喘不过气，犯人们普遍心情暴躁，极易冒火。不少犯人为了争分夺秒，坚持在车间不喝水，这样便可以少上厕所甚至不上厕所。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一旦发生身体碰撞、口角，便往往会导致斗殴。7月份里，先后发生了四五次斗殴，其中两人禁闭，其他人扣大分。遭禁闭者当中，一个叫李威峰，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河南籍“三无”犯，他和别人冒火之后，猛然一拳打倒对方，被禁闭了7天，出来后，他整天无精打采，每天只拉30-40条单边，狱警拿他也没有办法。另一个遭禁闭的叫王谷，湖南人，个子挺小，一张娃娃脸。王谷其实并没有打架，是另外两个犯人因为生产纠纷，晚上回到监仓打架时，他厉声尖叫“打人啦、打人啦！”而惹下的祸。值班狱警没有被打架吓着，反被他的叫声吓着，于是将他关了7天禁闭，另加半个月严管。
王谷回来后，恰逢分监区开“帮教会”，他和另两名刚刚打架的犯人一道被挂上20多斤重的木牌，木牌上写着“抗改分子×××”，站在全体犯人面前，接受指定“帮教犯”们轮番的发言批判。最后还要接受分监区和监区领导们的轮番批斗。三名示众犯站了足有3个小时，王谷由于个子小，被木牌吊得面色煞白，体力不支，几次要倒下去却都被强壮的看押犯们捉拿住。
此后一个多月里，王谷一直闹精神病，坐在车间里两眼发呆，不时走到墙边要撞墙，不时又自言自语地和亲人“打电话”。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个月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竟又逐渐恢复了正常。我当时挺同情这个小兄弟，一有时间就和他聊聊天，聊天中发现这个小孩性格内向，多疑敏感，很难对他人产生信任。他平时很少与别的犯人谈心聊天，只是接触多了以后，对我才逐渐变得比较信任。但几个月后，他故态复萌，常常在中午睡觉时哈哈大笑，又常常突然情绪烦躁、易怒，与仓里的犯人发生口角、斗殴，但是犯人们都指他是“装神经病”，许多人歧视他，狱警也不理会他的情况，不予理疗或作心理谘询（监狱设有心理谘询室），于是，王谷变得日益孤僻。
半年时间，目睹近20人被铐窗，有的三天三夜
分监区多年来都是“视窗单位元”、“文明分监区”，然而不文明行为在这里却比比皆是。前面提到的受到禁闭和扣大分等严重处理的斗殴事件并非全部，还有不少斗殴事件只以扣小分处理，或以批评教育等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因为——如果禁闭或扣分多了，势必影响分监区年度评比，影响他们对“文明单位”称号的继续蝉连，影响五·一分监区一贯的“先进”形象。所以，好多事情他们包了起来。
再说劳动，严重的超时劳动比其他分监区毫不逊色。别的分监区再加班，也不会将加工活拿到监舍干，而这里，监舍就是第二车间，白天到处是穿灯珠的，夜晚同样是，即使打熄灯铃后，也还有大量犯人挤在楼道里紧张地赶任务。完不成任务减不到刑哪，犯人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活得真够呛血。伙房组有犯人为了逃避穿灯珠，不惜用菜刀剁伤手指。对此，分监区领导在会上威胁说——如果查出这些手伤是故意的，定将严惩不贷！
监舍一楼的窗口既是通风采光的设施，又是这个分监区行刑的场所。平时，有吵架、打架或点名迟到等违纪行为的，一般是先铐在窗口的钢条上，有的铐上半天，有的铐上三天三夜，有的铐上一星期，最长的据说铐了两个月。铐窗口，白天不算很苦，苦的是夜晚：夏天蚊子死命地咬，冬天寒风吹得瑟瑟发抖，却又不敢发出哀嚎，否则，很可能会遭到“加刑”——成倍延长铐窗时间。在我来五·一的半年时间里，亲眼看到过近20名犯人被铐过窗，其中黄红辉、戴跃武和黄乌弟等人是在深冬里被铐的，夜晚也是铐在窗口度过的。廖小贡、张孟忠两人被铐了三天三夜，不过那时还不是很冷，但铐完窗后，他们两人又被罚站大厅一周——别的犯人在那里娱乐，看电视，他们挂着“抗改分子”的牌子站在电视机两侧。对他们来说，重重的牌子应该不算十分难受，最难受的应该是心理与精神的折磨。
除了铐窗、罚站，这里还有一些别的惩罚方法，比如晒太阳（夏日烈阳）、跑步、队列操练(站军姿或三大步伐)、抄规范（5遍10遍不等）等等。另有一种奇怪的方法叫“孤立”，曾经有一个叫关键生的犯人，因为顶撞狱警，被罚“孤立”——全分监区任何犯人不得与他讲话。与此同时，关键生还说自己被狱警用开水烫过，被分管工艺组的那位队长踢过，并罚他在7月的烈阳下绕车间大院跑了60圈。
我和林德道反抗，“阿福”嘴都气歪了
别的组毕竟比工艺组情况好很多，晚上还可以坐在大厅里看看电视、打打牌、下下棋，工艺组是不可能有这个福份的。但别的组也有不参加娱乐的，那是一些贫困犯，他们坐在监仓里，除穿自己的灯珠任务外，还要帮有钱的犯人穿，或者多穿一些，存在那里，随时售卖。
我仔细想过老乡赵润贵的提议，我想即便以后调我去了印刷组或别的组，可是像我这样的“罪犯”——不背“38条”，不唱队歌，走队列如散步，劳动又不积极，还不肯写改造总结，他们如何容得下我，况且，遇到不平事，又好直言直语，甚至越级控告，迟早还会被狱警们发配回工艺的。我没有钱给他们烧香，因而，纵使以上各方面不出问题，一旦新来了“有料”的犯人需要安排，我首当其冲得靠边让位，最终还得回工艺。而且，老乡赵润贵再有一个多月就回家了。他能帮到我的也就这一个月。所以，仔细想了想，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囚犯，工艺应当是我的长期归宿。这里的狱警十分现实，“没料”就是不予照顾，每一个清闲的劳改岗位都意味着一定的价值，都是可以带来“销售”收入的。纵有少量清闲的“劳改岗位”也会让给贫困犯，但这种贫困犯必须是在劳动上非常拔尖，足以充当“典型”才行。有了这种珍稀的“典型”，一方面可以掩人耳目，表明他们并非光是看钱，另一方面又能“调动”其他犯人的劳动积极性。（注——这一年，司法部将严酷的“58条”改为了“38条”，字数从原来的3500多字缩减到700余字，许多冷酷无情的字眼被删去。看起来是好看多了，但这个东西也许只是给外国人看的，实际执行中，狱警们操作的还是“58条”那套。因为，司法部只管拉屎，不管擦屁股，并无任何人监督检查“38条”的执行情况。）
我把小说稿要了回来，托放在老乡的柜子里。然后我开始了有限的抗拒——收工回来后不穿灯珠，中午不穿，晚上也不穿。一个多星期当中，没什么事，原来是“阿福”出差广州了，生产上暂时没有狱警督察。听老犯讲，这个分监区以前还是挺舒服的，开工时间不长，也不用穿灯珠，但自从“阿福”分管生产以来，情况大变，现在早已不是过去的“好地方”了。但是，一个多星期后，“阿福”回来了，他回来的次日，便将20多名未完成前一天灯珠任务的犯人全叫到车间大院里，趾高气扬地训话，一方面斥问未完成任务的原因，一方面要求作出完成任务的时间保证。这样逐一训问完毕，作出了保证的犯人被分开到一边去蹲，不能给出保证的只有我和林德道。林德道是汕头人，和我同一批投牢到新收的，他下队到五·一后，刚开始是在伙房，我在六·一时曾看见他推着饭车到处送饭，但后来他因为不满事务犯的欺压，打了架，而被发配到了工艺组。
“阿福”歪戴着警帽，正忙着训问林德道，突然想起还有那么多人蹲在一边，遂一转身，将手有意作出伟人的姿势，一挥：“你们回去。”这一挥手不禁令我想起了毛伟人的那个“挥手之间”。林德道并不理他，迫问急了，林大声说：“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只能干这么多，别跟我再啰嗦！”在林这里他没有训出个什么结果，气得暴跳如雷，又转过来训问我，我也是同样的回答：“我只能干这么多，您要觉得我违反了监规，那你就禁闭我吧！”“阿福”的嘴变歪了，显然是气坏了，他命我俩蹲在一边，起身去了车间，皮鞋似乎也生了气，踩得水泥地“笃笃”地响。
“阿福”新政：完不成任务，晚上关仓穿灯珠
当天晚上回监仓后，“阿福”实行了新政：完不成任务的不得娱乐，全部关在10仓，穿灯珠。我拒绝去10仓，便去值班室找狱警，要求他们关我禁闭。值班的是梁指（这个分监区对“领导”惯称“×指”，梁指是分管教育改造的副分监区长），他似乎感到有些为难，要我先回仓，回头再说。我回仓后，郑加安（纪律组长，粗壮高大得如奥尼尔一般）过来了，说梁指安排要他来带我上10仓，我说不去，宁愿坐禁闭。郑加安说：“梁指交待了，绝对不禁闭你，但一定要你去10仓，这是分监区原来就有的规定，不能违反。梁指交待，如果你不去，要我找几个犯人把你抬上去，但是绝对不会打你骂你。”我想，那又何必给人抬起来这样难看呢，我告诉他——去10仓可以，但我不会在10仓穿灯珠。
去了10仓后，里面已坐了近20个没完成任务的犯人，有的正忙着穿灯珠，有的坐在那里生闷气。我和另两位在车间共一张桌面的犯人聚坐在床铺的一个角落，三人都不穿灯珠。过了半个多小时，梁指走上来巡视，有几个犯人就很诚恳地向他诉苦，其中一位叫陈奎的犯人对他诉说道：“任务太重啊，梁指，不是我们不想干，谁不愿完成任务啊，我们都想减刑呀。只要你任务定的合理，我们绝对不会偷懒，可是这任务真的太高，单价真的太低呀！梁指，您能不能找点单价稍高些的活路来，我们也好每天完成任务，你们也少麻烦啊！”梁显然被这诚恳的话语打动了，他用略带诚恳的语气说：“我们也想找些单价高的货来做，也想给大家休息。请大家相信我，我们正在努力。”说完这番话，他离开了，我们仍坐在仓里接受“严管”。两个组长就坐在门口守候，不许这些“严管”对象离开监仓一步。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一收工就得坐仓。为了表示抗议，开工后我们总有几个人根本不用心干，也没必要用心干，反正都得坐仓，一个样。所以我们一天只交30条到40条，顶多50条。8月份“亚洲杯”足球赛在北京举行，晚上有电视转播。大厅里共有两部电视机，一部大的供大多数犯人收看电视剧，一个小的放在大门旁的墙角，供少数体育迷收看体育节目。常在这里看体育节目的是伙房组、酒房组和印刷组的一些相对有闲余时间的犯人。我平素喜欢看球赛，此时坐在10仓里特别心痒，逢有比赛时特别想混下去看。小组赛的时候，我曾以拿水杯为名混下去看了15分钟，但还是被一个组长发现后捉回了10仓。后来我向值班狱警提出请求：逢中国队比赛时，请允许我看一场，反正我在上面坐仓也是闲着。但狱警们的回答基本相似：这是监狱不是你家，你是犯人，你应当懂得自己的身份。他这话也没有说错，但我所要求的也并未超出犯人可以要求的范围，如果他们不压给这样高不可及的任务，我就完全可以在休息时间看球赛的。
辩论，梁指导员气急败坏
老乡赵润贵听说我很想看球赛，便说他愿意帮我。这样，在他的帮助下，我每天多了两包灯珠，加上最近分监区被迫将工艺组的任务降到了110条，我自己只须拉到86条即可不再坐仓。于是，为了能看“亚洲杯”，这一个多星期里我每天拼尽全力去拉，总算能拉到86条，球赛于是也可以看到了。一直看到中国队决赛失利，我的“拼搏”才告结束。当然，如果没有老乡的帮忙，这110条的任务，即使再“拼搏”，我也是绝不可能完成的。
“阿福”、刘指和梁指都为我的“消极怠工”约谈过，全部是不欢而散，其中与“阿福”和刘指的谈话尤其不愉快。因为我的理是直的，也是真实的，而且又符合所有劳改方面的法规，他们无理可辩，便觉得我冲撞了他们的面子，表现出了相当的愠怒，只是为了不砸“文明分监区”的牌子，才强行克制住，没有暴发。梁指找我去谈时，我还是这样的态度，我向他表明:“我不要你的嘉奖，也不要你的减刑，我只求完成可以完成的任务，然后获得应得的休息与娱乐。可是你们的任务高不可攀，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每天劳动时间这么长，还没有星期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文明分监区’，究竟文明在哪里？”我还向他说明了自己的另一点看法：“按省局和监狱的规定，生产劳动只能是在车间，不可以在监舍搞生产，而现在，你们却天天强迫我们收了工还要在监舍劳动生产，这难道也叫‘文明分监区’？”听完这些话，梁相当生气：“李焕明，那好，你认为在监仓不能搞生产，每天中午，我就带你一个人来车间开工！”我回应他：“可以，只要你有精力带，我当然来。但是，既然中午是休息时间，你强行带我来车间开工也是违法的，我即使来了车间，也拒绝干活！”梁气极了，厉声斥责：“你这样顽劣不化，我让全监区的犯人孤立你，都不跟你说话！”我笑道——“没问题，我早就习惯这样了。”梁似乎又觉得这样争吵下去会有失体面和形象，因为旁边还坐有他的下属。于是，缓了一会儿，或许也是思索了一会儿，他说：“业余灯珠任务我可以认为是劳动技能培训啊？可以不认为是劳动生产啊？”这可是潘浩副监狱长的那种流氓理论，看来这个理论在狱警当中还相当流行，如“三个代表”一样流行，每个分监区都懂得用它来糊弄犯人。我冷笑着回答他：“我们在车间的生产劳动是拉单边，如果是技能培训，也应该是在监仓培训拉单边，而不是穿灯珠！显然这是你的狡辩，你们根本就不打算讲道理，还教我如何跟你谈下去呢？退一万步说，即便我认同你的说法，那么好，梁指，劳动技能培训算不算劳动？”梁显然被问住了，嗫嚅了一会儿，回答说“算劳动”，我笑了：“既然算劳动，那不就很清楚了，你们就是在超时劳役犯人嘛！”梁沉默了片刻，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是一时找不到驳斥的理由，还是在真的思考这个问题。相对其他几位“指”，梁还算是存在一线良知的人，起码他是第一个承认“劳动技能培训”也算劳动的人。
（在联合国难民署帮助下，作者从曼谷飞往芬兰途中，经过伦敦机场。）
终于进步：加夜班少了，初步实现7天9小时工作制
就这样，一边对抗一边煎熬，熬到8月中旬，工艺组终于换了货——为“金龙鱼”牌调和油穿吊牌。这活儿是从印刷厂接来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往每张吊牌上穿一个金色的绳环，并打好结。每穿一只绳环的工价是7厘5,1000只即7.5元，每个人的任务是2300只，我们大多数下午4:00之前就可以完成，少数手快的一个早晨即可完成。此时，全部工艺组的犯人终于有了星期天。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否与我的抗争有关，但是频繁发生的打架与抗改行为的确颇令分监区的狱警们头疼了一阵。因为这些行为会直接威胁他们一年一度的“文明分监区”称号评获，直接威胁到他们自身的荣誉、奖金与仕途，逼迫得他们不得不重视。可以说，工艺组生产项目的转变，完全是狱警们为了保住自己“文明分监区”这块牌子不得不作出的让步，而并非是出于对犯人疾苦的考虑。倘若是在一个没有这样的牌子需要保的分监区，比如六·一，我们必然还得继续抗争下去，并疾苦下去。
进入10月以后，其他监区的作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加夜班的很少了。我初以为是暂时现象，观察了近两月，发现仍是如此。虽然中午他们仍是只有1小时休息，星期天照旧开工，但少了夜班，起码可以实现7天9小时工作制，这离6天8小时已经近了许多，不能不承认——在韶关监狱，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或许邹月宏监狱长开始真正“与时俱进”了，虽然只进了这么一点点，但凡极顽劣的人只要有进步，我们都有理由感到欣喜。
想写稿挣钱帮侄儿，却害得老邹痛哭一场
有了休息和闲余，心里不免又挂念起远方的父母和两个侄子来，总想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时间里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天，一位邻座的犯人告诉我，说他有位老乡叫邹瑞华，现在在印刷组，原先是文艺队的，善拉小提琴，还会作曲，他经常写些歌曲和文章托狱警带出去发表，因此而挣了不少稿费。听闻此言，我心里一动，现在正好有工余时间，自己又能够写作，何不学他，也写些稿子发出去，若能挣来稿费，岂不是可以资助两个小侄了吗？在我老家的乡村，每月若能为他们挣得200-300元钱，就足够支付两个孩子的基本生活费了，而这笔钱仅需发表1000余字的文章就可以得到。我为此找到邹瑞华，他大约50岁上下，清瘦儒雅，我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方面的情况，他挺热心地告诉我——作为犯人是可以发表文章的，但最好是用笔名。第二天是梁指的车间班，我找到梁，向他提出了写稿资助侄子的请求，我向梁保证说，我只写生活类、文艺类的小文章，绝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的话题，并且只用笔名，我请他念及我两个侄子的困难，允许我向外面的合法报刊投稿。梁当时并未表态，说要先请示一下领导。为了引起梁指和其他“领导”的更加重视与认同，当天下午我又把这个请求写成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并递交给了梁。
两天后，梁把我叫去值班室，正式答复我：“教育科领导说这是不允许的，至于邹瑞华的情况，也是不对的，也要停止。”我感到此事不仅断了我的可能，而且还会危及邹瑞华，人家原来可是一番好意想帮我的啊。果然，第二天早晨开工时，老邹找到我，厉声责问：“你是不是向干部说了什么？我刚刚作好了一首曲子，是要寄去参加大赛的，现在却突然不能寄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向他简单地说了一遍，老邹愤怒地瞪了我很久，不再与我说一句话。当天晚上，我听他老乡讲，老邹中午为此痛哭了一场。一个老年人被我害得大哭，这令我痛悔莫及，我现在才知道，他实际上是靠与狱警的私人关系发出去的。我找到梁指，请求他别将邹瑞华的路也封了，我说我不能发稿便罢了，千万别害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但梁并未作任何肯定与否定的表态。此后，我多次找到邹瑞华，向他道歉，他都不肯接受，和我连半句话也不愿讲。这件事一直令我心里非常难过，然而又丝毫也没有办法去追补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想来想去，仍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两个侄子。屈指算来，寄给大哥的那些专利申报材料也差不多有半年了，本想指望这些小发明可以有助于两个孩子，但最终看来这还是一个妄想——至今它们有没有寄到大哥的手上去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申请慈善机构的帮助？比如香港乐施会这样的慈善机构，请他们来救助我的两个小侄？我想，不管能不能，只有尝试了才会知道，但是谁能够帮我去做一次尝试呢？狱警们？根本不可能，他们连我写稿挣钱救助侄子的方式都不能接受，还能指望别的吗？我又想到了韦福芝，他于5月份调去了老残队，即五·二分监区，那里和五·一工艺组做同样的手加工，现在也是穿吊牌。记得原来同在六·一时，韦福芝告诉我，他手头还有一个单项表扬、一个“优秀通讯员”的成绩尚未使用，他说用这些成绩报最后一次减刑的话，他应该会在’04年12月份左右出监。监狱最近一次减刑是10月份，我听法官宣读的名单里没有他，我估计他应该是第四批减刑，也就是12月至元月前后出监。如果真是这样，一个多月后他即可离开这里。我想，如果请他出狱后帮我联系诸如香港乐施会一类的慈善机构，或许就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自己久有的心愿，真正地帮助到这两个孩子。
老残队的老残犯，每天任务——拉单边100条
心闲的时候，我曾思考过残疾人口及乡村老龄人口的基本福利保障问题，试图找出一个妥善的方式和方案来实现这两大社会福利。后来，我想到或许可以采用电费加征特别国税的方式，为全国6500万残疾人口筹得一笔足额和稳定的福利资金，全面解决他们的基本保障问题。我把这个方式构思成熟后，写成了一个方案，期望能够寄给全国残联，由他们提请全国人大，最终将提案变成政策法令，真正造福残疾人口。但是，监狱是绝不可能帮我寄这种信的，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又在“异想天开”。我想，托付给老韦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在我国大多数地区，一个乡村老人每月只需200-300元即可过上丰衣足食、逍遥自在的日子，全国要实现乡村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年需2000-3000亿元的开支。中共政府现在完全有这个能力，他们每年吃掉的财政就达上万亿元，仅公车消费就得花去3000亿元，只要裁去1/3冗员，或节省出10%的财政收入就可以让全国乡村老人都能颐养天年。但是说服他们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相对而言，不增加其财政负担的“残保方案”倒是有可能被其接受。实现乡村老年人口养老保障的愿望，只能是暂时收藏在心里，希望将来出狱后，能够有条件去推动实现这一乡村梦想。）
于是，通过在监狱“立新学校”上课的犯人，我给老韦传去了一封信，同时还附带了一份上述的“残保方案”。在信里，我请求他出狱后帮我代为两个侄子申请慈善资助，并帮我将“残保方案”投至全国残联。老韦很快给我回条过来，表示他一定会照我的意思帮忙办到，并说他出后将兴办养殖业，如有条件，也会帮助我的两个侄子。但是，就在我满以为以上两桩心愿很快就有可能实现时，老韦突然又传来一张纸条，上写：“焕明弟，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今年第四季度不能减刑了，因为原来的扣分，一个单项表扬、一个优秀通讯员的奖励都将作废。我问原因，干警说是间隔期不够不能减。这样看来，只好等到明年5月26日刑满出狱了。但你所托之事，我定会照办。”明年5月26日，他就差不多20年了，只因当初顶撞了一次祝君华，他就要多坐1年的牢！
老残队的情况，并不像组建之初老残犯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一样要劳动，一样有沉重的任务。5月底，祝君华的那位“私人医生”在替李久生针灸时，曾听到李对其他狱警说：“老残队的任务也不轻哪，每人每天要拉100条单边！”我一个年轻人全天尚且只能拉到80多条，这些年龄在45岁以上的老残犯如何能拉出100条！后来听五·二送货过来的犯人也是这么讲的，我才真的相信了。他们并且还说，老残队从来都没有午休，也没有星期天，中午饭是在车间吃的，吃完饭就继续开工，每天劳动时间是10到10个半小时。到了穿吊牌时，五·一工艺组的任务是2300张，老残队却是2500张，比我们还多200！可能面对这样的生产任务压力，老残犯们存在大面积“抗改”情况，以至于有一次监狱大会上，邹月宏谈到老残队时，表示了相当的不满，他说：“老残队的劳动态度相当消极，今后我们要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有效的办法，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当然，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往死里整，而是要他们完成力所能及的生产任务，应该让他们明白，监狱不是养老院！”我不知道他要让这帮老弱病残的人积极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他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难道思想教育能使人对不合理的劳作也产生积极性？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丝隐忧，因为监狱长在会上还讲了——现在全监狱缩短了劳动时间，那就必须要提高劳动效率，必然要在单位时间里出更多的产值。不知别的监区那些犯人们将面临着怎样的新的劳改方式与方法，不知这些所谓的“制度创新”背后还将意味着多少血泪。
犯人向狱警打报告，要求必须蹲下
工艺组的犯人上厕所是个麻烦事，小便是站在猪房顶解决（猪房推倒后就在废墟上解决），大便则要请示狱警后去酒房旁边的小厕所里解决，并且要求必须两人同行。每次请示狱警就必须要单膝蹲下，这难免令我心里感到十分地屈辱，为了避免这种屈辱，能不去厕所我尽量不去，或者只是陪别人去，这样的话，报告的事就不需要我去做。我便又给监狱长写了一封信，请求他考虑废除犯人在狱警面前必须蹲下的不成文规矩，并在信中再次向他表明我的看法——我认为它既违反了《监狱法》又违反了《宪法》，是侮辱人格的行为。但是此信仍无回音。不但这封信没有回音，我在上半年寄出去的那些控告信至今已有七八个月了，也是毫无回音，曾经寄予一线希望的行政诉讼和“虐待被监管人”的刑事诉讼，看来也是一个破灭的肥皂泡。我想，这些投寄物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有回应了，因为我原本就是生活在一个缺少回应的国度里，在我们的上空，国家机器的运作神秘地真如云里雾里。
中共每届中央选举出来后，都必定要修理修理“宪法”，这一届也不例外。因为所谓的根本大法被改动了，所以必然地又要搞普法教育。2004年，全国监狱系统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活动，活动持续了一整年。年底时，按监管局的要求，各监狱要进行普法教育考试，并且各分监区还要按犯人总成绩进行评比。这种考试完全是假考，事先把答案抄给了犯人们，要求他们背记或做好夹带准备。
五·一也是这样。开考后犯人们都坐在大厅里忙着抄答案，只有我坐在原位一笔也没有动，单等时间一到就交白卷。李久生下来巡视时看到后，以为我没有抄答案或不会答，明言要我找份抄抄——“起码要弄及格！”这是他的要求。李久生走后，负责“监考”的曾金旺队长就站在我身旁，督促我答题，并要求“积委会”主任找份答案来给我抄。我不愿抄，他实在逼得紧迫，我就假装答题来应付他，实际上我是在乱填——单项选择我全填“A”，多项选择我全填“ABCD”。两周后考试结果出来了，大多犯人都是80多分、90多分，甚至几个小学文化的也考了90多分，唯独我不及格，是17分，列全监区最后一名，我想或许也是全监狱最后一名。宣传组长说因为我拖了后腿，分监区总成绩名列全监第六，干部很生气。过了几天，我有事找梁指时，李久生也在场，对我说话的语气和脸色十分地冷淡，一改过去的满脸堆笑和“亲切关怀”。我知道，这才是他的“真相”。
暂时没了加班，但不知未来会怎样
美好的吊牌只穿了一个多月，就遭遇了“金龙鱼”的广告误导官司，企业广告全停了下来，吊牌也停做了。“幸福时光”真是来去匆匆，犯人们都显得相当无奈，不知道下一步将面对怎样的命运，会不会又是苦难的单边？
情况还算不坏。接下来的手加工活是做绣鞋带和穿手机带，另外还做过其他几样零零碎碎的加工活，但都是数量不多，并且开工时间不长。实际上，这些小打小闹的活路单价也很低，无法给分监区挣回几个钱，并且还要照耗那么多的电费和人力，所以，狱警们对这些东西也不感兴趣，做做停停，到了11月中旬，生产干脆停了下来。此时，由于做吊牌的那一个多月里产值高，居然使工艺组全年的生产任务达标了，所以，生产停了下来，狱警们也并不担心什么。工艺组的犯人们除一部分去别的组帮工，一部分参加队列会操训练，其余的人整天留仓。留仓并不等于休息，是要集中坐在院子里，学习“38条”，并每隔半小时左右操练10分钟。这样的日子，对常年辛苦劳改的犯人们而言，依然是“幸福时光”，不少后来的新犯还说：“这个分监区真好啊，坐牢能这样可算是走运了。”的确如此，这一两个月里，相比过去，真如天堂之于地狱。
可是，我很清楚，五·一分监区要参加全监年终先进单位评比，既然工艺组已提前完成监狱下达的生产任务，而且人数又不多，为了不在年关时节添什么乱子，影响评比，他宁可将这二三十个犯人闲挂起来，就让你玩儿着，至于大局，他有酒房组、伙房组等支撑着。确实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工艺的这帮穷哥们也算是相当有个性了，苦得受不了就闹事、骂仗、打架、斗殴，迫使这帮狱警不得不对他们“文明”，否则他们真的会将狱警们竭力维护的“文明”称号给颠覆掉。但是明年呢？评比完了以后呢？据几个事务犯传言，“指”们的打算是，开年后伙房组将调到十一监区，与新收分监区合为一体，工艺组将扩大到100多人，届时将恢复“拉单边”业务。
一听到“单边”我就有几分怕。不知春节过后，是不是真的拉单边，如果是，不知届时的任务会定有多高？或许这两个月让我们休闲休闲，年后问斩呢！假如届时又是那么高的任务，我肯定将再次开始抗改。我想，那时抗改的话，干脆我就在禁闭仓里坐到2010年9月1日刑满那天。小发明和写作已彻底成为不可能，我想，那时若关了禁闭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诱惑我改变主意。主动选择禁闭算不算一种无声的抗议呢？不知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们如何看待，在我心中，这既是一种悲哀和无奈的选择，也是我能做到的最深刻的抗议！
监狱长口里终于说出：执行8小时工作制
以上这些文字，就是利用11月——元月份，这难得的休闲时间仓促完成的，然后又利用春节前后相对轻松的工余时间完成初改及誊抄的。由于时间匆忙，又要防止被他人看到内容，难以放松来写，所以，这些文字与语句必定存在许多令读者难以满意之处，而且它看起来多像是一本枯燥的时间流水帐啊，可是因为情况特殊，只能在此敬请读者宽谅。同时，我还期望诸位读者能够理解：我写这些文字并不仅仅是为了诉说个人悲苦，表达个人胸臆，更主要的，我是想将中国地层下的这些非人场景展示给世界，让世界看到它的阴暗，也让世界听到回荡于其间的渴求光明、正义与权利的呼喊！
高墙外那不高的山丘上耸立着灰色的电视差转塔，它沉默而僵硬地俯瞰着周遭，一如既往。山腰原来有苍翠的灌木和丛丛的绿草。但，可能是为了防逃工作的需要，去年冬天他们一把大火烧掉了这片绿色植被，将山变成了炭黑色，如同一只无比巨大的烧焦的馒头。只有山脚没有烧到的少量松树和青草还在向世间证明，这山原本是可以生长植物的。而今，那过火后的黑色灰烬中，已长出了青绿的嫩枝和草叶，我相信，在它们眼中，火不是毁灭性的，火并不足以惧怕，因为它烧不到地层下的生长之母——根和种子。
它们启示着我，令我觉得囚禁也并不可怕。我总共才坐了6年牢，真的算不了什么。曼德拉坐过27年，近乎是我的5倍，魏京生坐过18年，整整是我的3倍，即便是年轻的王丹，他也坐了8年牢，还有大量不知名的民运人士，他们已在牢狱里奉献了10年、20年甚至30年、一辈子，相比于他们，我没有资格惧怕坐牢。当然，不是牢坐得越久就越有利于民运，但，如果中国的民运还需要1000年或10000年的刑牢才能换得，我愿意将自己一生的年岁都奉献进来。因为，为了完整的做人资格、完整的公民定义和天赋的权利，这些年岁的奉献都将是值得的。
【就在我誊抄到此处的时候，狱方召开了所谓的年度“劳积分子”表彰大会，在会上，新上任的李金应副监狱长公开宣称——他们将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制”。邹月宏监狱长也在此次大会上宣称他们“认真执行了8小时工作制”，已把犯人的劳动时间缩短到了“八九个小时”。
从他们的语言里，给人感觉似乎去年全年他们已实施了“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韶监犯人劳动工时的减少是从去年8、9月份开始的，严格来说应该叫“7天9小时工作制”（没有星期天），仍然有一些监区常常加夜班，但毕竟是少数，大多监区的犯人已经很少加夜班了。我不知道“7天9小时工作制”何时才能真正进步为“6天8小时工作制”，也不知今后是否还会有反复（因为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为犯人的权益提供保障，他们获得的权益是极不可靠的，随时都可能被随意取消），但监狱长和副监狱长第一次从口中说出了“执行8小时工作制”这几个字，至少在他们意识中已经有了这个东西，已经有了这种意识。对于这些曾极度顽劣的人们来说，这显然是值得欣慰的进步。
我不知道这种有限的进步是缘于外界压力、上方强令，还是众多勇敢的犯人们长期艰苦的抗争，包括我的抗争？如果是缘于我们的不懈抗争，那么这一有限进步也将给我们所有争取民权者以信心，只要我们的权益是正当的，抗争就会是有效的，它总会有效的。我相信我们的民主权也将是如此，尽管它的抗争之路将漫长艰辛得多，但它肯定能够抗争得来！】
第十五章、穿越三国边境逃亡泰国
艰 难 逃 亡 路
（此文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60期 2011年9月8日）
我出生在陕西省安康市，1990年考入安康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在校期间，因为参与组建学生组织，1992年8月被传讯、关押了8天。这个所谓的学生组织，仅仅只有5名学生，什么反共活动都还没做过，我想应该会没事的，也许不会被追究的。但是，1993年6月24日，我正在考毕业试时，公安处将我带走，宣布逮捕。次年3月，我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本想上诉，但是看守所里太饿了，为了能早点吃上一口饱饭，我放弃了上诉。4月，我被送到汉中监狱服刑。1996年5月9日出狱，因为在狱中照顾病号犯“有功”，被减刑45天。
1997年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1998年到深圳。2001年9月2日，因为在深圳多处散发传单，被深圳公安逮捕。审讯期间，三天三夜不让我睡觉，采用疲劳战法逼供。2002年5月，深圳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我有期徒刑9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3年。8月底，被送到韶关监狱服刑。当时，那个监狱关押了上万名囚犯，其中近半是女犯（广东省女子监狱当时也设在这里，一个监狱，两个大区，分隔管理）。这个监狱里，金钱十分重要，有钱的犯人可以买到清闲的岗位，可以买到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也可以买到酒、肉改善生活，没钱的犯人只能干苦活、干苦力，还不一定有刑减，生活自然也十分艰辛。有钱没钱，真是天壤之别。当时，劳动时间也特别长，经常一天干12小时、15小时甚至通宵达旦，而且没有节假日，仅仅是过春节时能休息两天。我因为抗议劳动时间过长，而被关了3次禁闭，第一次是8天，第二次是15天，第三次是6个半月，190余天。禁闭仓向来号称监狱里的监狱，狭小、阴暗、潮湿、闷热，长期的幽闭，一些人甚至被关成疯子。我隔壁一个叫谢月兰的犯人，就由怀疑有精神病给关成了真正的精神病，后来整日砸墙、高唱高呼、放水淹自己，并把大便往饭碗里拉。禁闭巷原本就分成两边，一边关精神病犯，一边关禁闭犯。精神病犯并不予治疗，就这么长期关着，一关好几年，冬天里没有鞋，也没有被子，睡在水泥床台上。就这样，轻的关成重的， 重的关成更重的。幸好，我只关了6个半月，还没变疯。
去年9月1日，我刑满释放。因为一直不悔改、不认错，又老是投诉监狱里的腐败行为，没有得到一天减刑。
回到家后，派出所将我的户口迁到父母所在地，我和年迈的父母同住乡下一处小屋里。员警告诫我不得离开安康市，非经他们允许，不可以去外地。他们时常到我家里探查情况，每次一来，我年迈的父母就会担惊受怕，忙乱不已。逢到特殊的日子，员警还来家里陪坐。广州亚运会时，二姐让我去她家帮忙照看小孙子，员警追到她家，硬要她签下责任状，确保我不会离开安康。他们还安排村干部监控我，并且监听我的电话。我有个中学同学，几次打电话邀我去他专卖店的天津总厂观览，帮我适应社会、散散心。但每次他一打完电话，次日早晨派出所的电话就会追过来，询问有无人约我外出，并告诫我不得外出。
（2012年8月，联合国难民署泰国分部批准了作者的避难申请，这就是所谓的难民证。作者编号24529 。）
呆在家里对父母是个累赘，老让他们为我担惊受怕、伤心难过，我没法在家乡找个象样的工作，养活自己，减轻父母负担。我决计离开家乡。5月27日，我乘火车逃离家乡。到达广州时，员警打来电话，威胁要我立即返回，否则派人来抓我。他们又命村长、我的亲人不断打电话催我返回。我不想返回，我去一个牢友家取走我在狱里写的书稿，又找一个朋友借了点钱，然后关闭了手机，一路南逃，到了凭祥。途中住店没敢用身份证，都是谎称身份证丢失了蒙混过关。6月10日，在一个新认识的朋友的说明下，经由山间小路，越过边境，逃到了越南。但是一过边境，就被小镇上的越南治安队盯上了，他们专门抓捕偷渡客诈钱。他们骑着摩托车追上我，将我带到一间屋子里关起来。后来，那朋友的一位越南亲戚帮忙垫了2000元人民币（600多万越盾），才将我捞了出来。我当时身上所剩的钱不多了，还要奔往河内，所以只还了500元给朋友的亲戚，至今还欠着1500元钱未还。
到了河内后，我寻找了好几家大使馆，期望可以求得庇护，离开险恶的河内——因为没有护照，一旦被越南员警查出，肯定遣返中国。但是，大家都客客气气地对我说“Sorry”或“No”。印度大使馆的夏尔马先生曾介绍我去联合国难民署驻河内办事处，但那位主任十分冷漠，看完我的材料就叫我离开这里。我不知道这叫什么难民署，“不推拒”的原则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当然，爱心与关怀是更不存在的。一些外交官告诉我可以去柬埔寨或泰国，找那里的难民署，可以帮到我。驻河内难民署的那位翻译，也这么对我说，他说金边难民署可以帮到我。但我当时已没有钱了，无法走到那么远。好在夏尔马先生介绍我认识了法新社驻越南的记者伊恩.布莱克，伊恩是个非常热心、善良的人，他资助了我200多万越盾和100美元现金，总计约合200美元，然后打好一张曼谷难民署的指引地图送给我。我带着法国大使馆写给的河内甲八车站地址，找到那里，乘上长途大巴，赶往西贡。
越南真长，三天三夜后，才赶到西贡。之后，我赶紧去边境地带寻找道路，准备逃往柬埔寨。但是，这段时间柬埔寨查得严，找了好几个当地摩托佬，都说怕抓，不敢带，给钱也不敢带。越柬边境和地图上根本两码事，也许越南人在地图上做了手脚，而实际控制线，比地图上纵深得多。我不敢贸然私闯，一时困在这里，又没有钱，又危险，可如何是好？我在边境城市朱笃遇到一对华侨老夫妻，开了家小旅店，他们帮我联系了一个长年做这路生意的柬埔寨华人，可这人也不敢做，说查得严，无法保证能安全送到金边。还有一位开小店的华裔老大姐告诉我，说一个叫金桥的地方，可以给当兵的5美元，去柬埔寨边境参观。我放下行李，立刻打摩托车找到那里，打算先过去看看。过了第一道线后，却在第二道线给拦了回来，无论给5美元，还是10美元，就是不放我走，给扣了起来 。我想这下毕了，该打发回国了。检查站的军官搜查完后，将我和开摩托车带我来的那个老头一并送到附近一处军营（老头那时在边检线这边等我）。奇迹一般，长官请来两个华侨做翻译，一番讯问之后，认为我一没带行李、衣物，二没带多少钱，三又有开摩托的老头在这边等候我，判断我并非一去不回的偷渡客，而确实仅是想参观参观，且并未真正过界（第二道线后才是柬埔寨），虽无护照（我谎称护照在河内一朋友处，但并不能说出姓名、位址和电话），仍决定放我。真是奇迹，被边防军抓住，还能放回，我真没想到，出大营前一直还不相信他的话。
在西贡和边境地带逗留了10来天，后来，开旅店的华侨老夫妻告诉我，北边有个叫龙坪的小镇子，那里有条小河，过了河就是柬埔寨。我去那小河看过后，当天下午带上行李，在离边检站约上里地的河边，登上一艘摆渡的小船，满怀忐忑地过到对岸。还好，对岸并无人检查。但我没走多远，一个治安队员模样的人骑摩托车追了上来，索要“passport”。我想完了，我哪有该死的“passport”。万般无奈，我掏出干瘪的钱夹，取出一张50万越盾的钞票递给他，心里在设想，八成他会拒绝，之后将我押往兵站。但是，出我意料，那人笑着收下钱，和我握了握手，竟然用汉语说了句“你去吧”，转身打车而去。我赶紧向前急奔几步，瞅前后无人了，蹩到路旁的芒果园里。在芒果园里一直躲到天黑，趁黑我钻进一大片玉米林，向前奔窜，我想趁夜向前赶上几里路，好绕过柬埔寨的边防检查线。半夜里，我在一片大苦瓜棚里站了一夜，天亮后换了双凉鞋，丢掉所有的脏衣、脏鞋、袜子，上路赶往附近一个小镇。小镇上没看见有载客的摩托佬，只好上了一辆破旧的小巴，花了5美元，这辆破车将我带到了金边。当时看到金边的模样，我还真不相信这是首都。
费了好大劲，找到难民署驻金边办事处，人家却告诉我，自09年起他们就已不办这事了。如果想申难，得去找柬埔寨政府难民事务中心登记。那个翻译电话里不住催问我，要不要去登记、要不要去登记，根本不容我思考。但是我知道，柬埔寨政府曾将不少政治犯遣送回了中国，最有名的是新疆的那22个人。我怎敢去找柬埔寨政府登记，一气之下，我背上行李，奔往汽车站，当天就乘长途大巴赶到柬泰边境的城市波贝。次日早晨，在一个摩托佬的指引下，找到当地的蛇头，花40美元，穿过一条长长的水沟和一片茂密的野草地后，到了泰国。当天晚上，我乘长途大巴赶到曼谷（花了10美元），并在倾盆大雨中找到了难民署的小门（供难民进出的是一道小铁门）。因为是周五晚上，无奈，只能等到周一再说。当时，我没什么钱，也没护照，找了几家旅店，都拒绝我入住，曼谷的确比河内、西贡“文明”得多。我只好睡大街，就睡在难民署门前街边的候车亭里。第五天夜里，一伙骑摩托的泰国小流氓，沿街袭击、殴打睡在街头的单身流浪汉，我也不例外，并且因为我拾木棍试图自卫，他们又照顾了我一回，用酒瓶砸了我一通。这一切，都发生在难民署员警的眼皮下。我不敢再在这条大街睡了，只好去另一条街找地方睡。这样，一共在街上住了七天七夜，后来在JRS（教会难民服务中心）和其他朋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住处，告别了街头，正式开始在曼谷的申难生活。也许可以叫“申难生涯”，因为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大多都得等待两三年才能有结果，有的人已在这里等了四五年、五六年，甚至还有10年、20年的老难民，都已几乎成了泰国人。
尽管在泰国依然十分艰难，但毕竟逃了出来。我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能否得到难民身份，虽然现在自己是实实在在的难民，但难民署的审理人是说不准的， 只有神知道。不过，无论将来身在何处，我都会坚持为中国的人权鼓呼的。希望我们恶劣的人权环境能早日改变，不再有人像我一样艰难逃亡、流落他乡。现在，我非常希望能和年迈的父母打个电话，可是因为监听的顾虑，还不能够。不知他们现在身体怎么样，也不知道我哪一天才能放心地和父母通电话？
（在泰国期间曾帮助过作者的“美中对话基金会”负责人康原先生——John kamm）
第十六章
自由——从泰国移民监狱到芬兰小城
博讯记者泰国移民监狱亲历记
（注：此文发表于2013年4月14日博讯网，当时作者身在曼谷，担任博讯网记者。原题摘录于此。）
去芬兰前，必须坐7天牢
依照泰国法律，非法入境或延期滞留者，必须缴纳罚款或坐移民监狱。
将近两年前，我是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越境进入泰国，来曼谷寻求联合国难民署政治庇护的。难民身份批下以后，我被安置到北欧芬兰。现在，在离开泰国赴芬兰前，必须依照泰国法律规定，去移民法庭接受审判，缴纳罚款，然后在泰国移民局监狱坐7天牢。之后，才能“合法”离开泰国。
即便你是国际难民，哪怕你是战争逃亡出来的难民，都得要坐这7天牢。
这是在躲难泰国期间，侥幸没有被移民员警抓过的人的待遇，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已经是极大的优惠了。还有许多不幸的难民，申难期间被抓，成年累月关在移民监狱里面，六七年、七八年很常见，直到离开泰国。
在泰国，难民几乎全是罪犯身份，也几乎全都是以罪犯身份离开泰国的。
皇恩浩荡，泰国几十万难民不在皇恩之内。
泰王国几乎全民笃信佛教，却并不普度这些最艰难的流亡者。
我离开泰国的日子被安排在5月7日凌晨，所以必须在4月30日去移民局报到。
但临近时，我又被难民署通知，报到推迟一天，为5月1日。而离开泰国的日子并没有变，因为机票早已订好。这么算来，我占了泰国一天的便宜，只需要坐6天牢。
囚车好像垃圾车
1日早晨8点，我按时赶到那条泰国人叫“Soi suan phlu”的巷子，移民局刚刚开始上班。但预期要和我们在这里见面的IOM的工作人员还没赶到。曼谷塞车很出名，谁迟到都很正常，而泰国人也因此对迟到相当能够宽容。
我按要求上到一座办公楼的二楼，坐在过道等待。
这时这里已经坐了4个人。我对面的两人，一男一女。女的显然是泰国人，但她居然会讲汉语。她说，坐在她身边的这个男子，是从斯里兰卡逃过来的，曾经过马来西亚，她在桥头看到他徘徊不定，好像遇到了困难，便主动帮助他，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住。一周后，在她的劝解下，斯里兰卡男子前来移民局自首，接受遣返回国。这男子大约20多岁，很年轻、高大，但显得楞头楞脑，他是来领机票准备回国的。
那女人足有40多岁。她告诉我，她叫Apuk，平时喜欢做救人的善事。
坐在我同一边的两个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斯里兰卡人。这个斯里兰卡男子同样很高大，叫Obson，和我一样，今天来报导，准备坐监，然后和我一样，安置去芬兰。他旁边的美国男子，又高又瘦，是Obson的老板，他在他那里打工，今天老板特地来送他，并希望为他代缴可能的钱款。
半小时后，IOM的工作人员来了。Apuk协助办理完那斯里兰卡青年的事后，回家去了。Obuson的老板，在向IOM的人员确认，不需要缴纳别的费用后，也放心地离开了。Obuson的法庭罚金，也已事先得到通知，由芬兰政府代缴了。
大约10点多，移民局的员警办完手续，将我和Obuson，及一名印度男子、一名爱尔兰男子，共4人，带下楼。员警打开一辆囚车，我们钻进铁笼里，自己把后面的铁栓插上，员警也没上什么锁，就启动了汽车。估计我们这种要遣送和引渡的人没什么危险性，员警根本不担心谁会逃跑，不但没锁囚车，连手铐也没有用。
上车后得知，这名印度男子是因为不喜欢印度，喜欢呆在泰国，才不惜非法滞留的。今天，是要判罚他，并要遣送他回国。爱尔兰男子非常粗壮，护照延期，拒不缴纳罚款，所以得来这里接受判罚和遣返。
Obuson说，他还有妻子和10个月大的儿子，在外面等他。
我以为，这批安置区芬兰的，可能就我和Obuson一家，4个人了。
（Obuson和他的儿子，拍摄于伦敦机场。）
囚车里的情况，足可见泰国员警有多么懒惰。
车里有三排长凳，中间那条长凳有靠背。我一上去就要坐车厢边的长凳，爱尔兰人忙摆手。我一看，长凳凳脚早锈烂了，一动就晃个不停。我和爱尔兰人、Obuson三人坐中间那条长凳，我又伸出双脚蹬住对面那条烂了脚的长凳，生怕它突然倒下来，砸了腿脚。
囚车后部，则用铁丝网又隔出一个小空间来，显然是押车员警或士兵坐的，左右各一个位。印度人选择坐在其中一个位上，员警在前面开车，并没有吭声。
车厢里到处都是垃圾，烂衣服、烂鞋袜、食品袋、饮料罐、烟蒂、卫生纸丢得乱七八糟，甚至好像还有屎尿。我穿了件白色短袖衫，挨了一会儿靠背，结果，背上就有了粗粗一条红褐色的锈斑。
铁丝网，车厢铁皮，也满是锈迹。
移民法庭，简直就是菜市场
车开了很久，终于到了一处破败的大院子。这就是移民法庭。
法庭在二楼，我们进去时，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看面色，不是柬埔寨的，就是老挝、缅甸的。里面吵吵闹闹，有的人还带着铐，甚至是两三人、三四人铐在一起。
三个女工作人员，坐在众人面前的办公桌后，看着那些被抓的人在吵，也不说什么。倒是里面一个保安模样的中年泰国男子，十分积极地，在不停地向众“犯人”讲解着什么知识。了解了一下，是在讲怎么交罚款，怎么向法院送钱、汇钱。总之，这个老保安唾沫直喷，中心目的就一个——钱。不就，开始有人交钱，他就不停地收钱、递钱、交涉，忙得不亦乐乎，双眼却始终紧紧盯着钱走。
许多被抓进来的非法移民，穿得乱七八糟，头发也乱七八糟，显然只是些打黑工，替泰国人干脏活累活的缅、老、柬、越穷苦人。好多人身上没带什么钱，不住地打电话联系别人送钱。有的人女友、老婆或家人送来了钱，那老保安就一把夺过卷成一捆捆的泰铢，转交给几个女工作人员。
等了许久，依旧人来人往，没见办案。三个女工作人员，不停地列印、交换案卷材料，和众“犯人”交流，目的似乎也只有一个——帮法庭催钱、收钱。
移民法庭这么乱糟糟的，十分像一个交易市场——一手交钱，一手放人。非法入境者，交了钱再放出法庭，他依旧不改变非法入境的性质。这种收了钱就放人的做法，对泰国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意义，唯一的意义只是为法庭增加了大笔收入。难怪移民员警干抓人这个活那么卖力。
整个法庭设施十分落后，头顶转着老旧的大风扇，咯吱咯吱响。办公台后面设有法官席，木质的审判台高高大大，但是很陈旧，旁边放些杂物，显得很不严肃。但是,始终不见法官来这台上办公。
差不多等到了下午两点多，突然说法官来了。那员警告诉我们，法官问话时该如何如何说，照说就是了，不会说就点头就是了。
法官居然不来法庭里开庭，而是在外面的过道。员警、女工作人员、老保安，对法官都十分敬畏，整齐站在墙边。法官是个看起来一指头就能推倒的瘦弱老女人，她并不看整齐站列的下属或“犯人”，低头翻阅众“犯人”的案卷，然后一批批传“犯人”站到离她数米远处，接受泰语宣判。判完了，准备好了钱的犯人，就汹涌着去交钱，以求快点再出去，继续做他的非法入境者。
我确实没听懂女法官说什么，就照员警说的办，答是或点头就行了。
我和Obuson判罚的6000泰铢，芬兰使馆已事先交给了IOM。IOM又将钱转交给了移民局员警，移民局员警将钱代我们交给了法庭工作人员。
随后又乱七八糟等了一个多小时，几个女工作人员才将我们4个人的手续搞完。那移民局员警早耐不住了，一完事，立即带我们去法院院内的餐厅吃饭。
这不是免费午餐，我替那员警买了单，他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好像觉得这完全应该。吃饭间，那员警不住地说当兵的办事是要收钱的，是要吃好处的，又说这在中国太正常。我想，他的意思肯定是在提醒我们几个，应该给他一点小费。
吃饭时，才发现，法庭就在湄南河边，石龙军路上。前几天，我还和几个朋友在旁边不远的那个休闲购物广场转了一圈。
回去的路上，和来时一样，不少路人看见铁笼囚车里的我们几人，无不是一副好奇、惊讶的样子。
进监狱，看见大量“儿童犯”
回到移民局后，我们被直接关进了移民局办公楼后的移民局监狱里。这里就是著名的IDC，全文是Immigration Detention Center,即移民关押中心。据说关了好几千各国非法入境和延期滞留者。
我以前曾和人来这里探过监，只是因为我没有护照，别人去会见被关押的人，我在外面的大院里等待。前几个月被安置到芬兰的一个朋友，走之前来这里坐牢，我陪着他来的。
进去当天，说是节假日，晚上没有员警值班，竟不能为我们几个人安排关押的房间。我们只好在一楼的过道里坐着，或走动。这倒还算有点自由，不比在楼上的关押房间里憋闷。
此时在这里办公的，都是些缅甸人。就是所谓的“员警助理”。后来入仓了，有人告诉我，这些人其实原本也是被关押在这里的“犯人”，后来就干脆留下来就业。这里的工钱比外面工厂稳定，又不用干体力活，这一帮缅甸人便在这养了下来。
但是在被关押的犯人面前，他们是半个员警，又打又骂的，威风凛凛。
监狱的小商店就在过道旁边，我们想喝水，就有一个管商店“员警助理”过来，开门售货。我们买了一些吃的喝的，坐在过道旁的木椅上，吃喝、聊天。丢在这里的不光我们4个，还有其他好几个人。有的人累了，干脆躺在木椅上睡觉。
刚进来时，还看见放风的情景。居然有人带着孩子在坐牢。
一对夫妻“犯人”，带着两个小孩，坐在放风场旁边的长木椅上，算是家庭团聚了。一位带枪的员警巡视，看见他一家四口，也许是同情，不住地摸那小孩的头。其他“犯人”放风结束，那员警还特许这夫妻俩和孩子，在过道里又坐了很久。夫妻俩珍惜孩子，不住地搂抱孩子、抚摸孩子，很是不舍。
男女不能同仓，估计这夫妻俩很可能一人带一个孩子，住在自己仓里。
大约下午4点多钟时，还从外面进来一大帮孩子，由一位幼稚园老师模样的女人带着。他们有的背有书包，有的手上拿着书本。进来不久，他们被关进楼上的监仓里。
天哪，我听说过移民监狱里有小孩，却没想到竟关了这么多。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些小孩都是随父母被抓进来的，有的关了好几年了。我看到的这帮孩子，是被带到外面幼稚园、学校上学的。这还不是全部，有一部分条件不符合的，还不能出去，太小的也不能出去。
我不知那条件是什么，我只知道人世一个基本良知就是，决不可以让孩子坐牢。
这一点，连专制暴政共产党都未敢违背。泰国政府却大大地违背了这条人世的最基本准则。这个佛国，我不知它以何来宣扬其教义中的仁、善、慈、爱？
单独关押的人妖
过道的一边是管理人员办公室。另一边，在去二楼囚室的楼梯口边，居然有一个狭长的铁笼小囚室，很像是禁闭仓。仓室由铁丝网隔成，宽约1米，长约4米，里面躺着一个人。
我想，该不会是李宇宙吧？
李宇宙关进移民监总计有4年多了，据说一直是单独关押在禁闭仓。外面许多人还在关心着他，不断来探监，但据说由于他是关禁闭，一概不给会见。我曾陪朋友来看过，也没能见到。能做的，只是可以给他送钱。
我凑过去看，那人背向我躺着，看不见面孔。他的身边还放着不少书籍、杂志，这倒符合李宇宙的特点，是个文化人。那人的物品和人，基本集中在狭小仓室的半边，另半边空着，也许是他散步的“走廊”。
这人皮肤黝黑，我想，不是南亚人，就是北非人。
待他转过身来，我看见一张形貌狰狞的面孔。黝黑的面目，分明不是中国人。我看见过李宇宙的照片，绝不是这个样子。
这人是谁呢？
李宇宙在哪里呢？
我那时电话还没有收，我便打电话给蔡欲亮，求问李宇宙关在哪里。蔡欲亮说了半天，我听不明白。又问林大军和于圣，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照他们说的“进门右边院子”去找，看见有女仓、男仓数间，但没有看见有单人禁闭仓。
曾经看见一个关着四五个人的房间，没注意到有李宇宙。
晚上，我们被赶到过道旁边一个封闭球场里，在哪里睡觉。实际上，就是躺在水泥地上睡，蚊子非常多，咬得人没法睡觉。
这里其实也是放风的地方。所谓放风，就是把犯人赶到这里，关上一两个小时了事。他们可以在这里打打球、吹牛、聊天，或通过小商店的后窗购物。
睡不着，我便去上厕所。厕所就在那间小禁闭仓后面。我蹲到小禁闭仓的铁丝网后，问那人的来历。
她居然是个女人，却剃了光头。
她说她是美国人，电气工程师，在泰国做些生意——电子产品贸易。
“我因为签证过期，没有及时办理，被关进来。但是我应该很快就出去的，美国大使馆的人前天来看过我的。”她连说了几遍“soon”、“soon”，意思是说很快，但至于究竟是几天，她根本不知道。
我说，我以为您是个男的，差点弄错。
那女人突然双手拢住一只乳房，向我炫耀：“Big,Big”。我和她哈哈大笑。她又随手从铁丝网上的衣服间，扯下一只乳罩，手伸进衣服里，将乳罩套上，毫不避讳我这个男人在身边。
她说，她不喜欢和许多女人关在一起，她只喜欢一个人。所以，员警把她一个人关在这里。我问他知不知道一个叫李宇宙的中国人，她完全没概念。
她说，她喜欢中国人，以前她的公司里曾经有中国同事。她说自己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印度人，所以她皮肤有些黑，但没有非洲血统。
她居然谈到了生孩子的问题，她说自己51岁了，现在没有孩子，但很想要一个孩子。我问她这个年龄还能生吗？她说没问题，她很想要一个孩子。
她直接说，你帮助我，生一个孩子，好吗？我只是笑。
值班室的人员透过铁丝网能看见我，我担心他们会制止我和她聊天。她却说，不要紧，她们不会来管的。她说她可以出来的，伸手向我指了指小仓室后半部，我看见有个铁丝网的小门，以及门闩，门闩并没有上锁。她的确可以自由上洗手间。
我告诉她我关完这6天，就要去芬兰了。她说，我留电子邮箱给你，等自由了，会去欧洲找你，你帮我生小孩。
Obson听说她是个女人，很好奇，也来和她聊天。但Obson走后，她悄悄告诉我，她只喜欢中国人、日本人，不喜欢非洲人、斯里兰卡人和印度人。
她说她的名字叫Rasoung。她很整齐地写下了自己的E-mail、Youtube、Facebook联系方式，交给我，和我约定要去欧洲找我，请我帮他生小孩。
她突然问我，你最后一次性生活是多久前。我吃了一惊，回答说两年前（我没有说实话）。她不信，说两周前吧。我笑而不答。
她说，自己已经有20年没有性生活了。我比她还不信，问她是否不喜欢性生活。她却说很喜欢，但是没有喜欢的人，所以就没有性生活了。
我总觉得，这个理由不成立。没有可口的饭菜，难道人就可以20年不吃饭了吗？但没多问。
次日早上，我们又被赶出球场。我买了点饮料给她，但却不是她喜欢的，她没要。转身，她倒出一点药水给我，我看那瓶签，是泰国产的一种驱蚊药水，便利店都有卖的。
我来泰国当初几天，睡在大街上，一个流浪汉给过我这种药水，用了很有效的。
我觉得，这挺新鲜，在监狱居然也撞上了艳遇。呵呵。
但是后来，遇见几个中国人，问到Rasoung的情况，都异口同声地说，那是个人妖——英语为“Ladyboy”。
“他看起来是个女人，有奶子有什么的，可是她又长着男人的家伙，人家女仓的人不要他。男仓他依然不能关。没办法，员警只好单独关着他。”一位中国人说。
他妈的，原来如此！
我差点去帮一个男人生小孩！
流动仓，最多时关押一两百人
这天早饭过后，好几个员警来上班了，看见一帮子囚犯散坐在过道旁，不雅观，于是，一声令下，我们被关进了一间临时囚室。就在过道右边小院子里，一楼。
这是一楼几间囚室的最后一间，14A。旁边分别有14B、15A、15B。其中，15B是女仓。
进去时，里面横七竖八躺满了人，一股很浓烈的臭味，差点熏得我背过气。爱尔兰人凶悍，看见一个老人是欧洲人模样，立即挤过去，在老人身边硬挤出半米宽的地方，睡了下去。这做法，真太他娘霸王硬上弓了。
印度人坐在门口，和几个印度囚犯聊起了天。他昨天晚上也关这里，估计和这几个同胞早熟悉了。Obson和我瞅了半天，只各自找到了一个可以容下屁股的地方，放下包，就那么坐着。
过了许久，我觉得靠近厕所的地方，可以通融一下，挤块小地方，躺下。便去和躺在那里的一个小男孩商量，小男孩挺通情达理，向外挤了挤，给我让出大半米宽的地方，我总算可以放下包，屈着腿躺下了。不敢伸直了腿，因为脚下是通往厕所的过道，不能拦了人家上厕所。
我将一小盒饼干送给小男孩，以资鼓励。
躺我这边的这些脏乎乎的男子，估计都是柬埔寨人，他们相互曲曲哝哝，小声说些什么。对面躺了两个大个儿的黑人，因为身材粗大，没人敢欺负，他们每人都铺着毯子，占着宽于其他人的地方，很舒服的躺着吹牛。这俩黑人即会英语，还会泰语，如鱼得水，和门外讲泰语的工人不时商量着什么生意。
很快，这帮柬埔寨人和印度人被带走了，仓里顿时宽大了许多，只剩下了七八个人。我认认真真地用抹布擦干净一块地方，大约一米宽、两米长，准备躺下好好睡一觉。昨日到此日，两天来折腾来折腾去，很累人，总想打瞌睡。关键是第一天晚上，给蚊子咬得整夜没睡好，就更加累，只想躺着舒服。
躺下前，我将弄脏了的衣服洗了，搭在厕所的隔栏上。这囚室根本没地方晾衣服，设计监室的人，不知为什么不考虑这个问题。
谢天谢地，总算可以舒服地躺下了。
但是，才仅仅不到一个小时，又进来一批人。全是柬埔寨的，二三十人。顿时，屋子里又人满为患，我被挤得无法躺正，只能侧身、屈腿忍着。
仓室本来就小，还有人抽烟，空气更加难耐。
门口那个缅甸人，是管仓的，他身边有一堆货物，速食面，瓶装水，香烟等等。香烟可以零卖，柬埔寨人掏出零钱，买他的烟支。狭小的臭屋子里，烟雾缭绕，Obson和我一样感到很痛苦。
数小时后，柬埔寨人被带走。我和Obson均大出了一口气，以为这下好了，又可以宽松睡觉了。
柬埔寨人还很有礼貌，临走时，排成队绕了屋子半圈，向我们留下来的这几个人作揖告别。这倒叫人蛮感动，我们和人家一样的囚犯身份，居然这样客气。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民族风俗，表示打搅了主人。我们算哪门子主人啊？
屋子复又清静下来。
但是，不过一个多小时，铁门打开，涌进来一大批人。全是印度的，大约三四十人。印度人一进来可好了，又是抽烟，又是大声吵闹，还不断尝试各种方式挤兑“原住民”。我们几个“老囚犯”的空间被不断缩小，包括那两个粗大的非洲人，也不得不收起宽大的毯子，半蜷着躺。面对这么多印度人，两个粗大的黑人能打得过几人？他们也很现实，少数服从多数。
我，Obson，爱尔兰人，以及爱尔兰人身边的那个老人——法国人，都被挤得只好坐起来。法国老人有本相册，他不断地给别人看，他的泰国妻子、孩子，他的泰国房子，他的法国农场，等等。面对非常拥挤的境况，他显然很恐惧，很难受，但他克制着，还不断向印度人笑，和印度人挤眉弄眼，各说各话地“交谈”。我想，他是害怕得罪这些“多数”，他不想自己受欺负，因为他谁也惹不起。
我非常难受，在烟雾和吵闹声中，无可奈何。快点换个仓，这是我最大的渴望。
这一天当中，我基本没吃什么东西。开饭时我没有去打饭，没有胃口。朋友送进来的食品，自己买的食品，也没有吃。Obson好几次请我去吃东西，我也没动。哪里想吃啊，不呕吐就算不错了。
见到李宇宙
有朋友来接见我。我被传出监仓，去员警值班室会见。
平时会见是在仓前的院子里的，用一些铁丝网隔栏，隔成两排，每排大约有10个左右小隔间。两排隔栏间隔约为一米，来会见的人，就和要会见的囚犯，隔着1米左右的空间，看着对方喊话。
上午是，会见时间就是这么干的。当时大约有是来对人这么隔空喊话，嘈杂声如雷贯耳，吵得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凑到仓门口，才看清这奇怪的会见方式。
那么多人同时喊话，也不知会见双方能不能听明白对方的意思。
此时，会见时间过了，朋友当中一位教会姐妹相当有能量，通过人情关系，就在员警值班室会见了。
这位教会姐妹，是和姜野飞来探视一位叫吕家和的“囚犯”的。随她而来的另几个朋友，是来顺便看我的。
会见完毕，我和吕家和坐在过道里等管理员带回仓。这时，我就和他聊天，问起李宇宙。他告诉我，李宇宙就在我旁边的监仓里，他不是一个人关，大概是4个人，他是仓头。
李宇宙混得不错嘛，还是仓头呢，那大小也是个官哪。
我趁管理员不注意，走回去，在自己监仓旁那排屋子寻找李宇宙。一个女仓，一个男仓，中间一个仓只有4个人，我估计，李宇宙应该就在这里。
果然，看见一个白白壮壮的男子，正站在洗手间洗澡。那张面孔我在照片上见过，一眼就认了出来。“李宇宙！”我喊他。
他问：“你是谁？”
“我李焕明啊。”我答道。
李宇宙立刻友好地笑了起来。
朋友会见时，给我买来的东西大大小小两三包。我想吕家和坐牢时间长，也许身上没有什么钱，而我是带着些钱进来的，所以一些东西让给了吕家和。此时还剩一包食品。我将大部分从门下缝隙，塞给了李宇宙。
“今早上，一个中国女人被铐着在地上拖。你看见了吧？真他妈的残忍。”李宇宙和我讲。
（李宇宙的狱中照片。李是叛逃到泰国的前国安特工，在泰国移民监已经关押了六年了。网路照片。）
我听见了，但没有看见。李宇宙仓离女仓近，他肯定看得清楚。我那时只听到一个中国女声大叫：“放开！放开！放开！”，然后就是几声惨叫。不知那女人犯了什么事，被员警和管理工铐着拖。
李宇宙说，他希望把这个事爆到博讯上去。“不过，可能又会给自己惹麻烦。”他说。
4年时间，不知李宇宙怎么过的。现实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坐牢的人一定会面黄肌瘦。李宇宙反而养得白白胖胖。“睡觉啊，每天没事睡啊，所以没瘦啊。”李宇宙说。
李宇宙说，他仓里关的几个人，有杀人的，也有贩毒的，不同普通仓。“实际上，这几个人是监控我的，他们是流动的，只有我几年都不动。这个仓，实际上就是关我的。”李宇宙讲。
我回监仓后，李宇宙不断和我喊话。
他曾叫我帮忙打听他老婆的情况，但是很遗憾，我托的人，没有打听到任何有价值的情况。李宇宙的老婆、孩子已经安置到了其他国家，但是他还得继续坐牢，而且，不知会坐到何年何月。此时的他，和老婆孩子已经失去联系许久了。
他说他和这里的老大熟悉，争取帮忙说声，给我调个仓。“你那是流动仓，最多时关一两百人的，很不好。我给老大说说。”李宇宙讲。
他所说的老大是一位员警，我前一日见过，当时他问我想要什么帮助，我说只想要瓶水喝。但当时买不到水。不久，这位员警居然拿了一小瓶水给我，我欠他一个小人情。
下午会见时，姜野飞听我说关在流动仓，也说那仓很差。他请教会姐妹帮忙给员警说情，给我调个仓。但是那女员警没有同意。
傍晚，李宇宙隔仓喊话，说他给老大讲了，可是老大没吭声。“不好意思啊，委屈一下了。”李宇宙喊道。
我想，余下的这几天，大概就要这样难受下去了。
印度人走后，又来了一批缅甸人。
移民员警这样勤快，一批一批地抓人，一批一批地罚款。他们收钱越多，流动仓人就越多，我就越难受。我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是很矛盾的。
疯子员警·换仓
晚上大约9点，监仓突然打开，上百号人都被赶到院子里，男的、女的、小孩，乱成一团。
一个单手带着拳击手套的便衣中年人，张牙舞爪在院子里吼叫、乱窜。那帮缅甸管理工，在他的的指挥下，将人群分成几组，缅甸男女各一组，我们这些将引渡或安置的六七个人，则靠边站在走廊边。
女人堆里，大大小小四五个小孩，还有正偎在母亲怀里吃奶的。
带拳击手套的便衣，腆着啤酒肚子，挥舞着拳头，在人群面前吆喝不住。他去找一个缅甸人，要他陪他“boxing”，就是拳击。那缅甸人估计是一个即将升为管理工的囚犯，他和一个缅甸管理工并排坐在一起。估计是这一点，让那便衣看不惯，所以找他的茬。
缅甸人说“mei chaop”，就是泰语“不喜欢”。便衣有些尴尬，一个高抬腿，脚从那缅甸人脸上撩过去。缅甸人脸色顿时变了。但仍忍着没有说什么。和他坐一起的缅甸管理工，脸色也变了，但他也没说什么。
便衣顺手又抓起那缅甸人的衣领，要他陪他“boxing”。他还在缅甸人头上干了几拳，但因为是戴着手套，估计不很痛。
那管理工看不下去了，拉上这个缅甸人，走到办公视窗边，借口做什么事，躲开疯子。但是疯子不依不饶，又追上去拳击那缅甸人。
人群里有动作慢的缅甸人，疯子立即冲上去，用戴手套的拳头击倒那人。他到处寻找任和他“boxing”，但是没有人敢和他拳击。哪个犯人敢和员警打拳击？除非他脑子不正常。这种不平等的比赛，囚犯敢赢吗？注定输掉的比赛，当然没人愿意打。
疯子乱窜了几圈，找不到人和他对打，就坐下来，开始检查“女犯”的行李。他的检查随意性很大，觉得不合适的，就随手扔掉。一边检查，还一边哇哇大叫，整得整个院子气氛十分恐怖。
一个女孩，将衬衫系在腰上，估计疯子看不惯，缴纳女孩蹲下、站起。他叫那女孩解下衬衫，那女孩听不懂，很笨，居然不懂的这时将衬衫系在腰上不合时宜，还坚持着。
疯子怒了，将那女孩叫到值班室，围着她转了好几圈，看样子很像亲手摸摸，检查一遍女孩的身体。但终究他还算留有一点理智，没动手。疯子打开女仓，叫出一个长相白白净净的女囚。那女囚戴着口罩，听说是日本人，也许干过护士，动作文雅、得体。在疯子的指挥下，她将女孩带进值班室的一个隔间。
不久，二人走出隔间，那缅甸女孩一脸笑容走回女囚队伍。显然，没查出什么问题。疯子有些尴尬，女孩走过他身边时，很不服气地大叫了一声：“suwadikap”，即“你好”。这是他的反话。
日本女囚一个个抄女囚们的身子。抄第一个女孩时，一个年轻的缅甸管理工，要求她乳房也要摸，日本女囚按要求去做了，捏得缅甸女孩满脸通红，很不好意思。一边的管理工们和那疯子，死一般地疯笑。
在疯子的拳击和吼叫声中，检查基本结束。
轮到我们这六七个人，是一个缅甸管理工来抄身检查的。一位黑人不同意检查他的裤裆，立即被管理工推到墙上，打了几拳。打服了，那黑人被迫全身张成一个“大”字，贴在墙上，任由管理工全身摸了一遍。
日本女囚干完了活，很礼貌地站在女仓门口，等待回仓。疯子却不开门，只是站在那女人身边，不停地骚情。不时，他把头凑到女人脸蛋边，试图亲人家，却被女人躲开。他嘴里不停地说着“kiss me”，那女人十分尴尬地应对着，心里显然很讨厌，脸上还是笑意。
不久，又进来一个便衣。疯子便向那便衣介绍这日本女人，还不停挤眉弄眼，说着“kiss me”。两个男人，满眼色眯眯地望着日本女人。还多亏一个缅甸管理工帮她解了围，拿钥匙开门放她回了仓。这个缅甸管理工，就是那个被欺负的“准管理工”的朋友。
检查完毕，我们六七人被带上二楼，我和Obson被关进5号仓。
李宇宙曾对我讲，他已事先吩咐了两个常关中国人的仓的仓头，说我要来了，要求关照我。
我不知，这个仓是不是他说的那两个仓中的一个。
监仓里的孩子们
进仓以后，被几个小孩带到一个小隔间。仓头向我们交代一点点规矩。首先每个人要交200泰铢卫生费，这不是问题。其次是，每天晚上11点到早上7点，是休息时间，电视会关掉声音，不要搞出噪音，影响他人睡觉。这也不是问题。
仓头的要求仅此而已，很简单。
仓头居然会讲汉语，一问之下，是中国福建来的，姓张。他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听我说姓李，关7天后去芬兰，就笑道：“哦，原来是你啊。下面李宇宙早就交代过我，说有个姓李的中国人要来，万一关到这个仓来，叫我到时候关照呢。”
他的小隔间临近卫生间，大约有10个平米，地上铺了好几张毯子、被子，睡着两个小孩，分别大约六七岁的样子。他说仓里的小孩全住他这里，由他照顾着。看到小孩可怜，我不忍心，不由又多给了两百泰铢，希望他给小孩买点吃的。
由于早有交代，仓头真的很关照，命两个小弟，给我在门口墙边铺了个床位。据说，这是很好的床位，靠我这排的都是上等位，旁边是过道。对面则是普通位，有两排，一排人睡在另一排人的脚底下。
我一转身，居然看见吕家和也在这，感到惊讶。两人于是聊了一阵子。他说，我睡的位子，就是以前沈捷的位子。沈捷是民主党人，已经在这里关了六七年了，现在调去了6号仓。
仓里有饮水机，这一点很好。听仓里几个中国人说，是JRS（Jesuit Refugee Service）送的。JRS在IDC专门设有一个机构，有人在这里给关押的难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比如送书报、药品、写信、法律服务等等。“囚犯”们认为，教会机构的帮助太有限，他们也对抗不过泰国政府的强力。我以前在JRS寻求帮只时认识的一个工作人员Tai，现在就在这里工作。进移民监第一天，我曾在过道里碰见他，还打了招呼。
我来泰国之初，JRS不仅为我提供了法律帮助，还为我提供了1500泰铢，使我暂时脱离了睡街头的生活。进移民监前一周，我专门去JRS，找到当时给我钱的那位负责人，将1500泰铢还给了他，并表示了我诚挚的谢意。
这间仓室，主仓相当宽大，超过100平米。仓里住了二三十人，显得宽宽松松，绝不是流动仓的恐怖情景。其中中国人有七八个，另有几个越南人、柬埔寨人，还有几个西方人。
仓里小孩有4个，一个大些的大约有十五六岁，很醒目，跟着仓头住，帮仓头做些事。另3个，一个7岁，一个8岁，一个9岁。几个小孩都比同邻小孩看起来矮小，那个9岁的，我前一天在下面过道待着时，看见过他，是从外面放学回来。我初看他，以为是四五岁的小孩，一问说是9岁，简直不敢相信。说是已经在这里关了一两年了。7岁那个孩子，是他的弟弟。他们的父亲是个越南人，个头小，睡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但是两个孩子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大多时间是和仓头一起生活。仓头有办法搞得有吃有喝，他们和仓头在一起会生活得好一些。
8岁那小孩，仓头告诉我说，他的父母都不在了，是个真真的孤儿，也是越南的。“他不能上学的，员警说他有案子在身上。我都搞不清楚，这么小的孩子，会有什么案子？真是奇怪了。”仓头说。
我听得很生气，这员警估计不是成年人，居然说一个8岁的孩子有案子，要把一个8岁的孩子当嫌疑犯关在监狱里！
仓头说，他也不知这几个孩子会在这里关几年。但9岁和7岁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妈妈在美国，他们要在这里一直等到去美国才行。“估计还要6年吧。”仓头说。
天！这么小的孩子，还要在监狱里关押6年！
泰国移民监，这是什么人间、世道？
没有办法管太多事情，因为前两天太折腾，十分劳累，我便蒙头睡觉。连睡了两天，精神才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仓里的各国囚徒
仓头是因为家里穷，出到泰国，但犯了案子，坐了10年牢，现在在这里等待中国大使馆确认国籍身份，以便回国。可是中国大使馆这个工作干了一年多了，还没有结果。在泰国10年，他不仅学会了英语，还能讲泰语，是个人才。
另外有3个江西来的中国人，才关了两三个月，也是等待确认身份遣返的。
还有一个潮州的，他说因为受不了姐夫的多年咒骂、欺凌，刀砍了姐夫，全身砍了几十刀，手脚都给剁了。我惊问：“那你不得判死刑？”他说：“判了我8年，遇到过两次大赦，实际只坐了4年半。”
我感到非常惊讶，泰国的杀人罪竟判得这样轻。
“泰国就是贩毒、抢劫、绑架判得重。我因为是头一次犯罪，所以轻。原来是判16年的，法官问认不认罪，只要认罪，就减轻一半。我当然说认罪，就判了8年。在监狱里也不用干活，西方人、中国人全不用干活，只有越南人、柬埔寨人、老挝人、缅甸人，这些穷国人，才干活。”潮州人讲。
其他的中国人，是两个老头。一个50多，云南人，很小就随父母来到缅甸克钦邦居住，关在这里已经5年了。一个70左右，四川人，据说也在申请难民，已经关了六七年。这位四川老头，从不与人讲话，整天睡觉、写字、看书。他的铺位旁，摆了许多切成片的面饼，好像是在有意晾干，以求保存得久一些。潮州人说：“神经了。他的东西谁敢吃啊，我吃过一小片，就拉肚子。”
吕家和在这里已经关了两年多了，是和孙树才他们当年一起，在色盘买公寓被抓进来的。他说，那次抓人，是被人举报了的，一次抓了好几十人，还有一些非洲、斯里兰卡等地来的难民。而今，孙树才老人已经被安置美国一年多了。
吕家和是个读书人，正在学英语，水准比我好很多。他原本的专业是电子类。不知因什么原因出国申请难民，他已经被拒绝过一次，现在正在等待第二次申请的结果。
仓里饮水机换水，就是由吕家和负责。他每一天要拎上大胶桶，去饮水龙头接好几次水，然后，提着几十斤重的水桶，架上饮水机。
几个西方人，居然就有一个芬兰人。不过他说，他现在是瑞典籍。他因为犯罪，在泰国监狱坐了4个月牢，现在出监了，又投到这里，正在等待以上两个国家确认他的身份，以便遣返。另两个西方人，一个是英格兰的，一个是挪威的。
仓里还有一位穆斯林，不知是哪国人。每天他都要朝拜很多次，时间一到，他就铺好一张布在地上，然后起立、拜服、起立、拜服。
越南人中有一个老头，特别喜欢下象棋。而且很有特点，他喜欢下就下，他不喜欢下就散场。或者，他输了，也散场。几个中国人老嘲笑他这个毛病。两个江西人和潮州人，就经常集体对付他，把他搞输。然后，他们哈哈大笑，那越南老头哭丧着脸生气睡了。
离开移民监，飞往北极圈
6日晚8点多，我和Obson被提出监仓。仓里人全都站起来，在窗后向我们道别。
下面过道里，居然还有4个斯里兰卡人，3男1女，在等待。他们穿戴整齐，不知等了多久。Obson和他们很熟，大家亲热地打着招呼。
我们被押上一辆囚车，这车实际是辆加长货箱的小卡车，货箱很低矮，得苟着腰坐进去。那4个斯里兰卡人还有许多行李，狭小车厢里就十分拥挤。
其中一个斯里兰卡人被上了手铐，员警叫他坐在副驾驶位上。要不然，我们这里会更挤。
原本我听说，送机场的员警是要一点钱来打点的，王家辉说他那时给了200泰铢。我打算给他300泰铢。
但Obson说，这员警太坏，不要给他钱。我也觉得，这简直拿人当狗关呢，决定听了Obson的意见，省了我的300泰铢。
去到机场，见到帮我送行李的朋友，人家早到了。同时看见一大堆的斯里兰卡人，这才知道，同一批去芬兰的的人是十几个，但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余的全是斯里兰卡人。
晚上12点多，IOM工作人员终于带我们一行人办完手续，登上飞机。波音747，相当宽大。但却分了贵宾仓和经济舱，难民自然只能是经济舱了。
这时我数了一下，总计是18人，包括三四个小孩。除了我，全是斯里兰卡人。
Obson的儿子太可爱了，我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他一路上哼哼唧唧，兴奋地闹个不休。
经过12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伦敦机场。这里有位IOM的工作人员迎接我们，他带我们办理了相关手续，还给我们买了一些食物、饮料。
在那里，我们又等待了4个多小时，登上一架波音737，飞往赫尔辛基。
（国际移民组织IOM给每个难民一只这样的手提袋，以方便在机场识辨。）
伦敦离赫尔辛基只有1800多公里，飞了两个多小时，到达。
机场迎接的是红十字会的3名工作人员，一个年轻女孩，和一对老年夫妻。他们穿着红十字会的马甲，帮助一些难民推行李、带小孩。
赫尔辛基机场警察局的入境手续，因为人多，办了两三个小时。结束后，红十字会的义工任务结束，将我们转交给芬兰移民部门的人员。这里已经配备了好几名翻译，有泰米尔语翻译、英语翻译，还专门为我一个人配备了一名汉语翻译。这是一个在赫尔辛基大学读数学的女孩，山西太原的，连同高中，她已经在芬兰读书7年了，芬兰语早已经当地化了。
Obson的母亲、哥哥，早些时候已经安置到赫尔辛基附近一个小城，他便离开我们，直接去了母亲所在的城市。我们这些人被安排在赫尔辛基东北部一个城市——梅克利。大约离赫尔辛基200公里，人口5万。翻译小姑娘说，这在芬兰已经算是大城市了，占了芬兰人口百分之一呢。
晚上12点多，大巴把我们送到梅克利，移民局人员和社工，帮助把我们带往各自的住所。相互间都离了老远。为什么不安排在一起呢？我想，他们也许是希望独立居住，有利于我们快速融入当地人群。
我安排在一处公寓的二楼，一房一厅，宽宽大大。厨房和餐厅合在一起，里面冰箱、厨具、食品已经布置好了，只要我去动手做，就有饭吃。可是我的床太窄了，很像一张手术台。
给我这么宽阔的屋子，也许是考虑到，我会结婚的。他们和我想到一块儿了，我需要在这里寻找一个爱人。那么到时候，我就需要两张“手术台”了。
5月的梅克利，室外气温10多度，需要穿外套。但是遍布暖气的居室里，气温在20多度，穿短裤短袖就可以了。
这个城市很像乡村，没有高层建筑，全是两三层、三四层的民居。住宅间相距遥远，大量的空地长着浅草、松树和桦树。
这个国家树特别多。
我想，我会呼吸到富含着自由和氧气的空气。
（作者避居芬兰Mikkeli市，这是这座小城的中心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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