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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囚徒的梦想》第十二章、禁闭巷里的199天
夏天，禁闭仓是蒸笼，热得趴在水泥床上喘气
由于脚戴铁镣，行走很不方便，而仓里又潮湿多水，链子老是生锈，会搞脏被子（5月16日晚他们将被子给了我）和鞋，所以我一般是提着链子佝着腰走路的。到后来天气暖了，干脆将鞋子洗了不穿了，洗了之后就跳起来晾在门上方的墙洞里，一星期后干了。此后，鞋就成了我的垫被和枕头——白天将鞋垫取出来，与鞋并成两排放在水泥床上，可以把脚落在地上，半躺在水泥床上休息；到了晚上睡觉时，又将鞋合在一起，垫在被头下当枕头。为了保持铁链不沾水，小便时要将两脚尽量叉开，绷紧铁链，使之腾空在地面之上，而大便时则要将铁链先提起来再蹲下去。坐在水泥床上时，也是将两脚绷紧，好悬空铁链。在这里面大便是没有手纸的，怎么办？我问狱警，狱警哈哈大笑：“你问问那些神经病，让他们教教你！”边说边指着对面那一排仓。我不管他的嘲笑，坚持要纸，他烦了：“你都他妈第三次了，还不懂，谁管你他妈这么多婆婆妈妈！”那就只有一个办法——用手撩起池里的水来洗屁股，这么一洗就洗了半年多。并且，后来得知，别仓的禁闭犯也是这么干的；精神病犯则大多是既不揩也不洗的，拉完就提上裤继续他的游戏——或唱歌、或自言自语、或骂墙。
6月底，仓里全部收去了被子，按曹区长的要求是什么也别留，只准犯人睡水泥台，但李国领并未完全照搬，允我留了被套和一条夹在被子里的毯子（禁闭前我有意夹进去的），晚上就只好垫着折成六折的毯子，然后将被套盖在身上。可是蚊子异常猖獗，我一闭上眼睛，它们就从屋顶垂直落下来咬，有的是从墙上垂直落下，再爬到脖子、脸和手臂上。我便想办法，把短袖囚服背后磨了个洞，睡觉时将衣服蒙在脸上，通过磨破的洞来呼吸。
7月以后，仓里异常地闷热，原因是中午12:00过后太阳全晒在后墙上，墙面滚烫，屋子又狭小，空气缺乏对流，以至于仓内气温比仓外高出许多。门外过道的前半段有风扇，靠近我这一段却偏偏坏了，更没有风的流动。实在热得难受，我便不停地撩水池的水把身上浇湿，并将身子贴在水泥台上，这样的话，一面身子凉了，另一面身子仍热得难奈。我向黎高朝要了几张报纸，迭成小方块用来扇风，情况勉强有些改善。可是这样一来又增加了运动量，身上还是不停地冒汗，汗都是粘稠的。后来想到一个办法，将后墙浇湿，这也仅是里侧湿，外侧依然火热，而且到了傍晚时分，依旧将热量烤进来，我只能躺在光水泥台上喘气，等待凌晨和早晨再睡。早晨睡只能是偷睡，因为值班狱警一旦发现，就要电击，并要求站仓。
此时睡觉的最大麻烦仍来自蚊子，我不能盖被套，更不能用衣服蒙头，因为这样会捂得自己汗如雨下。光着身子吧，蚊子会从不同方向攻来，可是实在太热太困，相较之下，还是蚊子要好受一些，两害相较取其轻，我宁愿光着身子睡任由蚊子咬。后来曾向狱警提出换仓，狱警一听我说20仓太热，蚊子太多，就乐了：“谁叫你来这里，没有蚊子咬那还叫什么惩罚？”
每天与蚊群苦斗，发现蚊子的“遗传学习”本领
和蚊子打交道久了，我发现它们有三种。一种是深灰色的，较大，飞速较慢，我可以打得着，它吸了血后不怎么痛，也不起疙瘩，与我老家屋前屋后飞的那种相似。另一种个小，纯黑，腰上有白斑，飞速奇快，而且嘴上并生着三支吸管，吸血效率很高，所以它通常采用的是咬一口就跑的战术，往往在皮肤上只停留2-3秒，很难打到它，并且最可恨的是——它咬人很疼，并会肿出一个大疙瘩。还有一种是特大个的，翅展有2-3公分，嘴上也并生着三支吸管，异常干瘦，腿尤其细长，停在墙上时用长腿将身子支成水准，好似扎在墙上的一支小飞镖，所以目标较大，容易发现，它咬人也极快，会肿起更大的疙瘩，所以见了这种，我是追遍整个屋子也要把它拍死。我打蚊子其实并不容易，墙的高处和屋顶停歇的蚊子多，但我看不见，也打不着，离我近的，可以看见的地方蚊子却又来得少。后来我发现门框的阴暗处和水池附近的墙上蚊子较多，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蚊子喜暗喜湿的缘故。门框一带我常在睡觉前去清除一遍，此时蚊子们正埋伏在那里等待我睡着了再来袭击。每天早晨起来后，也去那里清除一遍，此时有不少夜里喝饱了血的正歇在那里消化，看准了，一掌准打出一滩血来，并且还伴着它腹部爆裂的脆响。水池那边尽是小蚊子，可能这里是蚊子的孵化基地，特别是便槽后面那半平米湿墙上，总是爬满白色的幼蚊，它们也咬人，吸了血以后很快就能变成红褐色的“成年”蚊子。我每天要来水池这边扫荡五六次，但总也打不尽。我怀疑它们是从便槽的下水道里进来的，遂用黎高朝给的一个旧杯将道口封住。可是情况仍然没有改善，但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屋里臭气轻得多了，此后，黎高朝打开仓门便不再拂着鼻子叫臭了。
我常把打到的带血的蚊子抹在门侧的墙上，时间久了，那个地方就成了蚊子的公墓，陈列着七八十具红色的尸体。我当时的用意是希望对后来者起到警示作用，岂料蚊子根本无视同类的死难，依然一代狂过一代、一代多过一代地来攻击我，几个月的对抗中，我深刻地体会出——蚊子是一个不懂得爱惜生命的物种，不爱惜自己，也不爱惜同类。我打它，它感到有危险也会躲开，但它的躲开似乎并不是为了保命，而是为了争取在有生的岁月里吃到一口血，或者多吃一口血，好像人血可以使它的生命得到升华，并给它的生命带来极乐，如同人类拼命地追逐“成功”一样。为了一顿吃食而甘冒生命危险，这是人类无法理解的，这种舍命偷食的生存方式可能也是人类无法理解的。墙上红色的蚊尸越来越多，血点的形状也各不相同，有一个大肚蚊子居然拍出了一只鸳鸯鸟的红色形状，这是其中最好看的一个图案。后来，这些蚊尸和血迹开始发霉、脱落，墙上又留下许许多多形状各异的霉斑。
在和我的周旋过程中，蚊子的战术技能进步很快，我常去打的地方它不去停歇了。我的近视似乎也被它们发现，于是专埋伏在我看不清、不常打的地方。到了第二代（大约6月以后它生出了第二代），飞行速度明显快过第一代，反应更快，我照原来的出击速度完全打不着它；而且居然也改变了生物钟，不再照搬上一代的昼伏夜出战法，它知道我掌握了上一代的规律老爱在白天睡觉，于是它也趁着我白天躺下后出击。我怀疑蚊子莫非有“遗传学习”的本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下一代吸取上一代的教训，从而得到显著改进？蚊子的另一个战术是攻击阴背处，屋子里24小时亮着灯，身体的阴影处是自己不大看得见也不大看得清的地方，蚊子专挑这些地方下手。人的背部、臂后、腿弯、腿根、脖后就是它常常得手的地方，这些地方一来你不便发现，二来不方便打击，等你感觉到有些痒，将阴影面翻过来看时，它早飞了。日子久了，我掌握了它的这个特点，有时坐在水泥台上，将上半身全用被单裹住，只把腿露出来，并贴住水泥台伸直，然后用手臂在腿面遮出一块阴影来吸引蚊子，果然有蚊子不断上当。对我的这种诱骗，蚊子却始终未能遗传出新的本领来改进。
发现蚊子的“牛尾效应”，怕人眼睛
蚊子有一个特点是令人气恼的：看到摇动的东西就会飞过来凑热闹。你若摆动手臂，它会飞过来凑热闹；你拍打某个蚊子时，别的看到手动的也会飞来凑热闹；假如你搅动水花，蚊子也会追逐过来，在水面上、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有时我用衣服驱赶蚊子，看到了衣服的摇动，居然会飞过来更多的蚊子凑热闹，真是不知死活，搞得我哭笑不得。有时我用报纸扇风，它就追着摇动的手和报纸，冲击我的头和脸。有时我动手抓皮肤上的瘙痒，看到手指在动作，它也飞过来赶热闹，并爬到指缝间去追逐手指，常常被我一并指而夹死。有时我故意摇动手指逗它来，它果然会来，并绕着手指飞舞，我于是迅速改变手势将它合掌击毙。对这种骗局，它也没见通过“遗传学习”来进行识别和规避。我联想到乡下的牛，牛的身后总是会追着一群蚊蝇，似乎也是冲着尾的摇动而去的，我于是将蚊子的这个特性称之为“牛尾效应”，这或许是它们祖先常年叮咬牛马等动物而总结出来的常识性反应，然后遗传给了后世，代代相传，成了不可更改的“祖宗之法”，纵使被人利用来杀灭它们也不知更改。
蚊子怕人的眼睛是我刚进仓时就发现的，从它只攻击人体背部和背光处即可证明。有时我坐在水泥台上，感觉应该有蚊子来袭击背部时，突然转过头，果然看见一个蚊子正展翅飞来，但因看见我的眼睛，急忙在半空中转身飞走，离开时似乎有些恋恋不舍，又好像是阴谋被人发现而有些害羞的样子。有时我躺在水泥台上，闭一会儿眼睛，觉得“敌机”差不多要飞来了，就突然睁开眼睛，果然一只蚊子正从侧面墙上飞来，但看见眼睛它又转身退走，也是一副慌张而害羞的样子。如果我是睁着眼睛的，它们也会来袭击，但总是绕过目光所及，有如游击队夜袭驻军据点，总要避过探照灯的光柱。我想这或许也是它们祖先遗传下来的保命之法。
夜里睡觉，我捂住脸时，蚊子却会咬头部，而且是有头发的部位。头发那么密，我想有可能它们已学会了用腿拨开头发，然后钻进丛林吸食。头上常常被它们咬得又疼又痒，身上眼睛不易看到的地方也被它们偷咬得起了皮疹，发疼发痒，一抓便又发炎，时间久了，一块块的皮肤生出成片的暗疮。
黎高朝也热得擂墙大喊
黎高朝的情况要好不少，今夏李国领为他弄了一条蚊帐和一张木板，他将木板放在水泥台上，蚊帐则撑开在两面的墙上。有一次他将20仓的门彻底打开，我提着镣悄悄去他的仓坐了一会儿，只是觉得如我这边一样的湿和热，不过有了木板和蚊帐，睡眠情况就好了千百倍。
黎给了我几张旧布，我把它们用于擦脚镣，并撕下几条缠住脚腕，以减轻铁箍对脚腕的磨疼。初戴脚镣时，脚后筋会磨出血，天长日久，腕部结出了一层厚茧，使皮肤的磨疼减轻了许多，再加上布条的阻隔，除了行走不便，没有别的感觉。两个月过后，脚镣戴习惯了，感觉上和不戴区别不大。
天气终于热得黎高朝也受不了了，他晚上被火热的后墙烤得实在难受时，常常擂墙或大叫。我和他之间也经常通过擂墙来沟通，逢有狱警进来，他也会擂墙提醒我，而实际上，每次他听到狱警开铁门的声音时，我也同时听到了。在他不断的报告和央求下，加上李国领的帮衬，狱警后来半推半就地同意把他调到对面大仓。这个仓就是钉镣房对面的隔离仓（现在叫严管仓），那批隔离犯已随着“非典”封闭期的结束而下队。大仓此时关了三个严管犯：一个是打架的，河南人（后来我们喊仓时就叫他“河南”），禁闭一个月后转严管；一个是因切脉自杀被禁闭，两个月后转严管；另一个是有自杀倾向而被禁闭，然后转严管的。后来我得知，那个切脉自杀的是湖北人，我叫他“小湖北”，他说是5月12日进来的，早我一天，进来后就钉了两个星期的镣，不过是在前面的钉镣房，那里的地面是铺了木板的，所以并不冻。小湖北说那间钉镣房的隔壁也是一间钉镣房，当时还钉着另外两人。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巷子总共有三个钉镣房。黎高朝去大仓与这三个人同住，有了人可以说说话，他当然高兴，而且那里地方宽，门窗都是钢栅的，相对通风，加上又无西晒，凉快了许多。偶尔他还跑过来给我拨饭，可是因为要横过两米多宽的巷子，老是被狱警发现，后来狱警干脆禁止他过来拨饭给我，我便断了这份重要的口粮。每顿仅凭这二两饭如何吃得饱？一周下来，我明显感到黎高朝帮我养起来的小肚腩居然不见了，用手握腕，明显细了一指左右。瘦是其次，关键是饥饿感难奈。有一天饭送来后，我拿起来使劲往巷道上扔了出去，饭撒了一地。曹区长闻讯而来，命我蹲在地上，要我解释原因。曹既高又肥，通称“肥曹”，一脸的横肉。我告诉他吃不饱，我说：“我不同于禁闭犯，关几天就回去，饿一饿没事。我是无限期单独关押（仓门外插的牌子上这么写的，狱警也是这么对我讲的），与其慢慢饿死，不如快点饿死。”曹怒气冲冲胡乱训了我一通，我未吭声。但此后给我派的饭就被加成了大盒，和对面的精神病犯相同。
肚子混饱了，人便有些精神，我不时地做做俯卧撑，做做引体跳跃，尽管有铁镣跳不高，但可以将周身拉扯拉扯。活动之余，我往往喜欢站在木门后侧测身高，居然发现早晨测的身高比中午或晚上测的要高出半个公分。后来细想，或许是夜里躺下睡着，周身放松，所以长出了一些，而白天以站立为主，身子难免压得扎实一些，所以要短一点。不知我这个看法对不对。
精神病犯小飞，全身都是皮癣，抓的皮屑飞舞
禁闭仓每周要搞一次卫生，是两方面搞：一方面把所有禁闭犯、严管犯、精神病犯都赶到外面的院子里，要求他们脱光衣服，在大龙头下冲澡；另一方面是李国领带一帮新犯冲洗恶臭阵阵的禁闭巷，包括每个仓。在院子里冲完凉后，可以晒上1小时左右太阳，这很难得。
精神病犯大约有八九个，整天保持禁闭巷里喧闹不止的就是他们。其中一位叫孙小飞，大家都叫他小飞，他平时爱唱歌，并且就关在我斜对面，所以我听得比较清楚。可是他的嗓音由于两年前刚关进来时歇斯底里的长时间大叫喊坏了，现在只有猫一样的细弱的怪音。但小飞却总以为自己唱得很好，在院子里晒太阳时，他就靸上只剩下胶皮圈的“解放鞋”，拖着铁链，站在阳光下，仰望青空，引吭高歌。在仓里时，只要有人高喊“小飞，来一首”，他就会立即开唱，如同打开电唱机开关一般快捷。小飞常哼在嘴边的歌是“啊——啊——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啊——啊——啊——只要人人都——……”这句歌一旦开唱，他就会重复上半个小时，而且来去就这么一句。小飞全身长癣，除了脸和手，其他地方全覆盖着一层灰白的皮屑，形如蟾蜍的皮肤。每次冲凉时，凡他用过的肥皂无人敢用。冲完凉后他对着烈日狠抓，抓得皮屑飞扬，别人都离他远远的。我第一次出去冲凉，由于近视，看不清，竟坐到了他的身旁，他忙尖叫起来，要我离开，我仔细一看，还以为他是麻风病人。听犯医庄伟元讲，小飞身上的癣已生了一两年了，全是老癣，没得治。小飞性格好斗，谁要是嘲笑他的歌声和癣，他就会冲过去狠打。有一个精神病犯原来是六·一的，我刚下队时，常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自言自语，但是五音不全，没人听得懂，日子长了，监区将他视为精神病犯而送来了这里。一次冲凉时，他撞了小飞，小飞立刻照脸拳击，将这名犯人打得狼狈逃窜，拖着脚镣在院子里哇哇怪叫。但是监督岗蓝林德冲过来将小飞一个倒背狠摔在地，小飞冲上来，又给他摔倒在地，并狠踢了几脚。看来，小飞是个服硬不服软的主儿，从此以后，只要是蓝林德在场监督，他便不再闹事。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精神病犯，管事犯都叫他“靓女”。他就是那个天天对墙吵架的人，声音特别大特别尖，但一到院子里他便一言不发，只瘫坐在地上，似乎是很难直起身来。当他用力直起身子，我看见他屁股中下部分的皮肉已变成了黑色，并结有大块的痂，显然是长期坐水泥台造成的。“靓女”一发起病来，就砸饭盒，砸得粉碎，一只又一只，李国领将他毫无办法。有时他还将大便拉在饭盒里，搞得黎高朝收饭盒时大声咒骂他，但最终还是洗了去打饭给他。禁闭巷的饭盒全是混在一起用的，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吃过“靓女”的饭盒。有时“靓女”还将大便拉在水池里，害得搞卫生的新犯无从下手。李国领气极时，会狠踩他的脚，逼问他还搞不搞？可是，精神病人能作出什么保证呢？所以，这样的事情还是时不时地发生。但“靓女”也有幽默的时候，一次出仓搞卫生，经过禁闭巷铁门时，他把狱警挂在门口的铁锁偷拿了出去，狱警死活找不到锁，后来才有人发现它竟扣在“靓女”的脚镣上，逗得满院子的人全都大笑不止。
精神病犯长年关禁闭，戴脚镣，冬天没有鞋袜，睡水泥床
另一位有特点的精神病犯，我叫他“蝙蝠”，是个老头，走路时双臂张开如翅膀，加上是驼背，所以挺像一只大“蝙蝠”。“蝙蝠”的爱好是用手指刮眉毛。每次冲完澡，他就披上那件绿色的旧棉衣（无论冬夏），坐在地上一手作持镜状，一手不停地刮眉，好像在认真地梳妆打扮。“蝙蝠”还有一个爱好是“坐车回家”，每次听到外面汽车的响声，他就赶忙向外跑，边跑边说：“车、车，坐车回家，坐车回家”。他跑得很慢，以至于监督岗根本不去追他，而是提醒他：“有没有带钱买票啊？” “蝙蝠”一听，连忙脱下棉袄来到处找钱。这种情形重复了许多次，但每次他都是很认真的样子，毫无有意表演的痕迹。
还有一位精神病犯也有些意思，他面色苍白，呆呆的一双眼睛没有一点神采，每次冲澡时他不去水龙头下，而是要来一桶水，然后坐在石墩上，将裤子脱到脚腕处，卡在脚镣部位，再用毛巾蘸水来擦洗身子。这个形态极像乡村老年妇女洗澡，看了很是令人忍俊不禁。他经常洗了衣服，然后穿在身上暖干，其实这个办法我也用过，因为禁闭仓里实在没有办法晾衣服。但令我惊讶的是，到了秋冬时节，他也将贴身衣服洗过后穿在身上往干暖。每次在院子里晒太阳，他就喜欢东找找、西看看，见到什么能拿的就拿，但监督岗什么也不让他拿，有时他会走到树旁，扯下一片叶子想拿回去，也被监督岗劈手夺下。不走动时，他就坐在石墩上捏自己的毛巾，从上捏到下，又从下捏到上，眼睛却盲目地向着远方，口中似乎念念有词，好像信佛的人数念珠一般。
天天雪崩般哈哈大笑的那位精神病犯是位年轻的小伙子。到了院子里他什么也不说，冷眼带笑地看着一切，好像是站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一个旁观者，看穿了一切，超然物外。看着看着，突然一阵吓人的哈哈大笑。这位病人的主要节目除了雪崩般的哈哈大笑，就是“打电话”。在仓里，他常与狱警开玩笑——突然地大喊“报告”，待狱警匆匆赶来问他何事，他却幽幽地回答：“想打个电话。”口气绵软无力，好似叹气。狱警发现上当了，就狠踹一脚仓门悻悻而去。日子久了，“报告”会失效，他就擂门踹门，待狱警赶来，他照例幽幽地一笑：“想打个电话。”照例地绵软无力，好似叹气。不闹不笑的时候，他就经常在仓里面“喂、喂”地叫电话，叫“通”后就开始“讲电话”，一开讲往往是半小时才“挂机”。
有一个精神病犯我称他为“机器人”，的确像，极瘦，似乎就是一副骷髅。他在大腿上绑了许多布条，然后用布条把脚镣吊起来，挂在腿上，这样不至于使铁镣磨痛他的脚后筋，算是一项发明。可是因为他太瘦，加上这一系列布圈圈、布带带，好似女性穿着吊带长筒袜，看起来总让人觉得有些变态的味道。一到冲凉晒太阳时，他就像个柴棍做的人架子，在院子里将棍子般的两条腿拐来拐去，好似踩高跷。铁镣由于悬空，没有了哗啦声，只有轻微的叮当声在院子里回荡。
这些精神病犯常年关在这里，无人料理，无人治疗，天天戴着脚镣，生活在潮湿与幽闭之中。他们大多都有两年多坐禁闭的历史了。可怜的是冬季里，他们好像不知寒冷，常常不穿衣服，当然也没有人给他们衣服，鞋也是没有的，大都打着赤脚在水渍中日日徘徊。小飞是最爱穿鞋的，可惜他那双拖鞋（“解放鞋”烂掉了帆布后剩下的塑胶部分）里面有水，走路时能听见“卜嗞卜嗞”的水响。精神病犯们常年睡水泥床，必然有损筋骨，有的几乎成了瘫子，直立行走有困难，一出院子就盘坐在地上起不来。脚镣常年戴在脚腕上也会导致风湿、骨疼，有一个间歇性精神病犯告诉我，他的脚腕在冬季里被铁镣冰坏了，天一阴就疼，刺骨地疼。还有蚊子，他们如我一样没有蚊帐，常年叮咬，皮肤上大多都有如我一样的暗疮。精神病犯的被子是不收的，他们天天垫在水泥台上，湿得水淋淋，但他们哪里懂得讲究，仍是天天在这上面蜷卧。那个间歇性精神病犯常将垫被抱出来晒，垫被已被水沤烂了，变黑了，我摸过一把，能捏出水来。
孙伯龙钉镣两个月，壮汉变成了鬼
巷子里除了精神病犯永无止境的闹剧，还有正常人类的歌声，他们大多来自孙伯龙、“小湖北”和“河南”。孙伯龙是东北人，粗大有力，因为打架，被五·二分监区送到了这里。孙伯龙有轻度残疾——断了几根手指，他的名言是——“我错就错在没有钱”，意思是指他没有钱，所以在监区里不能像有钱犯人那样享受特殊待遇，而他这种身高力壮的人在江湖上是吃惯了“特殊待遇”，做惯了“大哥”的，如何教他心平气和地与贫穷犯人一道干手工活、拼产值？所以孙伯龙就打架，现在关禁闭也是第三次。孙伯龙喜欢唱歌，但是走调太厉害，若不听歌词，还以为是他家乡山坡放牛娃自创的牧牛曲。可是孙伯龙并不管好听还是不好听，心里高兴时和心理不高兴时就大声抒情，或者我们这些人高喊一声——“孙伯龙——演唱会”，他也立即回应、立即开唱，像孙小飞一样地爽快。所谓“演唱会”就是这些爱扯嗓子的禁闭犯们不约而同的接力唱，听起来如同演唱会。
后来回到六·一，见到一个认识孙伯龙的东北犯人，聊起孙伯龙时，他讲了一个笑话——有人问他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是谁，孙伯龙想了半天说：“别的我不知道，反正第一个是花木兰。”
孙伯龙关到第二个月时，他急了，加上身上生癣，就频繁地擂门打报告，要求要么放他出去，要么带他去看病，然而五·二分监区的狱警根本就不理会他，这里的狱警则认为带禁闭犯看病的责任不在他们，也不予理会。孙伯龙真急了，拼命擂墙，闹得门外狱警心烦，来电他，电流声哔哔剥剥，整条巷子都听得到。次日早晨例行查镣，发现他的链子上少了一只铆钉，问他哪去了，不说，再问，则称吃进肚子里去了。狱警大惊，急忙把他拖去医院，连脚镣都没有卸，但检查后却发现一切正常。后来他又承认是扔到下水道里去了。狱警大怒，把他拖回来后钉在前面的钉镣房里，那是木板地面的，一钉就是两个月，期间有一个因打人而禁闭的犯人和他同钉一仓，算是有个说话的人。两个月后，孙伯龙被放出来洗身子，只见一个瘦高的鬼影拖着巨大的铁镣挪着太空舞步走到院子里来。我简直认不出他了，粗壮的身躯变得瘦骨嶙峋，加上长期固定四肢，大腿肌肉退化，他几乎不会走路了。关键是自他进仓就伴随着他的50斤重的大镣，过去还差不多能拖着走，现在则显得很艰难。那种大镣链子全是用手腕粗的钢条焊接而成，在巷子里行走时，叮叮咚咚的声响如同重型坦克开来，加上空巷的回音，令人心惊肉跳。
禁闭犯、精神病犯被调去大西北，禁闭犯就剩我一个
放孙伯龙出来冲澡那天是10月8日，冲完冷水澡，我们站在院子里晒冬阳，不远处坐了几个狱警，听到丘地仗说了声：“大西北，让他们死去吧！”当天晚上，来了大批的狱警，打开禁闭仓，叫了十几个人出去。我知道应是调大西北了。由于“非典”的延误，调湖南是推迟在9月份完成的，当时禁闭巷只走了一个。这次则走得比较多，次日早晨巷子里冷冷清清。来收被子的是蓝林德而不是李国领，我惊问何故，蓝林德说李国领昨夜被调大西北了。蓝林德还告诉我，昨晚这里的禁闭犯和严管犯全调走了，精神病犯也调走了好几个，整条巷靠我这一排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我有点想不明白，他们调精神病犯去大西北干什么？同时，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只剩下了我一个？实际上昨晚调人时，我以为会有自己，我把被子等物品全都收拾整齐了，却迟迟不来叫我，我曾大声叫喊：“把我也调走啊！”但始终无人理会。
李国领被调走倒是我预料之中的，像他这样没钱没关系的犯人，仅凭干劲在分监区犯群里手握新收操练和禁闭巷管理“大权”，必然会成为广东籍有钱犯人排挤的对象，在新换分监区“领导”后，他自然是人家“警匪联盟”要清除的障碍。这里的狱警同样相当地势利，如我这般没钱的犯人，他们一概不肯理会，而一旦是“有料”的犯人遭了禁闭，他们会有事无事地前来开仓攀谈，给烟、给木板、给蚊香、给日用品，并且会关照李国领多打些饭菜，甚至还帮他们发信、打电话。
巷子里几天时间没有听到两个“闹神”的声音，我怀疑是调走了他俩。几天后出大院冲澡时，果然没有看见他俩，同时也没有看见其他几个爱闹的，我这才明白狱警“搞走”这批精神病犯的真正动机——他们着实给这些病人吵烦了，想图个耳根清净。但是，把精神病犯充塞其中，丢给大西北监狱，这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更是卑鄙的欺骗。
此次调走的禁闭犯当中，我认识的有卢波、钱坤、“小湖北”等。卢波是第二次禁闭，他是江西宜春人，判了无期，我第一次禁闭时他就已在这里了，后来一直“陪”我到03年8月，满第11个月时才被提了回去。卢波在的时候，每次出去冲澡晒太阳，他就和我坐在一起聊天。回到仓里后他还常和我喊仓——变腔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则以“到！”回应。他回队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应是9月中旬），又听到他熟悉的喊仓声：“李焕明——我又回来啦——”，我估计他可能是提前听到了北调的风声，这次是有意闹事来挣北调名额的。
钱坤则是六·一分监区的人，老家安徽，在队里时与我挺谈得来。钱坤生性耿直，疾恶如仇，受不得他人的颐使和欺压，屡次与狱警和事务犯顶撞。我这次关进来的第二月，他就进来了。起初我并不知道他进来了，只是听到不远处的仓里传来叫我名字的声音，但我没听出是谁，当天下午冲澡时才看见光着身子的钱坤，身上还有几处伤痕。他是因为骂了管事犯而遭人家群殴的，但最终关禁闭的却是他。那次他只关了7天，可是回去后的第3天他又来了，是因为回去后报复事务犯而被再次禁闭的。北调时，他早已离开禁闭仓，但我估计应该有他，后来我回到了六·一，向别人打听，果然有他。这也正遂了他的心愿。
钉镣，最久的钉了9个月
关于钉镣，这里再补充一点。前面讲到的那个间歇性精神病犯，曾告诉我他被钉过9个月，我无法想象他出来时会是什么模样，但肌肉的萎缩必定会让他短时间内无法正常行走。而且，这个精神病犯一直戴的是二十多斤重的大环镣，已戴了两年多，可能他不注意擦洗，总是红锈斑斑。我想或许他当初反抗太激烈，以至于遭到如此残酷的待遇。
9月份时送进来一个叫黎伟忠的小伙子，因私藏手机被举报。举报人曾告至本监狱，无奈黎有领导保护，未能奈何得了他。举报人不甘心，又设法报至省局，省局派人来专查，监狱那领导保不住了，才将他严办到这里。这次他吃了很大的苦头，被钉在我钉过的那个仓里，24小时面对蚊子和潮湿的水泥地。他深知自己错误犯的大，所以一声不吭，竟挺了50多天。后来天冷了，他要了些旧囚服塞在背底下。我无法想象在那水泥地上躺50天是什么结果，后来黎高朝告诉我，他多数时间是坐起来的，因为他“有料”，这里有一个狱警专门关照他的。
原来与黎高朝一道送饭的哑巴，9月份曾被送过来禁闭，可能是打了架，一进来就叽哩哇啦诉说委屈。狱警将他关到仓里，他不干，要去黎高朝那里，去了黎高朝那里却又嫌饭不够吃，又闹。值班狱警烦了，干脆把他钉了起来。这一钉就是一周，钉得哑巴拼命吵闹、打木板，闹了两三天闹不动了才静下来。哑巴吵起来谁也听不懂，而他自己却很着急，于是狱警就站在他一边看着他着急的样子哈哈大笑，权当作一项娱乐来解闷儿。
另一个钉过镣的精神病犯叫谢月兰，其实我第一次禁闭时他就在这里了。初始时他几乎没什么精神病状，与我们交流起来感觉挺正常，并且他还懂得很礼貌地请示狱警要求归队。可他所在的分监区就是不提他，这样天长日久地关起来，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烦躁起来，一天天“神经”起来，并最终真的变成了精神病犯的。说句良心话，谢月兰的精神病的确是在禁闭仓关出来的。他后来严重起来了，整天在仓里唱老家的山歌，曲调变化不大，并总是重复唱，加上嗓门大，闹得全巷犯人不得安生。我不知道他是广东哪里人，也听不懂他的方言唱词，只懂得其中一句总是重复“毛在（泽）东”、“毛在（泽）东”（他老家的话可能是“泽”念“在”），似乎毛泽东就是他的上帝。回想起来，我见过不少精神病人崇拜毛泽东，我心里暗自思量：莫非是因为毛泽东登峰造极的疯狂，使他成了精神病人顶礼膜拜的“疯狂偶像”？有一次他连续唱了一中午，肥曹被惹烦了，便过来打开仓门训他，哪料他看见高大的肥曹就叫“毛在（泽）东”、“毛在（泽）东”，搞得肥曹哭笑不得。
谢月兰后来被调到了19仓，就是我的隔壁，黎高朝原来住过的。这下我可惨了，他没明没黑地唱啊、闹啊，并将铁镣放在水泥台上摔打，以作为更刺激的伴奏。这样疯狂的演唱，大约只有崔健可以与之相比。我简直被他闹得身心俱疲，常常在睡梦中被他吵醒，醒来了不但要接受他令人心烦的噪音，还要对付永远也杀不完的蚊子。我担心这样久了自己也会被搞“神经”。10月份以后，天凉了，他依然不穿衣服，光着身子唱，唱累了就放水淹自己，同时将整个巷道也淹没了，黎高朝无法推车送饭，于是狱警又搞他，将他双手铐起来。手铐起来了也不影响他的疯狂演唱，他将铐子在墙上狠命击打，也能击打出伴奏声来。后来天气越来越冷，他依然不要衣服，晚上又将被子泡湿，于是蓝林德干脆不再给他被子，谢月兰就躺在水泥台上过夜。我那时已穿了毛衣和布鞋，可他还泡在水里，我不知这人体是如何保持不死的。这时他又换了玩儿法，每顿吃完饭就砸饭盒，狱警终于恼羞成怒，将他钉了一个周。但解钉后他还是那么闹劲十足。我想，既然你们将他关成了真正的精神病，这苦果也得让你们自己尝尝了——因为谢月兰搞得狱警们在值班室也无法气定神闲地休息了，他们也整天被这“疯狂摇滚”搅得心烦意乱。
生了五个月癣，除了脸和手，全身长遍
仓里除了蚊子，还有蚂蚁、蟑螂、老鼠。蚂蚁是从窗口爬进来的，它们顺墙而下，又沿水泥床里侧的边沿爬到门口。我的水杯里、胶匙羹上常常被它们爬满。我就用水冲它们，次数多了，它们逐渐意识到这里不是适合它们生存的家园，便逐渐来得少了，后来慢慢地绝迹了。由此我比较出，蚂蚁是一个理智而温和的、懂得自爱的物种。我并且还观察到：一旦发现前方有一只同类死亡，它们会在那里徘徊一阵，然后告诉别的同类别走这条路或别再来这里。这真的是一个热爱生命的物种，比蚊子可敬得多，甚至也胜于人类。
蟑螂有的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有的是从门缝爬过来的，可能是这个环境太脏，于它们来讲那就是营养丰富，所以个个养得硕大健壮、凶恶张扬。有一次下大雨，下水道灌满了水，蟑螂们窜进仓里来躲避“水灾”，可我又不能让它们侵入我的“领地”，而且我从来都是恶心蟑螂的，于是我用鞋打它们，那一晚打死了12只足有两寸长的大蟑螂。我由于害怕蟑螂还会钻出来，那一夜就没敢睡，时刻等待扑杀来犯者。其实我一直坚持用破杯塞住下水道口，用意之一是为防臭，用意之二就是为了防蟑螂。
真菌是仓里的又一大害，由于潮湿、闷热，这里很适合它们的生长，满墙上的霉毛就是证明。我刚来时，因为没有毛巾和肥皂，身上洗不干净，所以总是将皮肤上那一层腻腻的污垢用指甲抓下来。这样可能破坏了皮肤表层，很快在裆部生出癣来。足部由于我长期不穿鞋，在湿地里行走，很快也生出了癣来。这种癣只要有一点破皮，就会迅速侵染过来，先是发炎长出一个小红点，然后向四周蔓延，一个星期可以长到铜钱大小。很痒，所以人就抓它，人抓它却正好合了它的需求，于是趁着皮肤感染而长得更为鲜艳硕大。天气炎热以后，它传播得更为迅速，腿上、腹上、胸、背、手臂大块大块的，如金钱豹一样斑斓。头和耳朵上也不能幸免，唯独脸和手掌、脚掌不长。
我以为它会好的，所以并不十分在意，也没有找犯医要药。一次冲澡晒太阳时，卢波看见了，大惊，赶忙叫我找医生。庄伟元来看过后，说这和孙小飞那是一样的病，难治了。他起初给的是“林旦”药膏，用了根本不见效，后来给了“癣敌”，倒是挺见效，可惜只给两支哪里够，由于患处面积大，一支我擦一天就没了。再向他要药，便不再给了，理由是“没得治”、“治不了”。当时又患中耳炎，一只耳朵听力大减。而身上的癣愈来愈重，差不多要到孙小飞的地步了，我于是大声报告要求看病。报告了一个多月，六·一来了两个小队长，带我去医院开回来两支癣药水（五· 三分监区只是负责禁闭犯的关押，治病、衣被一概不管，真是奇怪的分工）。去医院这半里路还是拖着铁镣走过去的，回来时脚腕磨破了多处，于是从破创处又生出了癣来。两支癣药水用完后，确实有效，可惜刚刚见效又没有药了，再报告则无人理会，实在没有药，我曾经尝试用墙灰来涂擦患处，看是否能以石灰的腐蚀力来杀灭病菌，但结果却只是让患处溃烂得像开花一样，并淌流出大量的黄水。直到两个月后，10月份的时候，才终于“报告”来了一位小队长，他带我去医院仍是开回两支癣药水，依然是治到半途没药了，癣又复发过来，来势更为凶猛。这次去医院还是拖着铁镣去的，但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事先用布包了脚腕，才没有磨出伤口。
但是癣有个特点，喜热怕冷。11月份转冻后，它终于退却了，原样的斑疮虽然还在，但已不再发炎，不再扩展。
禁闭仓八大害：蚊子、蟑螂、蚂蚁、酷热、严寒、恶臭、真菌、狱警
仓里洗衣服，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穿在身上暖干，二是拼力甩干。我常用的是甩干法——两手向上一扬，然后猛力往下甩，衣物便发出“嘭嘭”的巨响。这种声响不单发自我这里，其他仓也时有发出，可见其他禁闭犯也用这个办法的。这样甩干，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汗衫一般要甩2-3小时才会无水，这还不能说是干，只是水分再也甩不出了，这时若将它穿在身上，1-2小时后就真正地干了。裤子的甩干更费时间一些，大约需要一个早晨，后来为了省力，刚开始时就一只手扯住裤子的一头轮大圈，待将水分脱去大半了，再展开来用力抖着甩。这样两手换着轮大圈，便不至于太累。不洗衣服行不行呢？若是不洗的话，一周以后准会发腻，并粘住身子，黎高朝一开门就会嚷臭。所以，还得洗。
10月份，重新发被子，别的犯人有，而我又没有。我问蓝林德，他说六·一没送来。我说夏天不是收去了我的被子吗？怎么现在还要送？蓝说那被子放在仓里面三个多月早烂掉了。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我不再去擂门强要，我选新换来的那个指导员值班时打报告。这个指导员据说是从科室调来的，出去冲澡晒太阳时，偶尔能看到他，从他的言行中感觉应该是个品行不坏的人。果然，他打电话去六·一，被子很快送了过来，只可惜那棉絮破破烂烂，被套也是两截旧布拼接起来的。
封住后墙小窗的铁板有54个孔，长6孔、高9排。小孔只有钢笔粗细。每天中午过后，太阳晒到后墙时，细光柱便投射到水泥床对面的墙上，如一串牛排般整齐耀眼地挂在灰暗的墙上。这一线阳光是我在这阴暗屋子里的欣喜之一，每次见到它，我就将手贴上去烤晒，或将眼睛对上去，看那光明世界的太阳。光柱随着季节发生位移，好似黄道的位移。夏季时，它们如牛排挂在右墙，秋季时则如一片金色栅格印在水泥台上，深秋时则又如一把碎金洒在左墙上，真像一串金穗。每天它们大约在下午4点左右消失，当它们隐去，我又怅然地坐在了阴暗之中。
总的来说，这仓里令我烦恼的无外八大因素，我将之称为“禁闭仓八大害”，它们分别是：蚊子、蟑螂、蚂蚁、酷热、严寒、恶臭、真菌和狱警。其中严寒是10月底开始品尝的，与第一次关禁闭时品尝的滋味相类。由于西晒和封闭，仓里热起来十分怕人；而由于阴湿，它冷起来也是入骨入髓地怕人。恶臭主要来自下水道，下水道里除了犯人排的粪便，也有狱警排的粪便，加上废水剩饭，臭味是够“质量”的；当然，仓里细菌的腐败分解和自己身上的脏臭也夹杂在这恶臭之中。总之，这混合的味道总能令进来搞卫生的新犯们将禁闭巷视为畏途。至于狱警，主要是打扰我的睡眠。我因为夜里要和蚊子苦战，只能白天可以稍微放心地睡一睡，而白天狱警又老是巡仓，一见我在睡觉就踢门，往往将我从梦中震醒，然后跳起来，依命去门口站仓。
这期间，其他各大害我无可奈何，但蚊子和蟑螂是消灭了不少。整个夏秋，平均每天要打死30-40只蚊子，算下来，应消灭了至少3000只蚊子；蟑螂则前后消灭了大约30-40只，虽然绝对数量少，但凡闯进来的，十有八九是逃不了我的鞋击的，所以消灭率还是很高的。
禁闭仓里老鼠也多，而且胆子挺大，大白天在巷道里如入无人之境，步态竟与趾高气扬的狱警颇为相似。无人伤害它们，其实对它们的生存能力就是一种伤害，它们已退化得呆笨而且盲目。偶尔一两只窜到我仓里，竟看不见我这个大活人正手持鞋子要击打它，可我又不想杀它，就用脚镣声唬它，这才慢吞吞掉转头悠悠离去。可能是由于运动量少，它们的毛色无光、零乱，加上毫无神采的双眼，样子十分难看，一点都没有精神，远不如伴生在猫的世界里，在人和猫的追杀下锻炼出来的鼠那样精灵活泼。
仓里别的生物还有蟋蟀、爬虫和蜘蛛，不过这几种生物比较懂得“礼让”，像前两种，受到我的驱赶后，很快不再前来，似乎明白这里是它们的“兵家不争之地”。蜘蛛则只行走在屋顶和墙壁的高端，从不犯及我能触到的范围内，而且这里的蜘蛛由于有大量蚊子可以捕食，最大的居然有半个手掌大，可是尽管它们能吃些蚊子，但面对这数量庞大的蚊子仍显得无济于事。我从不伤害蜘蛛，原以为它能帮我吓退蚊子，后来终于明白，它的生存并无使命，它只是为了偶尔偷袭几个填饱肚子，绝无帮我捕杀灭绝蚊子之意，我这里蚊子越多，它或许越高兴，说不定它还会分泌出吸引蚊子的气味，勾引它们来20仓呢。看来蜘蛛是不能指靠的。
潘副监狱长：珠三角大把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他们为什么不闹呢？
10月5日，也就是这次北调的前三天，潘浩副监狱长曾领了一群狱警来到禁闭巷，逐仓将犯人叫出训话。训到我这个仓时，开口就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点点头。我知道潘是邹监狱长提起来具体干活的副手，邹监狱长口才不佳，加上官做得久了，不想那么“勤政”，于是大小会议的讲话都让潘去讲，然而潘的口才也实在艰难，好在十分卖力，所以每次大小会，都能磕磕绊绊对付下来。潘讲话往往闹出许多笑话来，惹得在各分监区里收看闭路转播的犯人们哄堂大笑。这个人特别爱摆架子，就这么个小小的副监狱长（副监狱长有六位），大小会议讲话都要秘书班子拟讲稿，然后照着稿子念。有时念讲稿念累了，也会顺着上文语义即兴发挥地随口说。有一次，讲筹建心理谘询室的事，他说：“监狱将要选一批犯人来当心理辅导员，负责分监区犯人心理辅导”，回头一看稿子，忙改口：“不对，是在干部中选一批心理辅导员。”
显然他知道我是为了 6天8小时工作制而坐禁闭的，开口训我：“这有什么受不了的呢？你们犯了罪，本身是要受到劳改惩罚的，劳动苦一些是肯定的。你有没有在企业里打过工？珠三角大把的工厂里，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他们为什么不闹呢？”我回答他：“工人与企业是契约关系，他的超时劳动是有相应报酬予以平衡的。话说回来，若是无报酬的超时劳动，那明显也是违法的，您要我向他们学习？潘监狱长您是这个意思吗？”潘见无法说服我，转口问我想不想出去？我说当然想，只是关键并不在我，潘说：“你好好想想，想通了，可以写信给我。”我点点头，打算早点结束这种徒劳的谈话。几天后，禁闭巷突然大量北调，我才明白，潘此次巡仓是来为北调摸底的。
多亏黎高朝给我的报纸，使我无聊的时光缩短了许多。从报纸中得知萨达姆的两个儿子被美军打死，不禁为他感到悲哀，这个野心勃勃的独裁者，上任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也是伊拉克战乱灾害不断的二十年，一个富足美丽的国家被他治得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到最后还得搭上自己儿子的生命。这或许就是对独裁的报应。相对他，我倒觉得这两个年轻的公子死得尊严。可是在我国，过去几十年里的独裁者们却都能得以善终，这是不是上帝的笔误？
黎高朝还弄到一本《青年文摘》给我，我连其中的广告都仔细读过。其中记忆最深刻的一篇短文是《消失了的菲比》。老亨利和老菲比是一对夫妻，二人相依为命，有一天菲比终于死去，老亨利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习惯了，他到处寻找菲比，但没有人能告诉他菲比究竟去了哪里，最后他竟在追逐菲比的幻影中摔死在夜晚的山谷里。
尽管这是一篇显得有些悲惨的故事，可是它无法不勾起我对年迈的父亲和母亲的怀念。老家农闲时，母亲常随父亲去菜园子里走走看看，他们走一走，停一停，偶尔矫正一下相互交错的肥大菜叶的生长方向，偶尔除去一棵菜叶下隐藏的小草，偶尔面对又红又大的番茄观赏起来，偶尔又将胖胖的茄叶上的虫子摘去。家里那几分菜地简直成了父母的小花园，在这里，我能看出父亲母亲流溢在目光、脸色与步调中的满足和幸福。父母就是这样地相依为命，而今也是两个人孤独地住在乡下，身边没有子女。或许在父母的心目中，瓜菜水果和庄稼也是他们辛勤培育出来的儿孙，看到这些心血的茂盛生长与收获，总能令他们欣喜。
我和三哥上小学时，每逢母亲病了，父亲就起早来给我们做早饭，父亲当了几十年乡干部，干过许多活，却从未下过厨，因此，那些年代里，父亲做的早饭虽然不如母亲，但我们兄弟却吃得泪盈盈的。母亲病的时候，父亲还替母亲洗衣裤、鞋袜，包括内衣，母亲不能下床时，父亲会提来尿罐，盛满后又提出去倒掉，这些都是父亲当乡干部时没有做过的。离休后，父亲渐渐变老，与母亲依恋的程度与日俱增，和书中所写的老亨利与老菲比的情况非常相似。所以，我总是担心，假如父母当中有一人先去，在那个没有亲人的山村，我无法想象另一位将如何活下去。
痛思亲人，常常坐在水泥台上发呆
在仓里，头脑一闲下来，想得最多的就是家人，父母、兄弟、二哥、姐姐、两个侄儿，好像全都站在了自己的面前。可是再回看自己身处的环境，于他们无一线的帮助，我总是深责自己。在这里，我几乎每天都会陷入深责之中。自责始终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父母未尽到孝道；二是未能帮到二哥，致使他不堪生活的高压而死于非命；三是二哥去世后我至今都无法帮到孤苦的二嫂和两个可怜的侄儿。这种无人交流的环境里，自责往往是极深的，常常追悔到自己心里发疼，甚至是痛不欲生，觉得自己只有撞墙而死，或许才能解脱于这思亲和忏悔的苦海。
父亲与母亲是从不言“爱”的，但我知道父亲与母亲之间爱得极深。上小学一年级时，那时父亲还在乡政府工作，一天回家后发现母亲身子不好，走不了路，父亲便让母亲躺下休息，嘱咐三姐在一旁照顾，他去乡卫生所买回几副中药，熬给母亲喝。母亲稍稍好转，父亲便扛起挖镢和挎篮进山去了，当天晚上回来，挎篮里满是长长短短、粗细不一的淮山。我知道淮山入土很深，不易挖到，但父亲却能挖回这么多来，不知他跑了多少面山，踩了多少荆棘。淮山是很好的补品，父亲将那白白嫩嫩的根块炖了肉和黄花，给母亲吃了一段时间，我也有幸第一次尝到淮山的美味。父亲离休回乡时53岁，大哥借那个“顶班”政策去了乡政府。当时我和三哥还在上学，那一年又是分田到户，父亲不得不与高中刚毕业的二哥一起种地产粮，养活全家老小。父亲虽然当了几十年干部，但却是一个做农活的好把式，因为他下乡驻队时，并不“当官”，而是和农民一起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开展工作。所以父亲在四里八乡的农民当中名声很好，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很简单——“是个实诚人”，在乡村，对干部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父亲做农活十分地精细到位，回乡后，他的农活居然成了干了一辈子农活的邻居们观摩学习的榜样。谁家要砌石坎、建房盖屋，往往请他去把握质量。父亲又公道、有威信，红白喜事，乡亲们也请他去主持里里外外的事务。母亲心疼父亲，要他别跟年轻人那样卖力帮人。每当父亲一身疲劳地回到家里，母亲就打鸡蛋冲稠酒给父亲解乏。由于父亲的精耕细作，家里收成很好，母亲不再为吃穿发愁，从过去的愁苦中彻底解脱了出来，只须在家里做些家务事，而不必再去地里风吹日晒，于是就日渐变得心宽体胖起来。所以，在父亲回乡后，母亲的晚景还是幸福的，而父亲在母亲形影相随的照料中，也相当留恋起家庭生活来，农活不忙时，两人就去地里看庄稼、去菜园子里侍弄蔬菜，或者在屋后喂喂鸡、给懒猪抓抓痒。若在回乡前，父亲是极少有兴趣这样“闲散”的。我知道，母亲把父亲当成了她心目中的一切，而父亲又大母亲8岁，我真担心现已70多岁的父亲要是先走了，母亲将如何面对失去知心人的日日夜夜。’97年我离家时父亲已68岁，行止已颇显龙钟，这么多年过去了，生活若能自理已属难得。而今，二哥的去世和我的入狱，让二老如何接受这样的打击？为了供养我和三哥上学，父亲承受了十几年的辛劳、困苦、压力和拮据，60多岁时还像一个壮劳力一样在地里耕作，完全没有了做干部时的模样，真正是一位历尽风霜的刚强老农，从山上回到家里时，苍老花白的头发里不时会夹杂着星星点点的草叶丝和树叶碎片，身上总能找到许多泥迹来，看了总让我想到落泪。父亲是我心目中最为崇敬的人，但我从未对他说起过，我想，很可能我永远也没有机会对他讲这句话了。
想到这些家事，心痛常常把自己锁定在水泥台上，久久坐在那里发呆。二哥的去世，对父母而言是老年丧子，对二嫂来说是中年丧夫，对于两个小侄子，则是幼年丧父。这人生三大悲事全集中于我的这些亲人身上，心中的疼痛割得自己不时捶胸顿足。父母无法帮到，两个侄儿我能想到办法帮到他们吗？
禁闭仓里空想小发明
除了思亲和追悔而外，想的较多的当数民运的方式方法问题。我构想了多种方式，包括暴力的、和平的、混合的、演进的等等种类，每一种当中又构思出多种具体方法。比如暴力方式，可以设想的有：游击式、兵变式、内战式；和平方式可以设想的有：无休止请愿运动方式、无休止绝食运动方式、无休止静坐方式、无休止罢工罢课方式、百万围城方式等等。对这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再结合中国社会特点和国民特性，最终我再次认定：唯有和平方式是最可靠、最可行、最可能的方式，而其中，“无休止请愿运动”是我经过反复思量和比较后，认为是最为可行与可能的方法。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最后一节提出自己的探讨性意见和建议，与海内外同仁作一交流。
因为我在外时的工作是商业企划，难免偶尔会想到过去经历的商业方面的事务，偶尔也会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企划个案进行反刍咀嚼、分析得失。在这些无目的的思索当中，偶然想到了几款纯净水桶的新设计方案，这几种设计将更有利于消费者，有助于克服他们使用上的不便，将可能使采用这种设计的桶装水更具竞争力。随后又联想到牙膏、鞋油、透明胶带等等一些常见小商品的新设计方案，基本都是实用新型设计与外观设计方案，也基本上都能创造一些新颖的功能和卖点，有利于提升产品竞争力。联想一旦打开，一个多月里居然琢磨出了20多项新设计方案，其中有几项我觉得很有市场价值。我想，留在心里吧，将来出了狱将它们申报出来，若有成的就让那两个可怜的侄儿受益吧。可是不久，我转念一想，何不现在在监狱里申报（当局的《监狱法》规定犯人有这个权利，而且要求监狱鼓励和支持这种创新行为），若有成功的，岂不可以提前为他们谋得利益吗？但在禁闭仓里显然是无法申报的，而且现在还都只是想法，要申报还得做样品、写申请书、画图纸，并征得狱警的必要协助。只有出禁闭仓才能做这些。
怎么办？一方面是很想为这两个侄儿谋福利，一方面又极想坚持自己的态度继续在禁闭仓对抗下去。我该如何选择？内心为此矛盾了两个多月。出去吧，即意味着对狱方暴政的屈服和依顺，宣告自己努力的失败，并留给老韦等人一个半途而废的印象。坚持不出去吧，这两个孩子总在我心里闹腾，使我日夜难安。
走出禁闭仓，再回六·一分监区
经过长时间的内心矛盾争斗，两个孤苦中的孩子最终战胜了我的个人理念。我知道，狱警们是无法使我屈服的，但是，我不可能不屈服于两个孩子的需要，为了他们，我愿意暂时向狱方低头。一年前我也曾在信中对大哥说过，如果共产党现在愿意放我回去照料这两个孩子，我宁愿放弃自己追求了多年的信念与理想。如果我入狱之前遭遇二哥去世的不幸，我肯定也会暂时按下这些个人的信念和理想，一心去抚养这两个孩子，直到他们成人自立。我的民权理想毕竟还是未实现的虚无之物，这两个年幼的生命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他们面临的是最基本的“民生”，两相比较，我肯定选择后者。我认为自己目前构想到的这些产品方案，很有可能帮到他们。而且，刑法规定——有发明创造的应当减刑，如果这些构想有几项可以成功，我将可能凭发明创造取得减刑，提前三四年出狱，而不是靠向共产党“认罪服法”、“积极改造”来违心谋取减刑。提前三四年出来，我就可以更早地帮到难中的亲人，也可以更早地重新投入到对自己理想的努力之中去。但若要我通过给共产党“认罪服法”和“积极改造”来取得减刑，我肯定是不情愿的。其实，要不要伪装“认罪”和“改造”去博得减刑，以期早日出去帮助自己的亲人，这一直是我内心的一大矛盾。
这段时间里，梦中又多次见到二哥愁苦的面容，我终于无法忍受对二哥及两个侄子的负疚，决定结束与当局的对抗，出来尝试一下这种能帮到亲人的可能。我想，若能成，则可消解心中的久痛；若不成亦无所失，无外乎再次开始对抗，再次走进禁闭仓。我希望自己的这个决定不会被人误解，认为我是惧怕禁闭才屈服当局，谋求出仓的。我想，既然可以在这种环境蹲上半年之久，经历过禁闭仓春夏秋冬的种种苦楚，我绝不会害怕继续蹲下去，如果不是为苦难中的亲人考虑，我完全可以蹲满7年，直到出监的。我想再次请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们相信，我不是因为害怕禁闭而决定屈服出仓的。
作出这个艰难的决定是在11月中旬，此时已是冬季，严寒正在浸透禁闭仓的每一寸水泥和空气，我身上的癣已开始真正消退，黎高朝也已将李国领找给他的厚大棉衣套在了干瘦弱小的身上，像个幽灵般不时在对面大仓的窗口、门口晃动。我想起潘浩上月来巡仓时说，若有想法可以写信给他，我于是找那个干瘦的指导员要了纸和笔，写了封信请他们转与潘浩，说我想出仓来利用工余时间搞搞小发明、小创造，表示愿意按监规纪律和《监狱法》来过自己的服刑生活，不再坚持自己的原有看法，请求结束对我的禁闭关押（此时给我的处分名为“无限期单独关押”，但实质与禁闭完全相同）。
信发出去后，隔了一周多，祝君华带了两个队长来到禁闭巷，先是质问了一番，感觉到我态度已有根本变化，他才将我提出了仓。这一天是2003年11月27日，这次禁闭总计199天，即6个半月。若加上前两次，则入监以来的1年3个月当中，有222天是在禁闭仓里度过的。
回六·一分监区的路上，我问祝君华为什么不送我去大西北，祝说：“分监区是巴不得送你走，照你的条件，在哪个分监区都是必送的。可是你这种犯罪类型，上面规定必须就地服刑，不能转监。”
（作者在泰国期间，和中国流亡朋友们。左一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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