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正月初二就开工
回到分监区以后，徐斌的那帮犯人开始孤立我，包括我所在的8仓，一些需要追随徐斌求取考核成绩的犯人也不理我，空气相当冷涩。廖新华偶尔趁没人时朝我努努嘴，悄悄说上一句半句的，还不时瞅瞅四周，担心被人看见听见，我理解他的难处——一方面要与“监控”对象搞好关系，一方面又不能得罪车间“大佬”。有一天收工后，韦福芝将我叫到他管的图书室，问我为什么不告，我说了自己的理由——等书稿寄回后再告，韦福芝说：“你一定要告，管事犯打人，干部也打人，无法无天！有什么怕的，你连共产党都敢反对，难道还怕他几个大盖帽？你告的话我一定配合。”我很感激老韦的热心与支持，但仍觉得书稿重于“挨打”，我仍决定先缓一缓，待书稿抄完寄回后再设法来告。
时任指导员的钟东出差回来后，我将这件事的原委说与他，希望能讨到点公道来。但钟东只是劝我息事宁人，忍了这口气，他认为既然分监区长已做了处理，他便没有可能更改。同时又用一个狱警们惯用的套话告诫我——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监狱里也一样，要学会适应。
一周后，我将书稿要了回来，继续誊抄。天气日益寒冷，我已顾不得手脚的感觉，一心想要快些抄出来，寄它出去了，我一身轻松，届时受不了“拖班”，想“抗改”也无牵挂。没想到，韶关居然令我手脚生出了冻疮来，实在是又出乎了我的料想。身上的皮肤病，包括疥疮和脓疮，从新收一直纠缠到现在，亏得用了硫磺香皂洗澡，居然在生出冻疮之前全都好了。这样一边干苦工，一边抄写，由于时间很少，每天只能抄3千多字，一直抄到春节前才完工。
大哥又寄来了200元钱，是补济我过年的。想到没有父亲的两个侄儿，我怎么安心花这钱？我回信给大哥要他千万别再寄钱给我，我坐牢本身对家人就已是罪过了，还花家里这么多钱，于心何忍？我想，依家乡的物价，200元钱是可以为两个侄儿各买一件棉衣的。
监狱里过年是很凄凉的，放了三天假，正月初二就看见有别的分监区开工，六·一是初三开始带部分犯人出去开工。伙食是相当差的，即使是有鸡有鱼，也同样是被稀释在青菜叶和青菜杆当中，比较显眼的只有骨头，我渴望吃到的肥肉依然是没有的。供应站供应大量的干果、水果、炒菜等食品，其中炒菜有烧鸭、烧鸡、烧鱼、鸡蛋等，但价钱太贵，穷犯依然是不敢问津的。有钱的犯人好过一些，天天有肉有饮料有水果调剂，只是尴尬了与之相邻的穷犯们，穷犯们在别人大吃大喝时只好躲到大厅里打牌、下棋、看报看书看电视。监狱里也给了“三无人员”一点慰问，可30多名“三无犯”（无汇款、无通信、无接见）才15斤烂苹果和烂桔子，这也叫“礼轻仁义重”吧。
这批6万条彩灯完成后，分监区并没有赚钱，大量包装整齐的货被码放在库房里，客户既不付款也不来提货。本来彩灯加工费极低，一个犯人拼命干一天也挣不到10块钱，干这个项目绝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六·一分监区开始向服装加工转产。因为女犯正逐步向广州新女监搬迁，一批她们留下来的衣车转到了六·一分监区。六·二分监区从事服装加工大约有六七年历史了，这时又从他们那里抽调了50多名犯人，过来帮带“兄弟单位”。可是后来才知道，除几个车工技术较为熟练的犯人外，其余全是六·二不想要的犯人——比如干活不积极、抗改的、技术差又不肯学的、刑期短而没有上进心的等等。监舍这时因为人员增加到了250多人，住不下，于是和六·二分监区对调。新的监舍位于医院附近，有三层，但楼道和大厅更小，在大厅吃饭时人挤人，哄哄嚷嚷，一不小心就被撞了碗或筷子，实在是很败胃口。会踩衣车的部分犯人已开始做从六·二接过来的一批简单的服装活，不会的则集中起来学踩衣车。我也被安排去学踩衣车，但是因为视力的原因，很难踩到那么精巧，所以进步很慢，学了一两星期，只学会了车鞋垫和短裤。
韦福芝不肯替管教画画，宣传组长被撤掉
此时，韦福芝也不幸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是在元月份得罪了祝君华，当时祝君华要他帮六·二分监区画幅画，韦福芝因对那个分监区的宣传组长有看法，不肯相帮，祝大怒，电击他，韦仍不愿画，祝便宣布撤去他的宣传组长职务，命他当天即去车间开工，随新犯一起学踩衣车，同时，取消了韦参评当年“改造积极分子”的资格。53岁的老人坐在寒风里学踩衣车，任何人看了都不是滋味，我劝老韦是不是设法调个监区，老韦很硬气，坚持说他还行，还能学。实际上他已是老花眼，踩出来的针脚和手工缝成的差不多粗糙。一天老韦收工时，监督岗有意去抄他的衣服，查出一包香烟，立时被扣了2分，这意味着老韦下次减刑将至少推迟一个季度，而且在新的一年里无法获得“积极分子”奖励。实际上，犯人带烟在这里已是公开的秘密，监督岗偏偏抄他，显然是在“巧妙”配合狱警，有意“搞死”韦福芝。韦福芝过去曾写信控告过狱警，并因此吃过亏，现在他又开始了控告。但韦福芝这次控告有受刘顺辉怂恿的成分。老韦曾告诉我，刘对他讲，告倒了祝君华，或者搞臭他、搞走他，自己肯定可以升任个副分监区长，那时一定让韦福芝“官复原职”。老韦虽对那个“原职”无甚兴趣，但出于对祝的暴行的怨恨，答应了刘，向不同单位寄出了投诉信。然而，事后刘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给予老韦任何“配合”，在老韦非常坎坷辛酸的余刑生活里，他亦未给予任何帮助，即使是他数月后因为原副分监区长调广州而顶缺升任副分监区长，对老韦仍是冰冷如故。
小说抄完后，我去找分监区领导，请求寄回家里保存。两天后，分监区的狱警告诉我说，此事请示了教育科，教育科认为不能寄，只能自己保管，出狱后自己带回去。我不甘心，又找了一些相关的狱警，仍是说不能寄。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来修改、赶抄，看来都是白忙了。过了一段时间，心中渐渐放下了这件烦恼事，并写信告诉了大哥。回头再一想，也好，不必再为此事求监狱了，放开手来过监狱的日子吧，受不了的就反抗，也不必再夹着尾巴苟且了。我于是与韦福芝相商，向监狱长、省监管局写了投诉信，投诉事务犯和狱警打人的事。在给省局的信中还投诉这里严重的超时劳动问题、不给犯人发雨衣的问题、伙食太差的问题、《广东监狱报》强制订阅的问题、“三无”犯人缺乏关怀问题及考核中的营私舞弊问题。数月过去，我和老韦的投诉信全都如泥牛入海，毫无回音。这时我才想起来，难怪祝君华毫无顾忌地大笑：“你告啊，我还怕你不告呢！”提供给犯人用以维权的管道根本不通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我该如何维护自己那可怜的权益？
拒绝星期天开工，被三支电警棍电击
车间又接了一批手工活，绣排珠。我们连续干了一个多周，不但每天拖班，而且依然没有星期天。2002年底，分管生产的刘副监狱长曾在大会上宣读了一份省局的文件，声称将要实行6天8小时工作制和工资制，但至今仍无任何动静。有人传言说，刘副监狱长擅自当众宣读了这份文件后被邹监狱长批评了，所以这个档在邹监狱长的地盘上就成了一张废纸。其实《监狱法》当中早就有这样的规定，颁布已近十年，依然还高悬在空中，至今仍只能落实在这些高悬于空中的档里，我不知道共产党的人大每年搞出那么多部法律有何实际意义，档泛滥的结果，只会将政府的公信丧失殆尽。但也有例外，《监狱法》中关于“监狱人民警察”部分的有利规定被他们充分地实施了，从工资福利到装备及生活设施他们倒是超前地予以“依法”了。可是，同样一部法律，关于犯人的权利部分，每当有犯人依章进行申求时，他们总是反问：“什么不说说你的义务呢？”他们总是以无限制的义务要求来塞住囚犯们的“权利之口”。
我想，我也忍受了这么久了，现在又无书稿的牵挂，应该是表达对他们这些非人行径的抗议的时候了。我向狱警申明应该给我们星期天的休息，并且应该实施真正的8小时工作制。回答我的申请的是周学门，是管生产的副分监区长，他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多想想你的义务，休息权呢，《监狱法》有规定——我们有权自行调整。”《监狱法》上是说了，监狱可根据生产情况对作息进行季节性调整，但我们这里是没有季节的，一年四季都是超时劳动，都是没有星期天，周学门的话纯粹是在糊弄人。几天后祝君华在点名时讲到了劳动时间问题，他说：“每天扣除你们在车间吃饭、上厕所、喝水，以及出收工路上的时间、整队报数的时间，哪里有10个小时，顶多8个小时。”这是多么无赖的说法，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要扣除，而且按他的计算，一天上三次厕所要扣去30分钟，那么呼吸的时间要不要扣除？
近日监狱似乎有了松动，星期天不开工，但必须进行队列操练。连续两个星期天，车间停电，所有犯人就在道路上列队操练。有人说是监狱用拉闸停电的方式强制实行“星期天不开工”制度，有的传言是供电局停的电。反正都不太清楚，但我不相信邹监狱长会舍得让犯人休息。
3月23日，又是一个星期天，正好也是美军向伊拉克开战的第三天。这一天我们依然被要求去开工，我不想再忍下去，集合铃响后，我坐在仓里没有下去，监仓同时还有几十个加夜班的也在休息。过了二十几分钟，一楼门岗上来叫我，说是干部找我。我去了以后，狱警问我为何不开工，我向他说明了理由——“今天是星期天，根据《监狱法》我有权休息。”狱警强令我去开工，我坚持不开工。这两个狱警是值夜班的，到8:00他们就可以下班回家了，见双方僵持不下，他们又命我先回监仓。我知道他们的意思——自己马上要下班了，把我交给白班的狱警来收拾。
8:00时分，我再次被叫到值班室，夜班的一个狱警还在，他叫曾庆文，马上要随老婆调广州了（他老婆是女监狱警），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感觉他并不是很想管这件事。他问我到底开不开工，我向他讲了我们忍受的超时劳动的苦，讲了拒绝开工的合法理由。末了，他说：“没办法，你要不开工的话，他们车间的干部就要过来了，你没好果子吃的。”果然，话音刚落，风风火火冲进来几个手持电警棍的人，是陆文伟、温军辉和方玉成，陆刚接了周学门的副分监区长之职（周也随老婆调到了广州），正是需要表现的时刻。陆往椅子上一坐，用电警棍指着我大声喝问：“开不开工？说！”我不理他，陆指使手下泡茶，“先喝口茶再说”，然后翘起了二郎腿。喝了几口茶后，陆将值班室的门一关，他要正式办公了——首先是将我铐起来，然后再踢掉我的鞋，命我跪下，我不跪，他照我腿弯踹了一脚，我腿一屈，坐在了地上。这时陆、温和方三人将三支电警棍抵在我的脖子上放电，“嗞嗞”的电火花在我脖子上烧起来，不时又爆出“哔哔剥剥”的声响。我疼得上身直抖，但仍不改口，陆等又将电警棍移到我耳朵、脸和下巴等处继续烧。我这才明白陆踢掉我的鞋的目的——使我的双脚接地，以便达到更好的电击效果。如此看来，陆是个老手，过去我就听老韦讲过，说分监区狱警里陆文伟和余荣存最变态，爱打人，并说陆文伟特别厌恶有文化的犯人，老韦说他曾亲眼看见陆用肘猛击一个大学生犯人，并把那犯人打倒在地。但一般情况下看不到陆文伟打人，因为他打人时总是将值班室的门关起来。
吊铐40分钟，被再次送往禁闭仓
三支电警棍在我脖子上烧了十几分钟，见我仍不改口，陆撤了电警棍。曾庆文要我将鞋穿上，穿上鞋后我站在原地，陆一脚又将我踢得蹲在地上。随后他打开门，叫了两个犯人将我押到门外的拖拉机上。这拖拉机是分监区车间使用的，他们三人正是乘它过来的。拖拉机将我载到了车间办公室，祝君华当班，他一脸怒气站在门口，盯住我但不发言。陆文伟把我拉到车间铁门处，命门岗将我吊铐起来。我双手向后被吊在了铁门的栅栏上，头只能朝下低着。一会儿，手臂被扭痛得麻了起来，手腕也被铁铐硌得麻木了。
大约过了40多分钟，祝君华命人将我解下来，说狱政科蔡科长要找我谈话。进到值班室后，一位神态颇斯文的中年狱警坐在茶几后，他温和地命我坐在小凳上，然后向我问话，祝君华等一干人则退避到了屋外。我向蔡科长说明了严重超时劳动给犯人造成的痛苦，以及这种情况的不合理性，要求给予6天8小时工作制。蔡的回答仍是标准的官方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在逐步努力，但什么事都得有个过程，你要给我们时间哪。”我说《监狱法》已经给了你们9年时间，难道还不够吗？蔡无言。末了他又从个人利害角度劝我还是开工，别对抗，对抗的话，会给个人带来不利，他并且说：“按监规，不开工肯定是要禁闭的，你们分监区报到我这里来，我一看，你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所以想来找你谈一谈，希望能把你教育挽救回来。”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态度，表示宁愿禁闭也不开工。蔡科长沉吟了片刻，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研灭，然后说：“既然你是这样的想法，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言罢，他起身离去。
狱警们将蔡科长隆重欢送出车间大院，然后由陆文伟、余汉平二人送我去禁闭。我背铐着手走在前面，陆、余二人则在身后大谈昨夜麻将战的战况。我提醒得先回监仓拿被子，陆不耐烦地吼道：“走你的，不用你管。”于是，径直向新收监区走去。进入院门时，遇到了一个正往出走的狱警，说这犯人怎么又来了，陆文伟答道：“他来这儿也好。”言下之意，少了这个犯上作乱的，他好继续超时拖班。
绝食求见驻监检察官，白费口舌
这次好像是关在14仓，情况与上次完全一样。当班的是罗海军，李国领要收眼镜，我说那是全塑胶的，不碍事的，罗接过去弹了弹，确认是塑胶眼镜后又还给了我。当天下午，丘地仗从车间来禁闭仓换班，他打开14号仓门大叫：“哈，李焕明，你怎么又来了！”不过，这次他却并不与我多谈，但帮我拿了一支“皮炎平”药膏。
我不知道现在的检察院驻监检察室是否比过去有了进步，或许依然是个摆设，或许能够有一丁点的作用。我想来尝试投诉一下看看，哪怕仅有一丁点的作用也好啊。于是我向罗海军要求会见检察官，罗海军根本就不屑一顾，只是搪塞我：“知道啦。”然后挂门而去。我想，或许得有所施压才会见效，我开始拒绝进食。第一天的午饭和晚饭没有吃，次日的早餐还是没有吃，丘地仗却从巷口传来了怪话：“想拿绝食来吓人哪，我见的多了，随他的便，饿死白死！”但罗海军由于是“领导”，意识到问题似乎有点严重，便马上打电话给狱政科（我在仓里能听到）。
中午时分，狱警将我提出，我看见蔡科长和另一位狱警陪着两位着便服的人。蔡科长说：“李焕明，你要见检察官，我们请来了，有什么事可以跟他们谈，但是不要无中生有。”我进到值班室里，那两人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另一位白白胖胖的狱警自我介绍说也是狱政科的，但介绍完后却并不离去，就坐在一旁“监听”。一位“便衣”首先介绍说自己是黄冈区检察院驻监检察室主任，他们负责粤北三所监狱，很忙，之所以今天能抽空来，是听说我在这里绝食。他问了我几句籍贯、罪名、文化等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告诉我说他是80年代初的大学生，并说那时全国一年才录取20万，不像你们90年代，言下之意无不在炫耀他与我之间的学历差距（他是本科，我是专科），他还告诉我，他们院里现在都是本科生满地走了，我明白他的潜台词——你个大专生算什么，还在这里狂？我向来是不在乎学历的，可我们这个国度却又十分地在乎学历，以至于我经常在这方面被轻视。记得入监时罗海军曾问我是什么学历，我说是大专，但未毕业，他便纠正我说：“哦，那只能说是大专文化，还不能叫大专学历啊。”
摆完了谱，检察官才摊开一个本子，问我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们直说。我将早已想好的9个方面的问题作了反映，内容与我向省局投诉的信上写的完全一样，主要是以下几个：管事犯和员警打人问题；超时劳动及无星期天问题；三无人员困难问题；伙食问题；雨衣问题；《广东监狱报》强行订阅问题；考核不公正及舞弊问题等。奇怪的是，我每谈到一个问题，这位检察官都要作一番辩护，而不是耐心地听我投诉。我觉得他简直就是监狱的辩护律师，只是不知监狱付了他多少律师费。按理，驻监检察室的职责是监督法律执行情况并维护被监管人的权益，可他的姿态却是完全站在监狱一方，为监狱说话，像深圳监狱见过的那位一样，似乎觉得自己“驻监”了，那也就是监狱的人了。我们何时才能有香港监狱那样的“太平绅士”啊？何时才能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来维护这群完全处在弱势地位的人的正当权益呢？没有，在这个国度，一旦人们的名字被冠以“罪犯”，他们的权益便会遭到理所当然的故意忽略与践踏。
检察官说他每月都要去伙房看帐目的，伙食很好哇，大鱼大肉的，还有什么意见？我怒而未发，说：“帐是可以做出来的，一本给你看，一本他自己用。前几年有国外团体来参观，他们不是临时借来一批鸡鸭挂在伙房里给人家看吗？参观团走了这些鸡鸭又物归原主，难道你不知道？如果要真正了解这里的伙食好坏，只有亲自吃了才清楚，只有去生产监区调查犯人才会知道，你去伙房看是根本看不到真相的，你打开菜桶，好像全是油和肉，其实那只是浮在表面的半寸厚的一层，下面则全是草一样的菜茎菜叶。而且即便是有一点细肉条条，那肉条条上也满是猪毛，叫人如何下咽？”
检察官楞了片刻，然后又继续寻找理由为伙食问题和其他问题辩护。我觉得，既然他是从监狱方出发来做我的思想工作，那么我也没有必要再和他徒费口舌。
后面他再说什么，我只是直视着他游离不定的双目，不再答辩。可是，他说着说着我又忍不住了。他说：“这个韶关和深圳条件不同，省局发给犯人同样的生活费，韶关这里离城市远，价格贵，所以吃得可能要艰苦一些，你们要理解国家的难处。”我纠正他：“根据《监狱法》和狱务公开制度，对罪犯的伙食供给是以实物量为标准，而不是以货币量为标准，你说的与实际并不相符。”检察官又楞住了，半晌，他说，“你这些问题我们都记下了，回头我们去作个调查，完了再答复你。”我知道他的“调查”肯定是鬼话，驻监检察官一般都是常年吃了监狱的好处，对监狱的问题是能包就包、能护就护的，实在顶不住了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想，这次会谈看来他们还是没什么长进，还是不太懂得什么叫“检察官”。只好说了声客气的“谢谢”来告别两位便衣，之所以说“谢谢”，是因为我毕竟打扰了他们1个小时的时间，使他们在“百闲”之中“工作”了1个小时。
检察官的调查结论：星期天开工属于合理调整
禁闭的第4天，李国领收被子时问我：“你认识陶爵生吗？有一个姓陶的，也是反革命啊！”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随口说：“不认识。”等他走后，我想了半晌才明白，肯定是陶君，应该是上诉后维持原判，现在送上来了。这一天正好是丘地仗的班，我便喊报告将他叫来，告诉他新收来的一个叫陶君的犯人，是我在外时的朋友，请他帮个忙，允我与陶见个面。丘圆滑地答道——“看机会吧。”
送饭的老头告诉我说，他叫黎高朝。和他一起送饭的是一个高大的哑巴，每天派饭时，推着饭车哇哇地叫，可能是出于对食物的兴奋吧。黎高朝让哑巴趁收饭盒时塞了个条子给我，条子上歪歪扭扭写着：难友你好命，有队长关照，好吃好睡。我苦笑了笑，把条子揉成一个纸蛋，丢到了下水道里。下午老黎送饭时，我找他借纸和笔，他偷偷递给了我一本书，居然是《时尚》杂志，真没料到，禁闭仓里还有这样的东西。杂志里夹了一支用书纸卷成的圆珠笔，我撕下杂志里留白较多的一个白边，给陶君写了一个短条，简单告诉了一下我的情况，我知道他再有一年就出去了，顺便在短条里祝他平安如意。接下来是如何传条，几天都过去了，丘果然食言。我便想通过李国领递这个条，但李国领拒绝了。
禁闭第7天的下午，两位检察官又来了，将我控诉的问题逐一作答：“首先你提到的打人的情况，我们调查了，员警没有超越必要的界限，没有给你造成身体伤害。犯人打人的事经调查没有证据支持。至于你说三个员警电击你，那是使用法定械具，并且也没有造成你任何伤害。
你反映超时劳动的问题，我们也调查了，主要是由于分监区根生产情况作了一些灵活调整，并不是不给休息，这种调整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且，平均下来，一天的劳动时间扣除你们各种工间耽误，基本还是在8小时，有时略有超出，但我们做人也不能太斤斤计较了嘛！至于星期天，他们是有时调整在了节日放假或没货做时的停工休息里了。关于你建议的补休制度嘛，我们会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
伙食问题呢，我们专门又去伙房了，你反映的带毛猪问题，这个我们会向他们讲讲。至于你说菜里吃不出肉味儿的问题，这个有点为难，什么叫‘肉味儿’，你要吃到多少才叫有‘肉味儿’？这个味儿啊，那是个人感觉，什么是标准，有待研究。至于你建议试行‘干部试餐’制度，有创意，可让干部试吃囚餐，恐有难度。
……
最后呢，我想谈一点对你个人的建议，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也是读书人出身的，理解你的一些书生意气，但我认为你首先还是应该学会适应环境。这个监狱有上万的犯人，为什么别人能过得去，偏就你过不去？恐怕在投诉之前得先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正如你在要求权利之前也要想想自己的义务一样，你连当月劳动任务都完不成，一天产值才3块钱，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又何谈权利？是不是超前了些、奢侈了些？”
总之，他阴阳怪气地总结了一番，又批评教育了一番。尤其令人反感的是，他对我提出的“肉味”问题着意进行了一番曲解、讥讽与调侃。至于他说到我产值低的问题，那责任不在我，监狱以超低价格接单，犯人只有通过超长时间的劳动才能勉强向任务线靠近。据传言，是因为不少狱警收取了客户贿赂，帮客户恶意压低加工价格，以至于既损害了监狱利益，又极大增加了犯人的劳动负担。
第8天时，刘顺辉来提讯过一次，要我认错。总共谈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见我不肯认错，他便又走了，临走时说：“你再反省反省吧，如果反悔了，写个悔过书，让这里的干警传给我。”但我一直没有写。
第10天时，有一批新犯进来搞卫生，我从玻璃观察孔向外看，发现其中一人居然是刘小虎，是在深圳看守所210仓时的同仓，那时他和崔世明一起吃饭，是崔世明的得力打手。我小声向他打招呼，并将纸条从玻璃缝伸出去摇晃，希望引起他的注意。刘小虎显然发现了我，但他只是憨厚而紧张地冲我笑了笑，没敢过来。
10来天没洗澡，身上特别粘乎，我于是忍住寒冷，脱光衣服，就着那个低矮的水龙头把全身擦洗了一遍。这间仓的墙壁上也是刻满了壁画，木门板上也刻有字，看年月居然有’82年的。正面墙上刻了一幅裸女图，旁边的题词是：老兄，寂寞时请对着她自慰。显然是前任仓主的“性文化遗产”。
改变想法，决定离开禁闭仓
在仓里的时间，我常常会想到民运的问题，像我现在这样，于民运有何价值与意义呢？在2010年刑满前，我还能为民运做些什么呢？除了坐牢和坐禁闭，似乎什么价值和作用也不会有。我整天在仓里走来走去，冥思苦想，尝试找出一种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做成民运。军事政变倒是可以迅速达成推进目的，可是我根本不可能去走这条路，一来还有长刑在身，二来自己出身卑微，如何能够攀结得到高层军官，并说服他们？而且以军事政变赢得的民主必定会像瓷瓶一样脆弱，谁能保证后代军官们不会如法炮制，“变”出一个穆沙拉夫式的军政府？思前想后，我觉得还是只有大规模民众运动产生出来的成果才最为巩固，而且只有这种和平运动的方式才是中国民运最可靠、最可能的途径。
我觉得大量民运人士长年寄身海外，于民运而言是一种资源浪费，要达成我们的目标，还得勇敢地回到国内来，勇敢地去北京静坐、请愿、宣讲，勇敢地去监狱里坐牢。在现今国际环境中，因为和平民运而坐牢必将反过来造成对当局的国际压力，也必能对民众产生鼓动作用，于内于外均有助于推动民运。这样的话，坐牢的人越多，所形成的反推动力便越大，最终将使当局无法承载，而不得不向民运力量妥协、让步，从而可能达成最终的共和结局。我觉得，我国的民运需要一批志愿者回国来鼓动、请愿和坐牢。如果坐牢达到一定的年数就可以换得民主，那么有心于此公益的国人就当勇敢地来面对这个“劫数”，好比是公益募捐一样，我们来把这个“数”捐足。
我想，这些想法如果能写成呼吁书，投给海外的民运同仁们，或许是有些价值的。但此时，我面临一个抉择：是认错还是不认错，是出去还是不出去？禁闭期限是7-15天，虽然他们肯定不会受这个规定的限制，但到了这个期限他们一般会来提讯一下的。那么，下次他们再来，我该持什么态度？不认错的话将会一直在这里关下去，但是认错出去了又怎么样呢？分监区的超时劳动不会改变，我肯定还会反抗，肯定还会再回禁闭仓，即使不再反抗，受那无休止的劳役之苦与这禁闭之苦又有多大区别呢？我实在没有认错的必要。我想，既然韶关监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出不出去都一样，我索性就不认错了，不出去了，就在这禁闭仓坐下去吧。但是如果这么干的话，就有可能几个月后被调大西北，那也好啊，或许那边儿干农活不像这里时间那么长；但也有可能一直坐到出监，也就是2010年9月1日，那可是7年啊。7年的禁闭，我承受得住吗？关键是肉体能不能顶得住？会不会致残致死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但是，我又的确不甘心屈服于他们。明知他们是违反人道和违反人权的，却要向他们认错，我很难做得到。可是，假如肉体与意志都能顶得住，在这里坐下去，一直坐到7年后出监，那又怎么样呢？难道能指望采用这种悲苦的方式触动这些冷血的狱警，促使他们良心发现而改变他们的做法——结束超时劳役，解除对我的禁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依自己的性格，选择在这里坐下去、对抗下去，是否可以将这种个人的对抗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些呢？
我想，何不在监狱里开展对专制当局的静坐请愿？一个人的静坐请愿、为期7年的静坐请愿？这样做，他们肯定会将我关进禁闭仓，那么，也就是等于在禁闭仓里开展对当局的静坐请愿，并且直到出监。这样做，对当局肯定很难产生触动，但，我的想法是——以自己在监狱里的静坐请愿和坚持，来呼唤和感召海外民运同仁回国开展民运，将民运引向国内，从而带来实质性的推动。退一步说，即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也至少可以让同仁们看到依然有民运活动在国内坚持存在，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坚持和存在，从而给他们以精神和信心的鼓舞。那么，这样做的话，在狱内静坐请愿的同时，还必需向海外传出呼吁书，让同仁们听到自己的呼声，明知自己的意图。
对这个想法思考和推敲了好几天，我觉得这样做远远好过在禁闭仓里无谓地蹲下去，起码有不少的积极意义。最终，我决定这么做，但是，如何把呼吁书传递出去？我想，能帮到我的应该只有韦福芝了，他还有1年多即可出狱，最关键的是——他支持民运，支持我，而且他还有一些海外亲友，他曾打算出狱后去海外谋生。
这么决定以后，我打算他们下次来提讯时，态度先软一下，先争取出去，将想法告诉老韦，并写成呼吁书和请愿书，最好再写一份致国际人权组织的控告信，控告中共监狱里的反人权反人道行径。在禁闭仓里，我甚至把夹带书信的方法都想好了——或夹在衣领里，或夹在鞋垫里，或夹在大支毛笔杆里，或缝在鞋底里，等等。
女监迁去广州，我们搬到女犯车间开工
果如所料，第14天的下午，刘顺辉和余荣存来禁闭巷提讯我，首先是问我认不认错，我承认自己是方式有些过激，给干部造成了一些麻烦。刘又问我星期天开不开工，我说：“那没有办法，还是开吧。”余荣存插嘴问：“那你还会不会再搞事？”我说：“我按《监狱法》来过自己的监狱生活。”余怒道：“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干部违法了？”我说：“那是你自己讲的，我没这么讲。”余又尖声叫道：“你要求的8小时我们差不多已经实现啦，现在下午开工是1:30了，还他妈不满意？”我惊问：“有午休了？”余又尖叫：“你别想得美，只是因为车间没有场地开饭，中午才回监舍吃饭，活都干不出来还想午休！”
刘见我态度变软，问我写不写保证书，说写了保证书就带我回去，否则就一直关在这里，我答应说回去再写。但刘当天并未提我回去，他说要先回分监区汇报一下。次日下午，两名狱警来将我提回了 六·一。
那天刘顺辉值监仓班，他命门岗犯人抄我的身，不料想，居然从上衣兜里抄出那个未及递给陶君的纸条。刘一看有“戏”，似乎是立功的机会来了，马上仔细拷问我，我只说是看守所熟人，没别的。刘不甘心，又打电话询问了新收监区，证实确是一名投牢新犯才罢休，但还不十分放心，又派一个叫蓝学坚的新狱警将我的床头柜抄了一遍，把信件、笔记本、判决书、起诉书等都收了去，其中包括我大哥的来信、女友阿辉的来信，以及前不久写的散文《韶关的冬天》。这些东西此后就再也没有还给我，我曾索要过，刘推说侦察科收去了，存在我的档案里，不会丢失的。幸好小说稿是放在行李架上，他们没有抄。生活物品基本都还在，只是丢了牙刷，这只牙刷从深圳监狱到现在共陪伴了我9个月。
因为女犯已迁走了大部分，她们的车间大楼全部退了出来，交由男犯监区开工使用。剩下的少量女犯则集中在浆纱车间对面的平房里开工，一天到晚埋头织毛衣、做服装、做彩灯（出收工经过这个车间时看到的），或许是天生胆小服管，她们干活相当地勤恳老实，头也不抬，也不说闲话，难怪张滨说女犯其实比男犯还辛苦。六·一分监区使用的是大楼第五层及第六层的一半。车间里已排满了衣车，一部分犯人已在实际生产，另一部分新手则还在学习踩车。站在视窗可以望到对面女犯监舍楼，男犯们常趁狱警不注意，趴在那里看女犯，有的女犯比较大胆，做出各种手势与表情逗弄翘首渴望的男犯们，不时惹得两边楼上都嘻嘻哈哈。
回到分监区的头几天里，我一边思索如何写作呼吁书、请愿书和控告信，一边试验如何夹带才最为稳妥。这几天里，我被安排和新犯一起学踩车，刚开始学踩车无非是找些废布头踩纹路，偶尔会裁些布料做鞋垫、袖套等。通过对比，我发现做双层鞋垫是个好办法，可将5-6页正反面写满小字的白纸夹进去，缝合后是看不出来的，若平时不穿，出监那天再穿是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
但或许是出了禁闭仓环境变化的缘故，也或许是现在重又处在了艰辛劳役的犯人中间的缘故，我对自己原来的想法居然有了变化。我怀疑这种在监狱里的个人静坐请愿是否能起到效果？最关键的是——仅仅只是一个人，会否在国人和同仁的眼里被视为滑稽之举而适得其反？一个人的静坐请愿，并且是封闭在监狱里，同仁们又看不到这种举动，他们信吗？仅仅凭一纸呼吁书就能将别人呼吁回来开展民运？如果不信，又如何能起到呼唤与感召作用？而且，他们会认同我的那些见解吗？我并不了解他们现在的做法与想法，在未经沟通的情况下，最终若毫无反应的话，岂不是一厢情愿的白费心力，甚至是个笑话？而且，呼吁书一定能传到他们眼前吗？这其中，我顾虑最多的问题是——一个人在监狱里的静坐请愿能不能得到国人与同仁的认同？总之，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在禁闭仓时有了很多的不同。
而与此同时，面对这些长年挣扎在无边的强制劳役与超时劳役苦海中的囚犯们，包括我自己，我想，或许为囚犯休息权而抗争会更有现实意义，也会更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触动和推进。这里的群体性侵权行为大量存在，天天存在，自己也受害于其中，我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在这里，民主权高悬在太空，离我们十分遥远，人权则是国境线以外的事情，顶多它只是一个在纸面上出现过的舶来词，我们一直苦求的是“囚权”。然而，即使是卑微的“囚权”，它居然也是如此地求之不得。
收工路上见到政治犯陶君，仅说两三句话
我看过《青年文摘》上有一篇文章，讲述欧盟猪农的苦恼——欧盟要求所有猪农都必须为猪购买玩具，以满足天生爱玩儿的猪的“快乐权”。这条法令让许多猪农苦不堪言，然而欧盟官员仍乐此不疲地到处奔波督促和罚款。联想到我国，人所受到的关怀还不如欧洲的猪，民生与民权所遭遇的虐待甚至远胜于欧洲的动物！我不知道一些人权公约为什么会接纳中共政府，而中共政府又是如何骗得这些资格的，我也不知道中共如何向这些组织提交执行公约的报告。每当看到韶关监狱以及中国大地上更多的群体侵权和剥权行为，我都不禁对这些公约感到失望甚至是绝望。联合国如何监督和促进成员国的人权发展呢？至少就中国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它那些令我无比崇敬的有关人权的宣言，连同那些传播和企图实践它的人，全被丢弃在国门之外。
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对近在眼前的侵权不予抗争而去投入一件很可能是毫无效果的事？而如果能够为自己、为囚犯们争得应有的休息权，那也将是一件有实际意义的事情，也是一项有益的民权推动啊。在坐牢的时间里，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我倒是宁愿暂时放下几乎遥不可及的民主权，选择后者赴为之。
思想里产生了这样的疑虑和矛盾，我一时无法决定究竟作什么样的选择，对二者我都无法下决心去取舍。这种情况下，我便暂时把下一步的打算放置了起来，在困惑中每天如行尸走肉般随众犯一起出收工。此时的劳动时间，并非余荣存所说，扣去中午2小时，晚上开工到9:30或10:30，一样又补了回来，哪里是8小时，依然是10小时以上。但是因为没有决定下一步如何做，我暂时违心地忍耐着。
巧得很，刘小虎居然就下队在六·一分监区，与他一同下到这个分监区的有十几名新犯。其中一个叫易初发的江西籍犯人告诉我，他与陶君很熟，在看守所时同仓，又一起上韶关监狱来，他说陶君在监狱登记使用的名字是陶爵生。易初发身高大约刚到1.60米，一张娃娃脸，此后我一直叫他小易。小易告诉我，陶君在新收时听说我关在禁闭仓，曾想去看我，但未能成功，他目前分在北山中队，是做假发。北山中队过去是在监狱外面的，目前已迁到监内，就在六·一原来的车间里开工。
过了没几天，北山中队的监舍居然调换到了六·一的对面。一天我们收工时，他们也正好收工，所有犯人都蹲在监舍门外排队进门。我看见了蹲在外侧的陶君，叫了他一声，陶君回头一看是我，惊讶地问：“现在还好吧？”我们匆匆问答了两三句，就轮到他进门了，只好罢休。
韦福芝现在已被分去剪线头，因为是老花眼，他剪得非常慢，我去试了试，我剪完三件他还剪不完一件。我想，要凭劳动的话他是不可能再爬起来了。老韦也坦言，认为自己今后不可能再得到什么奖励了，不扣分、不禁闭就不错了，如果减得到刑，再坐1年，如果减不到刑，再坐2年，大不了坐满20年。
这个时候，分监区不再强迫我完成任务，只要求我随队出工收工，但每天仍要熬到晚上9:30或10:30，星期天依然是没有的。因为我反抗了，所以他们将我当成特殊犯人对待，也仅仅只是我一个人，其他犯人的任务依然那么高，那么难于完成。但我很清楚，一旦我稳定下来，他们依然要给我压任务的，以前那么多因抗改而禁闭的犯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除非你继续反抗，他们就重新禁闭你，直到你彻底屈服，彻底“听话”，老老实实为他“劳动改造”，为他加班干活。刘顺辉要求的保证书我一直没有写，他曾要过，我找借口推脱了。见我回来后这段时间还能默不作声地随众犯开工、加班，星期天出工也未有任何抗议，刘便未再强求。
对抗分监区土规矩，拒绝抄写“58条”
偶尔我会帮别的犯人干些活，能减轻他们的任务压力也会使我感到一丝的安慰。有几个犯人请我帮写学习“十六大报告”的体会，虽然接受了但又感到奇怪：我们又不是中共党员，你中共的党内档凭什么要我们来学习？事实上，此时不仅我们被强迫学习，吃软饭的“民主党派”也在贯彻学习。在监舍停留时间太短，没工夫写，我干脆把它带到了车间来写。不巧，刘顺辉那时指派新来的狱警蓝学坚监督我，一看我写东西就抄走。蓝学坚像个学生一样，一副不怎么懂的样子，拿到手后就交给了刘。下午收工时，蓝学坚向我传达了上峰的处理决定：罚抄“58条”两遍，两天后交给他。两天后，蓝学坚再次值班，一到车间他就找我要“58条”，我说没有抄，他问为什么，我说：“首先前两天晚上都加班到10:30，回去了一冲完澡就熄灯了，没时间；其次，无论《监狱法》还是监规纪律都没有规定这种处罚方式，法律没有规定的，员警是不可以做的。这件事你只能对我作扣分处理。”小蓝楞了楞神，似乎觉得言者有理，便未作答，让我先回去。次日早晨他叫我去值班室，摊开一本《罪犯考核实施细则》，翻到其中某一页对我说：“根据这一款，你的行为是开工时间做私活，处扣2分。”显然他怕我与他“理论”，将文件条款都准备好了，但我未发一言，在扣分单上签完字就走了。按正常情况来看，扣2分将冲掉半年内的考核成绩，损失自然大于罚抄两遍“58条”，但我已遭禁闭，并随时可能重返禁闭仓，也就无所谓了。这个新狱警是大学刚毕业的，很单纯，不如老狱警们油滑，我还没见过哪个老狱警签扣分单时出具文件条款的。我知道他是很想做一个文明的员警的，他的这种愿望既代表了中国未来司法者的希望，也是中国司法的现实悲哀，因为要不了多久，他便会被老狱警们强大的传统所同化掉。
以前完不成任务的或犯了小错的，通常要罚抄“58条”，现在这个规矩在我这里却得不到执行，分监区的“领导”肯定会光火的，好嘛，既然你以“监规纪律里没有规定这种处罚方式”为由抗拒，那我就给你规定出来嘛。于是，三天后，分监区大厅黑板上贴出一纸“处罚规定”，其中好几处处罚方式都明文规定为罚抄××遍“58条”。我想，下次如果拒抄，我该寻找什么理由呢？或许该说：“分监区的规定超越了《监狱法》的授权，应视为无效规定。”的确如此，《监狱法》上没有的，他们居然常常任意发挥，《监狱法》上有的，他们却总是找千般理由拒不执行，总是千方百计地追求他们利益的最大化，尽力将犯人们的义务发挥到极致，同时又尽力将犯人们的权益压缩至最小。
（作者流亡泰国期间，在泰国北碧府桂河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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