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被抓11个月以来最愉快的一天，因为一路的山水风光是双目渴盼已久的，而且是越往北行驶山色越好，到了韶关地界的翁源县时，更是层峦迭嶂，碧水青山，我看着那从绿色草木中暴突出来的青黑色巨大石峰，感觉好似回到了秦岭的世界，激动得左右张望。路过一座最高的山峰时，我向身边那科长打听这叫什么山，那科长一怔，没料到我会问他一个不合双方身份的问题，可是出于体面，矜持了许久，终于勉强地吐出几个字——“我不知道”，然后闭目养神，以防我再度侵犯他的尊严，破坏我与他之间的距离和等级。如此秀美的山水，若是我出差，我会乐此不疲，可这些人竟忍心关闭双目，视而不见，我不禁替这些山水可怜起来。可是联想到自己，不是和这些山水一样地可怜吗？明明是真心期望社会进步，但在这些人的眼里却是只配戴着手铐蹲在狗座里的罪犯。
大约4个小时后，到了曲江县，车在一个路边食街停了下来，我被持枪武警押下来，往一家餐馆走去，一路都是食客们惊讶的目光。餐馆的包厢里，我被要求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样对武警而言最为安全。吃饭的时候，司机招呼我上来坐，“科长”却立即感到相当不适，阻止了我，向旁边的小茶几一指，我明白他是要我趴在茶几上吃饭，不能与他们同桌，以维护这一行五人森然的等级区别。无论是趴桌子还是趴茶几，这一餐都是我被抓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起码有三四种菜和一份汤，尽管菜都是那位热心司机拿碟子过来拨给我的。桌上的人们因为是“上层社会”，体面最重要，拳头大的小碗米饭每人仅用了一碗。我因为是阶下囚徒，不必顾那体面，所以依肠胃的需求索取，共吃了三小碗米饭，要最后一碗时连服务的小姐也不禁掩口偷笑。
离开曲江县城，车似乎是行驶在上山的斜坡路上，路上不时能看见穿浅黑色夏装的监狱员警，不远的一段路上，居然经过了好几座监狱。那个司机边走边说，“这是北江监狱”、“这是武江监狱”，“加上不远的乐昌监狱和韶关监狱，这一带的人可发了监狱的财啦，这么小的地方就关了四五万的犯人。”过一会儿，他又赞叹地说：“这里的监狱员警在当地人眼里可都是有钱人哪，每个月怎么也都有两三千块，再帮别人办点事的话，日子过得更滋润。旁边的农民还是穷，韶关就是个穷地方。”
几分钟后，长长的一堵红色砖墙出现在眼前，墙上有纤纤绕绕的电线。但是这堵墙歪歪扭扭，残旧不堪，墙下是污泥乱石、杂草垃圾，根本不像是一座省监。然而，它就是。“科长”一帮人先把车停在监外办公大楼楼口，武警将我押在车上，其余几人去楼里办手续。
我看见办公楼右侧有一座小山包，山头是电视差转台，山下可能曾经是一个小砖厂，厂房坍塌了一部分，余下部分里估计也不可能有人，但厂房外却随意堆了一大堆煤，将四周的黄土都染黑了，看起来相当凄凉。办公楼正对面也是一座七八层高的大楼，看窗户上的装饰，似乎像小县城里的宾馆，果然——它一楼拐角处竖有一块牌子——“韶城接待楼”，估计是专供来访的同行、视察的领导，或会见的犯属入住的。
刚进监墙，就看见许多女犯！
手续办好后，“科长”未再出现，可能是找故旧喝茶叙旧去了，那司机与这里的一位狱警将我带进了监狱，持枪武警则在监狱门口下了车。进入了监狱大院后，那位狱警又下车办什么事走了，司机这才得空问我犯什么罪，我说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他又惊问：“间谍吗？”我说：“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司机听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不言语了。狱警跳上车时，我突然发现鱼池旁边居然有几个穿着斑马囚服的女人推着手推车在走，司机也吃了一惊。狱警向他解释：“广东女子监狱和韶关监狱是合在一起的。”司机说：“那不会出事吗？”狱警回答：“管理上是分开的，管理女犯的又都是女干部，能出什么事？”
这么说来，算上韶关监狱、武江监狱、北江监狱、乐昌监狱，再加上这个广东女子监狱，小小的韶关居然有五座监狱。
这座监狱里景象相当破败，好似被遗弃在深山里的几十年前的国营厂矿。道路坑凹不平，两旁大都是烂砖墙和石棉瓦搭就的陈旧棚房，墙下是脏乎乎的乱草。一些长得毫无节制的野生般的树下，另有几座更为陈旧的平房，墙根的泥灰早剥落了，露出了“腐烂”的红砖，有墙灰的部位全是发霉的灰色，而且墙一点也不平整，有如山村农人们随手糊成的猪房或茅房的墙。平房周围的空地除了乱草就是碎石断瓦，犹如荒郊野岭的坟地。
车直接驶入了这样的一个破败院落。院子里一群犯人围了上来，将我的行李桶提到一边去检查，但还未见到这个监区的狱警。等了大约10多分钟，走来了一个笑嘻嘻的年轻狱警，全身扎着严整的黑色武装带，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这套装束除了催汗，大概没有别的用场。交割完毕，送我进来的那个狱警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改造啊”，我还没有听完“啊”字的时候，他人已经钻到车里去了。
身扎武装带的年轻狱警拿着我的档案资料，边看边笑：“哈哈哈，我还以为来了个什么领导呢，这么急的把我催过来。”检查完物品后，狱警将我的小说稿留下了，说是要看一遍，看完了还给我。然后吩咐老犯将我带进监仓。
猪圈般骯脏的监仓，厕所里大便横陈
这里是韶关监狱的新收监区，也叫五·三分监区（即五监区三分监区），四栋平房呈“十”字型结合在一起，中间交合处就是一个过堂，其中一栋是禁闭巷，一栋住新犯，另两栋是五·二分监区的，住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犯。每一栋平房中间有一个通道，两边各分列七八间监仓，每间为一组，约可住十多名犯人。巷道口是铁栅门，门内一个破旧的小桌子后坐了两个值班的犯人。值班犯人将我带到一个监仓，要我先坐在铺上。
这种监仓我真是闻所未闻，仓内除了一尺多宽仅够一人通行的过道外，其余部分全被上下结构的木板铺占去了，木板铺中间部位有一根高高的木柱，柱上钉了几节楔形的木块，显然是做上下梯用的，上下时得双手抱住柱子踩着木块才行。发着霉黑的木板铺上覆盖着一张张破草席，草席靠墙一头都放有一张迭成方形的被套，被套向外的一边有意捏出一点棱角，这便是他们的内务了。外侧墙上有一只窗子，但被床板从中间一分为二，一半供下铺光明，一半供上铺光明，结果是上下皆不光明。狭窄过道的尽头是钉在墙上的发霉的日用品“壁柜”，里面拥挤着乱七八糟的牙刷、牙膏、肥皂、水杯，柜顶倒扣着一摞铁碗，碗下压着一大把发黑的木筷。整个监仓长约4.5米，宽约2.5米，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居然住了14个人（床上的草席和迭放的被套共计是14套），人均0.8平米。过道上空的墙上钉了一排木条，与过道等长、等宽，算是行李架，放满了包裹、编织袋和纸箱。过道正面的墙上用红油漆刷有“58条”改编成的“三字诀”，字迹相当模糊，而且因为泥土墙面的不平及变脏变霉而愈发看不清。“三字诀”上方的墙面装钉了一只摇头风扇，它既要照顾上铺，又要照顾下铺，看来分身乏术，很难兼顾。下铺距地面仅有1尺多高，铺板下摆了一排旧木凳，木凳后塞满了“解放鞋”（绿胶鞋）和拖鞋。毛巾就挂在正面墙壁的铁丝上，挤得满满的，并盖住了“三字诀”的部分经文。总之，整个屋子里一股霉味，阴暗脏乱，而且不断有蚊子在角落里飞舞。
两排监仓中间的大通道约有2.5米宽，尽头有一个水龙头和水槽，可能是洗刷饭碗专用的。通道的尽头左右各有一间房，左侧是储物室，地面潮湿得几乎一踩就会出水，里面乱七八糟的物品夹杂着大股的霉味；右侧这间房一半是尿槽屎槽，另一半是冲凉间和大水池，尿槽里有发黄的尿锈，屎槽里是黄屎、黑屎与各种纸团以及尿液的混合物，臭气熏天。看这样子，大便就是蹲在尿槽边沿捂着口鼻进行的，若不小心脚滑或身体重心失调，就有可能一屁股坐进屎堆里去。
过去在汉中坐牢时，监仓是上下铺铁架床，中间过道相当宽阔，足有1.5米，而且窗明几净，通风良好。那里的厕所是标准建造，专人冲刷，基本没有臭味。可是这里，真是出乎意料地差，我真没料到当今在中国还有这样的监狱，而且这还是在中国最富裕的广东省！
终于拿到家信，惊人噩耗：二哥两月前去世
过了约莫10分钟，一位中年犯人拿来两套囚服要我换上，一套是白色的夏装囚服，一套是深蓝色秋季囚服，式样与深圳监狱相同，但非常陈旧，上面已用碳素墨水写了别人的名字，其中秋季囚服背后写的是“刘雪华”三个大字，至今我还在穿。同时这个中年犯人还拿来了几张表格要我填，表格里夹了一封信，他告诉我：“是丘队长要我交给你的。”我因此知道了刚才见到的那个身着武装带的年轻狱警叫“丘队长”。
这封信就是在深圳监狱新收监区值班室看到的那封，我大哥李焕龙写来的，被“科长”他们连同我的档案一并带上来并交给了丘队长的。这封信后来我关禁闭时被狱警查收，至今仍未返还给我，但因反复读过许多遍，大多内容已牢记在心，现将我记忆中的主要部分内容诵录如下——
焕明：
你7月20日来信我于30日收到，你的情况已知悉，有喜有悲，喜的是所判刑期不长，悲的是你因此而错失青春。
身处狱中，你还惦记着家人，令人感动，至于书稿，你可先寄回来，我再酌处。去年9月，深圳警方曾寄来一份通知，得知你已被捕，当时我数夜未眠，给你写了一封二十多页的长信，但后来又发现没有一句有用的话，于是又烧掉了。这件事我只与你嫂李梅和二姐说过，没有告诉其他人。
由于你离家太久，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信中问得迫切，我在这里将情况简单告知与你。
我家的情况仍在艰难中缓慢向前推进。由于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合并，我仍属新闻部，但退居二线，目前暂时在总编室。去年大病一场，去西安住院，后因高手搭救，捡回一条命。你大嫂转让书店后，开过一个药店，但未成功，目前在家养病。李婷（大哥女儿）刚刚参加完高考，但成绩不好，现正等待第二批录取结果。
父母年事已高，目前生活尚能自理，但有困难。你的事情，怕他们承受不了打击，没有告诉他们。今年春节爹还问起你，我只推说你可能出国打工去了，暂时还没有消息。现在，也只能是善意地欺骗他们了。
二姐已从医院提前办理内退，接手你嫂原来经营的小书店，稍有盈余；周哥（二姐夫）继续做装修生意，基本可支持家用；周鹏（二姐独子）安师毕业后在吉河小学任教。目前，家庭情况日益见好。
你三姐前段时间经二姐联系，在医院做饭，最近准备接手一个转让的餐馆，正回家与良明（三姐夫）一起筹钱，雅静（三姐之女）在上初中，周健（三姐之子）已报名参军。
你三哥前年与江北村民×××结婚，年初生下一个男孩，总算修得善果。前段时间他参加“三个代表”基层教育活动后，被借调到汉滨区委人事局，但组织关系还在忠义中学。
可悲的是你二哥，他因脑溢血于6月23日死亡，舍下你二嫂和两个小孩。他们目前已在茨沟定居，但需亲友资助。
关于你，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我不理解，一个从山村走出来的热血青年，一个大学生，为何于国、于家、于己如此不负责任。这次，我想你会后悔的。希望你吸取教训，认真反省，让我们兄弟姐妹早日在阳光下团聚。
（注：以上括弧中文字是我加注的。）
二哥一生吃尽苦头，去世时年仅36岁
对于大哥的指责，我不想去为自己辩护。这封信我记得最牢的是关于二哥那段，至今想起一个字都不会错，其中，最难接受的是大哥以平淡的语气写出“死亡”两个字。我捧着这封信发呆了许久，然后爬到上铺躺下来流眼泪。现在才明白，10多天前就来的信，他们直到现在才交给我的原因；我也终于明白深圳监狱那位狱警，听我说与二哥最为亲近时又将信收回的原因。那时我怎么会想得到，才36岁的二哥会突然去世！
二哥一生坎坷多难。他读书时是个相当有天赋的好学生，家里挂的奖状数他最多，其中有一幅锦丝做的，母亲一直挂到他结婚才撤去。可是他高中毕业时的1984年，高考对乡村学生来说还是个高不可攀的梦想，又要远在百里之外的县城进行，为了节省十几块钱的路费，于是未能去考。恰好当时分田到户，家中极缺劳动力，二哥便回家务农，和离休回家的父亲一并扛起了支撑我和三哥上学的重担。曾经有一段时间，二哥去东镇乡信用社做合同信贷员，遗憾的是，一年后转正考核时，他因酒后诱发头痛，考试没能合格，只得继续回乡务农。务农期间，二哥曾去天津港做过扛包工，一两百斤的麻袋一天要成百包地扛，那时天津港的海水都冻结了冰，二嫂不忍心，硬是将二哥逼了回来。后来，二哥还在河北的水泥厂打过一年苦工，因受不了粉尘、肺痛，遂又回到安康跑了一段时间人力车（旧时叫黄包车），拉一次人挣一块钱。’96年，茨沟区（下辖五个乡）工商所个体协会主任因不满待遇太低辞职，大哥打点人事，帮二哥将这个痩缺接了过来。这个职务的实际工作是帮工商所在市场上收缴税费，并从中提取少量回佣以为报酬。这个活也不容易，得罪人，而且收入低，还相当辛苦，每隔两天要步行到20里外的集市去，当天罢市后又要往回赶，回到家，天也就黑了。得知他的死讯后，我非常痛悔，在外时我哪怕帮他买辆自行车，也会有助于减少他的压力与焦虑，或许不至于发生这样的突然病变了，而我那时很容易就可以帮到他这一点的。
’99年底，二哥在集市旁边看中一块可以转让的地皮，实际上也只有二厘（约合13平米），遂决定贷款2万元买下来，建个二层小楼，既可一家四口住过来，又可将一楼开个门面做点小买卖。从大哥这封信看来，他的确是贷款建了这房子，而且全家也搬了过去。可是，我想，肯定正是这座小楼坏的事，要了二哥的命。因为二哥一旦建了这楼，全家搬来这里，靠他并不稳定的收入是无法养家糊口的，集市上的店铺本来早已僧多粥少，开门面做小买卖不一定赚钱，而且还要投入不小的本钱，。休市的时候，二哥仍然得经常回到20多里外的老家去务庄稼，间或还要照料老家的父母，辛辛苦苦地两头兼顾。生存的压力已经够大，还得每天面对还贷压力，要知道，凭二哥的收入他得积蓄10年才够还2万元的贷款。2000年初曾听他讲，等楼建好了，他想出去再打两三年工，争取把帐还了。他自然也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帮助，可是我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帮到他，最终他也未能出外打工。我想，应该正是这2万元贷款压破了二哥的脑血管，使他极不甘心、弃妻别子地离开人世。
我真的痛悔自己走了这条路。假如早知二哥会有这样的结局，我肯定会放弃自己当初的反共活动，打工帮二哥还完贷款再说；假如二哥是我在外时去世，我宁愿放弃自己的个人理想，也要先把他的两个孩子抚养长大。可是这些都发生在我入狱后，使我束手无策，只能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悔痛，一想到那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心如刀绞。我不知二哥是病发后很快去世，还是耗了相当长的痛苦后才去世，我知道脑溢血病发后这两种可能都有，而假如是后一种情况，我会觉得自己的罪过更深，但大哥的信中并未述及病情。“6月23日”，那时我正在看守所。二哥最无助时我未能帮到，他去世时我未能回家赶丧，如今，他的妻子和孩子最无助时，我仍毫无办法。从此后，二哥和他的两个孩子常使我陷入揪心的沉痛之中。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仍无法接受二哥真的去世的事实，总是反复想：大哥该不是说谎吧？可大哥从不骗人的啊，既然他这么写了，那一定是真的啊。然而每次梦中见到二哥，我还与他亲亲热热地说话、吃饭、喝酒，丝毫也没有他已去世的意识。
这真的是我有生以来遭遇到的最大的痛苦。一瞬间，我更深地理解了人们在失去亲人后痛苦悲伤的真实内涵了。我还有父母，他们迟早也要经历这一天，我突然明白了，关爱亲人的重要性，也突然明白了，活着的亲人是何等地珍贵，我们多应该在他们活着的时间给他们快乐啊，一旦他们去世，你会痛悔地肝肠寸断。如今，我真的是悔得肠子都绿了。我还有大哥、三哥，大哥身体一直不好，体弱多病，又不爱活动，我不能再没有了大哥和三哥。
于是，擦干眼泪，我立即给大哥写信，信中并未分辩他的任何指责，最要紧的是请求大哥、三哥注重身体、多加锻炼，另外就是想知道身边没有亲人相伴的父母的情况，和失去父亲的两个小侄是否还继续读书。
（当时的韶关监狱监狱长宋玉胜。网路照片。）
百余犯人过道里开饭，就蹲在屎尿旁边吃饭
在这个监仓的下午很快过完，5:30分，所有的新犯都从车间收工回来了，一时间，监仓里、过道里人声鼎沸、人头攒动，我坐在监仓里几乎动不了身。很快，饭也送来了，几个老犯将白色的大胶桶拖到厕所旁边分饭、分菜。吃饭是按仓分组的，一个仓围成一摊，每摊分一小桶饭和一盆菜，然后由值日犯人再用铁勺分匀到每个人的碗里。每两个人负责一周的值日，任务包括领饭和分饭、洗饭桶菜盆、为全仓犯人洗碗筷。这里空间太小，尤其是“洗手间”太小，洗碗筷又必须在这里进行，人太多就会挤得打架，所以只好规定每仓去一个人为全仓洗碗筷。打完饭菜后，所有人在过道上围摊蹲着吃，一片咀嚼声。饭罢，整个过道都是米团子、菜叶子、汤汁，然后就有一个仓的新犯过来打扫和清洗，清洗时，其他各仓犯人全都归仓闭门，为搞卫生的人让出宝贵的空间。过道卫生是一个仓一天轮换清洗的。
吃完饭不久，全部新犯又都被赶出去开工。他们现在的作息是：早上从7:00操练到9:00，然后去车间开工，下午继续在车间开工，晚上6:30到8:30依然去车间开工，有时延长到9:30或10:30，但到9:30以后的比较少。我是刚来的，按规矩三天不用开工，留仓学习这里的规矩和背诵“58条”。“58条”我早已会背，但心里十分反感这个条例，它里面充满了“不准”、“不许”、“严禁”、“不得”等严厉的词句，如同一张密织的电网，紧罩在犯人的身上，稍有不慎，即会触电被击，如果生活完全按它来过，人一定会得精神病而疯掉。“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也因此，具体执行中，许多狱警明知无法做到，他们一般也不会完全参照那“取法乎上”的苛律，多少会留给犯人一点人性的空间，只是，这要看狱警个人的认识异同，缺乏经验的或想往上爬的便会执行得严酷一些，老练的和升官无望的便放得稍松一些。
晚上9:00，新犯们收工回来，一部分人忙着搞吃的，如泡面、找饼干；一部分人去抢位冲澡；一部分人则抢水洗衣服。洗完的衣服得先集中放在大胶篮里，次日早晨由卫生组的人抬到晒衣场晾晒。冲凉是最麻烦的事，人多水少，只好轮仓去，一次去三个仓的人。睡觉前统一点名，所有新犯必须整齐排坐在过道上，我是最后来的，于是排到了最后，也就是“厕所”的门口，在臭哄哄的空气里答“到”。这过道即使白天也要亮灯，否则就会黑得像矿井下的坑道，夜晚熄灯后，更是阴惨惨的，不像是人间的景象。
全仓人挨人躺下后，才感到酷热难奈，风扇的风力几乎感觉不到，拼命想吸点凉空气却不能够，只好拿旧报纸自己扇，边扇边睡。小窗外面是一个废弃的院子，白天时我看见里面有脏水滩、断墙、草丛、朽木材，此时蚊子从那里出发，集体侵袭过来，咬得人难以安睡，不时有响亮的“啪啪”声传来。
见到了看守所挑战老大的杨常圣，和杀人犯王勇
下午吃饭时，我看见了在深圳看守所时同过仓的几个犯人，其中有杨常圣，他一见我就诉苦：“唉，来这里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我正想办法调回东北去，可是钱又不多了，现在一路花下来，只有一千多块了，哪够几个月花呀！”在看守所可以勒索，他便成了大款，在监狱无法勒索，不久他也将成为“贫下中农”。这人还是改不了老毛病，听他讲已与这里的管事犯发生过好几次矛盾，几乎打起来。另外还见到了王勇，在210仓时与我一起关押过几个月，王勇20多岁，四川人，两只眼睛高度近视，几乎失明，平时傻乎乎的，走到哪里都受人欺凌，他因为被包工头欠薪，找包工头论理却又被打，气愤不已拔刀刺死了对方而被判了无期徒刑。王勇在看守所里时不能看电视，因为高悬在墙壁上的电视机超出了他的有效视力范围，他的唯一娱乐是帮别人踩背，以博得别人的食物赏赐。谭恩德是我在217仓时的同仓，下午遇到他时，他很抱歉地对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帮不到你，不好意思啊。”我了解他的情况，当然不会在乎。谭恩德这年已24岁，他双脚天生只有一半长，无脚趾，所以都叫他“跛仔”。“跛仔”穿上拖鞋时仅能挂住不到两寸的脚背，活像三寸金莲，走路一晃一晃，但他为人却非常好强，并不服输，在217仓时无人敢惹他，仓里人说他那断脚踢人如同铁锤。“跛仔”因生活无着，犯抢劫罪被判10年徒刑，虽沦为罪犯，可这小伙子心肠不坏，在仓里时从不欺压弱小。
杨常圣是7月底送上来的，我若不去深圳监狱，也当与他一同上来。王勇和谭恩德二人则更早一批，他二人已完成新犯教育，分到了老残队——即五·二分监区，只是因为五·二分监区监仓不够，暂时在五·三分监区借了两个监仓，于是他俩就同住在了这个巷子。
晚上睡觉前，有老犯与我讲，这里曾是建国前的国民党监狱，先是国民党在这里关共产党政治犯，后又是共产党在这里关国民党战犯，到现在，则又是刑事犯的天下。难怪这里的监舍如此陈旧破败！监仓木门下方都开有一个孔，估计原来是用来递水递饭的，现在则被用木板钉住了。听老犯讲，早先时，每个仓关一个人的，现在时代进步了，却要14个人挤一个仓，“进步”只体现在了关押密度的大幅提升方面。老犯还说，这个监狱，连同女犯共关了1万多人，是广东最大的监狱，我心里却想，这广东最大的监狱或许也是中国最差的监狱，指不定还是世界上最差的监狱，因为它的条件根本就是非人的。
账上只有5块钱，擦屁股卫生纸只扯30厘米
现在我账上的钱只有人民币5元，那还是深圳监狱7月份发的政策性零用钱。广东（或许全国）的服刑犯人每人每月有5块钱政策性零用钱，用以供犯人购买日用品，可是一块香皂3.75元，一袋洗衣粉4.25元，一盒牙膏最便宜的是2.95元，一卷最差的手纸也要0.8元，如何能够日用？且不说还要买毛巾、鞋袜、邮票、内裤等必需品。从深圳监狱上来时，我只带了用剩的半块香皂、大半卷手纸、半瓶牙膏、一条毛巾、一双拖鞋、一双白色胶鞋和正穿着的俗称“解放鞋”的绿胶鞋，这些东西都是深圳监狱入监时发的。我不可能向家人要钱，二哥去世后，家人更为困难，我必须自己设法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大不了做回原始人。于是，我计画等四个月后，账上有了20元存底时再买日用品（监狱里规定，犯人购物时，帐本上必须要保有20元存底金额），那么在四个月内，我必须得靠长途带来的这点日用品度日。可是毛巾很让我担心，因为在深圳监狱时，依其规矩毛巾必须折成四折挂放，整天干不了，部分地方已开始腐烂，擦背时双手使劲一大，就能听见棉线断裂的声音，这如何能熬到四个月后？说不定一周后便不能用了。
我开始着意限制日用品用量，一次大便仅扯30厘米左右的手纸，我算了一下，对折后擦一次合一次，可擦三次，擦三次肯定是可以干净的，只要我注意把握分寸，这么长一段是可以满足一次使用的；牙膏每次只挤1厘米多的一段，而且一日只刷一次；香皂尽可能不用，每天多冲一次凉水就可以了，洗衣服则只在衣领和裤腰易脏处擦一点香皂，如果衣服不太脏就尽量不用香皂。
遗憾的是，尽管我小心地使用，几天后毛巾还是不可阻止地破了几个洞，那是我斜拉着它擦背时扯烂的。两个大大的破洞意味着它顶多还能洗两三天，而且还必须是小心翼翼地使用。怎么办？我想了老半天，转身问邻铺一个叫李明辉的犯人有没有毛巾。李明辉是从深圳看守所上来的，江西人，和我还挺聊得来。他说有几条从深圳看守所带上来的毛巾，印着“深一看”字样的，我提出用一双胶鞋换一条，他不肯要鞋，要将毛巾送我，我还是强把鞋给了他，托口说嫌白胶鞋易脏，本来就不想要的。李明辉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又拿了一块透明肥皂给我，这种肥皂也是深圳看守所通用的那种。我真是有些喜出望外，这一下，洗衣服便有了可靠的保障，起码可以支撑一个月吧。
衣服也是个麻烦，只有两套，如果一套洗了，恰遇天雨不干，则另一套必须穿两天三天，此时的天气，又要操练，一天不洗就有一股汗臭。晚上洗了衣服，全往大篮子里丢，次日收回来，不但皱巴巴的，而且有一股恶臭，穿在身上一运动更是臭味弥散。鞋此时仅剩一双，而且没有鞋垫和袜子，脚汗直接浸在鞋底，时间久了，便发黑打滑。过了几天，鞋实在脏得发臭，终于决定洗了它，先穿着拖鞋将就一两天。操练时，“教练”李国领还是发现了我穿着拖鞋，我将原因告诉了他，听人说他是河南人，也是个“贫困阶层”的犯人，可能是出于同情心，他让我先坐一边歇着，等有了鞋再练。
每日任务：操练、背58条、拉单边
现在我才知道那位姓丘的队长叫丘地仗，专管分监区生活卫生。小说稿他拿去看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就还给了我。我告诉他我想修改誊抄后寄回家去，他说可以可以。见他待犯人还热心，便请求他帮点忙——借点信纸和笔芯，他问我需要多少，我算了一下，誊抄一部得10本信纸和15支笔芯。丘队长向外面院子喊了声，叫来一个叫黎志文的老犯，要他帮我搞掂这些东西。过了大约10多分钟，一个头戴草帽的老犯拿了5本信纸和一支圆珠笔给我，虽然数量不够有点失望，但有总比没有好。那个戴草帽的犯人姓叶，次日他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黎志文私人的，要记得还人家，我苦笑着说：“我以为是丘队长的，原来他又转嫁到犯人身上。放心，我当然会还的。”
虽然我已在深圳监狱操练过，但“教练”认为：“你来了新收监区那就是新犯，操过也得继续一起操。”所以，早上随这批新犯一起操，9:00以后开工。车间其实与监舍只有一墙之隔，是在这个大“十”字结构“古建筑”旁边搭就的棚子，出了“十”字结构的过堂，经过两棵老树就到了。棚屋顶上罩的是塑胶篷布，太阳烤在上面，屋里燥热异常，悬在屋架上的大吊扇于是一刻不停地高速旋转。地面上是一排排老旧的台案和木凳，台案上堆着绿色胶头与灯线，犯人们就坐在这里“拉单边”。后来以色列总理沙龙发明了“单边计画”，犯人们就把开工改称为“单边行动”。
所谓“拉单边”就是拉彩灯灯线，将两头包有小铜片的短灯线插进绿胶头，然后拉紧，每条为49根短线50个胶头，总长约5米。此时若在胶头压上灯泡就是成品彩灯了，但未压灯泡之前它叫单边。拉得快的一天有完成70条的，慢的有40条、50条，我是新学，第一天拉了25条。
犯人全在紧张地作业，两个狱警坐在旁边的办公台后，专门有两部风扇供他们纳凉。两狱警聊得非常热烈，细听之下，知道是在聊欧洲足球联赛的赛况，显然是赌球的热衷分子。后来了解到，这里的狱警赌球成风，那两位当中的一个还是副分监区长，他常挂在口头的话是：“嗨，赚俩小钱花花。”
车间上方不时传来鼓乐声，一阵阵的，时而还夹杂着钢琴曲。我觉得音乐在这种环境里出现真是太滑稽了，一点都无法感觉到它的美感，十分地不协调，犹如在乡下的茅坑边见到一株鲜艳的玫瑰花。我悄声问李明辉（他比我早来一个多月），他说那是监狱文艺队的，由各监区擅长吹拉弹唱的犯人抽调来组成的，有男犯也有女犯，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练这个，逢年过节，或领导来视察时就上台表演，有时也会出去表演。
“世纪大盗”张子强同案朱玉成，也关在这里
“教练”李国领因犯抢劫罪被判了15年，听说他以前还是天安门国旗班的仪仗兵，因为队列素质好，被抽来这里训练新犯。可是他的口令挺奇怪，总是把“向前——看”叫成“向前——K”，令人印象深刻。这个新收监区的管事犯里，唯独李国领是北方来的穷人，其余的都是广东本地有钱人家，比如“积委会”主任廖添财，曾是佛冈县县长，账上通常都会有一万两万余额，而李国领才60多块钱。有钱犯人也得穿囚服，但是鞋并不统一，这便给他们提供了彰显身份与财富的微小空间，他们穿高级球鞋、休闲鞋、皮鞋，李国领是事务犯中最寒酸的，他只能穿监狱发给犯人的蓝胶鞋，以及自己买的低档回力鞋。如我通常所见，穷人反比富人更有同情心，见到有困难的，他会多少给予一些帮助，不像其他事务犯那般盛气凌人，这或许与他经历过贫困犯人生活有关。操练场地就是我来时停车的那个院子，不到300平米，上百号人排列在那里操练，着实拥挤不堪。“教练”也深知对犯人的操练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于是也并不苛求，大体过得去就行，休息时与众新犯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别的事务犯不同了，不是恐吓便是辱骂，把新犯不当人。比如分菜时，他们先给自己的碗盛，而这个监狱送下去的菜也怪，绞肉机绞碎的稀罕的肉条条全泼在菜的表面，半寸厚的肉条条，下面则是完全的“植物世界”（如菜叶、菜杆、菜根、萝卜等），外来参观的一打开菜桶，“哇，伙食不错，送下队的全是肉菜呀！”不禁赞叹。事务犯们剥去了菜桶里的“表像”，留给新犯们的则是菜桶里的“真相”。我常与别人开玩笑说：“我们这些新犯是草食动物，那些事务犯是肉食动物。”李国领则不一定，他有时就与新犯一起吃。当然，李国领也有粗暴的时候。有一天，一个40多岁的内地犯人操练时老不做动作，李国领纠正了多次，他总是不怎么配合，李国领怒了，一拳将他打翻，并踢了几脚，那犯人却只是流泪，并不争辩。当天晚上，我看见李国领向那犯人道歉，并陪他聊了很长时间，原来那犯人刚接到父亲去世的家信。
没想到，张子强的同案朱玉成竟关在这里，此人身高体壮，却并不凶恶，据说他是第六被告，前五位则全枪毙了。听老犯讲，朱玉成投牢第一年是全年关在禁闭仓里的，后来待遇有所松动，允许他在禁闭巷里散散步，如今放了出来，与这帮事务犯混在一起，既不管事，也非新犯，出工时他也同去，但只是在一旁帮帮手。不过，他至今仍是特别管理罪犯，比如一些犯人账务表格上，别人是用姓名，他则用“1号”代称，显得神神秘秘。朱因为有钱，所以购买了大堆的矿泉水、可乐、水果等食物，自己的行李架位放不下，就常去新犯仓找空位放。时常能看见他手持鸡腿之类的东西，与一两个管事犯蹲在“厕所”对面的库房里大嚼。这些管事犯都是认钱的主，谁有钱，谁给自己弄吃的，就和谁亲。吃新犯也是常有的事，遇着有钱的新犯，他们会想方设法多留一段时间，直到吃得不得不放人时才罢手。有不少犯人在这里填了购物单，但在货来之前就分下了队（货一般在填单的10多天后才到），于是管事犯们就将这些货私吞。在这里负责组织学习的老犯叫沈云，湖北籍的诈骗犯，相当会见风使舵，两年后我听人说，他私吞了下队新犯几百条烟，被侦查科查出，关了禁闭，廖添财也因此受累被撤。
“积委会”主任廖添才：曾是佛冈县长，贪了20万
廖添财是个典型的中国官人模样，矮矮胖胖，大腹便便，整天都是一副乐呵呵的神态，总见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没什么具体事务，等于是安这么个“官儿”让他在监狱里歇着。有一次组织新犯学习，由他讲解“狱务公开制度”，讲到监狱时，特别强调监狱是“国家专政机关”，于是又扯到了“四项基本原则”，顺口就问下面的新犯：谁知道什么是“四项基本原则”？没人应，他就点到我，要我回答，我说：“是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廖正了正腔，说：“最后一个不对，是人民民主专政。”他给我纠正这叫“人民民主专政”，一个多么矛盾和可笑的名词！有一次，廖给我们讲解“58条”真义，忽然扯到人生观，居然随口说道：“人生为什么？我看，不就是为了两个‘巴’嘛，一个是‘嘴巴’，一个是‘鸡巴’。”这就是一位前县长的人生观，简明扼要，精辟务实。两年后，我到五·一分监区时，遇到一个叫陈暾的犯医，此人犯贪污罪，原系佛冈邮电系统职工，熟识“廖县长”，他说自己在外时，太了解这个县长了，由于他允许发展博彩业，于是佛冈一时间俨然成了广东的拉斯维加斯，而“廖县长”则常常上街去游玩儿，从这家赌场转到那家赌场，随他玩儿，所到之处，全都会有意输给他个万儿八千的，哄得他十分开心。
“廖县长”是手持一本小册子给我们讲“狱务公开”的。其实，这个监狱的所谓“狱务公开制度”早就全印在了匾牌上，就挂在每个分监区大厅的墙上，我细看过一遍，它完全是《监狱法》的翻版，仅是颁布单位名称由“司法部”变成了“韶关监狱”。同样这款“制度”也挂在监狱的外面，供来访者阅读。我想了许久，想不明白这叫什么“狱务公开制度”。后来日子久了，更加看清那确实只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真实情况它是绝然不会公开的，“公开”给老百姓的全是老百姓不相信的假东西，于是，天长日久，也没谁对这个“公开”认真了，认真了反倒贻笑大方。其实此时我也没有相信它是真“公开”，比如讲明给囚犯供应食物量那一条就用白条封涂了。我总在想，“狱务公开制度”的重点当是写明如何保障狱务的“公开”，而不是将狱政管理条款抄下来，去进行管理制度的“公开”，这是没有用的，也是对社会和国民的欺骗。
“诈骗犯”沈云，整天教新犯唱革命歌曲
前面提到的沈云，不但负责办黑板报，也负责部分“狱务公开”课的讲解，本身他就是个诈骗犯，所以他讲的课更是没人信。沈云另外还负责组织向《立新报》、《广东监狱报》投稿，以及教新犯唱“革命歌曲”。《立新报》是监狱自办的四开铅印小报，里面全是决心书和悔过书之类的犯人作品，小报也是专门派给犯人看的，虽然版面很小，但其虚假性与欺骗性更有甚于《人民日报》。《广东监狱报》是省监狱管理局主办的，向全省监狱发行的小报，它也是四开版面，但由于是彩色胶印，显得高级一些。《广东监狱报》与《立新报》内容相似，并且为了吸引犯人投稿，都定有奖励，《立新报》年发6篇或《广东监狱报》年发4篇即奖励一个“优秀通讯员”称号，减刑时可相应多减2-3个月。我在汉中监狱服刑时，那里相应办的是《改造简报》和《培德报》，情况都差不多，里面也看不到什么真东西——干部骗犯人、犯人骗干部、犯人骗犯人。
沈云对征稿特别积极，不停地向新犯索逼，要他们写稿，有一个新犯居然一个月写了17篇，但没有一篇中的。他也逼我写，为了书稿的安全我不敢说“不写”，于是说：“我帮你写吧。”我前后写了9篇送给他，要他署上自己的名字，但他最终却仍记在我的名下，令我感到有些耻辱。后来听人讲，《立新报》的编辑们（也是犯人）就在新收巷的楼上，沈云靠物质交换，每月基本可以保证有一篇发表的，如果他将我写给他的稿子署自己名字则会降低他的“发表率”，而记在我名下则可以总体上提高他的组织稿件数量，讨得主管狱警的欢心。沈云是个特别投机的人，每逢分监区长罗海军值班，他便冲所有新犯大声警告：“今天可是罗区长的班噢，可要做好来噢！”既有意让罗海军听到，又有意借区长之威施压新犯。
监狱要求教的歌曲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团结就是力量》等等，这些歌都是沈云年轻时在部队必修的功课，他很熟练，便自以为是个人才，能写能唱，一脸的得意。为了表现他“革命才艺”之外还有“生活才艺”，又教犯人们唱《梦驼铃》、《送别》等几首二十多年前的电影插曲。巷子里整天响起几十年前的歌曲，让人觉得这里似乎是一块时代的飞地，时光还驻留于几十年前，再配上这古老的建筑，和人们古怪的服饰，“时代飞地”的感觉更为真实。共产党的教科书里一再论证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可是他们的经典“圣歌”的标题居然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东方红》里更是直接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意思再明显不过，在他们对“人民”的宣传里，毛泽东是救星，共产党是救星——是毛泽东创造了历史，是共产党创造了历史！一边高唱着他们是“人民的大救星”，一边又在他们的另一首“圣歌”《国际歌》里申明“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团结就是力量》也是共产党的“圣歌”之一，前面曾议论过它的歌词“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可是它自己现在已成了全球最大的专制政权！矛盾充斥着共产党所有的文字与语言，如同它制定的法律条文一样虚实并举、真假共存，而在它的内政外交行为中，更是矛盾地好像在演搞笑片。老百姓痛恨之余，别无他法，只好借题发挥，在民间里搞笑搞笑，譬如，有犯人将前述第一首“圣歌”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性生活，没有性生活，叫我怎么活。”
重新收监的犯人：10万就可以“保外就医”出监
过了1个月左右，老残队的犯人全清理出去了，新收巷作了大的调整，我也随之被调了仓。现在这个仓的仓长是黎志文，他原来是帮对面老残队搞生活管理，现在则负责五·三分监区宣传工作，主要是征集投稿、办黑板报、组织节日活动、统计帐目等内容。黎志文为人忠厚可信，他是因抢劫罪被判了无期，已坐了9年，大约还得再坐5-6年，我就信纸的事向他道谢，并说要设法还他，黎很爽快地说：“那是送给你的！”他经常要帮丘地仗做些账表一类的活路，能够的时候，我就主动去帮他。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晚上休息时间，我都是坐在床板上修改小说，这时四五天就要用一支笔芯，基本都是找黎志文要的。
同仓有两名广东籍“新犯”，其实是老犯，他们全是’92年韶关监狱大规模保外就医时出去的，俩人全判的无期，其中一个叫姚自威的是改判前出去的，至今仍是无期。听俩人讲，那时只要10万、20万就可以保出去，不管有病没病，现在则不行了，上面开始复查，于是又将他俩骗回监狱重新开始服刑。
新收期间印象深刻的要算一位阳山犯人，他们同村17名村民因冲击镇政府、砸了镇政府的牌子，而被判刑，送到这里来的有5名。与我同仓的这位整天沉默寡言，为人相当老实本分，收工回仓，就坐在床板上，取出旱烟丝来自己卷着抽，典型的农民本色。后来与他聊天，得知是镇政府将灌溉他们三个村农田的小河流，截流到一私人投资的水电站去发电，村民们不同意，久告无效之后，集合数百人包围了镇政府，最终村民们被抓50多人、被判17人，而小河流至今仍未被改道回来。后来我去五·一分监区时遇到他的同案范国军，依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农民，谈到他那没有水灌溉的土地，一脸的惆怅和无奈，他说出去了还得告，但同时也承认——“可能还是没有用。”我劝范先找媒体介入试试，或许有效，范沉默了许久，说：“是得这么做。”
9月中旬，车间换了一批货，叫“绣排珠”，是将一些珠子和金属片往女式线衣上绣，绣一件一元钱，最多的一个人一天绣了两件。听黎志文讲，一条单边的加工费是8分钱，若按上级定的任务，每个犯人每天至少得完成10元产值，则需要拉125条才行，这几乎是所有犯人都无法达到的数字，我此时的最高产量是50条，125条于我而言真是一个恐怖的门槛。
新犯教育的后半段除操练、劳动而外，还要听狱警上入监教育课，“课程”内容主要有《监狱法》、“狱务公开制度”，以及安全生产、人生观、世界观等等方面的东西，没有教材，具体内容由安排到的狱警自我发挥。同时还要搞一些队列操练、反毒品、反逃跑的电教，就是看录像。其中，“反逃跑”的那盒带子里专放那些因逃跑被电死的或枪毙的镜头，记得有一个镜头是逃跑的犯人搭桥过电网时摔在了电网上，一直烧到他们用棍子将尸体捅下来，而在此之前，那挂在电网上的尸体不断地冒着烟，也未见狱方暂时将电闸关掉。
破败不堪的“立新学校”，口若悬河的教育科长
上课的教室就在禁闭巷的楼上。实际上这个大“十”字结构全是两层的平楼，第二层的一部分归《立新报》“编辑部”，一部分是犯人教员的办公室，其余全作了教室，其中有几个教室不上课时就是文艺队的“练功房”。二楼的雅称叫“立新学校”，是韶关监狱的特殊学校，并统一纳入到了韶关市的文教管理体系中。学校设有初中、小学文化班，课程只有语文、数学两门；另设有技术课，分为电脑班、书画班、汽修班、钳工班等名目。每个分监区会有十几名犯人报名上文化课和技术班，然而这些全是欺世盗名，因为考试是假的，临考前教员会将试题抄给学员，并按教育科要求的平均分数和及格率来“设计”考分，最后颁给的毕业证也全是“水货”。正因为如此，入学的学员大多都是抱着一种“玩”的心态来的，因为这样可以逃避晚上的加班。至于技术课，电脑班无电脑，汽修班无汽车（连个完整的破发动机也没有），但据说每年还能颁下数百份韶关市技术教育中心签发的技术教育证书，依然的欺世盗名！
既然一楼是那般的破落，二楼当然也好不了，狭小的教室里，挤着一排排特殊的桌椅——椅背上水准钉着一块木板来当桌子，于是桌椅二合一，后排人将前排椅背上的水准木板当桌子用。水准木板也不宽，大约有20多公分，放一个笔记本还不够，勉强可以写字。新犯教育课就是在这样的教室进行的（“立新学校”是夜校，白天教室闲置）。
在汉中监狱服刑时，那里也有一个特殊学校，情况与此相类，但设施好很多，教室宽敞明亮，粉刷一新，桌凳与外面学校没有两样，油漆得光可鉴人，但那是为了迎接司法部的验收，为争取“部级优秀特殊学校”而舍本建成的。那里上课与这里一样，也是晚上7:00-8:30；教员基本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犯人；考试也与这里一样，提前将答案抄给学员，并按教育科要求设计及格率及总平均分数。为争取那个“部级优秀特殊学校”的称号，监狱还组织当时所有的犯人教员们忙了一个暑假，搞出了三年的假教育台账，只是后来验收时，司法部并未来人，其委托的省局来人自然明白事理，并未过问这些东西，只将带来的“部颁”牌子留下了事。当时作为犯人教员，我对所谓“特殊学校”的感觉是“欺世盗名”和“误人子弟”，现在的感觉还是如此，然而汉中监狱却为此而“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韶关监狱那时的教育科长叫何祖玉，此人特别善言，口才极为上乘，举监闻名，常在大会上激情发作，指点一番江山及人物，讲得台下人颇觉有趣，不时哄然大笑。据说他原是在广州某法律院校任讲师，只因一点官欲未能清净，而前任监狱长又是他的弟子，遂不辞百里来这山里做了教育科长，同时也是“立新学校”的校长。新收期间，我听过他在台上讲话，但不明白——一个在台上把话讲得如此“知书达理”和“深明大义”，并且对歪风邪气显得那样“嫉恶如仇”的人，为何不耻于领导这么一个生存在虚假数字之上的“学校”？古人云“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我不知这句话是否适用于他，以前我只觉得这句话特别适用于希特勒、汪精卫、江泽民、卡斯楚一类特别乐于滔滔不绝之流的。
有一天的课是丘地仗来讲，他开宗明义：“你们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啊，除了出这个监狱我办不到，其他的都好说。”类似这样的话，已有其他狱警向新犯讲过，我明白，这是在“公开招租”，希望“有料”的犯人寻求他们的“关照”，从而可以为自己创点工资外收入。
有位姓蒲的教育科狱警在讲完课后，对新犯们说：如果大家有什么个人疑难可以讲给他。我于是写了条，说自己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希望能给予一点环境改善，分去教研组做犯人文化教员，并说自己读师范出身，又在“特殊学校”教过课，是可以胜任的。那人收了条后说改天会给我个答复。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是听老犯讲下生产监区后开工时间太长，我担心无法有时间完成小说的修改与誊抄，以及进行新的创作。次日上课时，那姓蒲的狱警专门来告诉我，说他请示了领导，认为政治犯不能做教员。我说政府从不承认我国有政治犯呀，而且我在汉中监狱时都是可以做的呀，蒲只说各个监狱规矩不同嘛。后来下队后我才了解到，根本不是“规矩”的问题，而是金钱的问题，这里文化高的犯人多的是，不花钱休想谋得这样一份悠闲的美差。
警官请我帮他写管教“科研论文”
如果不是为丘地仗写一篇文章，我是可以在新收期间完成其中一部小说的修改的。丘地仗那时找到我，说监管局要推出一本专业书籍，他想挤进去一篇，请我帮忙操刀。我深知，在我国，机关或企业单位职员是可以靠学术文章来博取职称、职位和工资提升的，文章水准如何、是否自己原创都不重要，只要能发表。太多冠名为学术论文、理论研究的狗屁文章浪费了大量森林原木造成的白纸，也成就了空前兴盛的“泡沫科研”时代。丘给了我十多个选题和一本书——《管教的艺术》，我选了一个好像叫《如何做好重点罪犯管理》的题目，花了差不多一周时间，帮他写成了6000字的“论文”。帮他写这个，我的确是有目的的：一来希望他将来能帮我把小说寄回去，二来感谢他帮我找来的这些信纸（虽然这些信纸其实是黎志文的）。
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考核（除了“58条”是真考，队列操练、“狱务公开”之类的全是假考），入监教育基本宣布结束。随后教育科蒲警官又来作了一遍心理测试，每人发一页测试表，要求自由填写，结果犯人们全是恶作剧式地乱填，相信他不可能搞出什么正确的推测来。此时蒲警官正受监狱委托筹建心理谘询室，并说不久会升级为心理谘询科，他自然就是这个科的科长了，所以这次测试他的态度显然是认真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真正了解犯人，更没有掌握适用于犯人心理测试的方法。
10月9日，黎志文告诉我，次日将分新犯下队，要我作好准备，我于是很快将所有物品打点整齐。因为帮一位保外就医又重新被收监的犯人写了不少封信，临走向他要了一卷手纸，他或是有些钱，随手扔给我的居然是维达牌的，贵过普通手纸三倍，如果谁愿意换，我真想拿这一卷换回三卷。晚上熄灯后，丘地仗要值班犯人将我叫到铁栅门口，告诉我已被分在了六监区一分监区，并说六·一是织布队，不很辛苦，算你走运。然后他提出要我将那篇论文帮他再修改修改，于是我又借过道的灯光帮他修改到12:00才睡。
次日早晨，黎志文得知我将分到六·一去，他写了个名字——“韦福芝”，说这人能写能画，是六·一的宣传组长，与他熟识，要我有需要可以找此人帮忙。
这天上午，先后分下去几十名新犯，包括李明辉，他被分到了汽修队。下午，六·一来了一位胖胖的狱警，点出10个新犯的名字，包括我，再核验完姓名、账务及携带物品，就带着我们爬上大操场，经过伙房和礼堂，向六·一分监区走去。
下队前，每名新犯都给制作了一张分级牌，级别全部是“考察级”，我的囚号还是“4463002621”，看来这编号一经监管局确认，无论转到哪个监狱，都是不变的。
现在算来，连同深圳监狱，我总共在新收监区呆了近三个月，的确有些不胜其苦、不胜其烦。而此时，那部小说的修改只剩40多页了，只好看下队后有没有时间继续修改、誊抄了。
（时任监狱长宋玉胜讲话图。网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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