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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囚徒的梦想》第六章、押送“深圳地狱”炼狱
入监，全部东西被扔，阴囊、生殖器也翻开检查
7月18日，一名看守员打开仓门叫我收拾东西，说是准备“上场”。我没料到会有这么早，这完全不是卢警长所说的9月。发放所里代管物品时，我原来那副金属镜架的眼镜已生锈开胶，无法再用；皮鞋也已发霉开胶，只好扔了；但抓捕时穿的那身衣服还没有变化，于是脱下号服换上它。另外还有一副塑胶眼镜，并且是装在一只崭新的镜盒里，我想肯定是阿辉送来的，但看守员却没有给我，我打开它试着戴了一下，度数正好合适，不觉心里一热，一滴眼泪几乎滚落了下来。在广州时背的那只彩色旅行包，还鲜艳依旧，我便把所有物品都装进去，背上它准备踏上下一个苦难旅程。
这批投牢的犯人总计有50多名，每两人共用一副手铐，然后被赶进一辆封得铁笼般严实的大囚车。这车投牢犯全是10年以下有期徒刑。深圳看守所的犯人，判10年以下的送坪山监狱服刑，判10年以上包括死缓、无期的就送韶关监狱服刑。坪山监狱地处龙岗区坪山镇，距梅林大约有40多公里，囚车只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在坪山监狱，首先见到的是一幢灰色的“会见大楼”，大楼后就是洁白高大的监狱围墙，而在围墙的四周则是无数深灰色的水泥厂房，这座监狱似乎是淹没在大片陈旧的工业区里。经过两道森严的铁门，这部车直驶高墙内的一个院落，从狱内向外看，四周是近十米高的洁白的大墙，电网从墙端斜扑向空中，武警士兵则在墙头来回走动巡逻，看来这墙是有相当厚度的，墙顶本身就是巡逻道。围墙除了四角建有高高的瞭望塔，长长的直墙中间也会有岗楼相望。围墙下则是一圈约两米宽的青草地，兼具绿化带和隔离带的双重功能，在枪口下绿意盎然却令人生畏。监狱北墙外是一座低矮的小山丘，长满了人工种植的林木，遗憾的是高压电塔及横行于树林上空那杀气腾腾的导线，使这唯一的风景丧失了观赏价值。
车停下来的这个小院，四周是高约两米的矮墙柱和连接其间的钢筋栅栏。显然这里是新收监区，专门负责新投犯的接收及入监教育。50多名新犯下车开铐后，被命令排成四排蹲在地上，马上有十几名身穿囚服的犯人围了上来，将全部的行李包裹提到旁边去检查，包里尽多是衣服、牙膏、毛巾、肥皂、洗衣粉、纸、笔和笔记本，以及各种书刊，甚至还有口杯、皮鞋等等，这些东西连同包裹悉数被丢成一堆，几个趾高气扬的，看来是事务犯的人在里面挑挑拣拣，挑拣完后，过来了几个犯人用垃圾车将它们全拖到了院角几个大的垃圾桶边。但是，信件、少量笔记本、判决书、起诉书等物品返还给了新犯们。有的新犯大声叫：“那是要用的日用品啊，你叫我拿什么用！”有的请求将学习用的英语教材还给他，但这些呼声均未有回应，那些管事的犯人只是威吓要他们蹲下别讲话。幸好我的小说稿并未查看就还给了我。
这时来了个略微发胖的官样的员警，命令犯人们“检查身体！”于是新犯们被一个个叫到大院中间的水泥场上脱光衣服，专门有一个员警前后左右地查看，并要求翻出生殖器和阴囊检查。
查完身体，新犯全被赶上二楼大厅，蹲在厅里分批剃头——一律光头。剃完头新犯们又被要求分批冲澡，没有冲的蹲在过道上等待，冲好的则排在过道另一侧等待下一步的吩咐。
接下来分发个人物品，每人一套，包括胶桶、毛巾、开水瓶、口杯、牙杯、牙膏、牙刷、肥皂、皂盒、衣架、胶凳、两卷手纸、一双绿胶鞋和一双白胶鞋，另外每人一床被子、六套囚服、一只枕头和一条枕巾，以及两个薄薄的笔记本、两支水笔和两套信封邮票。这些东西全是一个模式，给人感觉是相当规范。然而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全要在犯人账上扣钱，没钱的待日后账上有钱再扣，反正你人在这里，出监前他一定要索回来的。等于是扔了我们已有的东西又逼我们买他的，如此的规范化真可谓劳民伤财、强买强卖，我所理解的“警匪一家”大概就是如此。而且，听这里的老犯讲，这些东西只是入监时发这么一次，用完后便不再理会，属“一次性规范化”。后来，我还听一位队长（这里要求称员警为“队长”）讲：××犯人，年龄大了，下生产监区后没手纸用，没洗衣粉用，又跑到入监监区来找我要，我还是给了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就是心软。
恐怖开始，报错数就罚蹲下起立100下
紧跟着是分仓，这里的监仓是公寓式的，上下铺，12个人一仓，内置洗手间，午休和晚上时间，电动仓门自动关闭。头一天我被分在12仓，刚住了一晚，次日便被调到1仓与“积委会”主任（“积极改造委员会”，简称“积委会”）同仓，而且距员警值班室最近。我明白这样调仓，其目的就是为了便于监视我这个“政治犯”。“主任”叫吕军，同时又是队列操练的“总教练”，自我入仓后，他对我相当防备，和仓里任何人都可以嘻嘻哈哈，却唯独极少与我讲话。我知道他们如此特殊对待根本都是多余，但也懒得与他们分辩这些，由他去吧。
第一天的分发用品、理发、分仓等杂事做完后，新犯即被全部赶到下面的大院里，要求换上囚服，参加操练。囚服的后背缀有一块蓝白条的布，显然是防逃标志，我把这种衣服叫“斑马服”。此时大院操场上已有100多人正在操练，喊口令的也是犯人，队长则坐在一边的阴凉处闲着看。深圳7月的太阳异常暴烈，操练了不过两个小时，全都热得汗透了衣服。好在伙房的电瓶车送来了饭菜，遂排队报数进入一楼餐厅。餐厅的设施还是不错的，全是不锈钢桌凳，犯人按顺序在餐桌后站好，饭菜则已由卫生组的犯人分好在餐盘里，并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值班队长进来后巡视了一遍，觉得没什么问题了，便大声命令：“坐下！开饭！”于是餐厅里哗哗啦啦一片钢匙的拨拉声和吞食声。差不多全吃完后，队长又大声命令“起立”，然后又依次序报数出餐厅，去操场蹲在太阳下暴晒着，等待新的命令。刚入监，不少新犯进出门时会报错数或忘了报数，一旦有人发生这种情况，立刻会被站在门口监数的事务犯拉到旁边站住，等全部犯人报完通过后，就罚他做“蹲下起立”，边做边报数，一般是从1一直报到100。
如果要我找一个词来形容这里的新犯训练，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恐怖营”。
新犯首先要努力适应的是事务犯的恐怖吼声。无论发布命令，还是纠正错误，莫不是采用“河东狮吼”或“山林虎啸”。事务犯们深知新来的犯人不明就里，必须先采用超分贝的心理震慑，让他们习惯于夹起尾巴来走路、说话，并学会对事务犯毕恭毕敬。这些震慑的确见效，不少新犯一听到巨吼，马上全身一弹，耳朵竖起，假如他长有尾巴的话，此刻那尾巴一定紧紧收缩在双股之间，只有尾尖在小心摇摆着讨好乞怜。光凭声带似乎不够，他们还有皇军发给的电喇叭，拿在手上，满楼道里咋咋唬唬，吓得新犯们屏声静气，大气也不敢出，在仓里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生怕做错了什么赚得一声霹雳。
烈日军训，新犯晕倒，我两周扒掉两层头皮
接下来是最恐怖的训练。7月份的炽烈太阳下，站军姿要求全身肌肉绷紧，周身笔挺，而且往往一站就是半小时、1小时，甚至1.5小时。“教练”和队长们都说，他们当兵时每次站岗就是两小时军姿，你们这点时间算什么。不少新犯依其要求站立，结束时鞋里一滩酸臭的汗水，衣服更是湿透了。然后是走队列，每一个动作都分解成几个动作，人得像机器般将分解动作慢化成几分钟来做，搞得肢体酸困不已，有人就不得已将臂或腿放下来歇一秒两秒，就这一秒两秒可麻烦了，“教练”们会罚你趴在地上做俯卧撑，他喊一下你做一下，往往伏下去后，他停了口令，你就得撑住伏在那里，臂肌与腹肌痛得你叫，叫也不理，痛到满头暴出豆大的汗珠，他或许会喊“2”，你撑起来，他又喊“1”，你又得伏下去。如此这般，不消10个俯卧撑你就尝到了什么叫“生不如死”，全身也在此时散了架，暂时不是你的了。最麻烦的是踢正步，脚踢到离地25厘米高处停下，保持姿势几分钟甚至10分钟，好似金鸡独立，腿肌酸了痛了身子就歪，一歪脚免不了会触地，一触地可又惹了祸，“教练”会将你叫到围墙的栅栏边，教你“倒挂金钩”——双手撑在地上，身体悬空，双脚挂在高处的栅栏上，上衣在重力的骚扰下可恶地倒过来反罩住了头。“倒挂金钩”一般至少要半个小时，多的一小时两小时也有，最终的结果是被罚的人体力不支轰然垮塌下来，脑袋触地，眼冒金星，汗就不必说了，嘴里鼻里都是。
还有两种罚法，一种叫“鸭子步”，一种叫“蛙跳”。“鸭子步”是叫人将双手抱在脑后，蹲在地上行走，形如笨鸭。走“鸭子步”最吃亏的是大腿，走不多时腿会酸得抬不动脚，但主罚者并不管这些，这正是他要的效果，他往往会要求你在50米或80米距离上来回两趟、三趟甚至五趟。“蛙跳”则是双手抱在脑后，蹲下往前跳着走，吃亏的不仅是大腿，更有腹肌，跳上几个来回，两处皆酸痛不堪。其他的罚法还有蹲下起立，自打耳光等，但这些从生理痛感上讲都不如前面几种，因而较少得到应用，偶尔只会以“附加刑”身份出现。
最恐怖的其实还是烈日下的长时间运动。队列操练除了练动作细节，就是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等等，这些全是体力活，加上体罚，更是力气活，滚烫的水泥地、火热的太阳和令人窒息的空气，逼得人只好不住地流汗。然而又没有足够的开水喝，喝了开水更是热上加热，好多新犯只好选择上厕所时喝自来水。喝自来水好，一则冰凉、降温、解渴，二则可能导致拉肚子，拉肚子便有了病休不练的理由。下午的烈日烤在头顶，该用什么来形容？短时间暴露其下的人不会觉得多可怕，但数小时暴晒其下你会感觉脑浆仿佛被煮沸了，要爆炸，头脑里闷痛，没有清醒的意识，全凭机械惯性做动作。一周后，感觉头顶痒，一把抓下来一块杯口大的薄皮，再抓，铜钱大的头皮纷纷落下来，像蛇蜕皮一样。这时人人都由白变红，由红变黑，不像南非人也差不多是北非人了。时过一周，头顶会再蜕一层皮，这层皮蜕完后就不再蜕了，彻底是换了新皮来适应烈日，而这时，差不多真的是中非或南非人的面色了。这样的训练，不说一般犯人受不了，当过兵的也受不了，这批新犯当中当过兵的有6人，训练的第三天居然就有两个中暑晕倒。
训练时，“总教练”是吕军，“副总教练”叫孙立，另外还有五六个临时抽出来的老犯以及当过兵的新犯，他们担任“小教练”，每人引领10名左右新犯各据一处细练精练。训练到火热的时候，满大院子的口令声、呵斥声；满大院子被罚做俯卧撑、走“鸭子步”或做“蛙跳”的，围墙栅栏上则挂满了做“倒挂金钩”的。每天训练8小时，中午时间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俗称“58条”，共计约3500字），背会的可睡午觉1小时，背不会的中午继续背。一天训练下来，全身伤筋动骨、疲惫不堪，简直是令人痛苦到想自杀，若中午再不睡会儿，下午训练感觉吃力极了，如上刀山一般勉强。我不知道将犯人当士兵训练有何益处、有何必要，队长的说法是一则为了规范行为，二则为了增强体质好下队干活。晚上时间，我们同仓犯人便开玩笑说：“或许要打台湾了，把我们训练好了作预备队，一旦要使用，扛上枪就可以上前线了，免了新兵操练，节省时间。”
（深圳坪山监狱入监队大院，墙上依旧写着质问所有囚犯的“三个什么”。图片来自网路。）
打骂家常便饭，这里却是司法部样板监狱
被打被骂是家常便饭，体罚时有的体力不佳者必趴在地上起不来，这时“教练”们会踢他打他，骂就简直是优待了。“副总教练”孙立就最擅长骂，许多奇怪的骂法我简直是闻所未闻。有一个广东河源的小伙子（大家都叫他“河源仔”），或许有点智障，他讲的普通话很难听懂。时间久了，慢慢能听懂一些，才明白他是将老板的面包车开回家去而被以“侵占罪”判了1年半，现在还剩10个月。“河源仔”不仅队列动作不协调，而且背不会“58条”，我估计他是小脑存在先天障碍，但“教练”们不管，踢打、扇耳光是他每天要吃的“第四餐”。每天中午他必须坐在过道上背“58条”，从来不许睡午觉。有一次我问他顶不顶得住，他却笑了笑说：“这算什么？在宝安看守所时，每天要干活，完不成任务管事的犯人就用竹条打我，有一天将一把扫帚的竹条全打成了细渣。”
还有一个内地来的小伙子，在深圳做保安员，犯的什么罪我忘了，他是一审判下来第七天就被投牢入监了，还未满法定的10天上诉期。本来这是违法的，但深圳看守所居然放行，深圳监狱也居然收了。他说自己当时已将上诉材料交给了看守所，却未被转递，于是来了监狱后继续上诉，而且是天天闹上诉。由于他的心思全放在了上诉上，队列操练总是注意力不够集中，有一天被“总教练”吕军因此狠狠打了一顿。我与他聊天时，他说肯定是原告方太有势力，所以将他做成了轻罪重判，而且还封杀了他上诉的机会。
面对这种“恐怖”的操练，我强行告诉自己顶住，有时实在想算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了，由他关禁闭去吧！可是一想到那两部小说稿，为了避免因抗命而被没收，我还是决定咬牙顶住。晚上躺在床上回忆过去的汉中监狱，不明白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入监教育就如此残酷，将来的8年多劳改生活又会如何呢？
听吕军讲，这个监狱是司法部与联合国合作创办的样板监狱，常有一些国内外团体来参观，听说是要作为中国的一个“现代化文明监狱”范本来办。上入监教育课时看过示范录像，那是在东莞监狱录制的。通过录像感觉深圳监狱简直就是东莞监狱的翻版。我知道东莞监狱是专门关押外籍犯的，以港台为主，深圳看守所的港台籍已决犯就全送这里。中国政府向来最注重“国际影响”，所以东莞监狱自然是国内一流的。如此看来，深圳监狱起码应该是国内介于一流和二流之间的“先进”监狱了。然而实际上给人的感受却是如此的非人。文明真的不能光看冰冷的硬体设施啊，文明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人性的真诚关怀。这里的钢筋水泥建筑即便是按五星级酒店来做，但待人如此残忍，对身处其中的犯人来讲，又有何意义呢？除了浪费公帑，再就是纯粹地欺骗视听。
抗议虐囚，警官：谁在意你的看法？
有一天，一个矮个子队长问我对这个监狱有何看法，可以把真实看法写下来给他。我想他的本意或许是希望我像大多文化奴隶一样，书写颂辞赞美当局的英明与仁善，赞美他们的一流和规范。我没有这样写，而是将自己真实的看法与真实的愤怒写了下来，并且说：我将来回忆这座监狱时，首先想到的名词不会是“深圳监狱”，而是“深圳地狱”。这个队长随即把我找去，连同好几个队长对我进行批评教育，试图将我的看法改变过来。但是，对事实的真实看法能像设计图纸一样进行修改或重新设计吗？所以，我一再向他申明：“是您要我写真实看法的，我是遵命照办，有什么错呢？”这时，上来了一个略胖的警官，第一天入监时指挥检查物品与身体的那个胖警官就是他，老犯们都称他“教导员”，是本监区的二把手。教导员将那张写着真实看法的纸拿过去草看了一遍，然后往桌子上一拍，冷笑道：“谁在乎你的真实看法？你有真实看法又怎么样？”说罢，拂袖而去，几个试图“修改”我的看法的队长也楞在了那里，觉得他们的试图与努力原来在教导员眼里根本就是废事，毫无价值。
是啊，“谁在乎我们的真实看法呢”？在这片自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大地上，谁也不敢去做一次真正的民意调查，了解持我们这种看法的国民到底有多少。但凭生活中的真实感触，我觉得我们是绝大多数，也就是说我们是绝对的多数派，而官方的语言从来将我们指斥为“极少数对社会心怀不满的反社会分子”。“少”就不论了，官方还将我们这种人用国境线和监狱电网双重隔离起来，出得去的别想回来，出不去的别想发言。总之，将我们像传染病毒一般与国民分离，从而确保官方的龙体安康。谁在乎我们呢？我们是被埋葬在地下的活死人，纵有看法，有思想，也还是与尸体一样，甚至还不如尸体，因为我们还要白白消耗国民的税款在这里吃喝拉撒，并且因为我们而就业的监狱员警也要在这里更大笔地消耗民脂民膏。我们的理想呢？那么多人追寻了那么久的理想，浪漫地说，它还飘零在风中；现实地说，它实际上是被我们另一些冷血的同胞活埋在钢筋水泥的地下。
打报告必须自称“罪犯×××”
吕军有一个马仔叫“小山东”，19岁，身高不到1米60，全身皮肤黑得像油墨染过一样，但却非常地鬼精鬼灵，一看就是那种火车上、汽车上的小扒手形象。吕军管他吃喝，给他日用品，“小山东”于是为吕军提供勤杂服务，比如洗衣服、洗袜子、洗鞋、迭被子、搞内务，有时还要为吕军捶背按摩。吕军爱打球，“小山东”为他洗球鞋时，我才发现自己的那双球鞋居然已委身在吕军的足下，难怪第一天入监时他们一帮老犯在那里挑挑拣拣，队长要求扔掉的东西，不少就变成了事务犯的私人用品。“小山东”也从中拣了不少东西，大都是些笔、日用品之类，全装在了他的柜子里。“小山东”本是上批新投犯，同批有四人背不熟“58条”而留了下来，他是其中之一。不过“小山东”走队列还过得去，便被吕军安排做了“小教练”，带了八九个“兵”，“小山东”于是得意极了，拼命使权弄威，这个小组的新犯基本都给他体罚过。训练完后回了监舍，“小山东”又特别会狐假虎威，大呼小叫地训这个训那个，罚这个罚那个，因着吕军的威势，新犯都不敢顶他，任由这个“恶少”骑在脖子上拉屎拉尿。
新犯训练有一项是练报告词，常用的报告词有如下这些：
求见队长时要说：“报告队长，罪犯×××有事报告，请指示！”
队长召见时要说：“报告队长，罪犯×××前来报到，请指示！”
经过队长面前时要说：“报告队长，罪犯×××请求通过，请指示！”
汇报完毕，离开时要说：“报告队长，罪犯×××，汇报完毕，请指示！”
等等。
喊报告词的同时，要在两米以外蹲下，并将右拳举到齐耳处，颇像清代士兵禀见将官时的模样，只是少了拍打衣袖的那几个动作，并且将“喳”换为“报告”。实际上，不单喊报告词时，只要是在队长面前，任何时候都要蹲下。
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所以打报告时，拒绝自称“罪犯×××”。有一个负责训练的队长问我是不是对训练不满或不服判决，我说是，他便说可以通知驻监检察室与我约谈。过了几天果然来了一位检察官，在教导员办公室里等我，我到了办公室门口，教导员正陪他坐在一起。按规矩，我必须准确使用报告词才能进入，但我没有使用“罪犯”二字，少了这两个字便好像没有买门票，我报告了一次又一次，教导员就是不允我进。我想算了吧，我不见了，但教导员没命令走我又不能走，这样僵持了许久，我将“罪犯”二字改为“服刑人员”又报告了一次，教导员似乎也不想在检察官面前过分苛刻，才勉强接受了我这个折衷方案，允我进了。进来后，教导员对我介绍说：“这位是驻监检察官，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的，也是我的同学，你有什么意见可以与他谈。”说完向检察官告辞出去了。检察官坐在椅子上，而我是蹲在地上听他讲话的，这令我感到非常屈辱，考虑到他与教导员是同学的关系，我想投诉也是白搭，反会得罪了教导员，而有可能危及到我的小说稿，于是只听他讲，自己基本上不发话。遗憾的是，驻监检察官的法定角色应是站在犯人权益立场上，监督监狱管理方的，也即是——站在监狱管理方的对立面，可这位“官人”因为驻在监狱里，便自以为他也是监狱管理方，于是与监狱员警一样——异口同声地“教育”我、“开导”我，向我分析这里的现实情况，要我正确理解这个那个的。依他的意思便是——如果想投诉呢，就别投诉了；如果已投诉了呢，就别再坚持啦。
被子必须折成豆腐块一样方方正正，睡觉不敢拆开
仓里的生活，除了列成两排坐下来学习“58条”，就是时间有限的睡觉。睡觉时，头的摆放方向是既定的，违反了便会受到处罚。内务是真正军事化的，被子迭得四棱见角，方正得如刀切的豆腐块般才行。为了学这个，就足足花了一个星期的午休时间，基本方法是先用水将被子喷湿了来压，压平压薄后再折、捏、拉，直到把它做成方方正正。如此辛苦做成的东西，却只能是个“花瓶”，谁也不敢拆开了用，一旦用了，早晨起床后是根本来不及重新弄好的，那就要受罚。于是，晚上将它小心翼翼抱起来，平放在床下，次日早晨又如掌上明珠般小心翼翼地捧到床头原样安放好。幸好这是夏季，本无实用的需求，若是冬季呢？真正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的规范化益处何在？
我想，这里所有的规范化，一方面是为了糊弄外国人，一方面是为了骗取上级的欢心。我国是一个“上级政治”统治下的国家，一切行政行为的终极目标，绝不是为了下面的百姓，而是为了“上级”，当“上级”成为行政行为的动机源泉时，社会管理的扭曲就是必然和正常的了。中共政府现在大搞“公民道德教育”及“诚信教育”，可是任何社会都是上行下效的，统治阶层都是如此的道德堕败、不讲诚信，又如何能取信于民，让他们独自去“道德”和“诚信”呢？试想一个王朝，君王可以三宫六院，将相官吏们可以妻妾成群，却独独要老百姓们一夫一妻，且不谈做不做得到，起码是明显地有失公允，难以令人心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民间最好的总结。
遇到爆炸犯，江泽民视察华为前一天炸弹惊驾
这里没有报纸和电视，晚上7:30开始组织学习，主要还是背“58条”，背到10:30，然后睡觉。打熄灯铃后必须3分钟内躺下，动作慢的被值班犯人发现了可算倒楣，次日必定有体罚伺候。有时稍稍放松一下，也只能坐在仓里聊天，因为铁门是锁住的。聊天过程中才发现，来这里的犯人大多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内地青少年，而且十有八九都是抢劫或抢夺犯，基本都是来了广东后找不到工作，或工资太低，以致铤而走险的。大多数两抢犯都是拦路抢劫抢夺，几乎天天去干，抢到的无非是手机、手袋、项链，都值不了多少钱，纵使抓到判刑也就一两年、两三年，很快便可以出来，出来了再干。后来讲分类教育课的队长也坦承，深圳监狱基本就是一个抢劫犯的监狱。其中有一个少年算是略带“智力型”的，他专抢鸡婆（妓女），他认为鸡婆有钱而且易于下手。但是他也有被报复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被他抢后记住了他，当他忘了此事再度出现在那个地方时，那女人用一瓶滚开水将他的腿烫成了重伤，至今还有上尺长的伤疤。
当然也有少数别的犯罪类型，如走私、贩毒、盗窃、伤害、受贿等等。在这里，我接触到两个大学毕业的犯人。其中一位姓黄，才二十四岁，原就职于华为科技公司，或许是出于对当政者的不满，他在江泽民视察华为结束后第二天，制造了一起办公室爆炸事件，但仅仅是炸毁了一张办公桌，却因此而获刑4年。另一位姓曹，那年35岁，他对我讲，’89年时他读医学院，只因参加了那年的学运未能获得分配，从此后流落民间，随波逐流地混社会，最终干起了皮条客的勾当，被以“介绍容留妇女卖淫罪”判处了7年徒刑。曹早我两批投牢，此时是留在这个监区做卫生员的，常带着一帮新犯负责分饭、洗餐具、搞餐厅卫生以及队长值班室卫生。搞卫生总比队列操练要轻松得多，他常好意地将我也叫在一起。有时分完早餐，他会留一两个粉丝包子藏在电烤箱里，待没人时拿与我吃，分饭分到我的餐盘时，往往也会给我多打一些肉菜，然后用米饭盖住。分饭是有讲究的，餐桌每一排的排头是大小“教练”或各仓仓长的位子，菜要挑好的，而且要多打，尤其是吕军和孙立，这是两个大佬，分肉得挑瘦肉，分鱼得挑鱼腰，他们盘子里的肉要多过普通新犯三四倍。早餐吃包子时，“小官儿”两个，吕军、孙立是“大官儿”，所以分三个，而普通犯人则只有一个。这种情况，队长看见了也不说的，习以为常了，所以，曹把这些规矩教给了我们，做完了他要检查，生怕不慎开罪于哪个“大官儿”、“小官儿”，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
家信被警官搁置，一头雾水
侦察科的王科长曾来找过我，他把我带到一间值班室单独谈话，目的是了解我的“意识形态”和对判决的看法，他向我申明自己没有带任何录音设备，可以放开谈。我也没有避讳，坦然地谈了他问到的每一个问题。终了，他笑着看了我好几分钟，似乎是思考了一番，说：“你相当有煽动力，口才不错，但是人生观、世界观错了。你在监狱里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这里年轻干部多，与他们接触时不要谈这些东西。我会随时找你谈话的，希望你好好改造自己。”我未答话，也未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这时候，因为小说已基本完工，且已投牢，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在看守所时，我一直未给家里写过信，主要是怕家人难以接受我再次被抓的事实。小说写完后到“上场”前那段时间里，我就非常想给大哥写封信，但又担心随时会“上场”，而收不到他的回信，故一直等到了现在。这次写信，我是想探探大哥等亲人是否能接受我这样一个对家“有罪”的人，我想如果大哥能接受，我就想办法把小说修改誊抄好寄给他，看能否出版得了。大哥是安康电视台编辑，作品寄给他自然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因为他性格相对内向，我们之间较少情感沟通，我揣摩不准他现在对我的看法。在信中我告诉了自己目前的情况，并将小说稿的事，以及写作目的都告诉了他，我希望他也能将家里情况告诉我。
实际上，自’97年离开家乡后，我就未回去过，算来已有5年多了，父亲应是73岁，母亲应是65岁，不知都衰老成了什么样子？每想到他们，我心里就一阵阵地发痛。记得上次坐牢期间，大哥每月寄给我20-30元钱，生活所需的一些用品，如鞋、衣服、书籍等等，也都是他帮助邮寄来的。这笔开支看起来不高，实际上对他月收入300来元，还要养活妻儿的家庭来讲是相当沉重的。后来二哥、二姐、三姐看不过去，兄姊几人共筹了700块钱作为“基金”，供应我服刑期间的所有开支。这是我出来后才得知的，当时由二姐代管的“基金”尚余400多元，后来全作了我外出打工的路费。三哥当时尚在安康师专读书，经济上不能帮到我，但他对父母非常关照，我’96年出狱回家，见到他用一条上百米长的胶管把井水牵到了家门前，父母再也不用每天辛苦去远路挑水，这条胶管听母亲说是三哥寒假里贩卖苹果赚钱买的。所以，从这点来讲，我是相当感激和敬佩三哥的。
半个月过去了，入监第二天发出去的家信，很多人都已收到了回信，我却没有任何回音。一天中午回监仓时，在一楼门口，有位队长叫住我，说过一会儿有事找我。我于是蹲在楼道等待。10多分钟后，这位队长从值班室走出来，却要我先回去，说过两天再谈。我不知道他想谈的是什么事，改天就改天吧，于是又独自上楼回了监仓。
次日下午，上次要我写“真实看法”的那位矮胖的队长又把我找了去，说有我一封信。我进值班室的时候，他正在读我的信——我看到了信封上我的名字，并且认出是大哥的字体。读完后却并不急于给我，先是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大致与他谈了一些。末了，他又问我兄弟当中与谁最亲近，我未加犹豫，说与二哥最亲近，他又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从小就是二哥带着的，他带我上小学、初中，上高中时离家远了，他还帮我送粮、送菜，上师专时借他的钱，至今还没有还给他。”那位警长突然不讲话了，停顿了很久，又望了望我，说：“你先回去吧。”我向他要信，他却根本没有给的意思，推辞说“过两天会给你的”。我感到挺奇怪，一头雾水，想不明白这信为什么一定要过两天给我。
教育课考核验收：新犯大阅兵，背诵58条
训练到了二十多天时，他们开始间或地带新犯去车间适应生产环境。这个监狱的生产区与生活区是隔离的，中间有一堵带电网的隔墙，有六道安检门相通，犯人出收工列队由安检门通过，金属物品是无法隐藏的。听队长和“教练”们讲，生产监区是非常残酷的，每天都要开工到晚上10:00或10:30，并且说：“你们现在搞搞操练就叫苦叫累，这算个屁，下了队你就知道辣子味了，那才叫真的苦、真的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还是我们新收监区舒服！”
新犯暂时去车间只是熟悉一下手工活的作业情况，并无任务。劳动的主要内容是穿灯珠，就是耶诞节时满树枝上挂的那种彩灯的灯泡，因为小，老犯们习惯将它叫“灯珠”。灯珠后边有两根头发粗的金属腿，要将它掰开，穿到很小的塑胶套中去，比较费眼力，戴着近视镜我不太看得清，需要取下眼镜来穿。
听老犯讲，这里的生产监区，有的做彩灯，有的做服装，有的缝足球，有的做钟表，等等，基本都是来料手加工，客户什么地方都有，一般都派有师傅来这里指导、监督。我们收工列队时，就看见有好几位便装的男女师傅下班往出走。
新犯训练满一个月后，监狱教育科要来进行考核验收。第一个考核项目是队列操练，因为有大大小小的领导在场，犯人“教练”退居二线，由队长亲自叫口令。三批总计100多名犯人列成一个大方队，三面转法、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等课目依次各操两遍，最后是列成纵队行进，行进时齐喊口号：“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服从管理、早日新生！”不过，对最后四个字，犯人全都喊成了“早日牺牲”，平时训练时我们都是这么喊的。虽然口号喊得有点“自选”，但动作经过一个月的魔鬼训练的确达到了可以立即开上前线参军的水准，条是条，线是线，整个方队棱角分明。只是，我不明白：如此苦练囚犯有何实际价值？全部操练过程完后，犯人齐坐在地上，等候验收的领导训话。领导将一番套话训完后，宣布队列操练全部合格。最后一项是抽考“58条”的背记情况，由4名警官分别抽查，每人抽6-7条不等。抽考的结果，有4人不合格，便不能下队，还得留在新收监区继续训练，这其中就有“河源仔”。我算顺利，抽了6条，结结巴巴都对付了下来。
验收后的第二天，这100多个新犯开始下队。各生产监区都派来了接收的队长，分别20个、30个不等地将人领走。犯人们则将所有物品卷成很大的包裹，提着它们一歪一斜地向传说中最残酷的地方走去。
我知道珠三角许多工厂其实干的也是监狱里这种来料来样加工，工人们也是加班加点熬油点灯地苦干，为那几百元不一定有保障的薄薪流汗。我国的这种加工业异常发达，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工会，能够接受低薪与超时劳动，所以吸引了大批订单。劳动力资源的超廉价出口造就了“世界工厂”的虚荣，可是如果好大喜功的官员们硬要将此“世界工厂”与十九世纪英国的“世界工厂”相提并论，来欺人与自欺，那就真的是贻笑大方了。其实客观冷静地分析，目前的我国绝非“世界工厂”，顶多只算是“世界工人”。而眼前这批络绎不绝地奔赴目的地的犯人，将成为世界上最廉价的“劳改工人”，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低薪，他们的薪水是零。待后来我自己亲身参与劳改后，才进一步明白，把他们叫“劳改工人”还是高抬了，他们的正确定位是——“劳改动物”。
在这之前的几天里，所有人都要手持一个写有编号的纸牌，然后站在一张白布前拍“标准照”，这张照片将出现在分级牌（也叫“胸卡牌”，必须时刻别在胸前）、床位卡以及所有的档案表格里，那个编号就是自己的囚号。给我的编号是：4463002621。
我不能下队，原来是送错了监狱
考核合格的新犯当中，我是唯一没有被领走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如果说是留在这个监区，应该会有个具体事务分给我做，但是没有；如果说要罚我补练一个月，也当有个理由，但是也没有。我问了队长，队长也称不知何故，只是要我随新进来的一批犯人学习和操练。操练是如此地辛苦，我又已考核合格，为什么要我继续？练了两天，我终于不想再忍，向队长说——我宁愿坐禁闭也不操练了。队长请示了一下领导，同意我随卫生组扫扫地、搞搞卫生，不必再操练。卫生组其实只有三个人，“组长”就是那个姓曹的卫生员，如果人手不够时，便去找队长临时抽一些新犯来支援。在这有限的三人当中，我算一个，另一个是一位会写字的哑巴，这位哑巴判了7年刑，相当聪明友好，常和我用字条“交谈”。
我们这几个闲人成天就左手提条扫把，右手提只撮圾，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见到纸团、草叶、树叶之类的东西，便撮了去。院子里实在搞得找不到垃圾了，就去墙边花圃里拣败叶败花和烟头，那里面烟头最多，既有犯人扔的，也有队长扔的。
8月23日，监区长将我叫了去，说是接到省监狱管理局的通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不能在深圳监狱关押，要送韶关监狱（广东省第二监狱），所以前几天未将我分派到生产监区，而是在办理转监手续。他要我回监仓收拾东西，9:00钟会有科室干部来带。我说还有我一封信，请他还给我，监区长说：“你不用急，会随档案带上去的，他们那边会给你的。”
这种情况其实上次坐牢时也发生过。当时判决下来半个月后曾将我送到了安康劳改支队，那里是一个大型砖瓦厂，对外名称叫“新康厂”，离我大哥上班的广播电视局不过步行20分钟的路程，离安康师专更近，顶多步行15分钟。其实当时我是很想上诉的，无奈看守所每天只有两顿素饭，其中早餐不是玉米糊糊就是面糊糊，实在太饥饿，才决定不上诉，好早点去劳改场吃一天三顿的饭。这个看守所上诉率极低，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但是我在安康监狱仅呆了半天，当天下午看守所就来人将我接了回去。当时押送我回看守所的只有一名看守员，下车后，我双手铐住，只能提住行李包，无法再抱住两张被子（垫被盖被），换了好几种手势均无法做到，看守员两手空空却不肯屈尊相帮，怕帮犯人提东西会受人耻笑。正僵持不下时，我在安康师专物理系的同学——孙启学居然从公安局楼下的过道里走了出来，我俩同时吃了一惊，但他马上看出了我的为难，遂走上来帮我将东西提到了看守所里。原来他弟弟因盗窃罪也关在这里，刚刚判下来，他是来看弟弟的。
本以为深圳监狱会比地方监狱要特殊一些，不料还是得转省监。我换上便装，将所有可以带的物品全装进胶桶里（旅行包已在入监第一天被扔了）。没过多久，狱政科的一名员警来将我带出了监狱，桶里的物品先后经过了三四遍翻查，幸好，小说稿未受阻拦。监狱大门外早已有一辆警车等候，车上有一名持枪武警、两名狱警和一名司机，其中一名狱警长着胖胖的一副官相，听司机尊称他为“科长”。我和装行李的胶桶一并被从打开的车尾推上去，铐在座椅后，这里恰好有一个从后轮上方拱起来的小台子，算是给我伺候的二等座位。 
（作者流亡泰国期间，和流亡朋友在曼谷一餐厅拍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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