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风》出版之后约两个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下达了对《荒原风》的禁书令。理由有两个：《荒原风》是四十年来第一本形 成思想体系的、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哲学著作；《荒原风》中的“余韵”是为“六．四”暴乱唱挽歌。如果说禁书令依据的第一项理由表现出专制政治对于异 端思想的一贯仇视，第二项理由中则包含着特殊的凶恶。因为，根据戒严令，“公开为‘六．四’ 暴乱唱挽歌”将会成为把袁红冰投入监狱的充足的罪名。

　　袁红冰对于自己面临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在当局进行调查过程中，他坚持说，包括“余韵”在内的《荒原风》的全部 文稿都是八九年春天交到出版社的，根本不存在“为‘六．四’ 唱挽歌”的问题，而刘宝明对于袁红冰在《荒原风》出版前才把“余韵”加入稿件中这件事，也保持了高尚的沉默。这样一来，袁红冰又一次使当局处于对他“狗咬 刺猬，无处下口”的境地。

　　没有找到足够证据以刑罚处置袁红冰，当局便把全部仇恨转向了《荒原风》。现代出版社受命销毁全部库存的《荒原 风》；新闻出版总署下令，不得销售《荒原风》，并派出大批人员到北京市各个图书经营点，收缴《荒原风》。不久之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刊物《中国图书 评论》，连续发表了题为“《荒原风》要的是什么样的‘自由’ ？”和“注意‘青萍之末’ ”两篇文章，对《荒原风》进行政治攻击。武汉等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报纸，也转载了这两篇文章。

　　与此同时，现代出版社受到了严厉的整肃。《荒原风》的责任编辑刘宝明、编辑部主任张三杰，被迫开始了一次又一次 思想检查过程，而齐社长最终因此丢掉了现代出版社社长的官职。在此期间，袁红冰曾见过他们。刘宝明的眼睛还象以前一样平静；张三杰的眼睛兴奋中交织着不 安；齐社长的眼睛里则是重迭着憔悴的懊悔、干枯的茫然和灰色的惊慌。好长时间之后，一想起齐社长的眼睛，袁红冰都会感到突如其来的内疚。

　　对于袁红冰来说，危险是最生动的情趣之一；对于齐社长这类精神上的小人物，危险却是酷刑，而正是他聪慧的谎言引 导齐社长，怀着对利益和地位的情欲走进了危险。齐社长充满复杂痛苦的眼睛使袁红冰意识到，用智慧玩弄独裁者是愉快的，而欺骗虽然不崇高、但却不失善良的小 人物，即便是为了崇高的目的欺骗，也会在自己心中留下百年的时间也洗不去的污迹。

　　在对齐社长的内疚中，袁红冰更加确信，必须以高贵的人格净化中国的政治；必须以纯洁性作为民主政治的原则；必须 使争取民主的过程成为圣徒进行的圣战；必须创建拒绝谎言的政治未来。不如此，不以高贵的人格作为历史的支点，即使是民主体制，也会在人性的普遍堕落中，异 化为小政客进行私欲角逐的斗兽场，而民主理想将会为此而悲泣——财产应该公民个人所有，因为财富的个人所有权乃是社会自由的前提，但是，政治权力必须公 有，政治人格必须纯洁，因为，权力的公有是权力成为个人和社会自由的守护神的前提，而政治人格的纯洁是使自由政治趋向于铸造人性美的根据，是使自由概念中 的优美不死于任意妄为的私欲的条件。

　　共产党官僚集团往往一边响亮而粗俗地放着充满蒜臭味儿的专制之屁，一边又要象年老色衰的妓女模仿小姑娘一样，天真地眨动眼睛，以显示其“民主”的纯洁性。九零年晚秋，“六．四”在血腥镇压刚刚过去一年多， 当局竟然又要进行北京各区县“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

　　按照官方公布的选举规则，有十二位选民连署，就可以组成一个选民小组，推举一名候选人。北京大学的学生中至少有 四个这样的选民小组，推举袁红冰作海淀区“人民代表”候选人——在“六．四”的恐怖记忆还象暗紫色的、形象狰狞的阴云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的时刻；在大多数 人都被迫把“六．四”镇压颂扬为拯救国家命运的丰功伟绩的背景中；在当局还不断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把一切“动乱”，既自由民主的意志表现，消灭在萌芽状态 的情况下，推举袁红冰，这位北京大学的头号政治整肃对象和禁书《荒原风》的作者，作为“人民代表”候选人，乃是从烧焦的“六．四”血泊中飞掠而起的挑战的 锋芒。那锋芒孤独而锐利，孤独得令历史为十二亿中国人羞愧；锐利得使人感到锋刃比少女的红唇更值得迷恋——无论孤独，还是锐利，都为北京大学赢得了悲怆而 美丽的荣耀。

　　这个当局没有预料到的反叛事件，立刻被汇报到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决策机构，政治局。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受命直接指导 对事件的处置。如果说李鹏是猪首狼心的怪兽，那么李鹏的小帮闲罗干则既有一颗凶残的狼心，又有狐狸的狡猾。他向北京大学的共产党组织下达一个了命令：决不 允许袁红冰的名字出现在将要公布的“人民代表”候选人名单上。显然，罗干意识到，袁红冰的名字一旦公开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就很难阻止他当选了。

　　此后的几天内，共产党官僚集团紧张地开始了强奸他们自己的女儿——法律的乱伦过程。北京大学当局派出一批担任班 主任的教师，从推举袁红冰作候选人的每一个由十二名学生组成的选民小组中，找出一名学生，对其进行威胁利诱，并最终成功地迫使这些学生暗中到选举办公室， “自愿”撤消他们对袁红冰的推举。然后，当局就厚颜无耻而又心安理得地宣称，由于推举袁红冰的各个选民小组都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袁红冰不能取得候选人资 格。

　　一天下午，袁红冰凝视着眼前纷纷飘落的黄叶，在校园的林荫路上漫步。一位法律系的男学生拦住了他，那位学生面容 痛苦地扭曲着，艰难地低声说：“袁老师，开始我推举你作候选人……前天，两个老师找到我，要我撤回对你的推举……我照他们的意思作了。他们说，如果我不那 样作，就可能得不到毕业证，就不给我分配工作……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很穷，还有两个弟妹等我分配工作后挣钱，供他们读书……我崇拜你的英雄人格哲学， 可是，我没办法……。”

　　袁红冰冷峻地俯视着那位学生，黄叶象凋残的叹息在他们之间无声地飘落。袁红冰觉得，那纷乱飘落的黄叶把他和那个 学生远远地隔开了，远得似乎隔着漫长的、荒凉的时间。沉默了好一会儿，袁红冰才用峻峭的语气说：“你不要自责，你已经比绝大多数中国人勇敢了。不过，在今 后的生活道路上，当你还没有确认，自己愿意为在阳光下对真理作片刻的亲吻而百死不悔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谈论与真理有关的事情。”

　　袁红冰从那位学生旁边走来了。那一瞬间，他注意到，学生的眼睛由于痛苦、内疚、羞愧，而显得比枯叶还要缺乏生 气。同时，他忽然记起，这个学生刚入校时，眼睛曾象暴风雨后的天空一样清澈，并时时有几缕火烧云似的激情，在那天空的深远处摇曳。袁红冰好象心疼似得，下 意识地用手捂住胸口，黯然神伤地想：“也许，他的眼睛将从此永远忘却晴空的神韵！噢，再也不会有漂亮的姑娘火辣辣地向他盼顾了……。”

　　袁红冰没有对当局违反选举法的行为提出抗议。这并不是因为他对于共产党官僚集团法律的虚伪性有可以穿透岩石的洞 察力——在他看来，中国的法律不过是专制政治的意志表现；中国法律中，诸如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民主权利、正当的诉讼程序之类的词句，也不 过是涂抹在独裁权力丑脸上的脂粉，是民主意识世界范围内的崛起，迫使独裁权力为证明自己的道德合理性而不得不涂抹的脂粉；只要政治的专制性没有崩溃，他就 不会指望法律能以独立、公正的人格，维护公民的权利。袁红冰之所以沉默，只因为他知道，如果就当局用卑鄙手段取消他候选人资格问题提出抗议，就会造成引起 广泛关注的政治事件，那样一来，还在回味“六．四”之血醉人气息的共产党官僚集团，势必会把政治迫害的锋芒无情地转向推举他作候选人的学生们。而这是他不 愿意看到的。因为，当时的情况下，他不仅无力保护自己的学生，甚至也没有条件领导学生作一次哪怕绝望，但却具有悲壮史诗含义的战斗。

　　九零年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中了，可是，漫天的飞雪也不能覆盖当局对《荒原风》的愤怒。大约是九一年春季，在河北省 举行的一次共产党宣传官员的内部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专门作了一次批判《荒原风》的政治报告。据一位参加这个会议的官员透露，徐惟诚读一段 《荒原风》，接着便用马克思物性宿命论哲学观点，对《荒原风》进行一番诅咒。他读《荒原风》时，有节奏地摇晃着犹如被河水泡涨的尸体般硕大的头颅，声音抑 扬顿挫，似乎在吟颂令他沉醉的诗篇，然后，又突然瞪起公牛似的阴沉、灼热的眼睛，开始发出恶毒地咒骂。九一年夏季，共产党官僚集团的神学院－－中共中央党 校受命举办的省部级官员政治思想培训班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又以《荒原风》、《雪白血红》、《谁来承包中国》三本禁书为例，来证明“资产阶级自由 化”思潮仍然在“猖狂”活动。

　　尽管思想专制的黑色火焰焚烧着凝结于《荒原风》中的、狂放不羁的激情和哲理，袁红冰的灵魂却沉迷在从未有过的苍 茫的幸福感中，而这全是因为有王锦娜。无论是她默默地跟在他身后，漫步于郊外繁花怒放的桃林嫣红的阴影中，还是他们一起并肩走向弥漫的紫雾中燃烧的落日； 也无论是白天，还是寂静的夜晚，袁红冰都觉得，王锦娜的大眼睛在深情地凝注着他的心。

　　险峻的个性使袁红冰的情感富于锐利的风格。他的痛苦能撕裂紫色的岩石；他的狂喜象飞掠在巍峨云端的金色的雷电； 他的哀愁如同灰色羽毛般的茫茫飞雪在天地间无声飘落；甚至沉迷在宁静的愉悦中时，他心的跳荡声也宛似锻造长剑的铁锤在敲击青铜色的宁静。然而，现在，袁红 冰动荡的灵魂却时时犹如灰雁的长翅，飞向辽远的沉寂中——辽远的沉寂，那是王锦娜眼睛中的意境。

　　只有渴望生命的奇迹象绚烂的花丛满山满野盛放的心灵，才能领略到辽远沉寂中的丰饶诗意，而王锦娜眼睛是丰饶的。 不过，除了对英雄男儿柔情缠绵的依恋之外，袁红冰从她眼睛里经常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白得让人心疼的雪原和浅蓝色的忧郁的天空。袁红冰想要使自己的生命成 为冻结在那雪原和蓝天上的一片殷红的兽血——那血迹的情态必须呈现出疯狂的破碎感。

　　九一年夏季，北京格外闷热，仿佛烫人的空气中都渗出了湿乎乎的、令人难以喘息的汗味儿。暑假刚一开始，袁红冰便 携王锦娜，动身到太行山最高峰五台山去游历。他选择了五台山，不仅由于那是古老的避暑胜地，还是因为中国绝大部分山脉都是东西走向，唯独太行山等少数几座 山脉是南北走向的——袁红冰就喜欢卓然不群者。

　　五台山崛起在华北平原西侧的云端，山体雄伟，气势浑厚。繁茂的野草给山峰染上了浓艳的翠绿；嫣红和金黄的罂粟 花、蓝色的牵牛花、黑色的蝴蝶花、淡紫色的苜蓿花、雪白的蒲公英摇曳在草丛间；日球沉落时分，散布在群峰上的古老寺庙顶部的琉璃瓦，会闪烁起辉煌的光波， 使人觉得，那一座座寺庙仿佛是黄金铸成的思想的王冠，呈现出繁富的神秘情调；雪花石筑成的、曲线优美的佛塔好象是洁白的色情的象征。

　　袁红冰和王锦娜沉醉了，不知是由于他们的恋情，还是由于远离尘世的美丽的自然。他们每天都行进在高峰之上。有 时，袁红冰野性如狂地呼啸着，向山峰上奔去，直到精疲力竭地栽倒在草丛中，然后，他伏在地上转动身体，使目光越过纷乱起伏的草梢，注视乌发间插满野花的王 锦娜慢慢走来，就象注视着一片艳丽的阴影静静地飘进他灵魂的深处；有时，袁红冰伫立在陡峭的悬崖边缘，久久地遥望郁集在远处峰顶的墨黑色的云雾，悬崖下涌 上来的疾风中有缕缕变幻莫侧的灰色烟云在急速飘摇，在那种时刻，虚无感会使他仿佛要寻找某种坚实的东西似得蓦然回首，让急速震颤的目光撞击在身后王锦娜清 俊的容颜上，而瞬间的凝眸中，他心中的虚无感便消逝了，生命的真实感会重新灼热地亲吻他的目光－－那是超越物性的情感意境的真实；有时，袁红冰又故意远远 落在王锦娜后面，望着她沿山脊向下走去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浅蓝色的云雾中，那时，他会感到又苦又甜的伤感，而他愿意伤感。

　　一天下午，袁红冰和王锦娜登上了太行山的最高峰。他们坐在峰顶的岩石上，向北方遥望。从峭立的灰蓝色的天空深处，袁红冰感触到了天际之外的内蒙古高原荒蛮的情调。

　　山风变得越来越迅疾，灰黑色的云雾象奔马飞扬的长鬃，沿着雄伟的山体，从下面的深谷中涌上来，片刻之后，袁红冰的视野间就弥漫起动荡的阴影，身前身后全是纷乱飘摇的灰蒙蒙的云缕。

　　以前，除了置身于银色的暴风雪中，或是在猩红的雷电劈裂苍穹的时刻——这样一些情调极端的时空中之外，只有面对 在茫茫的云海间或在荒凉的地平线上燃烧的落日，袁红冰才能进行哲学的沉思，然而那天，他的哲学思绪却如同漫天殷红的飞雪，在云雾的阴影中飘落了。因为，重 重阴影中，他觉得王锦娜的眼睛正向他深深地凝注，那眼睛里弥漫着莫名的哀愁，而他似乎想用殷红的雪原覆盖那深远的哀愁。

　　那天下山时，袁红冰目光变得灼热而憔悴，是思想创造的激情把他的目光烧得憔悴了——就是太行山的最高峰云雾中的沉思，他完成了英雄人格哲学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的构思。

　　九一年，当秋季的灿烂流荡在银杏树金黄的叶片上时，袁红冰开始了他的哲学三部曲最后一部，《刻在落日上的箴言》 的创作。经过一个多月如痴如狂的写作，在一个黄昏中，他终于可以把钢笔重重地摔在书桌上，然后，使由于过度劳累而显得惊人苍白的面容，转向日球沉落的地 方。他没有再看一眼刚刚完成的手稿，甚至记不起自己究竟写了一些什么。但是，他确信，同《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相比，前两部哲学著作都太浅薄，或者说《刻在 落日上的箴言》比前两部哲学著作更深沉、更炽烈地雕刻出了他的灵魂；更富于生命壮丽感地表达出了他对“殷红虚无”，这个生命意义内涵的爱恋。因为，他发 现，那个黄昏中的晚霞殷红如猛兽之血；晚霞中的日球是青铜色的，宛似一个刚烈男儿的冷峻的雄性之笑。

　　“在中国人的精神因思想专制而奴化、而枯萎的时刻；在中国人习惯于向独裁权力怯懦、谀媚地微笑的时刻；在中国人 忘却社会正义与生命意义的美色的时刻；在中国人为了物性生存而毫无羞耻地选择了虚伪人格的时刻；在中国人已经不再会为生活于虚假中而叹息的时刻；在中国人 背弃了审美激情而以同粗俗的物欲性交为生命快感的时刻——在这火焰都会为之羞惭地掩面悲泣的时刻，我，一个从内蒙古高原的荒野中走出的野蛮人，终于创造出 了属于东方的英雄人格和自由精神，我要用金色的太阳雕刻一座灿烂的王冠，为这种英雄人格和自由精神加冕，因为，西方的自由哲学不能解决中国人的人格堕落问 题。可是，中华民族干枯的精神中还残留着理解这英雄人格必须的激情吗？！噢，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竭尽所能，否则，我不配被王锦娜爱恋，不配被她的眼睛凝眸 注视……。”袁红冰想道，他脸色苍白如雪，默默地望着渐渐暗淡的晚霞，而他心中覆盖着无边的寂静，静得使他想要听到枯叶飘落的声响，但是，那落叶，必须是 殷红的。

　　“六．四”事件之后，北京大学的民主精神和人文气质，成为共产党官僚集团摧残的重点。除了把七十多名教师列为 “清查对象”，进行长期政治迫害之外，当局还下令，八九年北京大学不准招生；以后的每一届新生进入北京大学之前，首先必须在军营接受一年的军事训练以及接 受精神虐待式的政治“洗脑”。丁石孙先生由于其鲜明的民主倾向，被撤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由原来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树青继任他的位置。过了不久，因出卖 陈坡和对学生运动进行恶毒诅咒，而为自己抹上政治红嘴唇的政治学系主任梁柱，也升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吴树青是一个专靠拣拾马克思《资本论》排泄的粪便为生的御用文人，并由于把马克思计划经济理论奉为绝对真理而受到李鹏的垂青。吴树青担任校长后，关心的不是北京大学文化的发展，而是如何用散发出尸臭气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为生锈的手术刀，阉割学生精神的灵性和情感的秀色。

　　然而，似乎是“人以类聚”这个古老箴言作用的结果，吴树青显得同李鹏一样愚蠢，而且，也许因为这个家伙的情欲已 经在衰老中枯萎了，他对青年男女的恋情表现出特别的恶意。来到北京大学后，吴树青很快就下令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纠察队”，简称“社精队”。“社精队” 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学生进行监督，严格禁止学生谈恋爱，而学生在校园内接吻被认为是思想堕落的证据和严重违反校规的行为。为此，一些参加“社精队”的狗 屁教师们还曾神情庄重地谈论过，用手抛吻是否属于应受社会主义道德禁止的行为。

　　在北京话中，“社精队”这个词的发音与“射精队”正好相同，于是，袁红冰把吴树青，这个专注于将鼻子伸进少男少 女裤裆里，警觉地探嗅有没有政治思想异端的学者官僚称为“射精队”队长。一次，几位受到政治整肃的教师一起喝酒时，袁红冰神情诚实、语调神秘地说：“你们 知道吗？` 射精队’ 吴队长树青先生，昨天深夜亲自出马，手里拿着半米长的大电筒，到未名湖边去抓奸。他发现了一对藏在树丛中谈情说爱的学生，于是，吴队长不顾年老体衰，一个 跳跃就冲了上去。可是，一脚却踩在癞蛤蟆身上，摔倒了。当时吴队长惨叫了一声——` 哎哟， 疼死我啦，把我的鸡巴摔断了！’ ”

　　听众的笑声象喝醉了的风一样在狭小的房间里狂乱地震荡起来。袁红冰显得犹如小男孩般天真地望着大家，仿佛不明白 人们为什么发笑，不过，他穿在脏袜子里的脚后跟却乐开了花。他知道，明天这个关于吴树青的故事就会传遍北京大学校园，而学生们，特别是女学生们，将会远远 地用惊慌而好奇的目光向吴树青斜睨，就象偷看一只拖垂着折断的软软的黑鸡巴、伤感地哼出流氓小调的老驴。

　　当然，制造这类政治笑话并不能阻止自由、民主精神在学生灵魂中的退潮。特别是到了九一年，参加过“六．四”民主 运动的几届学生毕业离校后，北京大学的气氛变得更加沉闷了。而袁红冰却决定，要作一个辛勤劳作的农夫，在学生的心灵中重新播洒自由的种子，哪怕他将要耕耘 的土地由于干旱和酷日，变得象石板一样坚硬。

　　在袁红冰政治视野中，无论未来局势会如何变化，学生运动都是托起中国民主之日的有力的手臂。理由在于，所有社会 阶层中，大学生最接近思想，同时，他们由于年轻而富于生命活力的、纯洁的灵魂，较少生存理性的怯懦阴影并有勇气沉迷于对真理的向往——人们背弃真理往往并 不是因为不理解真理的优美，而是不敢理解，是专制政治下物性生存的需要使他们不敢理解，是被奴性弄脏的精神使他们不敢理解。另一方面，由于学生不必承担生 活的重负，所以，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可以较少顾忌地转化社会运动，而集体生活和同学间经常的信息交流，又赋予学生民主运动迅速升华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重大历 史事件的可能。

　　由于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袁红冰已经没有条件利用讲台传播自由、民主意识，所以，他把王仲秋重返北京大学，作为实施再造北京大学民主运动发源地地位计划的重要步骤之一。

　　王仲秋原来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生，九零年毕业离校。他有一张南方人的白皙、文静的脸，不过，他的灵魂却动荡不 安，愿意过不受拘束的生活。毕业后，正是这种性格特点，使他拒绝了国家公务员的工作，开始四处流浪。他的思想有些无政府主义倾向，与其说是对理想的追求， 不如说是对于体验自由生活的渴望，铸成了他反抗专制的意志。

　　九一年夏末，经过袁红冰多方帮助，王仲秋终于被录取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当时，聚集在袁红冰周围的少数 研究生中，还有一位名叫宋先科。宋先科原来是长沙市的律师，考入北京大学后，研究宪法学。宋先科头颅硕大，浓密的连鬓胡总是没有剃干净；在任何场合他都旁 若无人地用粗硬的声音高谈阔论。他经常敞开肮脏的衬衫，露出肥厚的胸脯，散发出浓烈汗臭味儿的脚拖着一双破旧的凉鞋，走进袁红冰的宿舍。这使他的形象酷似 一个粗俗的屠户。可是，他对于现代宪政思想的理解却很深刻，对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造成的社会不公正，时时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愤怒。

　　九一年暑假前后，在袁红冰的指导下，王仲秋、宋先科等几位硕士研究生开始了传播民主意识的活动，并很快取得了成 效。他们在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建立了半秘密的、不定期的思想交流网络。不久之后，这个思想交流网络就超出了北京大学的范围，把人民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的一部分学生也包括进来了。

　　与此同时，袁红冰也迈出了在社会上组建民主力量的活动的步伐。他之所以这样作，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未来瓦解专 制政治的民主运动，必须从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全民反叛中获得足够的能量；一是下一步开展现实的民主活动，需要有一个小规模、高效率的工作群体——以前，袁红 冰主要是委派学生来实现他的种种政治设想，现在，在当局对北京大学实施严密监控的情况下，就不再有条件重复以前的作法了。

　　到九一年秋，袁红冰已经以其人格魅力和侠义精神，将一批社会上的青年吸引到自己周围。除了周明之外，主要还有王 红光、戴海昆、揭运祥和林全甫。其中，王红光、戴海昆、揭运祥三人都是理科大学毕业生，八九年之前分配到北京内燃机总厂，作技术员；林全甫则是某军事科学 研究机构的司机，他的叔父是当时的建设部部长林汉雄。在这个群体中，一个名叫涂亚杰的人最受袁红冰信任。

　　涂亚杰八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际信贷部工作。在校时，涂亚杰就深受陈坡、 袁红冰的思想影响，由于“六．四”期间发动农业银行的职员进行支持学生的游行和募捐等活动，他经受了短期的政治审查。涂亚杰是在湖北省一座小县城里长大 的，他的父亲在县邮电局任职。涂亚杰童年时期，他的父亲因贪污罪被判刑。这样，涂亚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艰苦的生活和社会歧视的双重磨难中度过的。也 许正是童年、少年时代这种“贱民”地位造成的自卑感，促使涂亚杰时时表现出想要出人头地的强烈冲动和色调阴郁的反社会倾向，而进入北京大学之后，自由、民 主思想似乎把他的反社会情绪修饰成了对专制政治的仇恨。

　　很早以前，袁红冰就曾对参与民主运动的人群进行过分类，他认为，一类人是因为理想和信念，而走上反抗专制之路 的，这部分人品质纯正，意志坚定，人格高贵；一类人是被个人野心或者说是被实现个人价值的冲动驱赶着，才走上民主之路的，这部分人具有变成政客的极大可能 性；一类人则是在个人命运逼迫下，别无选择地站在现实政治的对立面，这部分人的政治态度往往会随着个人命运的变化而变化。

　　袁红冰清醒地意识到，涂亚杰是第二类人和第三类人混合成的鸡尾酒，而且，涂亚杰的长象也使他反感——身体矮小， 没有血色的脸上总窜动着尖酸刻薄的神情，一双闪烁不定的小眼睛，有时会猝然迸溅出阴沉、痛苦、恶毒的光斑。但是，袁红冰仍然以坦荡的胸怀，赐给涂亚杰以信 任。因为，他把涂亚杰视为自己的学生，他对学生，尤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总有几分宽容，总相信学生的灵魂具有在崇高和卑鄙两个方面上变化的可能——在太阳中 会熔铸成金色的火焰；在阴沟里则会变成腐烂的阴影，而他自信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具有太阳的神韵。

　　九一年秋，得到日本天皇即将访华的消息后，袁红冰决定发动一次小规模的民间抗议活动，目的在于以这次活动为契 机，进一步积累学生中的民主运动能量——具有现实性的社会能量，只有通过实际的活动来积累。同时，袁红冰也想在邓小平踮起脚尖卖弄风骚地亲吻日本天皇的额 头时，向他的瘦屁股上轻轻地踹一脚。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于日本政府都有一种难描难述的缠绵情愫。三十年代，当毛泽东和他的残部被蒋介石几十万大军 围困在贫瘠的陕北高原上，濒临绝境时，是日本军队的全面入侵所造成的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使毛泽东免于被消灭的命运。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在七十年代，毛泽 东才慷慨大度地免去了用无数中国人的血泪凝成的日本政府的战争罪行之债。而八九“六．四”屠杀之后，在全人类的愤怒谴责声中，自由民主国家都开始对中国专 制政府实施全面制裁，可是，日本政府却继续同中国政府保持了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派出侵略军屠杀了数千万中国人的日本政府，似乎并不在 意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屠杀。在国际政治舞场中已经找不到舞伴的邓小平，怎么能不热情搂住日本天皇，翩翩起舞呢。

　　经袁红冰和王仲秋等几位研究生研究确定，这次抗议活动内容是：天皇访华期间，向其递交抗议书，要求天皇公开为日本的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另外，在此之前，以北京大学研究生会的名义，召开“九．一八”事件研讨会，邀请袁红冰出席。

　　此时，袁红冰已经有能力通过一批研究生，对北京大学研究生会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他估计，自己将要出席“九. 一八”事件研讨会的消息很难保密， 为了确保这次会议能够召开，袁红冰要求王仲秋等人一定要通过关系，邀请抗日名将吕正操将军参加会议。这样，北京大学当局就不敢禁止会议的召开，因为，中国 的官员任命制度使官僚养成了小心翼翼的避免得罪任何职位更高的官员的习惯。

　　会议原定在一个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可是，九月十八日下午，袁红冰按时来到学生活动中心时，却发现楼梯入口处贴出 一张通知。通知上写明，会议地点临时改为北京大学办公搂的小会议室。袁红冰冷冷一笑，转身向办公搂走去。他意识到，会议地点的变更说明当局已经获得了他将 出席会议的消息。

　　办公搂二层小会议室门外的走廊里，聚集着一群神色紧张而阴郁的学校保安人员和专门监督学生思想的文化特务式的 “教师”。袁红冰的身影刚一出现，一个姓郝的北京大学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官僚便可笑地伸开双臂，脸上颤动起由于惊慌而涌起的红晕，向袁红冰走来。他的样子 仿佛是一只在逼近的黄鼠狼面前支撑起双翅、卫护鸡雏的老母鸡。走到袁红冰身前后，小官僚急速地喘息着，用极度不安的乞求的语调，低声说：“你今天可不要多 说什么，别惹出麻烦来，要不然咱哥们儿就要倒霉了！”

　　袁红冰知道，这个小官僚之所以如此惊慌，是因为依照专制政治体制的规则，学校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由青年团直接监 督控制，而这个以研究生会的名义举办的会议如果出现了“政治问题”，青年团的小官僚势必由于失职而受到当局的训斥，而这种训斥又将产生严重影响小官僚们在 官场中的前途的效应。

　　“假如我现在转身离去，他一定会感激涕零地管我叫爷爷！”袁红冰轻蔑地斜视着小官僚象发情的母猴屁股一样涨红的脸，厌恶地想。同时，他毫不停顿地向前走去，用肩头撞开小官僚，穿过那群保安人员，踏入会议室敞开的门。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长条形的会议桌旁是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客人，几十位研究生和本科生则坐在靠周围的墙壁摆 放的沙发上。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坐在十分显眼的位置上。袁红冰记得，以前当政治学系主任时的梁柱，眼睛里总闪烁着一种酷似饥饿的老鼠窥视食物似的、阴沉焦 灼的亮光，而此刻，也许是由于终于被提升为副校长，梁柱如同刚舔过鲜血般殷红的嘴唇边，却下意识地浮现出有些性感的得意神情，仿佛他正坐在少女雪白的肚皮 上。

　　梁柱旁边是一位叫沙健孙的五十多岁的家伙。沙健孙有一双过分聪明的眼睛，聪明得使人想起杂种的猎犬。沙健孙曾担 任过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因受到权力贵族顽固派思想领袖邓力群的赏识，被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任副主任。沙健孙肩下，是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陈昊苏，他 显得女里女气，毫无乃父陈毅元帅豪爽的风格，如果给他戴上面纱的话，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飘垂在额际的卷发，一定会使人误以为那是一位阿拉伯少妇。

　　梁柱的另一边，坐着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的官员，李燕杰。他同另一位名叫曲啸的人一起被当局授予惟独中国才有的 “德育教授”的职称。不过，他们过去的命运却不大相同。曲啸五七年被当局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并在劳改营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七九年才出狱。然而，出狱 后的曲啸竟对共产党官僚集团表现出了受虐狂式的恋情。他创造了一种理论，认为五七年共产党官僚集团通过“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残酷迫害知识分子，乃是 母亲对儿子所犯的错误，而且，他还伤感动人地反问：“慈母打儿子是为了儿子好，儿子怎么能因此恨母亲呢？！母亲即使错了儿子又怎能憎恨母亲呢？！”就这 样，曲啸以把共产党官僚集团比作自己父亲的小老婆的、出人意表的献媚方式，改变了自己的贱民地位，变成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宠物。李燕杰则比曲啸幸运得多。他 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员，擅长于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类箴言，把老掉牙的吹捧共产党官僚集团的话语，装扮成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并因此和曲啸一起并列 为政治舞台上的“明星”。

　　在第一个冷峻的巡视中，袁红冰立刻意识到，这些“客人”是当局为了控制会议的思想倾向特意安排的。而他的出现似乎使会议室的气氛变得灼热了，就象一块烧成暗红的铁板。袁红冰面无表情地走到会议室另一端，正对着梁柱的位置上坐下。那个位置是王仲秋特意为他保留的。

　　会议开始后，沙健孙首先作了冗长的发言。他以庄严的语调讲述被官方篡改的历史，把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成只属于共产 党官僚集团的功绩，而仿佛完全忘记了，几十万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共产党的军队不足三万人；完全忘记了，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也曾把蒋介石称为抗日领袖，而共 产党的军队只是蒋介石指挥的数百万中国军队中的一部分——第八路军。

　　接着，在李燕杰用令人牙齿发酸的青苹果似的诗意，将共产党官僚集团描绘为民族利益的代表之后，陈昊苏便开始论证邓小平向日本政府讨好的外交政策的合理性。他的论据是，同日本政府“友好”，有利于冲破“六．四”之后欧美各国孤立和制裁中国的政策。

　　显然，这些当局派来参加会议的客人试图用一个接一个的连续发言，占据会议的时间和空间。于是，袁红冰对坐在他侧后的王仲秋说：“一定要有我们邀请来的客人发言！”

　　王仲秋立刻站起来，走到一位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运动的领袖人物身旁，伏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中国民间对日索 赔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发展成有几十万人签名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尽管这个运动表面上没有针对专制体制的反叛倾向，但是，在中国，任何起自于民间的、非 官方组织的社会运动，都意味着对独裁权力的挑战。

　　陈昊苏话音刚落，梁柱和那位索赔运动领袖的声音就同时响了起来。两个人的话语好象搂抱在一起的角斗士，拼命想把 对方的脊骨折断。索赔运动领袖年纪很轻，身材瘦小，但目光坚定，语调中震荡着悲愤的神圣意味。终于，梁柱的声音如同一个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穿裤子的女人，尴 尬地溜回他茫然张开的嘴里。

　　索赔运动领袖介绍了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运动艰难的发展过程，并对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战争索赔权利进行了抨击。然 后，从台湾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陈鼓应教授又控诉了日军侵略台湾的罪行。陈鼓应，这位曾因思想而受到台湾当局政治迫害的学者，在充分体验到大陆专制政治的严 酷之后，似乎仍然保持了思想个性的锋芒，从他富于激情的发言中，人们可以感觉到这种给他带来不幸命运的锋芒。

　　索赔运动领袖和陈鼓应教授的发言犹如清新的风吹进了会议室。拍共产党官僚集团马屁的语言消失之后，空气好象都变 得洁净了，而且飘荡起一种类似于白桦林的气息。可是，梁柱却为此感到不安了。他愁眉苦脸地、下意识地盯着袁红冰紧闭的薄薄的嘴唇，仿佛忧虑袁红冰的嘴唇间 会冲出一只猛兽来。就在这时，吕正操将军在一个秘书的搀扶下，走进会议室。梁柱惊喜地站了起来，贫血的脸上浮现出娇媚的笑容，使人怀疑他对这位老将军怀有 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般的柔情。

　　殷切地扶着吕正操将军坐下之后，梁柱高声说：“请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将军发言！”

　　吕正操将军开始讲述同日军作战的回忆。他的声音迟缓、重浊，但却象覆盖着血锈的暮雾一样深沉。梁柱作出被深深感 动的神情，可是，他闪烁起浅薄的得意的目光犹如肮脏的抹布，时时从袁红冰冷峻的面容上拂过。很明显，梁柱为找到了一种剥夺袁红冰发言机会的有效方式而感到 得意。

　　据说，以伤感的语调不厌其烦地讲述回忆，是老年人的习惯。但是，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那些有能力对人类命运作出 哲学理解的老人，当他们世俗的情欲象黄叶一样纷纷凋零之后，往往会以宁静的心默默地注视精神意境——面对那秋空般寂寞、空旷的意境，不能不沉浸在浩荡而深 邃的沉默中。只有灵魂与生命活力一起干枯的老人，才会以唠叨过去的事情来覆盖精神的空虚感。而袁红冰不尊重这种老人和他们爱唠叨的习惯，因为，他不能迫使 自己尊重将要死于精神之下的境界中的存在。

　　不过，袁红冰却一直没有试图打断吕正操将军的发言。这是由于曾同日军浴血奋战过的老将军的回忆中，毕竟还有深红 的血色，毕竟还有一缕英雄气概——袁红冰可以毫无顾忌地蔑视没有精神地平线的生命，但必须尊敬残留着中国命运悲歌韵律的历史。而这次会议上他没有发言的另 一个原因在于，邀请他这样一位正在受政治审查的思想异端者参加会议，本身就已经是对当局的挑战了，他不愿意由于自己的发言进一步激怒当局，以避免北京大学 的民主力量在刚刚开始重新聚集的情况下，就遭到难以承受的打击。

　　“九．一八”事件研讨会之后，王仲秋起草了对日本天皇访华的抗议信，由袁红冰修改后定稿。抗议信中有这样的词句：“如果可能，中国人民愿意和平；如果必要，中国人民不拒绝战争。”

　　不过，这并不表明袁红冰对日本具有复仇情绪。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上的失败，不是败于侵略者，而是败于一直持续 至今的专制政治造成的人性堕落和权力腐败；让现实中的日本人为上一代历史的罪责负责是不公正的，而且，高贵的人也不会作出这样的要求。袁红冰只是要通过这 封抗议信表达一个锐利的信息——当日本政府把天皇访华作为奖赏给“六．四”屠夫邓小平的勋章时，他们必须同时准备将来为这一行为付出代价；当日本政府向李 鹏政府伸出友谊之手，试图把这个罪恶的统治拉出千夫所指的国际关系困境时，他们必须清楚，他们黑色的友谊之花，有一天将会结出苦涩的果实——怯懦者往往愿 意扮演历史罪恶的债权人的角色，而对现实的罪恶保持缄默；高贵者不屑于以历史的名义表现义愤的冲动，但却决不会原谅现实的恶意。

　　天皇访华前夕，王仲秋和另一名研究生周虎，把抗议信交到日本大使馆。那天，许多外国记者在日本大使馆门前迎候王 仲秋和周虎，而大批秘密警察从北京大学起就一直尾随他们。正如袁红冰预料那样，当局没有用暴力阻止递交抗议信的行动，因为，共产党官僚集团已经丧失了撕碎 自己最后一块政治遮羞布——民族主义的唯一代言人的道德勇气了。

　　这次民间抗议活动的社会影响很微弱，不过，北京大学学生们对民主命运的绝望情绪中，却因此隐隐泛起几缕翠绿的生 机。但是，九一年整个秋季，袁红冰生命的兴奋点，并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思想和文学创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完成之后，袁红冰创作激情的风暴却并没有平 息。只经过短短时日的休息，他又开始写作一本以“六．四”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他把小说的名字暂定为《自由在血泊中》，不到两个月，他就写出了十万余字。

　　深秋时分，昨日傍晚，窗外一株槭树上繁茂的黄叶还在斜射的阳光中闪烁着灿烂的金光，可是，一夜凄厉的北风过后， 槭树的枝杆就变得光秃秃的了。凌晨，暗淡的晨光从窗外透进狭小的房间。袁红冰象往常一样坐到书桌前，准备开始写作。他刚握住钢笔，身体就骤然急剧地震颤起 来——他听到，苍白的寂静中动荡起一片苍凉而浩荡的叹息声，那长叹悲怆的情调似乎能使岩石风蚀的裂缝流淌出灼热的血；能使千年骷髅那空洞、阴冷的眼眶中燃 烧起猩红的泪影。

　　袁红冰神态狞厉地端坐在椅子里，屏住呼吸倾听那越来越清晰的叹息。他觉得，那长叹是从他生命深远处一个极其荒凉的地方飘来的，一直要飘向野草丛中的青铜色的落日。

　　叹息声渐渐变成了一片震撼心灵的喧嚣，袁红冰的灵魂象烧红的铁石，呈现出暗红色，而那铁石上迸裂开一道道炽烈的 疼痛感。为了抗御那种巨痛，袁红冰如同垂死的狼，在地板上以极端的体态扭曲翻滚起来。突然，他露出利齿，撕咬住自己肩头的衣服，以免发出惨厉的呼嚎，因 为，他怕自己的呼嚎声会撕碎那深长的叹息；因为，他下意识地感到，那叹息同他的命运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终于，袁红冰身体上绷紧的、就要断裂的肌肉骤然松弛下来，他象覆盖在枯叶上的灰白的冰霜，躺在地板上。而那叹息 声渐渐低沉了，就在叹息声将要飘散于遥远的、灰蒙蒙的天际时，一句悲凉的话语撞击在袁红冰的心上：“你背弃了我们，你还没有给我们以完整的生命，就又开始 雕刻别的诗意了……。”

　　那一瞬间，袁红冰突然明白了：那雄烈鬼魂般的长叹，是他尚未完成的小说《自由在落日中》的人物发出的。

　　袁红冰艰难地从地板站起来，静静伫立站在窗前，眼睛里闪烁起冰冷的泪影，而他黯然神伤的目光飘落在窗外的槭树上。槭树的枝杆如同伸向苍穹、祈祷什么的干枯的手臂。

　　“不，我决不会背弃你们，就象我不会背弃生命的信念一样……。”袁红冰无声地说，并把手中的钢笔折断了。

　　他决定，完成《自由在落日中》之前，不再进行任何其他哲学或者文学的创作。但是，要等到秋日的晴空再次呈现时， 他才会动笔。因为，秋天是他的诗意象灰蓝色的雁群追逐晚霞的季节；是他的情感犹如枯红的落叶漫天飞舞的季节；也是荒原上的蒙古少女采摘紫色野果的季节—— 在秋季，他才能伫立于峻峭的忧郁之上，凝眸注视落日；他才能在裸露的岩石和纷乱摇曳的枯叶间，寻找到残破而美丽的诗意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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