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编年史》是徐星接受法国国家电视五台的资助，花费一年时间制作完成的。导演并没有把镜头对准知识分子和干部，而是对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学校、街道和乡村，对准了极为普通的人群，那群在毛泽东时代下一直压抑着、一直无法表达自己的人群。导演在当今的中国寻找着过去时代留下的伤痕……有人说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就是“突破了以往作品中‘权贵的文革’和‘知识分子的文革’，为展现平民眼中的‘文革’提供了一种解读”。徐星说，“如果做一部个人生活的编年史，我会选择‘文革’十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这样畸形的十年，我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这十年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完成了青春期，这期间我写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没想到，这封情书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的文革编年史》从徐星自己青年时的一段亲身经历开场。文革开始后，徐星父母受到冲击，被下放到西北劳动。母亲坚持把年少的徐星单独留在北京，意在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艰难的生活，培养了徐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他16岁的时候，便对眼前的现实产生了深刻的质疑。正在这时，同班一位漂亮女孩成为徐星倾慕的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反侧和心理挣扎，徐星鼓起勇气给这位名叫颖滔的女孩发出了一封未署名的情书。可是，这封情书的字里行间却没有什么少男怀春的卿卿我我，它满篇都充斥着这个饱受精神煎熬的少年对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信让同样单纯颖滔陷入了迷茫和恐惧，她和伙伴反复商议如何处置这封内容可疑的匿名书信。最后，她们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可这位老师有着特殊的身份，来中学任教前，他是一名公安。这封信让他绷紧了神经，感到情况严重，便运用自己的专业背景，通过笔迹鉴定查找到了它的作者。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年仅16岁的徐星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但在影片中，徐星这段初恋故事还只是一个引子。由此，观众被带入30多年前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岁月。影片按照从1966年到1976年的编年顺序，用一个个发生在文革中的小故事贯穿了全片。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知识分子，有青年学生，有在武斗中失去母亲的孤儿，有救助沦落街头当了流浪汉的徐星的好心大哥……，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许也可以作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公共记忆。
这一点正是构成徐星这部影片的叙事特色之一，他试图将个人记忆与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融合起来，使得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彼此支撑，从而为今天的观众提供一种既富于个别性，又富于公共性的历史陈述方式。我对此种叙事方式深表认同。因为在我看来，纯粹的个人记忆尽管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但它也不免飘忽和孤零。这种个人记忆在历史客观性方面有它无法回避的缺陷，毕竟个人记忆只是历史的“一种”呈现方式，它无法取代历史自身而孤立地获得历史叙述所不可或缺的客观实在性。
然而与传统历史陈述相对比较单一的集体记忆模式相比，徐星所选择的这种带有鲜明个人视点的历史叙事，显然又是极富个性色彩的，这就使得它的历史叙事摆脱了一般历史话语的僵化模式，获得了一种鲜活的、个性化的艺术生命力。毕竟，不论一部纪录片如何标榜自身的客观中立，它终究还是一种艺术形式。是艺术，就必然要求个性的张扬，要求一种与众不同的表现风格。徐星这部影片的风格，正是建立在上述公共记忆与个人记忆的交相辉映当中。
影片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文革爆发后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一位中学老师。这位女老师名叫卞仲耘，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第一副校长。1966年5月8日，在这所学校红卫兵批斗“黑帮份子”的大会上，卞老师被自己的一群十几岁的学生，用木棍残暴地殴打了两个多小时。体弱多病的卞老师经不住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被打的大小便失禁，死在了教学楼的过道里。时隔数小时之后，才有人想到将卞老师送往马路对过的医院。但这时卞老师的遗体已经开始僵硬了。
在影片中，我们听到徐星本人在以话外音的方式讲述着后面发生的事。卞老师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过世的第二天，怀着忧愤的心情，专程赶到王府井百货商店，花去家中所有积蓄买了一部120相机。他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把妻子惨死的情形忠实地保留下来。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卞老师的遗体僵硬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只在下身被人放了一块板砖挡住私处，算是为死者保留了仅有的一点尊严。面对镜头，王晶尧老先生目光炯炯。当采访人问他当时为什么想到去买相机给死者拍照时。老人沉默良久，忽然抬头说道：“我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看看，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最黑暗的一页！”。看到这里，我禁不住骨鲠在喉，心如刀割。
另一段故事，发生重庆沙坪坝那座著名的红卫兵公墓里。1968年，重庆红卫兵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走在路上被山上飞来的流弹击中，登时倒在了逃难的路途上。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哥俩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老大比划着说：子弹从母亲的左肋穿透心脏，从右肋穿出，母亲连眼睛也来不及闭上就倒地死去。不懂事的老大撕掉身上的衣服，试图堵住母亲流血的伤口。此时，无数流弹正在小哥俩头上肆无忌惮地来回穿梭，路边民居里的跑来一位好心的农民，将小哥俩拉入屋后的院落，算是帮他们躲过了一劫。40年过去，镜头跟随哥俩来到当年母亲遇难的山村，经过一番询问，哥俩终于找到了当年那位救命恩人。此时，这位垂垂老者正坐在自家屋檐下，安静地享用着简单的午餐。
有意思的是，正当哥俩在墓园中祭奠母亲亡灵的时候，画外忽然响起隔壁沙坪公园里一支老年合唱队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立刻报以哄堂大笑。事后，我问徐星，这段音乐是你后期录的还是现场原本就有的同期声。徐星满脸委屈地说，怎么你们都觉得是我故意录进去的，它确确实实是现场录到的声音啊！我想，观众大笑的原因，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存在于音乐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反讽关系。按照徐星的说法，这种反讽并不来自作者的艺术构思，相反，它是来自荒诞的历史自身。
第三段故事，讲的是一位名叫任毅的作曲家的文革遭遇。当年，面对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异地插队落户的前景，年轻的任毅心灰意冷，偷偷写下了一首被知青伙伴广为传唱的歌曲。歌词表达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对自己前途的迷茫和忧惧。不久，任毅在南京郊外被秘密警察逮捕归案，并因现行反革命罪差点被判处死刑。采访时，徐星在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的帮助下找到了已经年过半百的任毅。他带着摄制组来到当年他被关押，今天已然变成一片废墟的监狱旧址。在任毅眼前，30年前那惨烈的一幕再次重演。他曾经被刑警拉出去为其他死刑犯陪法场，眼睁睁地看着与他同监的几个刑事犯被行刑人员一个个地处决……。
影片长达80余分钟，从头到尾让人感到一阵阵的窒息。放映结束后，观众与徐星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交流。一个衣着时髦的80后女孩，用一种天真的口吻追问徐星：“你为什么要回忆这些事，你不能不去想它吗？为什么要给自己增添痛苦？”对这样的问题，徐星大概是感到了惊愕和无措，他竟一时语塞，只是喃喃重复道：“可这是历史，难道历史是想忘就能轻易忘掉的吗？”
事后，徐星愤愤地对我说：“我曾经问过几个年轻人，‘四人帮’是哪四个人，你猜他怎么回答？他竟说是马、恩、列、斯。气得我真想上去撕他的嘴！现在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不懂历史，这真是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最大悲哀”。是啊，也许正像徐星所说，大多数年轻人都对历史表现出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漠然和无知，但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这问题的结症是出在哪里？
我们当代中国文化难道不是正鼓励和加速着人们对于历史的忽视和遗忘吗？正如几乎所有与文革有关的话题，在当下都成了一个文化禁忌。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无处不充斥着一种虚伪而强大的功利逻辑，什么应该被人们记住，什么应该被人们忘却，在冥冥中仿佛都有一股力量在为每一个人做出选择。人们的记忆神经早已习惯于被一双无形之手所操纵，从来不会去主动省思一下，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我们应该如何记忆历史。
然而，在民间，依然存活着一些像徐星一样的良心未泯者，他们挣扎在记忆和遗忘之间，用绵薄的个人努力，勉力维持着一系列我们这个民族原本就不该丢失的精神遗迹。这正是这部影片让我感动和震撼的理由之一。但是，正如我在随后的交流中对徐星说的那样，我认为这部影片并未让我体验到一种丰盈的满足感，原因就在于它仍无法摆脱近30年来几乎所有文革叙事所沿用的一种惯常模式。
作者简介
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文革中蹲过监狱，在陕北当过知青，1977年入伍当兵，1981年复员回北京，在全聚德烤鸭店当了一名勤杂工。他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1986年，他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先锋小说的开山作。记得这年秋天我刚进大学，在图书馆看到这篇小说，读来读去也搞不懂它在讲什么。没想到20多年之后，竟然在自己办公室遇到了这位当年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却又始终莫明其妙的著名作家。只不过，他今天的身份，不再是一位用笔写作的作家，而成为一个用镜头记录历史的纪录片编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