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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传奇女特工黄慕兰离世 享年110岁
记者/主持人：韩梅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韩梅综合报导）中共“红色”女特工黄慕兰今天（2月7日）在杭州去世，终年110岁。她的一生，三次为“党”结婚，曾救周恩来于危难，算是履立功绩，1949年后两次被囚秦城，坐牢17年。
黄慕兰曾被周恩来称为“我党百科全书”和“党的奇兵”，她的《黄慕兰自传：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2004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2012年、2016年两次再版，并在“2012年后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中位列传记类榜首。这位“最美”女特工坎坷的一生，令外界得窥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针对国民党政府进行的特务工作，这一直是大陆史学家避讳的空白地带。同时，她也成为展示中共“骗”、“间”等特性的活色生香的实例。
黄慕兰出身湖南书香名门，12岁那年曾入湖南长沙周南女校读书，曾有过约2年的不如意婚姻，因为丈夫抽鸦片、打丫鬟跑回娘家后未再返回。1926年，仅19岁的黄慕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前夕，黄慕兰到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凭着出色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结识了各色上层人士，一度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
或许正是相中了黄慕兰的结交各界人士的能力，董必武和瞿秋白在1927年3月撮合她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为革命伴侣”。4个月后，夫妇二人潜赴江西，成为中共中央与当地中共特工之间的秘密通讯员，1928年，两人新婚仅1年，儿子出生才3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去世，年仅26岁。
失去丈夫仅几个月后，黄慕兰接到中共赴上海的调令，她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到了宛希俨父母家抚养，忍着丧父别子之痛秘密上路。
关于黄慕兰到了上海之后的身份，目前存在不同说法，国内多家媒体称，她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这一点在《黄慕兰自传》中却没有明确说明。据中共官媒《环球网》的一篇报道，她被分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黄慕兰与在中共六大上成为中央委员的贺昌结婚。这段婚姻实际持续了不到两年。1931年，刚刚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被指犯了路线错误而被免去中央委员的贺昌，执意前往所谓的中共“苏区”（实为中共在苏共支持下，通过武装叛乱，在中华民国国土中实行的割据），在当地极具价值的黄慕兰再三要求同行而不得，被迫与丈夫诀别。
就在此前不久，1930年的3月，一直在广东活动的黄慕兰与贺昌按中共要求前往天津，行前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托付给了中共在广东的新任代表卢彪。黄慕兰已是二度失去新生幼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蠢蠢欲动之时，但当时的共产党经历了南昌起义败逃、秋收暴动败逃后，急于喘息，因此借国民党北伐之机一边在赣南、闽西等边区农村进行割据，一边在国民政府的重要城市安插特务。黄慕兰涉及到的整个情报系统均指向国民党官员，与日本政府毫无关系。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在黄慕兰的特务生涯中相当重大的事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黄慕兰的自传及国内媒体关于这两个事件的报道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政府的不少要职上都安插了特工。例如，时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即“中统”前身）驻沪特派员鲍君甫（化名杨登瀛）就是中共的重要线人。
《九评共产党》分析说，“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实乃中共的一大基因。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钱壮飞就是中共特务，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就是由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送至周恩来手中的。中华民国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也是中共地下党。
如果说在国共内战时期向国民党派遣特工是“兵不厌诈”的话，中共在日本大举侵华后沿用了这一手段，其目的却不是为赢取抗战胜利，而是希望借日军削弱国民党的力量。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撰写、2015年出版的《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中说，“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接触”。虽然中方资料中对此解释说：这都是为了抗战胜利，但远藤收集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明确说明：“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另外，在国内媒体关于关向应被捕的报道中，都称这是一次“营救关向应”的行动，但澎湃网去年8月的一篇报道却在引述原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的话时提到，营救关向应一事的关键环节是拿回英国巡捕房同时搜去的一箱文件，确保不暴露关的身份、泄露党的重要机密。吴持生的这个判断是根据其父母的回忆录和工作手稿做出的。也就是说，确保不暴露关的联系人及与中共有关的机密才是重点。毕竟，澎湃网的这篇报道也提到，当时上海中共特务组织除了情报科之外，还有负责暗杀“叛徒”的行动科，而且，行动科的人数还比情报科要多。
至于中共营救被捕人员的手段，根据国内媒体报道和这本自传，主要是设法收买租界巡捕房不将他们引渡到中国地界，或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法律程序帮他们打官司、保释。
这就引出了黄慕兰的第四段婚姻。上海律师陈志皋就是中共为黄慕兰物色好的保释关向应的辩护律师。陈的父亲陈其寿是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的唯一华人法官，很有权势地位。在设法保释关向应的过程中，陈志皋开始对黄展开追求。一次他们在咖啡馆的时候，黄慕兰听到了一个叫曹炳生的法租界翻译谈论“一个共产党大头头”被捕且交代了不少事的消息。黄慕兰揣摩之下判断，这是中共特科的领导成员向忠发。黄慕兰因此将消息通过潘汉年、康生传给了周恩来，令周及李富春、蔡畅等人得以及时转移。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中共认为，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有利于打开新的局面。但这个时候，黄的第三任丈夫贺昌还在“苏区”“打游击”。中共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撮合黄慕兰与陈志皋，甚至出动了到上海来接替潘汉年工作的刘伯垂。在刘的极力促成下，黄慕兰在1935年与陈举办了婚礼。而贺昌就在两个月前死于一场战斗。
曾因为不满父母包办婚姻拒绝再回婆家的黄慕兰，此后的三次婚姻都是为了“党”的利益。
中共建政后，陈志皋在1950年选择离沪赴港，留在大陆的黄慕兰开始面对更加坎坷的人生。
1955年“肃反”开始，她受到“潘杨案”（潘汉年、杨帆的“特务”冤案）牵连，半夜被公安带走，1960年初送至秦城监狱，被判为“叛徒、特务、反革命”，管制三年。1963年出狱。
1966年8月，北京掀起“破四旧”造反抄家风暴。黄慕兰被红卫兵强行剃头、禁闭、睡板凳，被抽打至三根肋骨断掉。1967年6月10日 被造反派从家里揪出，再被送进秦城监狱。狱中患高血压，高压达220，请护士记录口头遗嘱。
1975年2月，大女儿允中上书邓颖超要求寻查母亲下落，同年5月释放。此后黄慕兰多次上诉。直至1980年她73岁时，才获得一纸平反书。
曾有网民对黄慕兰的经历遗憾说：中共建政之前，党需要你当间谍你就是间谍，需要你是特务就是特务，让你和国民党结婚你也要去做，而且是光荣的。建政后，对于不需要的废棋子只需要铲除，人老非但没有价值，反而是遭受牢狱之灾十多年，她的一生跟党走，害了很多人，后来自己充分体会到这个党有多么“先进”和“人民民主专政”了，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过呢？
《九评》则说，“骗”本来就是中共的另一个基因，因为“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其中提到：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时就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要利用农民时就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且许诺“耕者有其田”，要利用资产阶级时就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且许诺以“民主共和”，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时就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结果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政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因此，《九评》认为，“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