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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人物百家】唯一敢跟毛泽东吵架而不道歉的人——中国第一大儒家梁漱溟（三）
主持人：香梅、李怀恩
时光如流，往事如烟。人物百家，回首悠悠岁月，讲述真实历史。百家人物，正如那天上的星星，闪烁在夜空里，常留记忆中。
梁漱溟和黄靖贤结婚后，刚开始夫妻俩的感情确实不算好。梁漱溟说：“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之间的磨合，两个人逐渐有了越来越深的相互认同和了解，梁漱溟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妻子的优点。他说：“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梁漱溟还看到了妻子身上正直、忠信的品格，还有自己默默为操劳家务的奉献精神。
梁漱溟说：“婚后14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从这些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梁漱溟对妻子的感激之情。
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左)，摄于1936年。（图片来源：搜狐）
梁漱溟和黄靖贤在一起生活了14年，太太给梁漱溟留下了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在此期间，梁漱溟在北大执教7年后，也就是1924年，主动辞掉了北大的教职。
关于辞职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梁漱溟在教书过程中，做学术研究极度用脑，导致严重失眠、体力不支，所以向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不过艾恺通过对梁漱溟的研究认为, 梁漱溟之所以辞职，一是觉得自己一天大学都没上，对佛学的专业术语也不够了解，觉得自己没资格当教授；二是他受不了学术界的条条框框，骨子里不想坐在书房里搞纸上谈兵的研究。
梁漱溟辞职以后，开始着手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其实梁漱溟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最佳方案就是乡村建设。
梁漱溟把他的教学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提出了的“乡治”这个思路。有了这个思路以后，梁漱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1937年这段时间，在广东、河南、山东等省份的农村主持乡村建设，试图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措施建立一个以“乡约”和“乡俗”为基础的自治组织。梁漱溟说：“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问题症结在于文化的倒退，他想以振兴回归儒家文化。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他甚至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所以梁漱溟认定：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是从乡村建设开始。
梁漱溟想亲自到农村搞试验。他觉得当时的政府在很多方面都照搬苏联的模式，这种做法对中国来说行不通。他认为政府要以民生为基础，而要想找到民族的出路，只能从自己的社会来找。
梁漱溟认为：“农村保存的老中国元素要比城市多得多。老中国的优点要保留，同时西方社会的优点也要吸取。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他们一部分的民主制吸收到中国来。其它的方面还是尊重中国古老的社会风习。”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老朋友——当时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李济深非常支持，还邀请梁漱溟到广东去搞这个乡村试验。
1928年，梁漱溟开始在广州做“乡治”实验。他以办训练班的形式培训农村工作人员，还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做演讲，传播他的乡治思想。梁漱溟举办了多次演讲，题目就叫《乡治十讲》，内容涉及乡治的意义、办法等等。可惜，不久时局发生了变化，李济深在政治上也开始失利，就这样，梁漱溟开始没多久的实验就被迫结束了。1929年初，梁漱溟离开广州北上，沿途考察了各地农村的情况，并写下论文《北游所见纪略》。
梁漱溟回到北京后遇到几个朋友在推行“村治”，他们在冯玉祥将军支持下创办了《村治月刊》，并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他们邀请梁漱溟一起参与，梁漱溟非常高兴，立刻答应接办《村治月刊》和担任正在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梁漱溟写的《北游所见纪略》后来也发表在了《村治月刊》上。
梁漱溟到河南后担起了村治学院的筹建工作。他首先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概述学院宗旨。1929年底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员，大概有400人左右，结果又不巧，正赶上军阀开始在中原地区大混战，这批学员学了不到一年就草草结束了。这之后梁漱溟又回到了北京。
梁漱溟在河南办村治学院的时候，认识了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后来中原军阀混战，两个人也各奔东西。1930年9月，蒋介石任命韩复榘做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希望山东的乡村有所改变，就邀请河南办村治学院的原班人马到山东搞乡村建设。
1931年，梁漱溟团队在山东创建了《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院分三部分：一个是乡村建设研究院；二是乡村服务训练部；三是乡村建议实验区；外加一个农场。
山东邹平县就是乡村研究院的实验区。经过山东省政府同意，这个县的全部事务全权由研究院管理，包括县长人选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按照提名任命；县政府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划分等等。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当地办学，让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当时好多农民的孩子都能上学了。当然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
学校的资金上确实有点吃紧，不过老百姓的经济状况确实有改变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从发展生产入手，帮助农民改良棉花种子，使邹平县这个产棉区变得更加高产；他们向农民推广小麦和畜禽优良品种，努力发展生产；此外还带领农民植树造林、疏通河道、办卫生院、修缮庙宇、盐店、改建教堂弃用的房子、加盖百余间平房、礼堂等，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这些变化都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所希望实现的。
可以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做的一切都是用佛家的慈悲心态在做。这在他做的一个名叫《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的演讲中，有很明白的诠释。他说：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1933年，梁培宽、梁培恕跟着母亲也来到邹平定居。不幸的是，1935年，梁漱溟的妻子因为难产，在山东邹平去世。梁漱溟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中这样回忆这段生活：
“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
对于妻子的去世，梁漱溟感到非常哀痛，他说：“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
尽管梁漱溟和黄靖贤在一起没有什么共同志向，交流也很少，但善良的黄靖贤对梁漱溟和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亲情。
他继续他的乡村建设工作，但是阻力很大。梁漱溟的儿子梁培恕后来回忆：
“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有两派人，一个是河南派，一个是支持父亲梁漱溟的。河南派实干起家，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天下。他们总想乡村建设就应该把农民武装起来，把土豪干掉。”
后来梁漱溟跟毛泽东说起这事，毛对梁漱溟说：“你这条路根本没走对。你要用土改他就动了。最容易使一个人感兴趣，在行动上起作用的，是经济力量，是利益。”后来共产党在农村就以“斗争”的方式实行了土改，很快共产党来个公社集体化轻而易举地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夺走了。
不久日军侵略中国，国内一片混乱，校长也被老百姓枪杀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彻底办不下去了，以失败告终。梁漱溟带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了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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