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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香港占中五周年：从雨伞运动的“和理非”到“反送中”的“勇武”
来源: BBC 作者: 林祖伟 
2019年9月27日,反政府示威者参加香港爱丁堡广场的集会（路透社）
2014年9月28日，香港民主派支持者为了争取一个没有筛选机制的普选制度，占领政府总部外的道路，揭开为期79天的占领运动（又称“雨伞运动”）， 但这场浩浩荡荡“占中”运动并没有换来北京和其控制香港政府的任何让步。
虽然“占中”并没有成功争取普选，但这场运动被广泛认为在孕育了香港民主抗争的种子，5年后， 因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触发主权移交以来最大规模的抗争，再度爆发大规模示威，也就是全球关注的“反送中”运动。
5年前的“雨伞运动”
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发表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以违法占领道路的公民抗命方式争取普选，之后联同香港社会学者陈健民和牧师朱耀明共同成为占领运动发起人，他们被称为“占中三子”。
但“违法达义”的方式引发争议，反对方认为占路干扰市民生活，违法行为“教坏年轻人”。
戴耀廷说“提出占中”本身是希望争取与中港政府谈判，但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831决定”，订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要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先作提名，再供选民投票。这个委员员大部分是亲北京阵营的人。
当时正筹备“占中”的戴耀廷已经表明，运动在“这阶段已失败”，继续占领行动，只是一场“大龙凤”（闹剧），鼓励更多人关心和参与政治。
但这场运动一年后没有跟随“占中三子”的计划进行。他们原本只希望几千人在中环和平占领等候被捕，但学生们似乎不太同意，采取更积极的角色，包括宣布罢课，并在2014年9月26日“占中三子”不知情下，突然号召群众冲入公民广场，他们被警方重重包围下，激发大批市民到现场声援。
学生在运动采取更大的主导性，与“占中三子”同时被视为“大台”，而占领中后期，占领区也冒出不同的领袖，各方不断争夺话语权，运动应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并没有共识。
两场运动 ── “有大台”与“无大台”
当年，欧美媒体最先以“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称呼占领运动，但大台以及温和民主派认为“革命”有“港独”和“夺取政权”的意思，可能会得罪北京而影响谈判，而要求把抗议称为“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5年前的这场运动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领袖手里，应采取甚么行动，如何回应政府，均是由“大台”决定，但许多决策都会引来激进示威者的抨击。
5年后的“反送中”运动，示威者透过网上讨论区“连登”以及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自发组织和讨论抗议活动，“野猫式抗争”令警方难以执法，抗议活动“遍地开花”，“连侬墙”从金钟扩至各个社区。示威者组成“民间记者会”也是同样从网上获得认受性去表达抗议者立场，而没有发起运动的号召力。
戴耀廷在今年4月，因为发起“占中”，被判“公众妨扰”罪名成立，判监16个月，8月中获准保释等候上诉。 在狱中的日子，他说自己人瘦了、健康了，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未爆发“反送中”游行前，他对形势感到“悲观”，觉得这个《逃犯条例》议程“吵不起来”，但没想到只是4年半，当年“雨伞运动种下的种子已生根”。
此前坚持以“雨伞运动”称呼占领运动的戴耀廷最近也改口，以“雨伞革命”称呼这场运动，“那场革命虽未能改变制度，但肯定已是在人心中起了一场革命。或许我与我那一代人都是太保守，即使要向前走也不敢走得太大步。看见今天年青一代一往无前的决心，我怎能不羞愧呢？”
他在狱中收音机紧贴每一刻发生的事，朋友的信件为他补充了资料。他形容，6月9日至6月12日短短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就好像香港十几年来政治风波的“浓缩版”，在短时间内，由大游行、占领道路到“勇武”升级，“但6.12之后发生的事，已经超越了之前的事。”
戴耀廷说，“占中”三子已经“算是完成历史责任”，在运动已再没有影响力，表明自己不会再站在前台做事，只会做教育或少许的选举协调工作。
中国媒体和香港亲中媒体偶尔也继续对戴耀廷作出严厉批评，指他是香港近年来变得混乱、推动“港独”的“幕后黑手”。他笑着回应说，“你不如问一下现在的‘冲冲子’（前线激进示威者）认不认识戴耀廷，有谁会听我说话，十个有九个半都不会听。”
戴耀廷说，“反送中”运动，再次证明了占领运动“由上而下”的统筹模式是失败，“我们当时判断香港社会不是太准确，社会的多元性是远超我们想象，所以用一种由上而下的模式是不行的，应该是要用一种，分散的模式去做。”
“占中”时期，岑敖晖是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前副秘书长，是代表学生方面的“大台”，曾以学生代表的身分，与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等政府高官对话。
当年占领时期，他是媒体近乎每天争访的对象。在这场“反送中”运动中，他只是一个普通参与者，不再是有号召力的领袖。
岑敖晖笑着说，“（这次运动中）真的松一口气了，我终于不再每天被记者追问何时退场”
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后，并成为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凯廸的议员助理，现在埋首准备11月的区议会选举。
岑敖晖认为，5年前占领运动爆发后不久，运动已出现瓶颈，“没有什么决定可以做，没有什么牌可以打”，群众支持度没有那么坚定，目标比较不明确，“反送中”是“占中”的“进化”， 示威者不再过份强调占领区，在没有“大台”下，人人均觉得自己是运动参与者，而积极自发投入运动，就可以大规模动员。
两场运动中的“对话”
5年前占中运动，政府与学生代表对话，但在对话中双方各自表述，政府寸步不让，最后，学生拒绝继续谈判，双方不欢而散。
5年后的“反送中”抗议，没有明确组织领袖，政府难以寻找谈判对象； 就算有对话，参与者也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不被示威者接受， 目前的政治危机难以化解。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四（9月26日）在湾仔区出席“反送中”以来首场公众对话会； 历时两个多小时，30名市民获选中发言，但双方仍然被认为是”自说自话”。
前学运领袖岑敖晖五年前也在谈判桌上，如今以过来的身份作出警告，指政府没有计划回应诉求和让步，对话是没有意义。
“当年是有点傻，有点中计，这是一场惨痛的经历，但如果不是当时这样，也不会令现在这么多人明白，其实政府所谓对话不去谈警暴或双普选，只是敷衍我们，完全是不对焦的公关表演，但群众知道这没效的。”
戴耀廷认为，目前政府提出的是“犹如军临天下式”的对话，设有诸多限制，而且没有让步的意思，这种对话不会有特别意义。
但他认为，由于“没有大台”，各方处境都变得更难处理，在接受和不接受示威者诉求只有二元选择。
“你变成了要不就羸，要不就输，没有妥协的空间，从政治上来说，我不会说对与错，但处境变得更难处理，不确定性更大。”
从“和理非”到“勇武”
占中运动中，示威者占领政府总部外的主要道路，香港警察投下自主权移交后香港民主运动首枚催泪弹，引发舆论批评，之后在占领区发生的冲突，警方几乎没有再出动催泪弹，大多是使用警棍和胡椒喷雾。示威者在占领中期起，开始失去明确目标，一批激进示威者希望把行动升级，希望冲击立法会或警方防线，但人数比较少，他们没有像现在的抗议者统一着黑衣，装备也较为原始，制作路障技术粗疏，但仍然遭到温和民主派批评，被形容是“中共派来的鬼”。
5年后，前线示威者人数数以千计，能够纯熟地拆毁街上的设施来制作路障，一些“勇武”派示威者开始制作武器，汽油弹、弓弩、汽枪、纵火等等。“反送中”抗议活动暴力化，与“雨伞运动”时强调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形成强烈对比。
香港警方和建制派强烈谴责“反送中”示威者暴力示威，认为任何政治诉求也不能诉诸武力，其他人也不能美化和合理化他们的行径。
但不同的是，温和派并没有选择与这些激进示威者切割，主要原因是因为政府迟迟不让步，以及警方也把武力升级，警方使用数以千计的催泪弹，出动布袋弹、胡椒弹和橡胶子弹驱散，水炮车亦首度投入使用驱散人群。一千多人因为袭警、暴动、非法集结等罪名被捕。
戴耀廷认为，五年间由“和理非”向“勇武”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的行为令“和理非”觉得无路可走，二是“勇武”在运动初期所展现的“暴力”有“节制”，让“和理非”没有如此反感。根据香港学者李立峯、邓键一等学者在8月18日民阵发起和平游行现场所作的民意调查，94.1%的人赞成或非常赞成“政府一意孤行的情况下，抗争者采取激烈行动是可以理解”，有52.9%的人接受各种对警察的武力攻击。
岑敖晖认为，示威者使用武力与否是策略的问题，其正当性不是由民间决，而是政权镇压力度决定。他认为，今年6月12日比起2014年9月28日，警方动用的武力，是“更夸张地不合符比例”，他认为当少数示威者推撞铁栏和少数人士投掷砖头，警方就大规模镇压，在和平示威区施放催泪弹，以及围殴没有使用武力人士，令公众难以接受。
警方坚称其一直使用适当武力，但有高级警员早前对BBC承认，“在任何长时间的情况下，如果我说完全没有人越界，那这将是不诚实的。”
过往表明要和平抗争的戴耀廷说，用“勇武”的方式抗议一样有界线和原则，“例如可以用武力，但伤害人的身体就不一定合理”，示威者内部有一种正在拉扯的张力，可能令“和理非”觉得过了火，这可能是运动未来会更常出现的问题。
但他不割席（切割），“我不同意他们（前线示威者）的做法，他们可能是过了火，如果我在现场会尝试阻止他们继续做这件事，但我是否需要发出公开声明谴责他们？我觉得如果我要谴责，为什么我不谴责政府？”
岑敖晖则指，前线示威者不断以反复试验（trial and error）的方式自我检讨，确保不会脱离民意。
他认为今次运动中，占大多数的“和理非”最大的改变是不盲目谴责，而努力给予意见，“以前经常找一两个人去批评，现在是大家思考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民主参与的过程。”
“反送中”运动随着时间发展，示威者的诉求已不再单纯是撤回条例，也包括调查警权和再次触碰2014年的诉求“真正的双普选”，即是没有筛选机制的一人一票选出立法会和行政长官。
如今群众对普选的诉求有更广大的民意支持。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14年9月所做的调查，过半受访者认为，如果中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有一人一票，但民主派人士被排拒参加，都会接受；另外，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表明，反对“占中”。
5年后，根据香港《明报》委托中文大学9月所作的民调，约74%的人认为应该重启政改，落实“双普选”。
但北京立场非常强硬。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9月22日曾经发表一篇题为《香港：何为民主的真正意义》的文章，文中批评，香港反对派是希望达至一个“回避中央主权的独立政治实体的民主”，选一个“不对中央政府负责的行政长官，从而为他们夺取香港的最高管治权”，文章认为，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符合香港的政治地位”。
岑敖晖认为，反问北京，香港继续以这个方式选出议员和行政长官，是否真的最好的决定，北京以为对香港更好的制度，但令香港政府缺乏认受性，可能才是令香港变坏的原因。
“过去几年发生的DQ事件（被取消参选或议员资格），令几十万的票变成废纸，制度上不能再有政治代表……《逃犯条例》就是一个好例子，从3月至6月，大家发现我们是没有方法阻止一条这么多人反对的法例通过，令更多人发现民主的重要性。”
“民主不是一个政变，民主是人民要有的权利，我们都是持份者。他们认为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夺权、搞‘港独’，这是他们的心魔，”他说。
戴耀廷警告，如果北京不肯让步，给予香港人“真正的双普选”，香港可能会进入“不归路（a point of no return）”。
他没有明言这条“不归路”是否等同“港独”，但他说，这场运动正建构了“香港人的意识”，如果北京迟了一年才给予香港人双普选，可能到时香港人已经“不收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