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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疫亡者家属追责 律师顾问团受理

2020年04月25日 11:44 PDF版 分享转发

律师顾问团受理肺炎疫亡者家属追责。

肺炎)疫情中的真实死亡人数一直被中共掩盖着,对于民间发起的任何维权活动,当局都予以打压。但仍有家属坚持,也有律师和组成律师顾问团,帮助家属索赔。

清明节前后,中共肺炎疫亡者人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有疫亡者家属互助群群主遭到武汉警察上门传唤,被讯问建群目的,并称“这(建群)是不稳定行为”。

在网民上传的传唤现场视频中,群主说,“我们这样的人太可怜了……我们多次求助社区,想把我爸爸送到医院,安排住院,社区……我父亲走的时候死不瞑目啊,完全是。”

北京维权人士李蔚近日发帖表示,他在武汉的两名亲戚近期去世,“2020年2月18日,表姐夫因新冠肺炎去世,才50出头。表姐夫的侄女比他还早去世,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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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的表姐在《武汉新冠肺炎患者未亡人的哭诉》一文中说,2月2日丈夫“双肺已白”,家属哭求医生给他一个床位,医生只说,“必须社区安排,目前也没有空床位,只有人死了才会有床位空出来”。

武汉肺炎疫亡者家属追责 律师顾问团受理

采访部分:(受访人是中国资深公益人士、律师顾问团的发起人

记者:听(中国异议人士)李方说国内律师受到干预是吗?

杨占青:目前顾问团收到七八个要求维权的,但真正意向比较确定的、递交部分资料的有五人。其中三人是因为家属病逝,这三个人里有两个是前期去医院没有位置,就不让进去,等到后来特别严重终于住上院了,患者一两个小时就死亡了。他们都有肺部感染,但是他们在死亡前都没有机会检测病毒,死亡证明上没有写中共病毒肺炎。

另外有一个是在隔离点死亡的,患者在隔离酒店没有人管,实在没办法家属去送中药,只能送到前台,不让他上去。送到酒店前台,打了好几个小时电话,他家人都说没有收到,他给前台打电话,前台老是在拖,说只有医生才能送药。最后他再打电话的时候,说大的已经在里面死了。

另外两个呢,其中有一个人是在感染康复之后,单位不要他了,所以他想维权。还有一个是第一次检测阳性,住院治疗,出来之后,说他是病毒性肺炎,也不说他肺炎(),所以他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感染了。他问医院,医院也不给他说,也不让看他的一些病例档案,他只有出院证明和检测肺部感染的x光片子,所以他希望医院给他一个知情权。他如果是新冠病毒性肺炎的话,可能影响到他商业保险,所以他要搞清楚。

记者:现在国内的律师不允许介入集体索赔,在这样情况下还能运作吗?

杨占青:虽然有困难但是还可以做,因为我们的策略就是,律师顾问团只是起一个顾问的作用,比如案件处理需要一些法律意见,但是真正的要起诉,另外在国内找律师,跟顾问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也不算集体索赔,相当于只是个案,在某个地方去起诉立案,这样相对好一点。

记者:个人维权跟集体的诉讼有什么差别吗?

杨占青:肯定是没有集体诉讼给官方施加的压力大,但是这样的个案一旦立案——我们想的,这样的个案有可能立案,但现在不知道——一旦立案的话,那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法院不管是拖着还是审理,将来都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其实它就代表中国政府的态度,外界关注一个案子,其实给政府压力是差不多的,现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做,然后施压。

记者:所以现在这些受难者的家属他们的意向和态度是最重要的?

杨占青:对,他们最重要。其中有一个家属被派出所传唤,问他为什么在网上求助、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他说的都是实话,没有人帮助他了,只能网上求助。他还是坚决去维权。

记者:中共控制得太严,把那些求助的帖子给删了,老百姓还有点害怕,一旦有突破,大家不害怕就好了。

杨占青: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哪怕法院不立案——因为当地都对这些维权的人其实是软硬兼施,一方面是威胁,另一方面表面给一些好处,比如说,如果赶快下葬,补贴多少钱,去的话,出门派车跟着你,免费送,相当于想给他软化,给他恩惠把他化解掉——如果他维权坚决的话,某个地方多少赔个几万,对其他人也是个鼓励,其他人知道的话,想着不抗争一分钱没有,有抗争的话,有可能给个几万、十万、几十万,有可能动力会大一点。

国内大环境整体的控制,信息渠道有限,只能说尽量能做多少做多少。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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