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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正在发生的灾难重金属污染 土壤不能承受之重
土壤不能承受之重
早在2006年，环保部公布的数据就表明，中国是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者合计1.85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十分之一以上。
环保部公布的上述数据，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数字。众多研究土壤污染的学者，根据实地调研和研究，认为当前土壤污染数据肯定高于十多年前。
当前，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壤被污染了?还没有权威答案。
2006年7月起，环保部和国土部联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这是中国首次土壤污染普查。六年过去，结果仍未公布。
土壤污染可分为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和有机物污染等多种类型。当前中国，最为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主要污染物为镉、砷、铬、铅等，此类污染半数以上由工业“三废”排放造成。由于土壤污染数据极不透明，即便是国内权威的土壤专家，也无法说清全面的情况。
由于土壤污染底数不清，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也迟迟无法启动。但是，中国真实的土壤污染数量，并不会因为普查结果不公布而有丝毫减少——在不透明和缺少法律、缺少应对措施的现状之下，还在迅速增加。
与水、空气污染公众可感可视根本不同，土壤污染从表面上难以看到。少有人知的是，这种隐藏在地下的问题，早已开始侵蚀民众的健康。虽然这种健康问题并不为当地政府认定其因果关系，但当地官方也没有证据排除这种因果关系，更无法对其作出解释。
近日，财新记者分赴甘肃白银、内蒙古包头、贵州赫章，采访了三种类型的典型土壤污染，力图展现这些被污染的土地现状及其带来的健康威胁。
——甘肃省白银市东大沟的污灌污染。用污水灌溉数十年后，白银市数千亩土地上的百姓骨痛流行。科学家的实验证明，土地中的含镉量与日本“痛痛病”地区不相上下，有的甚至更重。
——内蒙古包钢尾矿坝单体巨量污染。这是中国最大的尾矿库之一，单体污染使得6万多亩耕地无法耕种或产量严重下降，地下水污染更让数个村庄不具备生活条件，出现各种莫名健康问题。数千人20余年来四处吁告。
——贵州省赫章县工矿企业污染。这里是中国有色金属著名产地，铅锌矿等企业密布。贵州省环科院研究表明，该县全部20余个乡镇的绝大多数土样污染严重。
污土上的生民之痛，至今未被官方直面，解决更无从谈起。种种现状显示，中国土壤污染问题到了必须直面的时候，不能再拖，也无法再拖。
——编者
相关图表：
白银病人
财新《新世纪》记者刘虹桥
2012年12月中旬，严冬肃杀，笼罩着甘肃省白银市乡间。
收割过的玉米田，土地龟裂，秸秆茬子硬生生地挺着。
56岁的民勤村村民武宗禄和妻子正在晒玉米。院子里，房梁上，满是码齐的玉米棒子。这一年的丰收，并没给他带来太多喜悦，因为他得知，吃自家地里产出的玉米、小麦等一切粮食、蔬菜，都会加重对身体的伤害。告知他的人用了一个词：慢性自杀。这句话，来自正在村头进行土壤污染修复工作人员。
2011年，备受关注的白银市东大沟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试点工程在民勤村启动，试图修复这个村因40多年使用工业污水灌溉而被重金属镉、铅、砷等严重污染的65亩农田。
武宗禄耕种了大半辈子的五六亩土地，虽然不在65亩之列，但使用的灌溉水是一样的。从小到大，武宗禄一直吃着家中被污染土地里长出的玉米、小麦、土豆、白菜等。
20年前，武宗禄就开始感到骨痛。起先疼痛在膝盖部位，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到大腿骨，再后来就延伸到腰背。妻子情况更糟糕，手掌无力，伸张困难。
财新记者发现，民勤村50岁以上村民中，这种疼痛较为普遍。疼痛也不只发生在民勤村，约3000亩的东大沟污灌区涉及的十余个村庄，都有类似现象。
他们的疼痛是一种病吗？为什么疼痛？迄今为止，没有医院或疾病控制部门给出标准的答案。少数到实地作过研究的疾病控制部门，至今并未公开结果。
当地医院只将这种痛作为一种个体的病来诊断，要么是“骨质疏松”，要么是“骨质增生”。
实际上，武宗禄等村民身上出现的莫名疼痛，凡土壤研究学者均怀疑与当地土壤严重污染有关。
上世纪30年代起，日本富山县神通川上游铅锌厂流出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流、土壤，并传导至稻米、鱼虾，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经过数十年积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百人被诊断为慢性镉中毒。由于患者全身出现神经痛、骨痛，行动困难，大呼疼痛，这种病也被命名为“痛痛病”。
财新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白银市东大沟污灌区的污染路径，与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极为相似。这是一条完整的污染链条：工厂排放的废水通过浇灌污染农田，重金属在土壤中富集并通过植物根系进入作物的根、茎、叶和果实，最终又通过粮食和蔬菜进入人体。重金属在人体中经过几十年富集后，威胁健康。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员尚琪，跟踪研究部分地区土壤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已有20余年，他向财新记者否认中国出现了“痛痛病”。但他同时认为，中国有些地区土壤污染程度、粮食污染程度可能达到日本神通川地区的水平，受害者之所以未达到“痛痛病”程度，原因是比之日本当年，受害者生活水平提高，饮食更多样且均衡。他并不否认长年食用受污染粮食、蔬菜者出现部分健康问题。他也承认，这方面研究还不足。
白银市东大沟污灌区，只是全国至少3250万亩受污灌污染耕地的一个缩影。据全国污水灌区农业环境质量普查协作组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中国86％的污灌区水质不符合灌溉要求，重金属污染面积占到了污灌总面积的65％，其中以汞和镉污染最为严重。
时至今日，不仅尚无对白银东大沟污灌区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开研究报告面世，全国范围内的污灌区重金属暴露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危害也无法估量。
武宗禄们的疼痛，无人诊断，难以命名，少人知晓。
民勤村怪病
财新记者发现，无名疼痛如同无名瘟疫，民勤村中中年男女很少有人幸免。
村民对病痛的描述一致：疼痛不分季节，不分时间。主要在腿脚和腰背骨头，关节也会发病，严重者全身疼痛。
疼痛自二三十年前在村民中发生，渐渐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疼痛发作时，往往疼痛难忍，关节感到冰寒。当刺骨疼痛阵阵袭来，即便是最强壮的中年男子也不得不服用止痛片。
虽然病痛并不寻常，但因缺乏合理解释，村民无法命名，只好将之统称为“怪病”。去过医院的村民，引述医生诊断，将病痛归因于“骨质增生”或因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大部分受病痛折磨的村民受限于经济条件，并未看病。村中老人纷纷强调，这种疼痛与庄稼人操劳导致的疼痛并不相同。
若将民勤村民的病症与日本富山县“痛痛病”相比照，可以找出一些相似之处。民勤村的村民显然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他们大多也没有听说过重金属镉。至于村边东大沟污水中流淌着的其他重金属和复杂化合物，他们更少了解。
村民都知道上游工厂排放的污水很“脏”，由于缺少检验设备，村民多年来不得不用嘴尝验污水，以判断污水浓度和酸碱度是否可以用于浇灌庄稼。
财新记者沿东大沟走访了沿岸的郝家川、沙坡岗、崖渠水、观音崖、民勤、双台诸村，每个村的多数受访村民都说村中存在骨痛怪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民勤村相距仅几公里的民乐村黄灌区，因为一直使用黄河水灌溉，村民并不患有这种骨痛怪病。
漫长污灌史
东大沟又名沙河，是白银最大的排污沟，也是沿岸近3000亩耕地的灌溉水源。
摊开白银地图，东大沟和西大沟由北向南从城区东西两侧穿过。东、西大沟从白银城区出发，经过工厂和村庄，最终汇入呈“S”形环绕白银的黄河。两条大沟的首要作用，是排放城区和市郊工矿企业污水和城市生活污水。
与玉门、金昌等建国初年兴起的工业城市一样，白银市因矿而生。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对白银地区的铜、铅、锌、黄金等有色金属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利用，大批外省移民进入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开拓出一片矿区。自1958年建市以来，以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后改制为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白银公司）为首的20余家大型重金属采选、冶炼、加工厂落户白银。 包头市昆都仑区常务副区长史文煜曾表示，2012年5月份将启动搬迁入住工作，当年年底预计70%的村民就能搬入新居。但2012年7月，新建的住房区内工作人员说：“一户都没入住。”2013年1月16日，村民告诉财新记者，“打拉亥村搬上去了不到20户”。
根据财新记者调查了解，同时期，东面的新光村并未获得相应赔偿。打拉亥村“游击式”的抗争比起东边的村子来算得上有些成效，不过这种极其短效的方案，让抗争陷入到无止境循环的僵局之中。
2007年，在再次发生的阻止包钢尾矿车间抬高尾矿坝坝体的施工冲突中，几个村民被拘留。一名老太太拉住自己的孙子不让对方抓走，拉扯过程中她被碰倒在地，最终死亡。最后的处理，再次以包钢的赔偿告一段落。
就在财新记者在当地调查的2012年7月中旬，由于要对尾矿坝及其周边进行防汛施工，村民们再次轮班聚集在坝边的工地内阻止施工。
这次施工的区域超出尾矿坝周边近百米，打拉亥上村村民们认为施工方在未经协商征地补偿费用的情况下，便准备开工。经过施工方与村委会的调解，后来施工继续进行。
有的村民也坚持“和平”地上访，但至今没有没有结果。多个村民向财新记者证实，包钢承诺的每人每年4000元生活补贴费也经常难以落实，“去年（指2011年）的还没发，今年（指2012年）的？想都别想”。
在政府框架内的申访越来越难，村民们面临的是一次又一次石沉大海。任忠诚说，村民们对迟迟没有措施的政府表示无奈，对每年要来好几拨的记者更是“心冷了”。
在以上看似强力的抗争方式之外，法律手段却基本没有被村子里的污染受害者们使用过。
当财新记者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去法院起诉时，村里居民的答案竟然惊人地一致——“政府和法院，难道不是一块儿的？”
坝归何处
资料显示，包钢尾矿库采用了上游式尾矿堆筑堆积坝，是中国广泛应用的堆积坝坝型。这种堆积坝工艺相对简单，操作方便，基建投资和经营费用较少，但相比另外的筑坝工艺，这种堆积坝坝体稳定性较差。
1996年的地震让打拉亥下村的老人张文虎至今心有余悸。他说，当年看到许多房子因为地基不稳，墙都裂开了，东面那个高出地面20多米的尾矿坝“幸好没事”。
实际上，地震造成尾矿坝体出现位移和小裂缝，后经加固才再次投入运行。
包头市地处河套地震带，地质构造较为复杂。
包头市政府专家顾问组高永生、包头市地震局王子义等人于2006年撰文指出，20世纪以来，河套地震带发生5级以上地震13次，其中6级以上地震6次，这些反映了该地震带活动周期长、频度低、强度大的特点。
根据中国地震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分析预测，在未来一个时期，河套地区仍存在发生中强地震的危险。
为了应对尾矿坝的种种负面效应，在包钢的计划中，尾矿坝即将关闭。官方资料显示，2014年，新的选矿生产线将建成投产。
按照包钢的相关规划，到“十三五”时，逐步将包钢选矿厂磁矿选矿系列向北搬迁至白云矿区，届时达到尾矿库闭库目标。
多位受访专家看法一致：闭库会一定程度缓解现有尾矿库污染扩大的趋势，但是已然造成的污染，即便闭库了依旧存在。
目前，怎样治理地下的污染，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经济成本几何，都是尚未研究清楚的课题。
一种应对思路是“变危为宝”，开发利用尾矿坝里的稀土等多种贵重有价元素（参见本刊2012年第50期“危险的宝藏”）。
包钢稀土研究院原院长马鹏起等提出的串级萃取、综合利用的方案，事实上也已经解决了工艺技术问题。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受制于稀土的供需关系，包钢对新技术的应用愿望并不是太迫切。
如今，包钢尾矿坝仍在运行，人坝未了局仍在上演。一些对村里情况失望的村民开始自行搬离，也有个别村民在近期又搬回来——为了在可能获得赔偿的时候，多占一份“人头钱”。
这片土地上，到处是叹息声。
赫章锌痛
财新《新世纪》见习记者王箐丰
十余年来，阿维寨的村民蔡大爷一直饱受“风湿病”之苦。夜里，他时常会被疼醒。和本村其他“风湿病”患者一样，刚满60岁的蔡大爷的肩部、手臂、腰部、腿和膝盖等都有明显的疼痛症状。
阿维寨村坐落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妈姑镇深山中，蔡大爷一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阿维寨。自家种植的土豆和玉米，一直是他的主食来源。科学研究证明，这些食物已被镉等重金属严重污染数十年。
根据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李梅等人2007年的研究，阿维寨土豆中的镉含量为每克0.136微克，玉米中的镉含量为每克0.177微克，主要食物的平均含镉量水平更高达每克0.28微克。国家《食品镉含量卫生标准》的最高允许值仅为每克0.05微克。
蔡大爷告诉财新记者，他家目前种植土豆、玉米等作物的耕地，都曾是以前“土法炼锌”的焙烧场地。上世纪80年代，阿维寨兴起“土法炼锌”，仅在阿维寨下寨的两三百亩土地中，就有上百座焙烧炉。
财新记者了解到，仅在阿维寨，100余户村民的200余亩耕就几乎全被重金属污染。而在妈姑全镇，2.55万亩耕地中，仅直接作为炼锌场地和矿渣堆放地的就有1200多亩，虽然受其污染的耕地比例当地拒绝透露，但从土壤污染主要通过水流达成的逻辑，其规模显然不在少数。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学者岳佳等2009年在妈姑镇采集158个土壤样本，结果全部被重度污染，158个土壤样本平均镉含量为每千克12.4毫克，超过国家规定的三级土壤标准最高限值11倍之多。
沉疴难治
赫章县被誉为“贵州屋脊”，境内高山连亘，平均海拔近2000米。由于地形险峻、交通闭塞，赫章县多年来深陷贫困。
但赫章县境内蕴藏着33种金属和非金属矿，储量大、品位高的有13种。其中煤的远景储量约40亿吨，铁矿石的远景储量4.05亿吨，占贵州省已探明储量的40%，铅锌矿储量居贵州之首，锗金属储量居亚洲第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地开始将有色金属冶炼作为经济发展重心。
上世纪50年代“三线建设”启动之后，地处西南的贵州成为工业发展的重点地区，中央政府开始在赫章县妈姑镇等地布局煤矿和铅锌矿等产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以“发展乡镇企业”为口号，大力倡导“土法炼锌”，到上世纪90年代，人口不到4万的妈姑镇，年产粗锌1.8万吨，产值高达4亿多元，妈姑镇成为赫章县的第一镇，成为毕节地区乃至贵州省发展乡镇企业的模范典型，而赫章县全县的粗锌产量也进入全国前五位，一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左右。
“土法炼锌”的马槽炉遍布妈姑全镇，326国道旁边的马槽炉到夜晚往往还在燃烧，被过往者称为“鬼火”。
有色金属冶炼和煤炭开采，成为妈姑经济的惟一支柱。与此同时，妈姑镇面临严重的生态破坏。阿维寨等“土法炼锌”点，终年浓烟蔽日，草木都被熏黑，桃树、梨树等果树也都不结果。因为土壤和草都受到污染，许多小牲畜和家禽都出现瘫软症状，农民连牲口也不敢喂。在冶炼场地邻近地区，树木的根系整个烂掉。冶炼的炉烟也让人嗓子痒痛难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下令对“土法炼锌”企业进行改良或关闭。赫章县从1996年开始取缔“土法炼锌”，然而这一过程却屡经曲折反复。仅在2003年一年，受国内外锌、铁价格大幅上扬的影响，赫章县马槽炉、焙烧炉、六角炉等炼锌炉迅速恢复到3000多个。利益的驱使使“土法炼锌”屡禁不止，甚至有人把炼锌炉搬到自己家中继续炼锌。直至2006年，赫章“土法炼锌”和土焦炉才被基本取缔。
妈姑镇的“风湿”
据赫章县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从1986年至1996年，妈姑镇没有一个合格兵员。应征青年的血液里，铅、镉等重金属含量都严重超标。1994年贵州省职业病医院到赫章县进行的铅中毒现象普查结果也显示，妈姑、何家冲等小炼锌集中的地方，1级-3级的铅中毒人群都有，大约占该地人群的30%以上。中毒者血中铅含量比正常人高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蔡大爷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以极低廉的价格把耕地出租给铅锌冶炼者，冶炼者则将阿维寨附近山上的树木大量砍伐，用于搭建“土法炼锌”的简易工棚。“土法炼锌”的废渣都在焙烧场地及附近就地倾倒，废水则泄入流经阿维寨的河沟研究证实，当地居民的尿镉含量高达每克28.16微克，远高于中国《环境镉污染健康危害区判定标准》所规定的每克15微克的限值。
不少村民怀疑“风湿”与当地环境污染存在关联，但妈姑镇人大主任陈庆碧表示，“风湿”只是西南地区湿度较高环境下常见的疾病，不能将其原因归结到环境污染上。当地疾病控制部门，至今也没有去判定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妈姑镇至今仍是个极端贫困的乡镇。根据官方统计，当地2011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3300元。不少村民都表示，由于贫困，有“风湿”这样的病痛都很少去看医生，有严重的病症更是无钱医治。
污染糊涂账
在妈姑镇乃至于赫章全县，到底有多少土地因为“土法炼锌”而被污染，这个数字至今仍不清晰。
根据妈姑镇官方的数据，妈姑全镇约有1200亩耕地曾作为“土法炼锌”场地或尾矿库，占妈姑镇全镇耕地面积总量25500亩的4.7%。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金瑾表示，这并非意味着当地只有4.7%的土地遭到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通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扩散，其范围不仅限于炼锌场地及尾矿库。西南地区属典型的酸雨地带，酸雨使重金属污染物析出，通过地表径流或地下水等方式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
妈姑镇位于乌江上游南源三岔河上游流域，阿维寨、新官寨等“土法炼锌”区，属于三岔河上游的后河小流域，这也是妈姑镇全镇“土法炼锌”污染的主要地区。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在仅有100多户人的阿维寨，受污染的土地约有200余亩，而新官寨炼锌区的面积更大，“土法炼锌”炉则广泛分布在长4公里、宽0.5公里的狭长地带中。
陈庆碧介绍说，妈姑镇集中进行铅锌矿冶炼的地区还包括猫猫厂、榨子厂、何家冲、黑泥寨和天桥村等地。财新记者实地走访得知，猫猫厂受到铅锌矿和铁矿开采和冶炼污染的土地约有100多亩，榨子厂地区至少有200亩土地受到污染，仅尾矿库面积就超过100亩，另有超过100亩的土地曾作为“土法炼锌”的场地。根据贵州省环保厅夏园等人的研究，黑泥寨、天桥村两地“土法炼锌”废弃地的面积在200亩和50亩左右。
夏园直指，妈姑当地河流沉淀物中发现高浓度污染物已经说明，污染物已通过河流扩散，影响下游。根据2006年吴攀等人的调查，仅天桥村选矿点对后河的河流污染就到处其下游36公里处。
据了解，在妈姑镇以外的26个乡镇也有“土法炼锌”分布，在326国道沿线的野马川镇等地，“土法炼锌”也造成严重污染。野马川镇的尖山村“土法炼锌”废弃场地面积超过150亩，停止炼锌后场地没有得到清理，闲置丢荒多年。野马川镇位于乌江北源六冲河上游，六冲河流域也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污染。
岳佳等在赫章县27乡镇采集690个土样分析显示，赫章县除妈姑镇外的26个乡镇土壤中平均镉含量均超过1毫克/千克的三级国家标准，土壤中镉含量均值超过3毫克/千克的乡镇有12个。
赫章并非黔西北惟一的“土法炼锌”集中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毕节市下辖的威宁、纳雍和七星关区，都曾有大量“土法炼锌”场地。根据夏园等人在2011年的研究，整个毕节市炼锌废弃场地和废渣堆积面积达75000亩。
贵州全省因开矿导致的土壤破坏数据，更为惊人。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张一修等人的研究指出，截至2009年，贵州省因矿山开发及破坏土地31754公顷，即接近46万亩。受到土壤污染的耕地不仅限于冶炼地点和尾矿库，实际的耕地污染面积还更大。
来源于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3期出版日期2013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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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