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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郭国汀】论共产党暴政的罪恶（十二） 虐杀成性的柬埔寨共产党极权暴政罪孽
记者/主持人：蔡紅
波尔布特和柬共不可避免地将经济和军事毁灭，带给国家和人民巨大的灾难。这些灾难柬共将其都归结于叛徒、剥削阶级的破坏，从而为他们实行恐怖增添了更多的燃料，导致整个国家从未摆脱战争状态，仇恨成为意识形态主流，进而演化成血腥病态的膨胀。波尔布特学习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教导柬共党人说：“你们应当永远不忘阶级斗争”。
波尔布特政权是个极左的共产党极政，它要成为共产主义红色法西斯。实际上红色高棉确实是共产主义的家庭成员，柬埔寨共产主义与中共的共产主义极为密切，远远超出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比如柬埔寨合作社，明显复制于人民公社，强制性公共食堂，公共管理儿童计划，大型水利工程，所有有用的工具和设施的集体化，集中生产一种或两种农作物，完全不现实的生产指标，迅速或快速完成任何事项和任务（中共则有“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相信良好组织的人力的无限的可能性等等，实际上都是中共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型水利计划、群众运动”，波尔布特实际上全部学自毛泽东。毛泽东曾经说过，“有粮食和钢铁在手，任何事情都好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红色高棉共产党则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大米，我们就有足够的任何东西”，“让我们采取大跃进的方式来建设我们的祖国”。“一个宏伟的、光荣的、巨大的大跃进”，这些显然都是学自毛泽东。
柬埔寨的大跃进，它的报应和回报同样是一场巨大的谋杀性质的大饥荒。柬埔寨共产党清空城市，实际上很可能受到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启发。因为当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把整个国家搞得国贫民穷，经济崩溃，数千万高初中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在城市大量失业青年，必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所以毛泽东胡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做为”等等。按林彪的说法即“判处知识青年无期徒刑”。这个运动又给了红色高棉一个启发。
这个作者还言及，“中共从未有迫害教育体系”，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作者显然对中共暴政的实际情况了解非常有限。中共实际上早在1952年就强制在大中院校推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即对知识分子强制洗脑精神阉割）；随后反胡适、反胡风运动，尤其是1957年的反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更特别的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将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破坏的一塌糊涂。即使今天，中共暴政下，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直到博士后教育全部都是奴化、党化教育亦即实质上的垃圾教育，实际上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的公民教育体系。因为党化教育出来的学生，往往都缺乏公民意识，缺乏独立人格，没有独立思想、极少独立精神，不少人实际上成为党奴废物。
红色高棉迫害柬埔寨人的主要影响，明显都来自中共，比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模糊不清的劳教体制，相同的自传和坦白历史，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等级职位取决于家庭出身，因而家庭出身至关重要，以极权的方式要求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密集参加政治学习、自我批评等等，都是源自中共。
此外这位作者还提到“中国的囚犯通常受到良好的待遇，酷刑被禁止，或极少使用，中共的劳教、劳改是出于真心实意”。
这位作者显然受到了中共欺骗宣传的误导。因为中共囚犯所受到的待遇，远远比苏联的古拉格囚犯的待遇严酷。中共酷刑犯人的下流残暴，残暴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共的酷刑非常普遍，比如对法轮功学员制度性群体性的性污辱、性强暴，中共对人权斗士郭飞雄和高智晟的多次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近期中共狱中民运英雄王炳章、杨天水、张建红相继病危，极可能是中共极权暴政克意虐待的恶果。
在柬埔寨几乎没有人能活着离开监狱。事实上囚犯死的特别快。中共和越共大规模的迫害，主要呈波浪式起伏状态，有时候相对平静，迫害者是一小部份人。柬埔寨共产党与毛泽东的共产党，在许多方面远比中共更接近斯大林化，或斯大林版本的共产主义。
第十八，波尔布特残暴至极的根源何在？波尔布特有个姐姐的女儿是个舞蹈演员，是国王的二房，她的一个兄弟担任皇家皇宫军官；一直到1975年，波尔布特本人儿童时期曾经生活在皇宫中，所以他有一种摧毁整个旧世界的渴望。
1963年波尔布特离开闹市金边进入丛林，从此消声匿迹多年，迄今没有人知道他在此期间在哪里及其具体情形。但是他变得日益多疑，他掌权以后，每个见他的人都要经过搜身程序，而且他不停的转移住所，怀疑他的厨师要毒死他，他曾处死一名电工，斯大林和毛泽东、卡斯特罗等独裁者都有此种类似多疑症。
1950年到1980年，他经常被描述成“一个敏感的、害羞的、热爱阅读法国诗歌，深受学生爱戴、充满革命热情的宣传家”。但作为政客，他逮捕了许多他的老战友，包括数位被公认为最亲密的朋友，他从未回答任何对他们的求救信。他指令使用最残暴的酷刑对待他们，最终杀害了这些老战友。他的姐夫也是他最亲密的同仁，后来指责他是一个自大狂，他说波尔布特自认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在军事、经济、保健学、作曲、音乐、舞蹈、厨艺、时装，在任何事情上，甚至在撒谎的艺术各方面，他认为在整个地球上他高明于任何人，他是地球之神”。
这种描述跟斯大林非常像，这不是巧合，波尔布特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失败，仅仅是因为半途而废，是因为未能干净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腐败和无法控制的城市，知识分子过于骄傲，只想自己的利益、金钱和所有的财物，资本主义的遗迹，以及渗透到党内核心中的叛徒们，这些因素导致中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所以红色高棉想用新人来创造一个新社会，当然这种手段显然注定失败。波尔布特想成为列宁、毛泽东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荣继承人，但是取而代之，他却变成了模仿马克思主义的另类先驱，为他犯下的淘天罪恶背书。
1975年红色高棉的活动份子加上同情者，全部加在一起，大约只有12万人，而且大多数是最近才加入的，其中士兵占了一半，红色高棉一直到内战中期，完全依赖越共的力量。1975年柬共仅有6万名战士，却战胜了有20万军人的高棉共和国，主要原因是士兵们道德沦丧。其实共产党的力量也很弱，1970年共产党只有4千人，1975年才1万4千人。红色高棉政权之疯狂，由于它极度无知低能而加剧。
安全感、危机感只有用暴力来补偿，恐怖随着暴力而加强，以致恶性循环；结果就是一种缺乏安全感、普遍不信任，恐惧未来牢控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与世隔绝的领导人更容易产生到处都是叛徒的狂想，致使盲目的镇压蔓延。波尔布特曾说，“人可能会不时会犯错误，或误逮捕某些人，但永远不能让一个坏蛋溜走”，这一切就是波尔布特疯狂的根源。红色高棉病态疯狂的原因，还有如下几种说法：
主要原因大体上有如下几项：波尔布特本人、柬埔寨的历史、共产主义运动和其它国家，主要是中国的综合影响，“高棉革命史无前例，我们正在试图取得历史上任何时候从来没有过的成就”，这是红色高棉领导人的说法。红色高棉几乎从未研明马列，甚至毛泽东的语录，其民族主义与西哈努克和朗诺相似，越南是第一号西亚国家，同时国家被描绘成某种属于神的、有光荣历史的世外桃源，是与其它国家没有不同的国度。
红色高棉的使命在于对整个星球引领人类进入新秩序的新方法。“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独特的革命，有任何国家敢于像我们一样废除金钱和市场吗？我们比中国好得多，他们尊敬我们， 他们正在模仿我们，但他们没有成功，我们是全世界的好榜样”。这就是柬共官方的宣传。甚至当波尔布特被赶下台被解除职务以后，他还相信“1975年4月17号，是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之外，历史上所有革命中最伟大的节日”。
红色高棉的极端残暴，是源于其领导人的狂妄野心和面临巨大障碍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学者认为佛教是导致柬埔寨共产党极端野蛮的原因之一，因为佛教的教义模糊不清，对当代人的不关心，对社会现实的超然度外，及报应仅在下一转世的观念，煽动了革命理想主义者的实施，反个人主义及转世轮回的说教导致了宿命论。面对被认为不可避免的命定之事，强调忍辱负重，因此消磨了佛教徒针对现实的反抗意志。佛教徒不像伊斯兰教徒那样，受到残酷镇压以后集体激烈反抗；也有学者认为波尔布特的残暴，根源于西哈努克镇压的野蛮，按照年代顺序的起因或许是对的，但是从宗谱学的观点来分析则根本不能成立。
红色高棉意识型态的基础和政治目的绝不是西哈努克的罪因，而是基于列宁创建的斯大林、毛泽东和胡志明延续的共产党残忍、野蛮，毫无人性，充满兽性的传统。红色高棉寻求报仇血恨，价值观完全颠倒，学历、资历变得一文不值；洗厕所的工作成为最抢手的职业，对城市的仇恨和恐惧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金边在红色高棉眼中是湄公河上的大妓院，强迁首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柬埔寨共产党想象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朗诺政权，有一项秘密政治军事计划，特别是在解放后，用金钱、酒和美女腐蚀我们的战士，消磨他们的斗志”。
此外还有其它几种影响：法国的影响，由于几乎全部柬埔寨共产党人，都曾在法国留学，或者曾是法国共产党员，许多人接受过法共的军事训练，有一个柬共军队副司令说：“我深受法国革命的影响，特别是罗伯斯比尔是我们的英雄，罗伯斯比尔和波尔布特具有决断和正直诚实的性格”，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实践性远远高于理论性，他们真实的利益是实践真正的社会主义.
越南共产党对柬共也有巨大的影响，特别在初期，最初柬埔寨共产党仅仅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完全受越共的操控。1951年由胡志明分成了三个国家的支部，直到内战爆发，柬埔寨共产党从未显示任何与越共独立的自治性。
我认为柬埔寨共产党受中共的影响才是最大的。柬埔寨共产党的疯狂野蛮，实际上主要是中共的影响，尽管在某些方面柬埔寨共产党跟越共非常相似，比如说神秘性，模糊性、联盟，战时共产主义，但是每个真正了解中共真实历史的人，特别是自大跃进以来的毛共意识的人，无可否认柬埔寨共产党所采用的所有惊世骇俗的极端共产主义措施，都是源于中共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野蛮和愚昧的狂想。
1973年柬共与越共分裂，变中共为老大哥，1977年9月波尔布特第一次正式访华时说，“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但是他在没有夺取政权之前曾经三次秘密访问北京，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接见。中国的第一批技术员是1975年5月抵达金边，第一批技术员至少4千名，随后总数达到1万5千名。同时中共政权在1975年承诺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证明柬共在夺权之前在1973年开始，便已经获得中共大力扶植，甚至许多柬埔寨共产党发明的酷刑，实际上都是在中共专家指导下的杰作。
有一种活体人脑提取机就是中共专家帮助柬共发明的，专门用于活体提取囚徒的脑液制作一种补药，供柬共领导人长寿进补用。而邓小平1979年3月对越南发动“自卫反击战”，正是越共军队1979年1月入侵柬埔寨的关键时刻，这决非巧合，而是中共欲挽救柬埔寨共产党政权。
此外北朝鲜对柬埔寨影响，比如平壤是波尔布特作为首脑经常访问的另外一个国家，有相当数量朝鲜的专家技术人员，在柬埔寨帮助柬埔寨重建，而且波尔布特也采用了金日成的不断清洗和秘密警察的间谍术。
柬埔寨共产党暴政制造的恶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内战期间杀害了至少60万军民，在夺权后的三年内，以马列原教旨为指南，受中共专家直接指导，利用秘密警察和少年儿童军人，通过体制性的屠杀政府军人、政府人员、文职人员、知识分子、宗教信徒、强制迁徙，强制长时期的体力劳动，以及利用地狱般的监狱屠杀，至少屠杀和害死了200万柬埔寨人，其中包括20万华裔。
到1979年，柬埔寨人42%的孩子，失去了至少双亲之一，其中失去父亲的比例比失去母亲的比例要高出三倍；7%的儿童失去了双亲；1992年与世隔绝的青少年，有64%至少失去了双亲之一，今日柬埔寨社会罪恶漫延，暴力犯罪现象非常普遍，因为枪枝很容易获得，到处都是腐败，绝大多数柬埔寨人表现得互不尊重，极少有社会团结感，似乎没有人有任何水平的公共利益感，几十万的人逃难海外。
逃到海外的人迄今仍然时常感到恐怖，而且一直经常作恶梦。1985年柬埔寨才放弃集体化，生产立即增收，几乎立刻摆脱了食品溃缺的困境。除了朝鲜之外，各亚洲共产党政权的群体恐怖和试图控制良心的极权，如今已经成为记忆，政治犯已经极少。作者的结论我认为显然是对中共极权流氓暴政本质的误断，因为只要一个国家不存在思想、言论、舆论、新闻、出版、结社、教育和学术真正自由，既没有独立司法，又没有独立自由媒体，而且党禁、报禁、言禁，一党专制独裁的国家，这种社会只能是极权社会。
中共暴政下根本没有任何上述自由的任何一项，更没有独立司法、独立媒体，所以它的极权社会根本不可能莫名其妙的消声匿迹。“老挝的政治犯从1985年的6到7千人，下降到1991年3月的33人；越南的情况类似，中国也有所缩减”，这是这个作者的说法，他还说“中共的劳教劳改计划，似乎也日益成真”。
实际上中共的劳改劳教体制是建立在极端野蛮残暴的流氓恶法基础上的超级奴役剥削制度，因而不可能有任何实质进步。“1956年毛泽东的反修防修领导迅速使亚洲共产党卷入其中。越南的农业改革，几乎是中共土地改革的翻版，除了柬埔寨以外，所有的亚洲共产党国家都有深厚的儒家的传统，柬埔寨的政治与印度更密切，与中国更不相像，因此这一事实可能是导致其暴行如此普遍主要的原因之一”。
这种说法我认为这个作者的论点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共产主义成为人类社会最极权的暴政，而红色高棉是其中最野蛮、最疯狂、最残暴、最无知、最愚蠢，因而造孽也最深的一个。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10个共产党国家的暴政，这些共产党极权暴政，柬埔寨毫无疑问是其中罪孽最深重的一个。而它之所以罪孽这么深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那么中国共产党跟柬埔寨共产党比较，两者的犯罪程度如何呢？我们将在下一讲继续介绍。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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