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 耿介孤傲一书生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一次，章饴和跟他的父亲、被毛泽东钦定的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聊天时，谈到中国历史学界第一大右派向达。章伯钧称赞向达是非常难得高级人才。章饴和来兴趣了，问：“他怎么个高级法？”章伯钧扳着手指说：“向达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学，还能编蛮书，搞翻译，对中国美术、壁画也是很有研究。”

向达跟著名作家沈从文是老乡，湖南湘西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1935年，被北平图书馆作为交流研究员派往英、法、德三国著名图书馆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代典籍。1938年秋，向达携带他抄录整理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回国。1939年，先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不久转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1946年9月，北京大学复校后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是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第一流学者。

1949年中共篡政前后，向达有个多种选择的机会，比如，有人邀请他到美国讲学，他婉言谢绝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多次邀请他南下，他也婉言谢绝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批评性言论，使他一度被认为是“民主教授”、“进步教授”，得到中共暂时认可。他成了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北京大学成了重灾区，而向达则成了重灾区的众矢之的。1957年10月19日，中共《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座谈会，“批判史学界右派分子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和陈梦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向达一下子成了全国史学界的第一大右派，遭到猛烈炮轰。第一个炮轰他的是北京大学副校长、被称为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翦伯赞。翦伯赞在他的长篇发言中，揭露了向达一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

翦伯赞着重揭发了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他揭发向达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中国的“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而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尤其不能让翦伯赞容忍的是，向达提出：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即绝大多数搞历史研究的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五朵金花”上面，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

向达何以成了中国历史学界的第一大右派？这与他过去的经历密切相关。向达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像所有老一代热爱中华文化的知识精英一样，他深爱上下五千年中国的老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他曾不远万里跑到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法国巴黎、意大利梵蒂冈，用笔一个字一个字抄写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仅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写中国近代史料，就抄了20多万字！他还把所能看到的敦煌卷子做了详细的卡片，并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五行和后五行，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带回国内。抗战胜利后，他是强烈要求日本赔偿战时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损失的学界代表之一，专门写过一篇重磅文章《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怎么可能只有“五朵金花”？

向达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中华民国时期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下完成的。他曾写道：“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才是北大的传统精神，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精神。这种精神，需要创始者，也需要继承者共同珍重。民主、自由，有历史作纪录与证明，诡辩宣传都不足以淆乱颠倒。”他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泰斗级的人物陈寅恪的好友。陈寅恪最看重的品格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1953年，陈寅恪从前的得意门生，后皈依马克思主义的汪篯到广州劝陈寅恪北上，遭到陈寅恪痛斥。后陈寅恪致信北京的好友表明他的态度时，其中就有向达。然而，中共建政后，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让向达很不爽。他曾发挖苦说：考古发掘，你怎么区别这一铲挖下去是无产阶级的，那一铲挖下去是资产阶级的？

向达当初不愿跟胡适南下，表明他对中共不了解。中共篡政后，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让他疲惫不堪，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做学问，而对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尤其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竟然是有人揭发他搞民族分裂活动，甚至有人说他想当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1950年，湘西土家族人就提出，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而不应再被视为苗族。直到1956年10月，中共最高当局才接受他们的要求，但没有正式公布，仍然处于被苗族自治州“代管”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土家族人就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要求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作为土家族人，向达当然成了他们寻找的对象之一。1956年，作为政协委员，向达曾回老家湘西考察。回京后，写了一份报告，发表在全国政协的刊物上。1957年3月18日，他和潘光旦在政协联名发言，认为在湘西北、鄂西北、川东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土家族。这些言论到现在看来都十分中肯，并无过激。但是，在反右运动中，他俩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双双被划为右派。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田余庆、夏自强回忆，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宣布给向达定性的批判会之前，他俩到江家，江隆基在给有关方面打电话请示后，才在会上宣布。可见，当时将向达定为右派，最终决定权可能不是北大，而是中共最高层。

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曾经的大右派向达自然在劫难逃。据说向达是文革爆发后第二批被揪出批斗的牛鬼蛇神。先是被一再批斗，随后被下放到了北京郊区的昌平县劳动改造。对于向达文革中的一些遭遇，他的同事有一些零星的记载。

北大历史系教授邹衡回忆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

同是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教授回忆说：1966年9月27日，中共的国庆节快到了，北大这些“反革命分子”难受的日子也到了。学校命令他们立即下乡，向达也去了。下乡以后，分为两组。一组是严重的牛鬼蛇神，二组的罪行较轻的。向达在一组。那时，他有尿毒症，腿肿，走路疼痛。他找监管的医生，医生不给他看病，只给他消炎片。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坏。邓广铭等人10月14回到北京，向达因为“问题严重”不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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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1966年11月30日，曾经名震海内外的一代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在瑟瑟寒风中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