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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中共省委书记阎红彦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1967年1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给时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打电话，要他接受造反派的批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云南造反派已多次批斗过阎红彦，并且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头子要求阎红彦出席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的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判。阎红彦没有去。为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当天下午5点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到昆明市一个军事基地——小麦峪。到了1月8日，在跟陈伯达一番激烈争吵后，阎红彦睡下了。等到第二天早上，他的秘书曹贤桢叫他起床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阎红彦是“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中共上将，也是第一个自杀身亡的省委书记。为什么？
中共的老祖宗马克思讲：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的得意门生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在1962年8～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刮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至为纲”。1962年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不明摆着“抗旨不遵”吗？其他所有事都不讲，仅此一件事，就注定了阎红彦在文革中不自杀，也将被整死的厄运。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和阎红彦结了冤。1934年10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强大攻势下，中共中央和8万6千多中央红军，被迫逃离井冈山根据地，开始死伤惨重前途未卜的“长征”。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下不足8000人。正是由于有了陕北土生土长的阎红彦、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才得以在这里立足。1934年7月，阎红彦被派往苏联，1935年年底返回陕北时，谢子长已“病死”，刘志丹已“被人打死”，高岗成了陕北根据地的代表，得到毛泽东的重用，让他当了中共西北局的书记。
在阎红彦看来，作为刘志丹副手的高岗，同刘志丹一样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帮土匪。阎红彦说，在陕北，他们打家劫舍，到处“抢东西，抢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对此，在三甲塬整顿时，阎红彦就清洗过刘志丹军中的地痞、流氓300多人，还开除了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因此，阎红彦认为，只有已死的谢子长和他本人，才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然而，毛泽东没有看重他，而是坚决支持高岗。在中共七大上，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政治局委员。1945年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解决西北历史问题会议，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得胜后的高岗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阎红彦长期没有得到重用。直到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阎红彦勉强当了个中央候补委员，然后外放当了个副省级的四川省辖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直到1959年8月，阎红彦才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讲了一些真话，引起毛泽东雷霆大怒，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从此以后，中共党内敢讲真话、敢表达跟毛泽东不同意见的人少之又少。刘少奇算一个，文革中，刘少奇被当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被整死。阎红彦算一个。1959至1962年，他在云南高举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结果，饿死很多人，13万多边民纷纷越境外逃。1961年5月9日，阎红彦不顾朋友和助手们的劝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真话的信，对毛泽东提倡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表达了不同意见。当时，毛泽东没有整他，还批示：“此信写得很好”，并发文要各地“参考”。他不知道，毛泽东是记仇的。到了文革，在中央，刘少奇成了最大的倒霉蛋；在地方，阎红彦成了造反派冲击的最狠的省委书记之一！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造反派翻出了当年阎红彦要求云南不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份文件，开始猛烈抨击阎红彦。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阎红彦”的大标语、大字报。在江青煽风点火下，昆明的造反派立即象被打了鸡血一样，热血沸腾，呼啦啦占领了省委大院，一次又一次批斗阎红彦，有时从早晨８点一直斗到晚上８点，不能吃一点东西，喝一口水。1967年1月4日的批斗会，阎红彦竟然躲起来了，不出席。昆明造反派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
被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保护起来的阎红彦，没有一天得到安宁，多次想下山，都被劝阻了。1967年1月6日，阎红彦得知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造反派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跪在一辆公共汽车顶篷的行李架上游行示众时，悲愤难耐，眼泪夺眶而出。1月7日晚，秦基伟本来要上山看望阎红彦的，晚8时左右，秦基伟托秘书捎给他一个纸条，大意是说：“情况有变化，我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
就在阎红彦还没有转过神的时候，阎红彦的秘书王银山上山报告说：叶剑英元帅从北京来电话问：“阎红彦现在什么地方？住的地方安不安全？身边都有些什么人？”王银山回答说：“目前基本安全。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都在。”叶帅又说：“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的家。”王银山说：“家已被抄了！”叶帅难过的叹了一口气，放下了话筒。阎红彦默默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说：“叶帅也管不住了!”就在当天夜里，阎红彦服安眠药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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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12日，周恩来对云南赴北京的代表谈阎红彦自杀时说：“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是一个可耻的叛徒。”1月13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向昆明造反派发去支持电说：你们站在毛泽东一边，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做得对，做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