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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险遭邓小平废黜被乔石替代 贾庆林救驾

2017年07月01日 17:41 PDF版 分享转发

邓小平1992年南巡前后,中共党内改革与保守路线曾有过严重斗争。南巡期间,邓小平在珠海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员阵容强大,有被乔石替代的可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披露,亟欲得知珠海会议确切内容的江泽民,说服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贾庆林给了他一份会议录音;此后不久官方就宣布贾庆林入选

突破

邓小平在1990年和1991年未能让国家回到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上,但是由于的媒体和珠海的一次会议,他在1992年取得了戏剧性的突破。

按照行程安排,邓小平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但他在深圳的消息一传出,香港记者便蜂拥越过边境前来报道他的南行。1月22日,邓小平到达深圳三天后,香港的《明报》就爆出了他南行的消息和加快开放的意见。该报还说杨尚昆也在深圳陪同邓小平。敏感的香港读者立刻意识到,邓小平的南行并非寻常的家庭外出度假。

香港左派报纸的编辑仍记得很多同事因支持“六四”示威而被解雇,因此在报道邓小平的行程和讲话时忐忑不安,但他们仍然在1月23日同香港电视台一起报道了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消息。由于中国的宣传部门无法在毗邻香港的大陆地区屏蔽掉香港的电视信号,广东南部有数百万人在香港电视台上看到了邓小平在深圳的部分画面。

北京那些站在谨慎的计划官员一边的宣传干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尽管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已在华南各地传开,但他们可以继续装聋作哑;或者承认这次南行,但尽量弱化邓小平对那些在改革开放上立场更保守的人的抨击。同时,邓小平的支持者——那些希望允许他们加快发展的南方当地干部,则愿意冒险把邓小平的意见传播出去。

由于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引起的关注,保守的媒体负责人很难对他的南行佯装不知,但他们还是努力这样做了。2月3日,北京的电视台播出了邓小平和杨尚昆与上海领导人参加过年团拜会的消息,但只字未提他的深圳和珠海之旅或推动改革的努力。同一天,英文版《中国日报》注销一幅杨尚昆和邓小平在深圳拍摄的照片,但并未注明照片日期。2月4日,上海市委下属的《解放日报》的编辑很聪明,他们没有提邓小平南行,但在头版注销一篇文章赞扬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努力,这是得到三中全会批准的,也可以视为给上海要上马的大项目助力。不过,当时广东和上海的当地媒体都极想传播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加之邓小平南行在华南已是家喻户晓,北京的宣传部门也无法阻挡外界知晓邓小平南行的目的。

在珠海,邓小平召开了一个表面上与军事规划——在江泽民领导下,这项工作又热了起来——有关的会议。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邓小平在珠海出席的这次有关“军事规划”的会议是由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乔石主持的。由于乔石分管国内治安,开这样的会也顺理成章,但乔石也被很多人认为具备担任最高领导人的素质,是江泽民的潜在竞争者,所以这次会议也可能和中国的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有关。对江泽民来说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主席兼副主席杨尚昆和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将军。到会还有杨尚昆的弟弟、解放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这些干部都与安全问题有关,但他们对加快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也与邓小平意见一致。

中国出版的有关邓小平南巡的书中没有提到珠海会议,官方的《邓小平年谱》中也没有相关纪录。这种省略不难理解,中共领导人不想向群众透露党内矛盾。但是,会议的与会者和珠海的观察者所透露出的消息,从江泽民在会后几周内的反应中得到了证实。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

江泽民的反应

亟欲得知珠海会议确切内容的江泽民,说服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贾庆林给了他一份会议录音;此后不久官方就宣布贾庆林入选政治局。江泽民并没有在过年给邓小平打电话的习惯,但是在2月3日,即邓小平离开珠海五天后,江泽民打电话给邓小平拜年。他后来承认,这次通话并非随意而为。此后江泽民便成了更大胆的改革派。

邓小平于1月31日到达上海,在那里休息了三周。与在特区时相比,他迈着更加从容的步伐视察了浦东的开发,审阅了他在深圳和珠海讲话的文稿。他还游览了刚完工的浦东大桥以及杨浦大桥的建设工地。他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说过去没有把上海建成特区是一个错误,但是他提出,上海现在起步可以利用它作为后来者的优势,从广东的经验中学习,能够把事情办得更好。

同时,由曾做过华国锋和胡耀邦秘书的郑必坚牵头的一个写作班子,写出一个对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讲话作了系统总结的稿子。他们先是拿到了广东干部准备的一份两到三万字的邓小平南行讲话纪要,和邓小平一起作了数次修改后,把它浓缩为一个七千字的报告。与邓小平在行程中的生动讲话相比,这个报告看上去官方色彩更浓一些,它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完成。

邓小平在上海停留期间,也住在上海,但邓小平没有安排与他见面。不过杨尚昆主席和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亲自去给陈云拜了年。像陈云这样老练的领导人自不难理解邓小平这些精心谋划的动作在政治上的微妙之处,也不难了解邓小平加快改革的努力所得到的军界的强力支持,以及浦东开发计划所得到的上海市委的热烈拥护。

邓小平十年来一直忙于工作,从未逛过商店,但是他有一天上午去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零售商店——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他在这里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消费品,这与14年前改革刚开始时消费者在货架上看到的可怜的供应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只会使他对中国的进步感到更加自豪。在女儿邓榕的帮助下,他给孙子们买了几枝笔,作为送给他们的礼物。

当邓小平踏上回京的列车时,他有理由期待自己的南行达到了目的,现在江泽民要加快发展与改革了。确实,从2月20日邓小平离沪回京到3月6日,《深圳特区报》的人对邓小平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当乐观,大胆发表了八篇详细报道邓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虽然北京宣传部门的领导试图阻止这些文章进入北京,但最终仍无法避免它们被全国的读者看到,当然也包括首都北京的人。

2月中旬,邓小平回京前几天,江泽民已经在公开说,他拥护邓小平进一步改革的呼吁。江泽民通过从珠海得到的报告认识到,邓小平已经下定决心,假如他不大胆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就会让他靠边站。江泽民从邓小平的南行中,能够看到他争取到了北京和地方重要领导人的很多支持。后来江泽民也承认,当时他断定邓小平的观点会占上风,他的明智之举就是支持这些观点。

郑必坚整理出的邓小平特区讲话概要完成后,江泽民经政治局批准,把稿子发给了人数有限的最高层干部。与邓小平的即兴讲话相比,整理后的讲话稿已不那么咄咄逼人,但依然有力,直截了当。当党内领导层开始意识到邓小平南行所受到的关注并读过报告后,他们认识到邓小平尽管已经年迈,但他在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他的拥护者正在迅速增加。上海、广东等地的领导人希望加快市场开放,对其结果更加乐观,所以都站在了邓小平一边。即使没有邓小平的南行,外国制裁的逐渐取消和保守派在降低压力上取得的成功,也会使中国的领导层提高发展目标。但是邓小平的南行及其成功地让江泽民转变立场,使变化来得更早,并以更快的步伐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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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江泽民开始转向邓小平的观点,全国性的媒体仍迟迟没有宣传邓小平的南行和讲话内容。2月20日,邓小平回京的前一天,保守派的双月刊《当代思潮》为维护计划官员的谨慎观点作出了最后抵抗,发表了邓力群的一篇无疑是反映陈云观点的文章。该文称,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左,而是来自右。“信奉自由主义执迷不悟的人,正是打着反‘左’的幌子,反对党的领导和制度。……如不加以反击,结果必然是各种反共思想的大泛滥。”

然而潮流已变。文章注销来之后,保守派的声音日渐衰落,因为江泽民及其同事开始让民众作好准备,他们要响应邓小平加快发展的呼吁。2月21日,即邓小平回京当天,《人民日报》刊发了根据郑必坚整理的讲话稿撰写的社论,题为〈更大胆地进行改革〉。社论仍然未提及已被香港媒体大肆报道了一个月的邓小平南行。但是一周后的2月28日,北京领导人下发了根据邓小平一周前的讲话写成的中央2号文件,在更多的高层干部中传阅。就像大多数党的文件一样,它措辞慎重,四平八稳,失去了邓小平最初讲话的力量与活力。文件的标题是〈关于传达和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它只印发给了全体中央委员和个别团体,例如中央的2,000名学员和教师。

在3月9日至10日的上,全部15名政治局委员讨论2号文件时,形成了一致支持文件的意见。邓小平以地方干部的支持作为后盾奋力前行,他利用了香港媒体并动员军队的支持。但是他也利用了经济领域传来的喜讯。不但通胀在陈云的努力下得到控制,工业也开始增长,出口强劲,外国开始放松制裁。经济扩张的气氛已经大为改善。

在政治局会议上,杨尚昆主席首先发言大力支持文件,江泽民随后也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的意见,承认自己在推动改革上行动不力。政治局一致肯定了邓小平南行讲话中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观点,同意把它作为将在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后来也同意将2号文件作为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熟悉邓小平言行的人,不会对他的意见的基本思想感到意外: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

3月的政治局会议之后,邓小平南行讲话的要点就成了官方政策的指导方针。3月11日,政治局会议后的第二天,也是邓小平开始南行两个月以后,新华社终于正式报道了邓小平南行的新闻,并在相关社论中提出要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但是直到3月31日,《人民日报》才终于“归队”,刊登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详细报道。

气氛的变化

随着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得到全面报道以及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邓小平的讲话也成了著名的“南巡谈话”。“南巡”是帝制时代皇帝巡视南方(指长江流域,不像邓小平南下那么远)时使用的说法。为了消除邓小平像个皇帝的印象,官方的说法换成了更为中性的“南方谈话”。

保守派干部意识到了邓小平讲话得到的普遍拥护,勉强同意了反映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文件。在3月20日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上,人大代表中间的政治气氛反映着邓小平南行带来的干劲。知识分子和军队干部利用已经变化的气氛,在各自单位向左倾思想发起了进攻。杨白冰在3月23日宣布,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是在明确警告那些拖后腿的人。

5月底,党中央印发了旨在贯彻邓小平政策的4号文件。文件宣布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内陆城市和9个边境城市,并宣布30个省会城市一律享有和经济特区同样的特殊政策。

南行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并没有同江泽民见面,告诉他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江泽民。实际上,据江泽民说,他觉得邓小平仍在考验他,潜在威胁犹在:假如江泽民不全力支持改革,得到军队拥护的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把他换掉。

江泽民决心在邓小平的最后考试中过关。春季,在公开场合,他变成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力鼓吹者。他仔细拟定了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讲话的重要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他全面说明了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需要做些什么,总结了邓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的贡献。江泽民说,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每年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官方目标仍是李鹏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说的6%)。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没有必要讨论改革姓“资”还是姓“社”。江泽民进而把这些想法概括为一个他估计能得到邓小平赞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6月12日,在作了这次重要讲话三天以后,江泽民这位后辈抱着希望去问师傅,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显然它是被打算用来取代陈云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邓小平说他喜欢江泽民的讲话,这让江泽民如释重负;邓又说:“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的考试过了关。随后,邓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那样,他让江泽民把中央党校的讲话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可以作为十四大的主题。不出意外,反响果然不错。

陈云是谨慎保守的政坛元老,但也是一向拥护中央决策的严守纪律的党员,他接受了政治局关于加快改革开放的一致决定。1992年初他为过冬去上海住了数月,他看到浦东的进步,与负责开发浦东的上海干部进行了交谈。4月26日,陈云回京的前一天,听了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的汇报,他不但赞成他们搞活上海的努力,而且让他们胆子更大一些。

大约三个月后的7月21日,陈云在纪念他的长期同事、一个月前去世的李先念的文章中写道:他和李先念从未去过特区,但是他们都认为这种试验是必要的,“我们要从特区的经验中学习,把它们办成功”。他说,他对深圳的现代建筑、它所取得的出口增长率远高于进口增长率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他还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规模更大,比过去更复杂,很多过去有效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新的形势要求我们不断学习探索,解决新问题。”陈云一直在努力将通货膨胀降下来,使计划体制平稳运行。1992年,多亏他在1988年开始实行的紧缩政策,通胀得到了控制,出口克服了外国制裁的影响开始增长。陈云在他的毕生事业即将结束时,承认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新时期。实际上他是给下一代领导人投了信任票,他们将带领中国走上另一条道路,这与他过去为之奋斗的道路大不相同。

到夏天时,邓小平已巩固了自己的胜利。地方干部获准提高投资比例,扩大对外贸易,沿海地区的试验也被推广到大陆。邓小平可以把精力用于国家在今后几十年将面对的另一些问题了。7月24日,在看了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准备的文件草稿后,邓小平提出了几个有待思考的问题:农村体制、他本人在中国的发展中的作用、统治制度、国家安全。

关于农村政策,邓小平承认,包产到户和取消公社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耕作小块土地的农户单靠自身财力无法提升技术,到一定时候仍然需要大的集体组织。邓小平建议领导人在这件事上不要操之过急,要等待农户主动要求改变体制。

在考虑自己的思想遗产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不能夸大本人的作用,要实事求是。推动改革开放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过程,没有哪一个或几个领导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例如,谁也没有事先深入思考过依靠乡镇企业,它们却成了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功,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他本人的作用只是把这些发展作了总结,向更多的人推广。

关于统治和自由的问题,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加以坚持。领导人要想办法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决定一旦作出,就应当服从集体决定。

邓小平还谈到中国的安全问题。他说,各国之间的势力制衡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仔细研究这些变化十分重要。在当前形势下,他认为中国可以继续缩小军队规模,但同样重要的是提高军队人员的素质,增强战斗力,准备好在必要时能够保卫国家。

邓小平审阅并批准了江泽民将在十四大上做的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他南行时表明的观点:加快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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