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中共治下 农村冤魂知多少（四下）文革中农村屠杀吃人的元凶
文革中红色政权有组织的屠杀
记者/主持人：宋月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宋月综合报导）在中国，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杀，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这些大都发生在“造反”运动兴起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阶段，杀人者大都是所谓的“造反派”，是暴民们的所为。
然而学者的研究发现，在全国著名的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多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团骨干，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动则可被视为国家机器的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而已。
红色政权有组织的屠杀
“文革”爆发50周年前夕，中央社专访了“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一书作者谭合成。谭合成表示，道县大屠杀是中共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策化、组织、煽动下的所谓‘贫下中农’对‘阶级敌人’进行的一场肉体大消灭”，也就是“党性杀人”。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的《广西“文革”档案数据》，也以令人信服的大量数据告诉读者：广西省在文革中直接死于武斗的三、四千人，并不是非正常死亡的主要来源，其余的10多万人都是死于以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的政治迫害和直接杀戮。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在有据可查的案件中，发现施害人皆有政府的人从中组织，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凤山县的具体材料中，都记录了屠杀之前无一例外地开过认真的组织会议。章成的《道县大屠杀》记载，在湖南道县屠杀前，与会者投票表决该杀何人；会上一个接一个念出可能的受害人姓名并点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小时。在道县的另一个地方，“从管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
在道县的大屠杀中，组织者是县政府人民武装部部长（现役军人）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等人，执行者是各区、各公社的人民武装部部长和民兵。广西宾阳县的大屠杀则由军代表兼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直接指挥“公检法”系统和当地驻军实施。
1966年8月北京市大兴县的大屠杀，当时新的北京市委已成立，并非权力的“真空期”，何况各区、县委并无人事变更。中共档案材料显示：这一屠杀行动起源于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其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
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可见，大兴县的屠杀行动直接的指令来自县公安局，而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社的主任、党委副书记，动手残杀“黑五类”、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则大都是民兵。
这种实际上由政权机构策划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实施的群体灭绝，在1967年至1969年的农村，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尤其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中。这个无法回避的史实在湖南邵阳县、广西宾阳县等大屠杀中也都得到了印证。
吃人者84%是中共党员干部
根据《道县大屠杀》的作者章成多年后对施害人的访谈，他们大多数人在杀人时，是在执行政治任务，而且实施这类行动还会得到政治奖励，很多“积极分子”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至今仍或多或少地享受着党员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
学者宋永毅也指出，1968年广西自治区当局以执行中央布告为名，对反对派“四．二二”群众团体实行武装大剿杀，当时除了有数万军人奉命参与行动外，最积极杀人的多是共产党员。
文革后，官方内部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19,000多人”。单从这个“不完全统计”就可以看出，广西有将近48,000名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
更令人震惊的真相是，共产党员不仅是杀人凶手，还是文革中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的先锋。例如广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灵山、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近20个县，都发生过惨无人道的挖人肝、吃人肉事件。1987年5月28日，中共武宣县编撰的《武宣县“文革”大事件》中，专门有关于该县文革中发生吃活人肉的记载。据这一机密档案透露，文革中全县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据查，参与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国家干部、农民、工人共有130人，里面中共党员91人，非党员干部18人。换句话说：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而且其中不少案例是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
军队在屠杀中的角色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的《广西“文革”档案数据》机密档案披露的事实，彻底颠覆了中共解放军热爱人民的神话：在广西各地区支左的军队干部，从军区司令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化、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
1968年7月至10月，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伙同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经中共中央同意，调动数万军队，连同武装民兵，对广西反对韦国清的文革派系“四．二二”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同时在农村大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仅据今天在官方内部材料上可查的数字，被杀者达11万之众。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人，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军队还参与了其他类型的屠杀案件。例如，1975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昆明军区出动5个师级单位共上万人的野战部队，以镇压“民族叛乱”的名义，对云南省蒙自县沙甸村的回民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杀死村民不下千人，还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
1967年8月28日，经康生批准，驻宁夏野战部队某师以“镇压反革命叛乱”为名，开枪开炮，屠杀了青铜峡县的一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成员101人，打伤132人。
虽然这些案件在1980年代都平反了，但血案制造者并没有真正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对相关案件真相的讨论仍然是禁区。
屠杀者仍掌权 揭露者判死刑
虽然在文革后，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平反了，人们也在逐渐了解他们的苦难；但是有着类似遭遇的底层农民，却正在被遗忘。这么多年来，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中很多人因“反革命罪”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也没有补偿。
相反，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因当年“表现积极”而受益。
作家郑义表示，他去实地采访时，基层还是有一些参与屠杀的人在掌权，所以受到一些刁难和阻挠，包括威胁。比如，吃人最多的广西武宣县县委对他围追堵截，处处刁难，把他困在那儿。
曾任西白疃大队书记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韩玉春，对实地采访的《大兴屠杀调查》作者遇罗文说：“有什么报应？（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决策杀人的领导班子）‘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到处份。死了的人，连家属都没剩，谁替他们喊冤？”
遇罗文还曾试图直接采访高福兴、胡德福，当时两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开着店铺，并享受着退休待遇。他最先想找的就是他们，想了解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但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
遇罗文表示，一名曾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一名犯人，就是文革屠杀中的积极分子。这名绰号“屠户”的人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遇罗文的胞兄、中国人权先驱遇罗克，却被中共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并强摘器官割与当权者！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屠杀的惨烈程度也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有人说，文革后，中共已经不再大举杀人，而是大力发展经济，中国人也富裕起来了。但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作为中国最广大群体的农民们，面临的却是土地房屋被强拆、毒土毒水的污染、老人儿童留守乡村、生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凄惨处境。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