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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替中共卖命、死在中共监狱的“胡风分子”阿垅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1955年5月28日，阿垅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三重身份，被逮捕入狱。
1965年2月，被监禁10年之后，阿垅被押上天津市中级法院“受审”。他一直没有在“原则问题”上“低头认罪”，一直被审讯者认为“态度极端恶劣”。之所以不“低头认罪”，是因为阿垅一直认为：他一辈子追随共产党，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反革命”，胡风是反革命！
据一位知情人讲，对阿垅宣判那天，法官宣布开庭后，阿垅被带进法庭，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曾经和善的笑容不见了，皱纹已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
经过简短的与证人对质的“表演”后，法官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判决书。判决书历数阿垅的“反革命罪行”后，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1965年6月23日，审判结束4个月后，阿垅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谈了他最后的想法。信中写道：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的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1967年3月15日，阿垅死在狱中，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阿垅，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浙江杭州人，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七月诗派”骨干成员之一。早年就读上海工业大学专科大学，为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生。参加过淞沪抗战，1939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战术教官。1946年在成都主编《呼吸》。次年，曾遭国民党当局通缉。中共夺取政权后，任天津市文协编辑部主任。
1907年2月，阿垅生于杭州一个市民家庭，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绸布店做学徒。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他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了一些诗作。
阿垅早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闸北打了起来》等报告文学，就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阿垅，俩人一见如故，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在胡风介绍下，阿垅去见了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学习之后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
1941年，阿垅奉命到重庆“潜伏”。经黄埔同学介绍，他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情报。根据王曾铎的记述，1942年，他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中共地下党。
1947年，阿垅从旧同事那里，获知了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连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风，胡风将情报转给地下党的负责人廖梦醒。当年5月，孟良固战役，国民党74师全军覆没，在抗日战争中参与过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等诸多重要战役、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军长张灵甫，被击毙（一说是自杀）！
1948年夏，阿垅化名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虽然他受到监视，但只要有机会，他仍然通过胡风和罗飞继续向中共地下党提供情报。当年，阿垅5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交待给中共地下党员郑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罗飞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1948年冬，他通过方然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这些事实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调查初期就已查明，证人证言全都有，但是，他还是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为什么？只因为他是毛泽东亲自授意必须打倒的对象。
1946年7月15日，阿垅曾以隐语写信给胡风：“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在得到这封信后，毛泽东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两天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指出：阿垅在致胡风的一封信里，对蒋介石在1946年7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3个月可以击破’，‘1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据此，毛泽东写道：“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著反革命勾当。”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此作过详细解释：当时是国共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我。为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是，因为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早已定下调子，阿垅的恶运因此注定。
1954年上半年，胡风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被称为“三十万言书”）时，阿垅也以亲身体会提供了意见。胡风夫妇1955年5月17日遭逮捕和抄家，抄出大量私人通信，被中共当局选录为报纸批判和政治清查的“罪证”，其中有阿垅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上校教官时于1946年7月15日写给胡风的信。于是，他当年参加国民党以及担任国军军官的历史，也就成为胡风通过他与国民党勾结的问题。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于1955年5月24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所写的“编者按”中说：“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阿垅被捕时，他的儿子陈沛只有10岁。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他曾相信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拒绝去监狱探望。1963年，阿垅第一次获准与他通信。然而，在阶级斗争狂热的政治环境里长大的他，却不敢与父亲联系，来信被退回监狱。这对阿垅是一个沉重打击。从此，两人再无联系，甚至阿垅病重时，陈沛也未敢去监狱看望父亲。
阿垅虽然长期从军，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新诗、旧体诗、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1939年，他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南京血祭》，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一等奖。
书中，他以纪实的笔触记述了国民党官员们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壮举，同时也描写了陷于战事的市民形形色色的艰辛、绝望与挣扎。他写了发生在南京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的激战，也写了之后中国军队的多次重大会战。他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出“中国军人悲壮的爱国情怀和最终战胜敌人的光明前途”。
正是由于写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直到1987年以前，《南京血祭》一直不准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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