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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运后 不同政治光谱学生领袖首次一同出席论坛 各方吁放下分歧

2017年08月15日 0:42 PDF版 分享转发

多名不同政见的社运领袖、前学运领袖、政党成员出席论坛。(摄影:梁路思)
多名不同政见的社运领袖、前学运领袖、政党成员出席论坛。(摄影:梁路思)

记者/主持人:梁路思

雨伞运动后,派内出现分裂,不同政治光谱的抗争力量出现碎片化。周六,多名不同政见的社运领袖、前学运领袖、政党成员罕见一同出席论坛,各方均认同在香港被全面打压的局势下应放下分歧,建立沟通平台,重整民主运动的力量。

公民联合行动周六(12日)举行“全面打压下民主运动的对策初探”论坛,讨论香港未来的抗争运动及方向。多名参与社运、曾牵头发起雨伞运动的前学生领袖、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及香学学生会前会长冯敬恩、本土民主前线成员梁天琦、“占领运动”发起人戴耀廷等均有出席。认为,雨伞遇运动后,不少阵营提出不同的倡议方向,但都被港府一一打压,整个民主阵营崩溃,感无力与沮丧,因此反对派应建立沟通平台,就日后的运动策略作讨论。

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摄影:梁路思)

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我们可以看见,2015年开始,政权的操作就是它(港府)抛出一些议题,逐一去击溃你,让你们分化,让你们不去理解,让你们不去信任。大家都可以看见,在整个民主阵营,大家都找不到一个方法,大家的态度、价值或者立场,都没办法可以展开讨论,去聆听各方,了解对方现在的处境如何。”

前会长冯敬恩认为,民主阵营的内部矛盾,源于对的研判、和立场上未能达成共识。

港大学生前会长冯敬恩:在香港进行不同的统战和打压。(摄影:梁路思)

前港大学生会长冯敬恩:“是对于中国共产或者共产中国的研判问题,在过去可能有很多人相信共产党内有开明派。而我们很明显见到,这个研判未必适用,或者不是那麽多年轻人认同。因为我们见到的,就是共产党在香港进行不同的统战和打压等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大家对共产中国的研判问题上,应该尽快达成共识,究竟是主战或主和,究竟是要全面抗共,还是相信在共产党维权体制下,可以达到某种暧昧的空间。”

本土民主前线成员梁天琦表示,香港已慢慢步向完全专制,香港的民主普选要由中共定义,所有的行政、立法机关都要求所谓的“爱国者”(亲中共)担任,因此,民主运动在这个框架下已出现疲态。

梁天琦:“只有中共对普选的定义才是真的,因为他们是需要经过筛选,确保参选特首会有机会成为特首的人一定要是一个‘爱国者’,所以,筛选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就是令香港可以达致三权合作,行政机关、法官,立法会议员都要‘爱国’,大家都在一个‘爱国’的框架底下去从政,这个就是香港社会、或者是香港的反抗运动开始疲态出现和停滞不前的原因。”

他认为,香港以往的抗争付出的代价不是很大,但现在已有不少抗争者身深陷监狱,自己未来也可能面临多年的刑期,加上香港政府撤销多名民选议员的资格,“将18万选票变成废纸”,情况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是大家应放下分歧的时候。

雨伞运动结束即将3周年,曾参与社运的抗争者陆续被港府起诉,不少面临“排队等坐监的局面”,黄之锋认为,从港府近年起诉多名社运人士的案件可见,司法系统的态度越趋严苛,刑期也比以往长,他认为,非暴力的抗争,需要考虑如何面对沉重的代价。

前学生领袖黄之锋 。(摄影:梁路思)

黄之锋:“我们现在面对的所谓的政治打压,所面对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果你是‘暴动罪’,或者过去一些本土派组织的活动,基本上(刑期)都是以年起跳,强调以非暴力原则的一些行动或者冲突,(刑罚)还是会以月起跳。所以换言之,当所有的判刑是以月起跳时,到底我们要如何面对。”

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表示,香港的民主普选主要受制于中共人大8.31框架,反映中央不能给予香港真民主,但香港人已无法依赖《基本法》获得真普选。

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摄影:梁路思)

戴耀廷:“不可以再继续相信基本法的框框,你想争取民主,基本法本身是不能够给我们。我们要想香港的前途,或者我们想争取民主,基本法已不可能给到肯定的承诺,所以,我们一定要跳出基本法的框框去思考,但是,不是说当前我们还要利用基本法本身的屏障能够保障我们香港人的权利,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全面保障香港人的权利,但我们看到,尤其是民主上面,基本法能够做到的很有限。”

他认为,目前尚不知中共内部的政治会有什么变化,但香港的民主抗争估计会打持久战,民主运动应重新定义为“人民运动。”

戴耀廷:“为什么提出人民运动,最主要有一种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意识其实可以左右很多种方式,最后实践到能够真自主、自决的,这一个是可以将不同阵营里面民主派、自决派、甚至港独派联系在一起。其实香港能否实践民主,其实好取决于中共内部的政治平衡是不是出现分裂,在这个出现之前,其实这些分歧没必要,所以,希望民主运动转型为人民运动。”

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认为,香港已进入一个比rule by law(以法而治)更差的rule by decree(以律令而治)的年代。他认为,香港的公民抗争与国际上其他地方的政治抗争有所不同, 当事人不能在法庭上作政治申辩, 只能就刑期求情, 因此,即使香港再有多次“雨伞运动”“鱼蛋革命”,用处都不大。

出席论坛的还有时事评论员桑普、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区诺轩等,各人均同意,香港民主运动再无分裂的本钱,不同光谱的反对阵营应放下分歧,建立沟通平台,求同存异,重整民主运动力量。周永康希望,未来有更多类似的论坛,指“社运需要有沟通文化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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