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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侍卫官杂记》作者缘何被中共诱捕入狱

2017年10月09日 11:46 PDF版 分享转发

周榆瑞1957年脱险回到香港后,和家人团聚合影。
周榆瑞1957年脱险回到后,和家人团聚合影。

记者/主持人:孙凯丽

香港地下党的响应,最有力的表现也许是出版两本流传甚广的反蒋小说──《金陵春梦》与《侍卫官杂记》。作者署名「唐人」与「宋乔」,前后对应,都是出于《》的策划。《侍卫官杂记》七万册上市,一销而空。该书明显影射高层,描绘官场腐败内幕「生动曲折,引人入胜」,被视为揭露国民党黑暗面的野史,对丑化国民党起了相当的作用。该书作者「宋乔」就是当时任职大公报的著名记者周榆瑞。没想到它的作者却成了眼中的间谍。

1953年周榆瑞突然「被失踪」,情形和2015年铜锣湾书店相似,但不是被绑架,而是遭《大公报》社长费彝民骗回中国。中共认为他是「严重的政治历史反革命份子」,对他进行四年多的「改造」,再放回香港为中共做「国际统战」。1961年9月从香港逃到伦敦。

自由之后,周榆瑞即着手撰写受难经过,1963年出版《A Man Must Choose》一书,中译本为《徬徨与抉择》。在《徬徨与抉择》中周榆瑞叙述了他如何被费彝民骗进大陆而被捕的事。

那是五二年八月的一个星期六,费彝民“偶然”邀他到费家吃便饭,因为是偶然,所以要他不用带太太去,但费彝民却叫齐了《大公报》的其他几个负责人马廷栋、李侠文和李宗瀛。就是在这个饭局中,费彝民以“周总理还追怀到你”骗他进。由于周榆瑞很快地答应,费彝民也由于喝了些酒而又兴奋之余,说了:“榆瑞:我要约他们三人一起来吃饭,是因为我认为你会拒绝去,他们可以协助我劝服你。现在……”但话没说完,马廷栋突然咳嗽一声,费彝民就不再讲下去了。

一九五二年九月他从香港先到上海,再从上海被动员去北京,火车于经过苏州车站时,公安警察就上到车厢里把他逮捕。时为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时五十四分或五十五分。而他在香港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他被当作「帝国主义的特务」受到无休止的审查逼讯,他被逼回香港后为党做「国际统战」。

四年的秘密监禁和他亲身观察与感受的下的实况,「我不仅是感到幻灭,而且充分了解极权主义独裁的确实意义。」共党对知识分子的洗脑,精神虐待,比酷刑更为不堪,「没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便会很容易发疯,或者神经崩溃。」实际上,「是他们促起了我决心反对共产主义。变为反对他们的人。」

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对的思想改造而言,该书是一项「彻底失败的纪录」;《纽约时报》的书评说,该书与描写1930年苏俄清党时期恐怖情况的自传、小说或剧本同样生动。《前锋论坛报》的书评说,周榆瑞「带出了在内部生活的记忆,这是任何走马看花的外国旅客所绝不可能知道的实况。」

周榆瑞除著作外,也曾多次应媒体专访。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说:「在中共统治之下,每个人都必须小心,甚至作梦时也都要留心。」「大陆上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永远的恐怖之中,整个大陆就像一座大监牢,你不敢与任何人谈话,人人似乎不愿意与你谈话,这种孤寂在大陆上是无法忍受的。」「当你遇到一位老朋友时,你要谨慎一下,然后决定是否敢与他交谈。在谈话时,如有个小孩子走进房间,谈话便要中止,你甚至不能信任自己的孩子。」

周榆瑞又举一例:有三个朋友,某天晚上一同到一家馆子吃饭。饭后,每个人必须写一份完整的报告,详述当晚吃饭及谈话情形,「如果报告中有一字不对,就可能使一个人或全体都受麻烦」。他在伦敦向华侨社会发表演说:「在大陆即使是事实,也分客观的事实和主观的事实。只有主观的事实才被共匪认为是真的事实……客观的事实只有适合共匪的目的时,才能成为事实。」

附带一提,周榆瑞逃出香港后,中共迁怒中国南方影业公司经理王逸鹏,认为他与周榆瑞事件有关,据说要将他调回中国「改造」。1963年3月7日,王逸鹏在中环闹区的中国银行大楼堕楼而亡,自杀或他杀,至今成谜。

但是,时至今日,中共有关周榆瑞的资料,都很正面。对他一九六一年可谓叛逃的事件只是一笔带过。尤其对那四年(1953-1957)的秘密监禁只字不提!

显然,这是见不得光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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