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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审判日本战犯的大法官梅汝璈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
1946年东京大审判期间，梅汝璈身着法袍留影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两次影响深远的大审判：一个是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个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大审判。
东京大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前后持续两年多，共开庭818次，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整个审判耗资750万美元。从1948年11月4日起宣读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到12日才读完。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全程参加东京大审判，对于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申张了正义，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赢得了举世的尊敬。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春，他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国，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担任教授，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是当时中国大陆英美法方面最著名的专家之一。1946年2月15日，梅汝璈被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正式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1946年3月29日，梅汝璈在东京与著名教育家顾毓琇博士相逢。顾毓琇将一柄长约三尺的宝剑赠给梅汝璈。梅汝璈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顾毓琇大声道：“你代表全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个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在当天的日记中，梅汝璈写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
在东京大审判中，梅汝璈大法官以大智大勇，据理力争，为国家、为民族、为历史，为后代子孙，写下了壮丽辉煌的一页。参加东京大审判，也成为他人生是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中华民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梅汝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的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华民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法官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韦伯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的质问：“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的阐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军民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随后，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
中国法官的坐次排第二位。1946年5月初，开庭前预演时，庭长韦伯宣布入场后法官的坐次顺序为美、英、中、苏等，中国法官的座次被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当即提出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8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接着，他愤然脱下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中国法官的坐次排在第二位。
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当时，庭长主张仿效当年处置拿破仑的办法，把日本战犯流放无人海岛，而印度法官帕尔主张无罪释放，梅汝璈根据两年来在审判过程中收集的日军暴行证据，坚持主张对侵华日军主犯判决死刑。当年，他有一句话流传甚广：“如果这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最终，11名法官以6：5的微弱多数裁定，判处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这是梅汝璈最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是中国人民最扬眉吐气的一天！
判决书中的10万多字由中国法官书写。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梅汝璈却坚决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多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东京大审判结束后，正是国共内战激烈进行时。战场上的总体形势是，中共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这个时候，梅汝璈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一是选择国民党，二是选择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已经任命他为司法部部长。但是，梅汝璈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中国将是中共的天下，对于国民党的任命，他坚辞不受。1949年6月，梅汝璈设法由东京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乔装打扮后，秘密由港赴京。
选择投向共产党的梅汝璈，暂时得到了一些虚名，比如，1950年，担任中共外交部顾问，1954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还担任过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他的工作关系则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虽然他在外交部上班，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职务，就是研究一些文件，做点翻译。从1950年代开始，曾经对中共充满幻想的梅汝璈，一步一步沦落为中共的敌人。
最擅自的英美法专业被废弃无用。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后，宣布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中共的敌人。中共的一切几乎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高等院校，一切学习苏联，在“废除旧法统”、“消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口号下，全盘否定西方的思想文化。所有教授英美法系的法学院全部被撤销，所有与英美法系有关的专家学者都成为打压对象。这一切，对于梅汝璈这样一流的英美法学专家而言，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既不能从事英美法的教学，也不能从事英美法的研究，更不能发表肯定英美法系的任何言论。他曾经辛酸地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1957年春，中共一再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说的情真意切，天花乱坠。身为外交部顾问的梅汝璈，终究没有抵挡住诱惑，“真诚”的给党提了一些意见，主要说了三点：一是对待苏联专家的问题。他说，有的地方把苏联专家奉为神明，这是崇洋媚外的另一种表现。二是一些具体制度的缺陷。他指出，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污案，这两人的职务不是很高，但贪污的数量却很大，那就是在财务审批制度上有缺陷，而不能简单的说是个人品质问题。三是有些宣传不实。他表示，经济建设的宣传中，不实的成分很多，很多是打肿脸充胖子，有的是做戏、表演，这种情况应该警惕和制止。
梅汝璈万万没有想到，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是毛泽东搞的“引蛇出洞”的阳谋。等到风向一变，以上言论便统统成了梅汝璈的罪过。不久，梅汝璈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成了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的“右派分子”。这个曾代表五亿中国人民出席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判决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大法官，一下子跌落成为人民的敌人。他曾判决日本杀人魔王为敌人，现在，共产党却把他打成了敌人！
文革中成为一再受冲击批判的对象。“文革”开始后，梅汝璈曾被强制在外交部内扫厕所，写外调材料。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璈依据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掌握的材料，写成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其中写道：“我觉得，为了充实历史和教育人民，我国的历史工作者对于像轰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一类的事件以及外寇在我国的其他残暴罪行，似乎还应该多做些调查研究和编写宣传工作……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于这个缺陷似不应不亟谋补救，亦不应以此类调研有困难、无急需或不愉快为理由而淡然置之。”然而，在“文革”中，梅汝璈的这些话，竟然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卖国贼”。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这些问题做检查交代！
外交部的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他写的关于“东京审判”回忆录的手稿，一些资料、照片、便条、笔记等等，都被拿走了。据说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了那件他曾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严辞责问他︰“你保存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梅汝璈气愤的回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红卫兵要烧掉法袍，梅汝璈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服，是民族尊严的见证……”梅汝璈义正辞严的教训，才使对方没有烧掉这个珍贵的历史文物。
文革开始后，梅汝璈的身体就明显不太行了，经常跑医院。心情也非常不好，总是听说哪个老朋友被抓起来了，哪个老朋友自杀了。1973年4月28日，梅汝璈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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