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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黄药眠被打成“极右派”20年
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黄药眠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之前，黄药眠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一级教授，全国文联副秘书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当时的黄药眠是许多青年学子钦佩、敬重、仰慕的大名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号召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帮助中共“整风”。黄药眠既是民主党派成员，又是高级知识分子，禁不住中共的一再劝说和诱导，给中共提了一点意见。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其中写道：“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黄药眠压根儿不知道毛泽东的“阳谋”，不知道毛泽东在“钓大鱼”，还在继续咬鱼钩。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拉开了序幕。黄药眠在劫难逃。
1958年5月3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黄药眠被打成“极右派分子”！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全系18名教授，8人被划成右派，占近二分之一，分别是：黄药眠、启功、穆木天、彭慧、钟敬文、李长之、陈秋帆、俞敏。全系共有学生250人，有近50人被划成右派，占五分之一。
黄药眠是怎么被打成“极右派”的呢？
1957年5月11日，他应邀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他说：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的不好。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被认为是对的；非党员是对的，也被认为是不对的。对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的工作，三五年也不能提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中共要么放任自流，要么对这个人做组织处理。
有些学校领导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里听党、团员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而不肯刻苦钻研。
1957年6月5日，他在北师大中文系座谈会上说，我到北京，很满意。不满的，就是叫我当系主任，有职无权，而拿人当玩具玩一玩。
1957年6月6日，民盟中央负责人章伯钧召集一些教授开会，被称为6教授会议。与会者建议发挥专家教授在高校中的作用，被概括为“教授治校”。
因为毛泽东此前曾说过：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黄药眠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这番话起草了《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其中就包括了“教授治校”的意思。那时，黄药眠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这个“建议”是他为民盟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还没来得及通过，反右斗争就开始了。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第一大目标就是要整民盟的人，黄药眠想逃也逃不掉了。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对六月六日章伯钧召集北京六教授会议进行猛烈批判，称他们“利令智昏”，“利”者，夺取权力也。就是说，他们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向共产党夺权，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
毛泽东这番重话一出口，对黄药眠的大批判立即铺天盖地压下来了。北师大校园内贴满了批判黄药眠的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还要眠（黄药眠的谐音）是你清醒的时候了！》。许多“专家学者”纷纷站出来揭发批判黄药眠，这些批判文章足可以编成一部文集了。其中，语言学家陆宗达批判他“极不老实”，还总结出他玩弄的手法：“一是撒谎；二是抵赖；三是抗拒；四是拖延，企图反攻；五是躲闪，故意把政治问题说成思想问题；六是有的问题根本不谈，有的谈的很少，有的则反复谈。”
黄药眠被毛泽东这一记闷棍打晕了，他不得不在北师大和民盟中央机关一次又一次作“深刻检查”，接受批判。一位学生回忆说，北师大曾召开过一次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批斗大会，“那是一个炎热的七月天，大会在大饭厅（兼礼堂）举行，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探照灯火烧火燎的热光，把台上正作自我检查的黄药眠先生照得满头流汗。”另一位学生回忆说：“主要发言者是刚从中宣部调到北师大政教系当教授的石磐，他带着浓重口音声嘶力竭地喊‘黄——药——眠’怎么怎么的，而这位石磐教授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也被批斗得不堪忍受，从主楼八楼跳下身亡，成为当时全校自杀的先行者之一。”
就这样，黄药眠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从此，他写作、教学、研究和一切发声的权利均被剥夺，被撤销北师大中文系主任和民盟中央的一切职务，只能苟且偷安的活着。到了十年文革时，黄药眠又受到冲击，成为其他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高级知识分子“陪斗”的人，另外，这位一级教授，还被监督劳动——干着打扫厕所之类的活儿。
1991年5月，作家秦牧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奸臣的“定场诗”》一文，写到：“在所谓的‘反右’运动期间，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要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阵呢？有一次，我曾问过黄药眠这是什么道理，黄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为了封住黄药眠的口，免得露馅，他就亲自出马，使出浑身解数……”
黄药眠怎么成了康生的翻译，又怎么到了莫斯科呢？
原来，这个黄药眠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后，他成为中共的地下工作者。1929年秋，被中共派往莫斯科，在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3年，康生被派驻莫斯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团长王明关系密切。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后，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发动肃反后，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成立了肃反办公室，负责处理旅苏的中共党员干部。王明为办公室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在此时，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他们受到残酷迫害。黄药眠就是在此期间成为康生的翻译的，对康生在莫斯科整人的内幕很清楚。
1933年冬，黄药眠回到上海，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宣传部长。1934年中秋节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判刑10年。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他被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然后，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原以为中共中央会帮助他恢复党籍，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没想到，党根本就不信任他，没有恢复他的党籍。此后，他继续在中共领导下，从事颠覆中华民国的工作。从1939年到1949年，他写了大量批判国民党的文章。1946年，他在香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9年5月，黄药眠从香港到北京。到北京后，黄药眠一直紧跟中共，不断为中共唱赞歌。即便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57年5月10日，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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