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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原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犂文革被关押秦城监狱8年
文革前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崔月犂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第一个矛头是对准以彭真为首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最高的革命对象则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
崔月犂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时，崔月黎曾当过彭真的秘书。从1949年10月1日到1959年10月1日，中共“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领导人，崔月黎一直站在彭真的身后，年年如此。
刘少奇曾经是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1949年10月1日前，崔月黎在北平做地下工作8年，直接领导是文革前担任北京市书记处第二书记的刘仁，最高领导则是刘少奇。刘少奇的妻子叫王光美。王光美在北平辅仁大学物理学系读书时，就是时任中共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崔月黎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正是崔月黎将王光美推荐到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然后，叶剑英将王光美带到延安，王光美在延安嫁给刘少奇。
鉴于上述关系，崔月黎在文革中被关押秦城8年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早在发动文革前，毛泽东就对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非常不满，认为彭真跟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领导搞在一起，不听他的话，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革的第一发炮弹就对准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精心运作下，在毛泽东妻子江青的直接指挥下，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1966年5月，北京市的第一把手彭真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打倒。然后是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官员全部跟着遭大难。写《海瑞罢官》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一个接一个倒台。1966年5月18日，邓拓自杀了。之后，北京市外办主任辛毅自杀了，市委纪律检查组的副书记刘君达自杀了，宣传部部长李琪自杀了，组织部干部处处长于瑛跳楼自杀了，市人委一个秘书处处长关文雄自杀了。当时，跳楼的，吃安眠药的，跳北海的，自杀的官员有十多个。原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官员几乎全都被毛泽东抓捕、关押、审查、批斗。
1966年7月初，毛泽东的造反派开始批斗崔月犂。崔月犂回忆说：“那时北京市在外边官最大的就是我了，到处排队抢着斗我，每天总有一两场，到区里斗，到各单位斗，差不多有一年。没事时打扫卫生，打扫厕所，批斗时挂着大牌子，猫着腰，一下就是3个小时。有一次批斗时，地质学院的学生造反派配合北京市委造反的人，两个学生扳着我的手，我用脚尖站了3个小时，冬天棉袄都被汗湿透了，手也扳坏了，筋都拉长了，很残酷。这一年里，家里被抄了好几次，孩子的姥姥上吊死了。家里东西抄走了，家搬到和平里一个工棚里，两间小屋，四面透风，白天到机关去劳动。”
1967年7月9日晚，北京卫戍区警卫师的一个参谋长带着两个士兵到崔月犂家，说是要集中学习，两个士兵一边一个架着他上了吉普车，拉到朝阳区三间房二师的一个团部，一直关到年底。1968年大年三十那一天，崔月犂被正式逮捕，直接关进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县小汤山的秦城监狱。崔月犂在北平做地下工作8年，一次都没有被国民党逮捕过，一次也没有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中共军队和平进驻北平，崔月犂曾经立过大功。现在，他是北京市副市长了，却被中共关进了自己建造的监狱。而且一关就是8年！
崔月犂回忆说：“进了监狱，把所有衣服脱掉，换上囚衣，带着一双棉鞋，一双单鞋，连衬衣都换掉，只让穿一身囚服——一件黑棉衣，一件黑棉裤，鞋带也抽掉了。我留了一个又旧又破的皮背心，把扣子都得揪掉，手表也收了。”
“我一个人住个单间，六小步宽，十小步长，后面有扇一尺见方的小窗户，阳光可以照进来，窗户上有铁栏杆，放风时，我数了数，一层有十个牢房，一个牢房一个人，谁跟谁也见不着。监狱里一个星期放一次风，晒晒太阳，外面四周也是围墙，上面有个平台，两个战士在上面站岗，开开门有个小方框，一个人一个人放风，一个进来，另外一个才能出去，每人半小时。”
“早晨一碗稀饭，一块咸菜，一个小窝头，冬天窝头又凉又硬，中午两个小窝头，一碗菜汤，春天汤里只有几片菜叶，连洗都不洗，连根一块切进去，喝完碗底还有泥，晚上也是这样，一年四季如此。”
“戴着手铐，面向一侧地板睡觉，上面的灯照着，没法翻身，一翻身，手铐象刀背似的卡着手，四年都如此，致使我的右腿长期压迫萎缩。初到监狱时，晚上睡着了，不知不觉翻个身，便被看守叫起来靠墙站一宿，也不知犯了什么错误。放风时，因为吃不饱肚子，走得慢些，后面的战士就踹你两脚。屋里有个马桶，有自来水，暖气用水泥砌成圆的，没楞没角”。
“冬天时，吃不饱，还很冷，每天晚上五、六点钟烧暖气，八点钟就没了，吃不饱，穿不暖，被子很薄，下面没有草，只有层褥子，连枕头都没有，睡觉时枕着双破鞋，晚上九点钟就冻得打哆嗦，肚子里没食呀，十点钟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简直睡不着觉……这种生活连续过了5年，林彪倒台后才有所改善。”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向中央报告提出“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四个反革命分子，出卖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罪该万死，要把他们铐起来，实行严厉的突击式的审讯工作，让他们缴械投降。”在这个报告上，第一个划圈的是毛泽东，第二个是周恩来。有了毛泽东圈阅的红头文件之后，崔月犂专案组的那帮人就有了“尚方宝剑”，崔月犂的苦日子真正开始了。接下来是三个月的突击审讯，连续四年零两个月每天24小时戴着手铐的铁窗生活。
崔月犂回忆说：“正审是康生的秘书，叫齐景和，副审徐仲华，后来在北京体委当副主任。在监狱的八年间，都是这两个人审的我，齐景和这个人坏极了，挑了一个大个儿，叫沈德宏(在公安部工作)，专门做打手。”“‘梆！梆！梆！梆！’一次下来，整个脸都打肿了，第二天，眼睛都肿得看不见。有时我得咬着牙，不咬的话，牙都会打掉的。”
“一天吃也吃不饱，睡也睡不好，审问时，虽然有个座，但也不让坐，坐下的话，问着问着，吼一声‘站起来！’就得从早晨八点钟站到十一、二点，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回去吃菜汤、小窝头，生气吃不下就算了。八点以后，九、十、十一、十二……有时审到夜里两点，一次就是三天三夜，休息两三天，再接着打。”
“打完一次之后，他怕把你搞死了，就让回去写材料，给五张纸，一瓶墨水，一支蘸水钢笔。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就写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觉悟很低，没有按毛主席的办。交上去，到下一次审问时，就会骂，‘他妈的！你就写这个？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清楚！你找死啊！’”
“我说我没什么可写的，‘什么他妈的没什么可写的！’一脚将我踢个跟头，接着又是一顿打，打得根本站不住，两个肺部都肿了，我绷着劲，怕把心脏打破了。”“差不多三个月的突击审讯后，眼睛打得根本睁不开，走路时用手扒开眼睛，四、五个月后我的脸才消肿，两个肺呼吸起来都疼。”
关进监狱第5个年头，也就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横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之后，监狱才允许崔月犂家人探监。“第一次探监，家里来了四、五个人。家里人暗示我监狱里住着不少人，有的职位好象比我高，我不大相信，中央的负责人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进了监狱？他们暗示彭真也在里面，我更不相信了，因为彭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么高的位置能进监狱吗？”
“出来之后才知道彭真确实进了监狱，北京市进监狱的有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范瑾（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社长）、张文松（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部长）、任彬（北京市人事局负责人）、我，还有一个体委副主任林毅忠等，至少有十多个人。任彬进去后很快就死了，因为他有气喘病、心脏病。”
由于眼睛反复挨打，导致崔月犂眼睛非常不舒服。林彪事件之后，崔月犂获准到北京市第六医院看病。虽然病房外面每天24小时都有士兵看守，毕竟暂时出了秦城监狱，加上第六医院院长曹维礼以前跟他熟悉，想尽办法来探望他，暗示他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出来工作。这使得崔月犂一度心情大好。他是做梦都想走出深牢大狱啊！
然而，没过几天，崔月犂突然被送回秦城监狱，这给他的精神以巨大的打击。高压、恐怖、黑暗、无望的险恶环境，让他的大脑一下子受不了了，崔月犂疯了。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夕阳西下，影色惨淡，崔月黎非常伤感。回到屋里，他觉得脑袋很轻，天空中传来声音，有毛泽东，周恩来，妈妈，有过去一些熟人的声音，声音听不太清，昼夜讲话，他也跟他们讲。
“我开始神经错乱，烦燥，站不住，夜里听到虚无的讲话声就害怕，有时会看到人被大卸八块，恐怖得要命。这是长期的监狱生活给人造成的恐怖心理，给我的饭，被我一脚踢出去。我非常想出去，以致恍惚感到，周恩来要救我出去，说监狱围墙太厚，调坦克来也冲不出去。”
“我真的疯了。他们请了安定医院的大夫给我看病。那时，不止我一个人疯了，冯基平（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疯了后大骂毛泽东，范瑾也疯了。这就是被关在牢房里，一个人想啊怎么也想不通，最后导致精神失常。”
“给我吃药之后，四肢瘫痪，一动也不能动，洗脸得跪着爬过去，连搓毛巾、拧毛巾的力气都没有。这是因为用药量过大，把小脑运动神经吃坏了。”“半年后，我可以走路，到外面放风，半天走不出去，脑袋如石头一样重，也没有棍拄着，只好一点一点蹭。”
“同时由于着急，两只眼睛一下子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这下子觉得太痛苦了，出去劳改也没有希望了，这才知道为什么说保护什么珍贵的东西要象保护眼睛一样。因为眼睛太宝贵了，没有眼睛，看不见东西太痛苦了。”“每天给我吃药，不烦躁了，但也动不了了。眼睛也瞎了，只好躺在床上，给的饭摸索着吃点。不知延续了多久，才能坐起来。”
“好几个月之后，到了1973年夏天，家里人来看我，吓坏了，看到我跟以前判若两人，像傻子一样，吃药吃得痴呆了，走不了路，说话也不利索了，没有感情。后来病情逐渐转轻。这以后，差不多两年时间，在监狱只能坐着，看不了书，脑袋胀得厉害，在墙上碰，才觉得舒服些，硬把墙顶出一道沟，睡觉睡不好，走也走不动，每天如此。手铐已经摘了，生活也有所改善，但病痛却加剧了。”
崔月犂被关进秦城监狱8年，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逼他承认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是个“大特务”；二是逼迫他承认刘少奇妻子王光美是个“大特务”。然后，因为他跟这两个“大特务”有关系，他必须承认自己也是个“大特务”。可是，他知道刘仁不是“大特务”，王光美不是“大特务”，他自己更不是什么“大特务”。于是，他不得不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被整得生不如死！
崔月犁，1920年生，河北省深县人，出身农家，小学读了5年，中医学徒3年。1937年加入中共，当过八路军军医。1943年3月被派往北平、天津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在此期间，担任过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1948年曾以中共代表身份参与中共军队和平进入北平的谈判。1949年1月起，先后任彭真秘书、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北京市政协秘书长。1958年后，先后任北京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68年大年三十入秦城监狱，1975年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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