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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找到秘诀？不见鬼子不挂弦儿。《地雷战》小时候看得脑洞大开！后来才知道真正弄出地雷的功臣却被……
《地雷战》：不见鬼子不挂弦儿？（视频截图/SOH合成）
记者/主持人：吴永健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吴永健综合报导）有网友说，小时候特爱看地雷战， 地道战。脑洞大开，看的好玩死了。
也有网友说，然而这个看起来搞笑的电影是最真实的地雷战记录，倒是现在的神剧才是愚蠢。
还有人说，那会是宣称（为了宣传）目的拍的。但和现在的抗日神剧比，那时的这种算良心好电影了。
2009年，凤凰资讯发表了关于抗日战争中谁造地雷的文章，还有其它网站也就造地雷这个问题，澄清了很多事实真相。
首先，咱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个电影是怎么拍的。
民兵队长赵虎和雷主任
研发地雷
1962年八一厂出的电影《地雷战》，背景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其中的主题歌唱道：“……地雷是咱好伙伴，没有铁雷造石雷呀，没有炸药自己碾呀，满山石头开了花，炸得那鬼子心胆寒……”
《地雷战》被赋予了传奇和浪漫的色彩，似乎它给予了日军无数次的重创……
电影中的民兵队长赵虎和雷主任等人总能有各种点子，发明了10余种土地雷：石雷、铁雷、头发丝雷、化学雷、真假雷、飞雷、子母雷……
片中几个场景
1、石大爷出主意：
炸药，不稀罕！一硝二磺三木炭！
2、三个姑娘：
就像捉迷藏一样，把日本人和汉奸搞得晕头转向，还说什么在行进中，可以埋所谓的“飞雷”。
3、 放哨的儿童团员：
路条？
化妆成卖货郎的汉奸回答说，是16团的，到黄村去执行任务。
……
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4、 骑着小毛驴来偷地雷的：
打扮成小媳妇回娘家的鬼子，把偷回去的地雷，用放大镜一照……就被土化学雷炸死。
“过瘾”
“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不用起早摸黑赶集跑买卖，没有伤病急症需要半夜请医抓药等。
尤其更搞笑的是，日本人被地雷搞的烦恼不堪，请来了工兵排雷，竟然掏出了一个地雷：是装了粪便的……总之，觉得怎么样解渴、过瘾就怎么来。
“地雷战”的战绩是不是被电影打造出来的，对比一下就知道
根据国际禁雷运动组织的统计，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杂文月刊》2004年第4期 《“地雷战”不浪漫》一文告诉了我们不一样的地雷战，其资料参考了2003年1月海外《大参考》所整理的采访数据。
文章称，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太行山区的老乡们一提起“地雷战”往往深恶痛绝地说：“也不待见那个物件！”（注：不待见是地方话，讨厌的意思）
为什么呢？“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
埋雷白天不能埋，只好头晚上埋，天亮前取出来，否则就会炸着自己人。“有位长辈记得他有一天睡误了，醒来一看天已亮，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而其他村就发生过把早起的农民炸死，把夜里外出请医生的人炸伤的事。”
文章还称，当时的地雷很杂，美国的，苏联的都有，而村干部只认识不多的汉字，又没有经过认真培训，知道个大概就开始摆弄，一不当心就容易出事。
因此，老百姓们最后的判断是：整个抗战期间，那一带地区没听说有多少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乡和民兵被伤了不少。简言之，“地雷净害老百姓”。
此外，还有网文称，“八路军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而是为了保他们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马上就转移，而鬼子凶狠，要是炸了他们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总是躲的无影无踪。老乡们怎能不埋怨？”
连中共的军头都看不下去
在观看影片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对王耀南（工程兵副司令）指出了影片《地雷战》的不足，徐向前说：“你这个工兵专家的作用到哪里去了，几个老百姓怎么能搞出“地雷战”呢？
无可否认，有人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他们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得如此神奇？
鲜为人知的是，华北地雷战中，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技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
熊大缜
熊大缜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叶企孙（下文细说）的得意门生。
熊大缜1913年出生于上海，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毕业后留校任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先生助手，参与清华南迁工作。
1938年4月，熊大缜放弃赴德留学的机会，推迟婚期来到冀中抗日，参加八路军，投身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部下积极从事抗日活动。
注1. 八路军：
1937年7月4日，周恩来起草共赴国难宣言并于15日由中共中央交付中国国民党，声称：「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职责」。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第二次合作有关协议，中共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其红军陕北主力部队由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佩戴“青天白日”帽徽。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按中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改编需要，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序列（战区长官阎锡山），并进入晋北担任游击。改名后中共内部习惯上仍称其为八路军。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间，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费55万元，米津10万元，河防米1万4千元，合计61万4千元。
从下面八路军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照片上可清晰看见“青天白日”帽徽。
注 2. 吕正操：
吕正操曾是张学良的部下，因为不满蒋介石扣张，被假抗日的宣传所惑，转而投向延安。后来的日子，以及个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话说熊大缜来到冀中军区之后，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并通过各种渠道弄到大批制造炸药所需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以及无线电器材。并请到不少技术人员在天津英租界清华同学会内装配无线电台。
炸药这个难题就是那么难，而地雷也绝不是主题曲唱得那么动听的玩意儿
在熊大缜、汪德熙（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等人的领导下，冀中军区的炸药厂不断壮大，成为一座拥有2000多名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并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
冒着生命危险，熊大缜等人还多次装扮成传教士穿越日本封锁线，进入北平、天津为冀中军区购买雷管、无线电元器件等紧缺军用物资。
同事张方全面负责炸药厂的工作。张方把研制炸药的经验写成书面材料，散发到各抗日地区。朱德所在的晋冀鲁豫军区也办起了子弹厂，但是造出来的火药不好用，子弹厂生产不出子弹。
朱德亲自下令请张方到晋冀鲁豫传授技术。张方到后一个月，子弹就可以源源不断供应了。张方原本只懂物理实验方法，对化学是门外汉，全靠汪德熙临走时留下的一大本英文《火药学》，自学成了火药专家。一次试验中，张方右手的三个指头都被炸断了。当时生活艰苦，普通士兵每月一元津贴，朱德最高也只是每月五元，而张方每月十二元。朱德说：“张方为了炸药残疾了，得特殊照顾。”
八路军搞到一批氯酸钾，着手试制炸药，但是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屋顶上干燥，曾出现过连人带屋顶都炸飞的事故。在当时的条件下，防止炸药自爆成了难题。
熊大缜多次潜回到天津，请教老师叶企孙。叶企孙听说熊大缜领导的技术研究社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时，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
叶企孙对造地雷的事放心不下，他马上让自己的实验员阎裕昌前往冀中。阎裕昌化名门本忠秘密进入冀中。
门本忠本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勤杂工，叶企孙见他对科学有特殊兴趣，又聪明能干，破格提他为实验员，做自己的助手。由于多年的教学实验，门本忠对炸药有丰富的知识。门本忠一到，就解决了炸药自爆问题，还设计出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门本忠后来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这时，叶企孙先生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物资。他的学生汪德熙、张瑞清、熊大缜、葛庭燧等人，也经常装扮成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本封锁线，进入北平、天津，为冀中军区购买雷管、无线电元器件等紧缺军用物资。叶企孙设法筹集款项购买急需的军用物资运往冀中，为当地抗日解了燃眉之急。
美国掌握的技术在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熊大缜等人还与开滦矿务公司副经理王崇植联系，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又通过王崇植弄到无线电器材，请到技术人员，在天津英租界清华同学会内装配无线电台，然后设法运入冀中。化学系毕业生林风在天津租界一家工厂内偷偷制造黄色炸药(TNT)，伪装成条状肥皂秘密运入冀中。
1938年5月，熊大缜派人去天津找到叶企孙教授，提出对各种化学、金属以及军需材料的需求。叶企孙教授听到后，二话不说，立即着手通过多种渠道张罗资金，寻找各种关系，购买了制备雷管需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需用的铂丝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各种军需材料，并冒着极大危险帮忙把这些军需材料运进冀中。他还为熊大缜介绍了十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成为技术研究社的主要研制人才。
冀中的八路军原来爆破使用的是黑炸药，由硝、硫、炭混制而成，威力小，爆炸效果不理想，曾试图用氯酸钾做替代品，但因不掌握研制技术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仍未成功。熊大缜和技术人员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成功研制出氯酸钾炸药、雷汞雷管、电动引发雷管和地雷。在同日寇作战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1938年9月，技术研究社几位技术员带领战士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电动控制的氯酸钾地雷，成功地炸翻了日寇的火车车头。
其后，叶企孙教授又动员一批清华的爱国师生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提供了大量技术力量。他自己在已被日军占领的天津，组织未撤走的大学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然后再秘密运进冀中。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被三条重要的铁路包围，紧靠北平、天津、保定这些由日寇统治的大城市，从军事理论上说，当年吕正操率领的一团东北军人马是不能站住脚打游击的，如何能够抗击日本机械化大军呢？
许多文艺作品的描写，隐讳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里的奇迹得自军事科技的威力，而以清华大学爱国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平津知识分子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年美国派来的观察组曾去那里考察，惊叹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呵！”吕正操回忆说：“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美国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叶企孙教授深知抗日环境的艰苦卓绝，在筹资购买大量军需材料的同时，还四处筹款支援。像清华教职员公会建成成府小学后，剩有16000元基金，他拿到后，立即转交给了吕正操司令员。叶企孙教授的积极活动，对冀中的倾力相助，也使担任供给部部长的熊大缜很受鼓舞，他不仅将技术研究社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而且克服重重困难，为军区购买了大量通讯器材、医疗器械和药品，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叶企孙和熊大缜师生俩在国家有难、民族危亡之际，以自己的行动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深厚的爱国情感。
即便是这样，地雷给日军的打击，也只能说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因为日寇的疯狂报复和扫荡……
当时，很多青年学生当初来支援冀中也是为了解决地雷制作的问题，他们一些人认为已经完成了任务、合约到期要离开，还有人急着要走的，其中一个因为吵着要走，还被熊大缜下令关了禁闭。这一切都说明了冀中形势的严峻和艰难。
如何布局呢？不听从命令这仗怎么打？
作为一个战区的长官就要全盘考虑，面对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可是却处处为保存实力、或者是出工不出力的八路军，你说该怎么办？
注 3. “七二一方针”：
大陆研究历史的知名网路作家荆楚介绍，中共、毛泽东等人在抗日战争时对其所辖部队的作战指示有一个“七二一方针”，又称“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从中可以看出中共抗日主要是达到宣传的目的，根本就没有实打实抗战。
荆楚举了彭德怀抗日遭毛泽东打压的实例来说明：“因为当时共产党的军队拿了国民政府的军饷又不抗战，全国民意汹汹说他们‘空耗军饷，游而不击’。彭德怀受不了这样的批评，就率领军队配合国民党，打了对日占区中原交通线的破袭战。他们随后大肆宣传，说是‘百团大战’。”
不过，实际战果并非是如中共宣传的那样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反而是日军损失较小，中共损失不小，还引起了日军的多次「扫荡」，中共二三年来建立的所谓「抗战根据地」几被扫平。
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因此遭到了毛的批评，指其是「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大罪恶」。毛称「主动出击日军是帮了蒋介石。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的一番话让人清楚地看到了中共到底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真发展，彭德怀亦为此付出了代价。
注4. 勾结日军，密签卖国协议：
“文革”中批斗曾山（曾庆红之父）是汉奸，他辩驳是奉命与日方沟通、签协议，“相互不交战，向日军提供国军情报”等等，并有请示、回复电报稿存档，回复电报是中共最高层毛、刘、周、任签发的（现存于中共档案部门，“文革小组”坚持核实此事，经特批才看到通敌、卖国证据。后来“文革小组”一些成员因此事被收监“封口”）；
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揭露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暗中勾结侵华日军的罪证，该报披露：
“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
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
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
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
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兵分两路，话说两头，咱们还是回到当年的情形：
1938年秋，国民政府任命鹿钟麟为 河北省主席，并指令吕正操接受鹿的指挥；鹿下车伊始，即下令要吕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吕正操不接受，双方产生了严重的矛盾、有摩擦甚至火拼的危险。
熊大缜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者的严重关注。加上他多次化装到敌占区采购军火，更引起一些人的怀疑。
1939年1月，鹿钟麟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缜见方平是读书人，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将这事当成特务嫌疑上报。
1939年春天，中共在各个盘踞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个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锄奸部不能不干活，不能没成绩，于是就瞄准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供给部，技研社是重点，熊大缜是头子。
于是，军区锄奸部工作人员轻而易举地、干净利落地一网打尽，抓捕了熊大缜、门本忠、张方、李广信、刘维、李猛、胡达佛等技研社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教会等机关中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通通抓了起来，总共有100多人。锄奸部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
这些“坏蛋”是二分区参谋长张珍从城里弄来的，张珍成为“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受审次数最多。
张珍原名张学渊，曾在辅仁大学化学系当过教师，他认识不少北平、天津的爱国技术专家。当时张珍接受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命令，秘密潜回北平，找到他的辅仁大学同学孙鲁，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寻找、动员科学家到冀中工作。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熊大正)。孙鲁向熊大缜介绍冀中情况，熊大缜后来找到导师叶企孙。
受刑最重的自然是“首恶”熊大缜。在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所存的熊大缜档案材料就有32卷，仅口供就有81页。
主要罪名是“国民党特务”，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伪装成肥皂的TNT炸药夹带的。
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
八路军本来就是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集体军，理应和其他集团军一样，服从指挥，共同抗日。可惜了这些满腔热血，投身抗日救国的莘莘学子，不知个中中共的欺诈与阴毒，只是借此来欺骗国人、愚弄百姓，包括其内部的成员，利用完就卸磨杀驴。他们躲得过日战区的白色恐怖，却逃不脱共占区的红色恐怖。这样一封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
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司令员明知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却无力营救。
造子弹不易，杀我用石头吧
当冀中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又做过了头。中共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中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缜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
1939年夏天，日军对冀中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军区主力转移。审讯时被拷打受伤的熊大缜无法跟上队伍。锄奸部一名负责押解犯人的战士喝道：“快走，磨蹭什么？想逃跑啊？”
自尊自爱的熊大缜说：“别那么凶，好不好！”
锄奸部战士说：“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
熊大缜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是汉奸特务？”
两个人吵了起来。战士说：“就是汉奸特务！走，再不走，毙了你！”
一生坚持真理的熊大缜不肯，他就站住了。那个战士真的拉开枪栓，推上子弹，枪口黑洞洞地对上了供给部部长熊大缜的脑袋，勾上了扳机。
就在这一刹那，熊大缜说话了，他说：“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你要真的想弄死我，就用石头！”
这个人，真的放下了枪，真的举起了石头。
年仅26岁的清华才子熊大缜，造出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雷的熊大缜，却死在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有硬过石头。
叶企孙老师最好的学生死了。
叶企孙
说到地雷战中的科学家，一定要说叶企孙。
叶企孙，名鸿眷，字企孙。1898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举人，国学造诣很深，对西方现代科学也颇有研究。
他1907年入敬业学校，1913年入清华学校，1918年在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学习，192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6月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考察过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
叶企孙先生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吴有训、熊庆来、周培源、王淦昌、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赵九章、彭桓武、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黄祖洽、周光召、唐孝威等，都曾受过叶企孙的培养。
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担任院长。
抗日战争期间，叶企孙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1948年叶企孙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底，中共军队逼近清华园，但叶企孙深爱养育他的这片热土。他依然如故，一生没参加任何党派，也不追随任何党派。国民党撤退时期，在蒋介石的迁台名单中有叶企孙。他没有上国民党派来抢救教授的飞机，留在清华。
1949年5月，叶企孙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0年3月又被教育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然而他所坚持的学术独立、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工作方法及办学方针，与共党的要求很不协调。
1952年院系调整，他离开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磁学教研室成立后，他担任室主任，为中国磁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和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成立，叶企孙任副主任委员和兼职研究员，协助竺可桢先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史研究机构，培养了不少优秀科学史研究人才。
而1977年的叶企孙教授之死，竟然也与冀中地雷战有关。
熊大缜屈死时，他的导师叶企孙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他知道的只是熊大缜被捕，便多方营救，还为此事专程到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哪里晓得，学生熊大缜早已是石下冤鬼。
之后的日子里，叶企孙顶着被株连的危险继续多方呼吁，一直要求为熊大缜平反。虽然没有结果，但也并没有引雷劈身。
熊大缜死后30年，灾难最终降临到叶企孙身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吕正操受到政治迫害。打击者提出当年的熊大缜案，而作为熊大缜导师的叶企孙，在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的情况下，被诬蔑为国民党CC系（中统）在清华的核心人物。
1967年6月，国经委、化工部和中科院的红卫兵组织揪斗吕正操时翻出熊大缜案，就到北大叶企孙家吵嚷叫嚣。北大“井冈山兵团”获知，立刻在物理系大楼上挂出大标语“ 打倒国民党大特务叶企孙”。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也不甘示弱，马上来人抄叶企孙的家。两大造反派争相游斗这位年届70的老学者，把他押进设在原林学院所在地的黑帮劳改队。
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
红卫兵对他的反复揪斗、毒打，并被关进牛棚，使他饱受肉体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在听说两弹元勋姚桐斌被乱棍打死，爱徒赵九章（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含恨自杀之后，他精神崩溃了，出现幻听。天天“听”到造反派们在广播里点名批判他，并对他坐、卧、立、起的一切行动都说不对，他喝一口茶，广播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广播就叫他马上“回去”。 多么绝望的感觉！
1968年6月2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以国民党特务罪名逮捕叶企孙，关入北京卫戍区监狱。 连续八次提审叶先生，从9月3日到9月7日，其中4日那天连审三次， 从早上8点40分起直到晚上10点10分，对7旬老翁连续逼供长达14个小时。
在这里，只把第三次审讯叶企孙的部分记录呈现出来，即便这样也能感受得到，熊大缜遭酷刑逼供的那81页口供，是如此的无辜和无奈！
问：交代和熊大缜的往来关系。
叶：我与熊大缜是1932年认识的，1933年我带他到处游览，每年夏天，暑假我同他游览。熊在1935年毕业后住我家。
问：如果我们拿出证据，证明你不但知道，而且你是他的后台，你还承认知道不？
叶：……我不写保证和任何文字上的东西。我只能说我不清楚。
1937年10月初我在清华同学会住宿，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负责人是我，经王崇植介绍到天津党政军办事处见到王玉青、许惠东，我们头一次谈话地点是党政军办事处，时间约在端午节，在场的人有王玉青、许惠东、熊大缜、我。谈话的内容是冀中需要炸药、无线电、做电台问题。我希望他们帮助解决，装配另找人解决。许惠东同意王玉青的意见。
我们第二次见面仍在党政军办事处，是端午节后，参加人有王玉青、许惠东、熊大缜、我。这次谈话内容仍谈电台、炸药问题。
问：你的经费来源及去向？
叶：在天津的张瑞清每月30元至40元，林风约60元至70元。我们18000元，可能是清华资金，我对这个经济来源不清楚，张瑞清比我年纪轻，记性好，他交代的，我承认，但我记不清了。熊大缜回冀中给我来过两封信，内容记不清了。
问：你态度老实不老实！！
叶：我是老实的，我是科学家，我……我是老实的。
在具体的环节里，审讯者甚至会产生对自己的自我质疑：眼前的这个70岁的老叟，何罪之有？他们多次派人“内查外调”之后，因为查无实据，专案组只得冠以“特务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将其释放，但仍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叶企孙在狱中挨过了一年半。
无论怎么查也查无实据，1969年11月中央专案组把叶企孙放回北大。毛泽东安排在北大的迟群、谢静宜不接受他。那叫鼠辈得势，不容人。 那时他被迫害的双腿浮肿僵直、小便失禁，不能上床睡觉，只能在藤椅上坐着睡。就这样的身体，他1971年被谢静宜发配去十三陵水库劳改，一年之后被十三陵水库当局送回北大。
他的腿走路很困难，是被红卫兵打的。双腿肿胀难以站立，身子屈成了九十度。
当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作为“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回忆说，首先想到的是叶企孙老师：在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大蘑菇云的时候，沙滩上的人群是那样的激动。又是跳，又是叫，又是笑，欢庆自己的原子弹试爆成功时，王淦昌说：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师长叶企孙教授。只要细看看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科技骨干的名单，就会看出这些人大都是叶企孙的物理系培养的学生，或者是叶企孙的学生的学生。
……
1969年11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叶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统特务嫌疑”受隔离审查。
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去世。
可怜这位中国物理学最优秀的导师，身形枯槁，面色憔悴，曾经吟着谁也听不明白的歌，踯躅在首都街头。遇到熟悉的学生便说：“有钱吗？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因为先生出狱后，已经出现幻觉。但是，生理的需求与求生的本能，仍使他在懵懵懂懂中寻找活命的食物，当监管者放松警惕之时，先生便悄悄溜出去，到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饭。
不少熟悉先生的人曾经在海淀见到惨不忍睹的情景：先生头发花白，弓着背，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状，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向摊主伸手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津有味地啃着。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有一次，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叶企孙的学生）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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