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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中共地方隐性债务超30万亿 冰川崩裂声隐约可闻
中国大陆债务危机严重。（网络图片）
记者/主持人：宋月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贺景田综合报导）
7月9日，大陆《财经》杂志刊登封面文章，题为《地方债高悬之忧：隐性债务的水有多深？》。报导引用部分专家团队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共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大约在30万亿到47万亿人民币之间，负债率超出60%的国际警戒线。
中共地方可能没有还债能力
中央社7月10日报导，中共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5月19日表示，中国地方债为40万亿人民币，但地方政府并没有想还债的愿望。
中央社报导称，政府还债意愿且先不论，关键是其还债能力出现问题。
今年5月湖南耒阳市传出延迟发放公职人员薪水的消息，媒体披露后，6月初发放完毕。
陆媒第一财经报导，耒阳市官方承认国库库存资金严重不足，优先保障的是离退休人员的费用，在职公务员薪酬发放尚有较大的资金缺口。
另据经济观察报报导，市场传出一份湖南常德市政府6月22日的会议纪录，内容关乎化解政府债务。有消息人士说，这场会议主要是希望各金融机构不要抽贷。
过去几年，大陆三、四线城市推动“棚户区改造”工程，为此，当地政府需给原屋主发放安置金，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专项贷款。但是6月25日传出相关审批暂停，原因可能是认为地方政府将还不出钱。
地方隐性债务超过国际警戒线
大陆《财经》杂志7月9日的封面报导披露了部分专家对地方债隐性债务的调研结果。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柳带队调研的结果显示，截止到2016年底，地方融资平台总负债达30.27万亿元。
陈柳表示，他们的调研未能涵盖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各类契约形成的PPP专案、政府购买服务等隐性债务，政府融资平台的计算也仅限于发行过债券的平台资料，未发行债券的部分基层平台不在统计范围内。即使如此，30万亿左右的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也是规模巨大（为地方正式债券的2倍左右），如果加上2016年底15.32万亿元的地方债券余额、12.59万亿元的国债余额，全部纳入政府杠杆率计算，中国政府负债率远超60％的风险警戒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白重恩也带领各自团队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做过调研。
张晓晶团队调研结果显示，“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约30万亿元，约占GDP的40％”；白重恩团队公布的调研结果为，截至2017年6月底，“发行过城投债的企业债务余额”大约是47万亿元。
还有其他专业机构也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做了调研，但得出的结果不尽一致。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资料，若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计入中共政府债务杠杆，中共政府债务在2017年年中就已经占GDP的65％左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风险警戒线。
隐性债务说不清 地方政府被列入黑名单
据《财经》报导，对于地方隐性债务，中共目前在中央层面还没有明确定义和统计标准，无法公布地方隐性债务的规模，其财政部和发改委等部门也说法不一。
多位财政专家认为，显性债务之外，更为庞大的政府隐性债务目前还处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和实际情况摸底过程中。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包括建设性债务、消费性债务和政策性融资担保，牵涉范围很广，如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债务、棚改债务、政府购买服务专案的债务、地方“僵尸国企”债务、金融扶贫专案债务、养老金缺口、政策性融资担保等，都应该属于政府隐性债务。
陈柳在研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时发现，截至2017年9月30日，中共银监会统计的1.1万多家地方融资平台中，名义上退出的2498家平台，却仍在进行着地方政府融资。一些地方新设的融资平台，并没有列入官方统计的融资平台名单，因此，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规模的估算和评判会出现误差。
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并不计入政府财政预算，各地区的融资平台的借贷规模都是自己统计自己的，没有官方的全国汇总资料，为判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带来了困难。
中财—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表示，隐性债务的不清不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运行，有数百家地方政府被地方法院列入黑名单。
专家：冰川崩裂声隐约可闻
《财经》报导，一位不愿具名的财政专家表示，据他们所在部分地区的情况而言，相当一批地方融资平台并不具备独立偿债能力，且普遍缺乏稳定收益，现在基本是依靠政府财政和滚动融资维持生存，隐藏的债务风险颇大。
1月27日，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8”上讲话表示，地方债务“明债”可知，隐形债务规模难以估计，有些地方已超过“明债”，风险因素积累并显露。
中国西部一个地级市市长表示，早在2015年，该市财政就陷入严重亏空状态， 政府负债率（负债率=债务余额/GDP）已经超过60％的国际标准风险警戒线。2017年以来，金融市场资金面骤紧，原有融资管道受阻，实体经济税收增长缓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来越大。今年下半年，该市政府有好几笔债务到期需要偿还，但资金至今还没有着落。
今年5月上旬，天津市国资委下属两个省级融资平台相继传出信托兑付风险，其中天房集团（天津最大的国有房企）累计在50多家金融机构融资负债，涵盖四大行、各大股份银行和主流信托机构，负债总计1830多亿元。
陈柳带领团队核算出来的结果显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排在前十位的省份依次是：天津、贵州、重庆、云南、青海、四川、江苏、广西、甘肃、浙江。
根据Wind公布的资料，目前偿债风险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截至2017年9月底，贵州、天津、重庆、云南和青海5个省市的政府显性债务负债率，分别为78％、76％、70％、69％和65％，均高出60％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有4个西部省份，贵州负债风险排在第一位。
陈柳分析，基于贵州省情，其偿债能力明显偏弱，“拆东补西”“借新债还旧债”成为一种趋势，其实质是将债务风险向后推移，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债务风险，未来有可能出现诸如资金链断裂、债务违约率激增、导致地方范围内乃至区域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陈柳说，中共地方政府债务有如冰山，浮在水面的只是小部分，水底隐藏的才是大部分。中共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究竟有多少，还没有官方统计资料，但在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他们能够隐隐听到冰川的崩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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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