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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百无一用的书生 文革的悲剧人物——陈伯达
作者： 喻智官
陈伯达在受审时自责：“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是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至死认识不到悲剧的根源，晚年还重申“永远感念毛主席”，他这个“学生犯了大罪，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可怜的文革“小小老百姓”，是被皇帝杀头还坚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感恩戴德的腐儒，是被共产党这部绞肉机碾成齑粉还甘为零件的顺服工具。
1966年10月1日，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毛泽东、林彪在旁。
“牛鬼蛇神”陈伯达
五十年前，每提文革，总加前缀“史无前例”，五十年后追忆，文革还“史无后例”。轰轰烈烈的文革，以疾风暴雨峻厉豪放的正剧开场，最后演成无所不包的杂剧：有癫狂迷乱恣意妄行的闹剧；有反讽荒诞滑稽突兀的谐剧；有格杀互害不知所为的悲剧。
陈伯达就是其中一个蹩脚“演员”。
一九六六年，陈伯达被毛“莫名其妙”地拉上台当“主角”，一九七〇年又被毛拿出来“祭旗”，被毫不留情一脚踢下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陈伯达刚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就发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鼓噪起文革高潮，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及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等臭老九先后被网进牛鬼蛇神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
现世现报，一九七一年，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报刊上给陈伯达扣上无数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头面人物、尊孔派、大儒、野心家、伪君子、反共老手、政治骗子、黑秀才……”，牛鬼蛇神的各种名号聚集他一身。
“十恶不赦”的陈伯达为此遭囹圄之灾，当他被押进秦城监狱，面对牢门时禁不住大叫：“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救过毛主席！”
一九四八年春的一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陈伯达去叫毛离开屋子，毛逃过一劫……他临危邀功，却软化不了残暴主子手上的屠刀。
几十年前，当陈伯达走近毛时，绝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下场。
延安演讲是人生转捩点
陈伯达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最初，他在陕北公学等处任教，并未受重用。一次，他在座谈会上谈孙中山思想的两个两重性见解，在座的毛发现了他的才学，调他任军委主席“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延安整风时，他写文章宣扬毛是中共唯一正确的最高领袖，随后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四三年抗日时期，陈伯达在毛指导下撰写《评‘中国之命运’》；在国共内战时期写《蒋宋孔陈——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小册子，大肆进行反蒋反国民党政府宣传，以此博得中共首席理论家称号。
中共建政后，陈伯达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参与起草许多重要文献：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一九五三年的《宪法草案》；一九五八年的八大《政治报告》；一九六一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九五六年中共创办理论刊物《红旗》，他任总编辑。同年，他当上了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文革中被推到权力顶层
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诛杀一批有异心的建国功臣”，其手段就是重用文痞刀笔吏舆论先行。陈伯达“得风气之先”，他在四清运动期间起草《二十三条》中就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次年，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再三强调这个论点。在工作组问题上，他与刘、邓意见相左主张撤销，站在了毛的“正确路线”一边。
论功行赏，毛点将陈伯达当文革小组长，并让他在中央全会上跃升为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八月十八日，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貌不扬的小个子陈伯达紧随毛、林、周，在登上天安门城楼亮相的同时，也登上了人生的峰巅，一夜间名扬全国。
陈伯达从此进入他受审时自认的“发疯的时刻”，制造或参与了不少大案。他在揪斗刘少奇的报告上添加邓（小平）陶（铸）夫妇的名字；他和谢富治一起清查“中国（马列）共产党”案，怀疑朱德、陈毅等一批元帅、副总理等人组党搞政变；他在迫害陆定一的材料上批示“给陆定一戴上手铐、降低生活标准、交红卫兵审判”；他参与整肃的“冀东党大冤案”最为惨烈，受株连者八万多人，其中近三千人被迫害致死，七百多人致残。
“我是小小老百姓”
然而，陈伯达毕竟有传统文人的一面，在丧失理智的狂乱中不时显露一点残存的仁义。
文革初期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陈伯达认为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随即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在抄家批斗肆虐时，他指示北京市委发出“不许私设公堂、拘留所”等内容的布告。
陈伯达的尴尬在于，他担着文革组长盛名，但文革小组的事都由副组长江青说了算，他常因持异见而受江青和康生训斥，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工人造反队阻断铁路交通，他指示“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工人应回厂搞好生产”。张春桥却说“革命也是大道理”。武斗白热化时，他主张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江青却提倡“文攻武卫”。他在文革中常把“我是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从他在文革小组的处境可知，这句口头禅既是自谦也不无自嘲意味。
糊里糊涂遭灭顶之灾
受江青集团奚讽冷落的陈伯达，只好去林彪集团取暖。九大召开时，他为林彪起草政治报告，提出中心工作应该从搞运动转向抓经济建设。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另一份报告的中心思想是“继续革命”。他批张、姚的报告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他的报告是“唯生产力论”。最后毛采用张、姚的报告，他感到遭毛遗弃，大哭了一场。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附和林彪的意见，赞成设国家主席，还高调宣讲天才论。他天真地认为，称颂毛是天才以对抗张春桥总不会错，讵料毛拿他当靶子敲打林彪，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把他骂得一钱不值：“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我们“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一字千钧地宣告了他的末日。
百无一用是书生
陈伯达本是性格懦弱的“老夫子”“书呆子”（江青骂他的话），被奸佞枭雄毛召到手下为官，惜乎，他学得了毛的野心和权欲，却始终搞不懂毛的权术，他投机取巧左右逢源，却动辄得咎弄巧成拙。他赞同彭德怀上书，又转头痛斥彭有“反骨”；他帮刘少奇修改《修养》，文革后又批《修养》“反动”；最后，他因为林彪的天才论做注解而成为替罪羊。
陈伯达在受审时自责：“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是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至死认识不到悲剧的根源，晚年还重申“永远感念毛主席”，他这个“学生犯了大罪，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可怜的文革“小小老百姓”，是被皇帝杀头还坚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感恩戴德的腐儒，是被共产党这部绞肉机碾成齑粉还甘为零件的顺服工具。
夫复何言？
《动向》2016年6月号
来源：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