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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个地方太坏...少去些不正经的地方”

2021年08月09日 11:13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 司马璐

这个地方太坏,你这个乡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经的地方。”章太太听我说“没有什么”,她似乎又另有解释了。我满面通红,把头低垂下去。

司马璐先生一生著述甚丰,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斗争十八年》,写了自己从投奔到醒悟,到选择自由的曲折历程,轰动一时。五十年后,余英时教授在写给司马璐的诗里还提到“曾读斗争十八年,香江反共万人传。”

司马璐曾揭露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是“叛徒”并非“烈士”。司马璐在1992年接受访谈时指出,江泽民的“烈士养父”江上青是“叛徒”,并非是“烈士”;司马璐称江上青三次被抓、三次被放,但是没有向交代被抓后发生的事情。司马璐说:“现在中共说江上青是烈士,当时我记得组织上告诉我他是叛徒,在替国民党搞情报,叫我不要跟他接触。”

司马璐先生于今年3月28日(周日)在纽约市法拉盛的安老院辞世,享年103岁。

《斗争十八年》

司马璐

初版自序

从一九三五年我参加中共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整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斗争了十八年!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在斗争中成长;也在斗争中继续摸索革命的道路。

中国是不幸的,我们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尤其不幸,我们都还在应该受基本教育的年龄,都还刚踏进这个社会,我们就被卷入了政治的暴风雨中。我们热情奔放,动机纯良,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寻求改革中国的图案。但是,在一个病得十分沉重的中国社会中,青年在思想上没有正常的出路。于是,一阵风暴,就把我带进了

这书中所写的,是我个人所遭遇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一整个时代的悲剧,我们这一代多数青年的悲剧。

这是一篇有血有泪的报告,我控诉,在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前面。历史的殷鉴不远,悲剧是不容再演的。

在共产党人的逻辑上说,整个历史是一篇大谎话。仅仅为了某一个时期的政治目的,他们才搬出一套钦定的伪造的历史。他们把窜改历史,看作是儿戏,毫不引为羞耻。

一部党的钦定的历史,也要常常经过一变再变——适合一定时期的情况和领袖的需要。奉命写党史的人,都要随时准备以身殉党。何况我这种对党的罪行赤裸裸的暴露,他们自然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一句都不认账。他们以为如此就可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但是,比较老一辈的中共党员,或者当日和我共过患难的一批同志,假如他们还侥幸活着,天良并未完全泯灭的话,他们是应该为我这本书中所控诉的一切挺身作证的。

在本书中,我反复的说,我绝不为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辩护。但是,我要公道的说一句,一个人当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往往并不觉得自由的可贵,等到连这一点自由也丧失以后,才发现到自由的价值。

大陆变色以前,许多读书人整天争争吵吵,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互争高下。等到共产党人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排成老大、老二、老三……,居然大家也只好服服贴贴。我不能说这是“自由”的错误,而是说,我们任意糟塌自由,不善于运用自由,就无意间做了共产党人的帮凶了。

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自由和进步是分不开的,我深深地如此相信。

共产党人要绑我们的手足,就要毁灭我们的自由生活,我们要卫护我们的自由,不要糟塌我们的自由,我们要争取扩大和提高我们的自由。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司马璐序于香港

第一章我是贫苦人家的孩子

我出生在一九一九年,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中国掀起了伟大的爱国运动,文化运动与青年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提出“科学”与“民主”,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帝制,可是代之而起的是军阀的统治;这些军阀为了剪灭异己,巩固自己的势力,不惜卖国媚外,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巴黎和会中,中国虽以战胜国的地位,段祺瑞的媚外政府却同意以山东的全部利益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气义愤填膺,在北平知识份子的指导下,如火如荼的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的爆发。

当时在广州的护法政府是一个革命性的政府,全国人民也对他们怀着热烈的希望。可惜他们并没有很好的领导这个运动,和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结合起来,而不久之后,许多留日参加五四运动的国民党人大都热心“从仕”去了。可是这时候,正当俄国革命的初期,列宁正密切注视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于中国内部的动乱一点一滴都在加以利用。在打倒了“孔家店”以后,中国旧文化的基础动摇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没有能够及时接应得上,而共产主义的毒菌,却在这时侵入了这个悸弱的病体,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们以革命的外衣,盗取了五四运动的光辉,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我出生的地点是江苏苏北泰州的一个大镇——海安。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门前的一条河流和屋后的一座小丘。丘名凤山。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庭院好玩,也进不起学校,爬山和嬉水就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了。

这条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运盐河,两岸是苏北鱼米之乡,出产丰富。但是农民却终年过着悲惨的生活,灾难频仍。每当收获的季节过后,农民们首先要把他们的谷物偿付高利贷,壮年男女就丢下家,到上海去帮工打杂。我们眼看着粮食和牲畜一船一船的从这条河流运出我们的家乡,而换来的却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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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运盐河的两岸,从前都是盐场,我们的家虽然距离海边只有六十华里,但是我们却一直也没有机会到那一带的海边去观光过,有些农民是靠海岸生活的,他们用手车把海鱼和“私盐”运出来,换点布和日用品回去,碰到税警,就被抓去吊打。在我们的家乡,驻扎的税警之多,足以和他的富庶成正比例。而这些税警,他们平日任性纵欲,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简直形同匪盗,孩子们都远远的避开他们。

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的是张士诚的故事,元朝末年,他本来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私盐贩子”,愤于虐政,率众起义,他起义的地点就是我们屋后的那座小丘,丘上有忠义堂,为当年张士诚所建。多数的史家都把张士诚写成流寇或“盐匪”,然而在我们这些孩子中间,他的英雄事迹极受我们景仰。每听到生动之处,我们一个个都眉飞色舞,欢欣雀跃。

我们的家,虽然倚山傍水,可是说不上什么景色,倒是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故事和我们整天耳濡日染的一切,直接启发了我们“替天行道”的侠义意识。

我们三五个一堆,结盟为兄弟,时而在小丘上演习追逐,时而密议入山探访异人得道,至少每个人都不甘株守,想出去创造。在我们小小年纪,我们的家乡已开始动荡了。

我的是一个诚实的农民,母亲,姐姐一共四个人,我们租来十二亩田地,每年要交二十担租,遇到东主有事,还要再去义务帮工;过年过节,我们总要送点鹅鸭去孝敬。父亲母亲都很勤劳,一有空闲,总去兼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我们住的茅屋,几乎是由父亲一手修建的。父亲在我们家乡中,是一个最安份守己的中年人,他从未想到上海“淘金”去,遇事总是让人三分,自己吃亏,回到家里,逢饭吃饭,逢粥吃粥,绝不埋怨自己的命运,我们几乎常笑他连叹口气的勇气都没有。

一九二七年,那时我九岁了,孙传芳兵败北退,饱掠苏北,接着齐燮元、白宝山部均一路打劫而来,整个苏北被蹂躏不堪,人民呼号无门。

一天,妈妈一路号哭着回来,我和姐姐急着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始终不肯告诉我们,这一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们才知道他给兵拉差去了。幸好过了两个多月,他又溜回来,腿上有一块伤,并不是伤于枪弹,而是吃的枪柄。

父亲回家以后,比从前更沉默了,更不爱说话了,甚至对孩子们的笑容也没有了,起初妈妈总以为他在军队里受了委屈和刺激,也不去过问他。谁知在后来中共黄桥暴动失败以后,苏北到处成立保卫团,厉行清乡,父亲以一次“通匪”的罪名被逮捕,未经审判就执行枪决了。这项消息立刻震惊四乡,所有认识我父亲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一个老实人,一个无用的好人。都说:“冤枉了,冤枉了!”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全靠母亲为人织补衣服糊口,母亲个性倔强,富有生命力,父亲遭难后她极悲伤,但并不气绥,虽然这时我已可能帮母亲做些事,但她坚要我读书去,她以最严厉的态度管束我,她一早即起身操作,同时叫醒我,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感于父亲苦了一辈,最后又死得不明不白,对我的希望非常殷切。她常常偷偷的流泪,但一见到我丢开功课,又声色俱厉起来。

我就这样算是受了三年的学校教育。

但是,最大的不幸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十三岁那年,母亲逝世了!

她死得很突然,连交代我和姐姐几句话都没有来得及,在死前半小时她还谈笑自若,勤劳的操作,一倒下就不省人事死去了。

丧事由叔叔草草料理了事,我和姐姐也住到叔叔家里,叔叔的家境本来也和我们差不多,增加了我们,负担顿感吃力,我的学业当然停止了。我仅住了两个多月,也感到住不下去,决定自己独自出外谋生。

从此,我开始了流浪生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没有了爸妈,离开了叔叔,走向哪里去呢?

起先,我走到一个比较富有的舅舅家里去,舅母把我看作小叫化子,拿了一点剩饭剩菜给我,我一气走出门来,临走她还叮嘱我:“以后别来了。看你这倒霉的样子,不要把晦气带到我们家里。”

我于是又找到一位过去的老师,在那里住了三天,他为我洒了一把同情之泪,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一家如皋的杂货店去当学徒,每月的月薪只有一吊钱,约合当时的银洋二毛半,而每天的工作此一个杂役还要苦,扫地、抹桌子,烧饭、洗碗之外,甚至还要我洗老板娘孩子的尿布。店里夜间打牌,我要侍候在侧,倒茶拿烟,等到他们倦了,天已黎明,他们一个个睡觉去,而我又得提着沉重的身子继续第二天的呆板工作。如果稍有一点倦态,鸡毛帚立刻迎头打将过来。有一次我洗碗不慎打破一只饭碗,老板娘把我鞭打得皮开肉裂,最后还罚我在烈炎下跪了两个钟点。

到了第十八天,我提着我的小包裹,那是我仅有的全部行李,又去见了我的老师,他惊讶的望着我:“怎么,你——”

“我不干了。”我把背包往他身边一摔,似乎在对他生气。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还没有忘记在大人面前“撒娇”呢,好像在当时我敢于“撒娇”的对象只有他。

“这没有办法呀,吃人家的饭,就得受些乌气……。”我呆呆的站着,老师苦口婆心的对我说。

他又介绍我转入另一家布店,还照样是学徒。

我一进门,见到那个肥胖的老板娘,就想起鹅毛帚、鞭子、棍子……。虽然当老师送我进来的时候,她满脸堆着狞笑。布店里多的是木条尺,我怀疑简直好像都是为我而设的。

老师常有信来,教导我“立身之道”,不外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有时他抄些“孟子”上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类寄给我,要我常常背诵。至少他的热情,相当感动了我,虽然这家布店的日子并不比那杂货店好挨,但是我终于忍耐过了三个多月。这期间令我最气愤的一件事是:我离开那家杂货店以后,他们问我的老师讨了了八天的饭钱,他们竟说这是“规矩”!

我不愿再连累我那位好心肠的老师,决定怎样受苦也在这布店做下去。

但是,不幸的遭遇又来了。

作者: 司马璐

“上海这个地方太坏,你这个乡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经的地方。”章太太听我说“没有什么”,她似乎又另有解释了。我满面通红,把头低垂下去。

这天夜深,老板气冲冲的走来,他一见我遮着布正躲在桌下读书,大骂不休,把我的书抢去撕得粉碎,我辩说,我虽然夜间读书,白天还照常做事。我用布遮在桌下,也没有打扰别人的睡眠。再,我点的腊烛,也是我自己花钱买来的呀!

他一听之下,更加恼怒,骂我:“小杂种,贱骨头,你也配读书?给我滚出去。’

说滚就滚,我毫不犹豫,提了背包就走。

从此,我再没有勇气去看我的老师了。

路边,屋檐下都暂时成了我的住所,被这里赶出,就换到别处去。夜间冷了,就紧紧的缩做一团。有时霍地惊醒,原来是一只野狗从我身上跃过,我拾起一块石子打过去,骂声:“他妈的,你奉谁家主子的指使,也来欺负我。”霜露掠过我的脸上,我抹一抹就算洗过脸了。太阳从地面上升,我就捧起书本子,路人都望着我哂笑而过。当我实在饿得有些发昏,宁懒洋洋挺起身子去讨些钱买点食物。但是,奇怪的是,我这个小叫化子不仅向人家讨钱,而且要讨旧书旧报纸。有一天,我正走近一家门前,屋内传出声音:“哈哈,这个小疯子又来了。”

时光易逝,我已经十五岁了。

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之间,政府一面安内,一面攘外,正当国民党对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苏区的袋形阵线步步紧缩之际,不料天外飞来一颗救星,这就是日本侵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国军为应付东北危局,主力撤退,共军乘机推进,又恢复原来的形势。不久“一二八事变”发生,又给中共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中共公开号召“推翻国民政府”。“九一八”后的第四十二天(十一月一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二八”淞沪之战期间,中共又乘机占领了赣州、南雄、漳州等地。在日本人和中共的行动如此密切的配合下,举国为之震动。然而同时也因为外敌入侵,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高涨,帮助了国民政府巩固了他的政权。青年们都放下了书本不肯安心读书,纷纷请缨杀敌,或者下乡宣传,“抵制日货”之声响彻全国。

就在这个时期,我也大胆去找到一个“泰州县立中学”宣传队的负责人,我说:“我愿意给你们当勤务兵,一路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

“你弄错了,我们这里是学生宣传队,不是军队;不要勤务兵,也不打算到前线去。”

“但是,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帮你们做一切杂务,随你们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

“好吧。”他迟疑片刻,终于答应我了。

但是,一个多月过后,这个宣传队一回到泰州就宣布解散了。我便由他们介绍到当地的一个“泰报”馆去做练习生。

“练习生”的名义此“学徒”好听些,工作却还是做些打杂的事,报馆的老板是地方上的一个劣绅和讼棍,态度也十分粗野,不过其它的上司总算“文明”得多了。

编辑中有一位丁丰川,还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据说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是报馆老板姨太太的表弟,平日和同事相处得不好,因为他有点藉势凌人的作风。他常常几天不修边幅,有时又爱打扮得十分漂亮。他上班总是迟到早退,对于职业似乎很不耐烦,一有可以出风头的事,他总是最起劲。但是一经风浪,他又没有兴趣了。他常常口出狂言,但实际上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够,遇到别人反诘,他就面现怒容,大骂山门。或者鄙视的看他们一眼,他自认是这报馆中唯一的“前进份子”。

在我偷偷读书的时候,常常发现有个神秘的影子在我身背后出现,抬头一看,啊,正是他,丁丰川。有一次,他把我的书全部翻了一阵,面现不悦之色,一面念着那些书的名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些鬼书,读来屁用。”

我一听这话,似乎也以为有点道理,第二天换来两本“写信必读”和“秋水轩尺牍”,他见了又摇摇头,我自己翻一翻,也觉得没有多少趣味。

过了几天,他拿来几本邹韬奋(以后成为著名左倾人物,现已死去。)主编的“生活周刊”,放下没有多说什么就去了。

当时的“生活周刊”内容,谈政治的部分并不多,其中最能吸引我的是那些讨论青年的切身问题的文章,我咀嚼之下,倒觉得津津有味,他有时为职业青年说几句话,也正是我内心的苦闷,读来颇够刺激。“邹韬奋”这名字,渐渐戍了我崇拜的对象,他在我心目中,已逐渐代替了过去“张士诚”的影子。

我写了一段小文章寄给“生活周刊”,他们也给我刊登,我高兴得跳起来,赶快飞奔到丁丰川的家里,告诉他这个喜讯,他拍拍我的肩膊,得意的对我说:“你进步了。”

从此,我们开始做了明友,他每天总要找我谈谈,我也开始仗起他的势来,对于工作,爱做就做,随我高兴。我的新名词也渐渐学多了,有时也对丁丰川批评这个,议论那个,他听了格外高兴,觉得我的“觉悟”提高了,“反抗的意识”增加了。

这天,丁丰川的神秘影子又突然在我背后出现。

现在他已经公然干涉我的读书自由了。他一看我新买来的书中有“曾国藩家书”和“梁启超全集”,不由分说,大骂了我一顿,说:“这些书都是有毒的。”

以后,他常常检查我的书籍,我每买一本书,也战战兢兢,先征求他的意见,可不可以读,有毒没有毒,他如果把这本书说得一文不值,我就呆若木鸡,好像自己犯了什么大错似的,期待他的饶恕。我在精神上已完全成为他的俘虏,他说这说那,我不仅随声附和,并且一本正经的模仿他的调调儿,也用来对付别的“落后份子”,我自命懂得要比他们多。丁丰川对我趾高气昂,我就找别人摆摆威风。

然而,我的“威风”摆出不久,报馆中的同事,他们对丁丰川没有办法,却向我开刀了。他们向老板告我一状,说我既不好好做事,又要存心造反,老板在盛怒之下,将我开革,那个丁丰川并没有为我说半句话,他对老板又是一套,在老板面前,他一步一趋,完全是一个忠心于统治者的走狗。

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那时我十七岁。

离开报馆以后,丁丰川告诉我,他有一个“有钱的朋友”愿意帮助我读书,他介绍我去见见他。

他的这个“朋友”名字叫徐志安,当时以美孚洋行的买办身份在苏北一带活动,实际上是中共组织在苏北的负责人之一,“解放”以后,出任为中国石油公司的经理。

我一听说有人帮我读书,有些兴奋过度,通宵未眠。次日到了徐志安的住处,他早已很熟悉我了,他简单的问了我几句生活上不相干的话以后,就递给我一件预备好的介绍信,要我立刻就动身到上海去。

信是没有封口的,一出门我就打开看了,内容很简单,好像是:“风沙兄:兹有青年朋友XXX君拟来沪谋事,请荐与丁经理一谈,至感。”

下面的签名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这信中对于读书一事,只字未提。我很失望,我以为又要荐我去当学徒,很犹豫,但后来一想,既然人家答应帮助我读书,当然总不会错的,别的就不必管得太多了,反正徐先生已送我五块钱作旅费,去上海玩玩也无妨。

上海的地址是静安寺路一六六四弄,门牌号码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找的是一位章先生,他的名字我没有问过,大概也许就是“章风沙”吧。

章把我的介组信接阅后,随口就说了一声:“你就是XXX,我知道了。”他着女佣搬下我的行李,要我暂时安身在他的家里。他住的是一层房子,一夫一妻和两个孩子,用了两个女佣,他整天不大外出,太太早出晚归,后来一个女佣告诉我:“太太在杨树浦一个工厂做事。”

章家里每个来往的客人都要把我打量一番,然后他们避在一边叽叽咕咕又不知说些什么了。

章也始终没有和我提及读书的事,问起他,他只支支吾吾,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

直到第四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你是×××吗?”

“是的。”

“我是徐志安先生的朋友,他要我约你谈谈关于你读书的事情,请你立刻到海格路一七五弄四号二楼来,我姓陈,你找陈先生就行了。”

这个怪电话使我又是一阵迷惑,我赶去问章,他说并不知情。我说:“我需要不需要去看他?”他毫不迟疑的回答我:“你当然应该去。”

陈先生是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他一见到我,很热情的和我握过手后,就把我带到一个小亭子间里,这好像是他的卧室又兼书房。

他逐点问起我的家世、出身、经历,然后对我说:“你的读书问题我负责替你解决,你回去写篇自传明天上午送来。”

我又征得章的同意,把“自传”写好如期送去,陈先生又和我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以后,我们每隔四五天见一次面,前后总有七八次。他在谈话中,渐渐称起我“X同志”来,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荣耀的称呼,同时,他的身份我也逐渐明白。我又喜又惧,以后我们的约会,我也再不和章提及,他也并不问我。

我在陈先生那里第一次读到中共正式的油印的党的文件——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其它几种极端秘密的小册子,我看过后,他立刻就收回去了。同时他向我说:“我们党的长征,完全是为了‘北上抗日’。”这句话倒是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

经过这些反复的谈话和阅读这些小册子后,他终于给我看了一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要我正式入团,他并为我说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团是党的学校和后备军。你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弟,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布尔雪维克。”

我的神情极度紧张,已经把来上海读书的事完全忘记得一干二净,我起初说:“我对于革命理论还懂得太少呢。”他说:“这没有关系,我们只要你服从革命的领导和纪律。”于是我再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把一份表格填好递给他。

回到章的家里,我有几天心神不定,思潮起伏,混杂撩乱。一方面骄傲的觉得,我从此是个“革命者”了;另一方面又下意识的想到,如果万一……,我不是要被抓去杀头吗?陈先生曾叮嘱过,要提高警惕,戒备我周围的敌探、特务、叛徒、一切反动份子……,啊,章是不是?不,他不会,他一定是我们的“同志。”……

“X先生,这几天你怎么的,饭也吃不下,整天尽是坐立不安。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章太太终于忍不住对我说。

我急了,连忙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上海这个地方太坏,你这个乡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经的地方。”章太太听我说“没有什么”,她似乎又另有解释了。

我满面通红,把头低垂下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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