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部级特务李储文的双面人生
作者： 陈宣明
中共从建立到发展，一直对基督教采取利用的策略。1941年9月，中共城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利用基督教来组织群众。要把部分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中，在宗教机关内应有“特殊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方针。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上海，骄阳似火，红尘滚滚，衡山路上法国梧桐树绿叶成荫。一伙革命群众，在串联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带领下，闯进国际礼拜堂的院子。众人高呼：打到美帝国主义！揪出美帝走狗特务！
一顿打砸抢后，这伙人逼礼拜堂主任牧师李储文，交出进行特务活动的电台。开始，李牧师还耐心地解释：“礼拜堂是基督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我们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什么电台”。“胡说！电影里的特务都有电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焚烧圣经和宗教书籍的熊熊火光，映照在李储文流着墨汁和鲜血的脸上。他料定，今天这一关是过不去了，于是开口哀求：“小将们，你们误会了，我不是美国特务，请打电话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核实”。还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有见识，立即联系了有关方面。得到答复：“李储文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马上放人”。众人惊愕，作鸟兽散。
从此，李储文消失在了上海国际礼拜堂里，和信徒们的视线中。直至1972年，上海市革委会公布了他外事办公室主任的任命。
1918年，李储文出生在宁波慈溪的一个基督徒家庭。自小受宗教信仰的熏陶，他立志要以传扬福音，拯救灵魂为终身奋斗目标。在就读教会中学期间，积极参与基督徒青年团契活动，努力研读圣经，还跟从外籍传教士练习英文，取了个英文名Sherwood。做船运生意的大哥，将他引荐给了上海滩的宁波籍大亨，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李储文1937年考取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沪江大学，虞洽卿资助他每年150块大洋的高额学费，并允诺学成毕业后，可进他的公司任职。
1937年，是上海多灾多难的一年。
八月，日军轰炸上海市区，攻占华界。十二月，淞沪抗战全面爆发。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为首的一群基督徒，与上海各界一起，支援前线，奋勇抗敌。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因坚决主张抗日，1938年4月被日寇唆使的汉奸枪杀，沪江大学师生悲愤万分，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上海战云密布，李储文匆匆读完了大学课程，据他自己说，毕业论文还是别人代写的。李储文进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职。
“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再次获得合法地位的中共，向国统区投身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伸出诱惑的手。鼓吹共产主义理想，挑唆民众对政府的仇恨。情报高手周恩来，在他当年主持中共特科的老地方，招募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才。此时，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李储文，被中共吸收，成为秘密战线的一员。上级指示李储文继续留在基督教界，吸收和发展拥共反蒋的力量。多年以后，李储文回忆道：“恩来同志是很有眼光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会接触面广，中共要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团结更多的人，青年会肯定在这方面有帮助。其实，那时候的青年会是依托基督教，但并不以宣教为主旨，而是一个服务社会的社团，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青年会总部撤到西南大后方。李储文等一批青年会干事，奉命在云南等地从事，对战地军人和流亡学生的服务工作。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将学校的一块荒地，交给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属下的学生公社，办起了学生服务处，设有阅览室、礼堂、娱乐活动室、茶室、淋浴房和理发室等。他们还向背井离乡、贫困饥饿的大学生，提供一碗豆浆和两个馒头的早餐。数十年后，西南联大校友仍念念不忘这顿救命的早餐。
抗战期间，李储文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同工们在昆明的工作，李储文在昆明的那几年，常借用英国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何明华（Bishop R.Q.Hall）的住所，邀请在滇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人称：飞虎队）官兵，和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吴晗、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叶企荪等著名学者聚会。飞虎队成员中有一些思想左倾的军人，经常造访青年会学生服务处，他们可以在阅览室中接触到《新华日报》，及其他中共宣传抗战的资料。李储文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中共从建立到发展，一直对基督教采取利用的策略。1941年9月，中共城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利用基督教来组织群众。要把部分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中，在宗教机关内应有“特殊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昔日在国共斗争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基督教中的地下党员有两类：一类是从外部“打进去”的；另一种是从里面“拉出来”的。所谓“打进去”，就是中共派人渗透至教会及基督教团体，以基督徒身份作掩饰，从事对敌斗争，甚至是反基督教的活动。另一类“拉出来”者，指的是中共在教会内部物色那些，同情革命，对现实不满的基督教人士，感化、拉拢他们为中共工作，进而发展成地下党员。
二战结束后，世界基督教青年会为培养中国骨干力量，计划从中国各地青年会中，遴选一批优秀人才，赴美国著名大学深造。入选的有丁光训、李储文、黄培永、王以敦等。已经在日内瓦青年会工作的李储文，既按此计划，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神学。
这一批青年会干事在美国各大学读书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出大陆地区。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下党李储文等人的理想，得以实现了。他得到了组织上的指示，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
李储文等人回到中国大陆，马上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和奉无神论立场的共产党员身份问题。当年入党后，继续在基督教机构工作的十几年里，他还从来没有面对这个矛盾。
周恩来出来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做了一个规定：凡在情报战线、宗教系统里，和统战工作需要的中共党员，不必履行一般党员责任义务，即不必遵守《党章》规定：参加基层党支部活动，按月交党费。其党员身份，属国家机密，严格控制在中央统战部，甚至周恩来本人手中。周恩来在临终前，才对秘书说出：“当年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第一名的杨度，他最后参加了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王冶秋（国家文物局局长）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 陈宣明
中共从建立到发展，一直对基督教采取利用的策略。1941年9月，中共城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利用基督教来组织群众。要把部分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中，在宗教机关内应有“特殊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方针。
由于这条特殊政策，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学成归国的李储文，没有公开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他继续回到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宗教教育部干事。而后，他被派往上海国际礼拜堂，作美籍主任牧师毕范宇（Rev Francis Wilson Prices）的助手。
上海国际礼拜堂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原名是上海协和礼拜堂，出自《尚书》“协和万邦”，寓意：协调各国间关系，和谐合作。国际礼拜堂位于衡山路53号。1923年由在沪美国侨民，及其他外国侨民集资建造。这座建筑内可容700人礼拜，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基督教堂。上海国际礼拜堂不分宗派，会友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基督教信徒，也是访沪外宾的必到之处。1950年，国际礼拜堂推选冯家声担任管理堂务的理事长，他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华人基督徒。
1951年，上海基督教各个团体，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会议上，李储文出面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毕范宇。随后，毕范宇牧师被驱逐出境，由李储文担任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兼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三自主席、原青年会干事吴耀宗，这样评价李储文：他在任何凶险的环境下，都能为中共打开局面。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吴耀宗（中）与秘书长李储文
自小熟读圣经的背景，又有青年会干事的活动能力，和美国神学院严格训练的经历，加之纯熟的英文水平，李储文接手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后，做的有声有色。信徒们热衷于李牧师每个星期天主日崇拜的讲道，还认真收集李牧师发表在各个教会刊物上的灵修文章。
但是时间长了，大家发现李牧师很少为礼拜堂的慕道友施行洗礼，也不答应信徒请他主持婚礼的要求。国际礼拜堂的这些圣礼，大部分都是由副牧杨安鼎牧师施行的。这个疑问，到李储文党员身份曝光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李储文担心，如果有一天真像大白，信徒们会有受骗上当的感觉。我们从中，看到李储文内心的纠结，因为他明白，使徒统绪在他的手中是断了的。所谓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是基督教教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神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和能力，传承自使徒彼得，而使徒彼得的权柄来自上帝。
打下了江山了的中共，要开始整顿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就是说，凡成为中共党员了，就不许有宗教信仰，非黑即白，汉贼不两立。八十年后，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依然重申：“党员干部不仅不能信仰宗教，还要做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模范，严守宗教政策法规红线”。
李储文入党以来，一直是在踩这条“红线”。他们那批先有宗教信仰，而后加入中共的人，原以为两者可兼而有之，相益得彰。然而，1966年的那场风暴，无情地击碎了李储文的梦想。李牧师的双面人生，也让许多人迷惘：圣经不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吗？
1983至1988年，正值中英关于香港主权移交的谈判时期，李储文奉调香港工作。作为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助手，李储文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行政管理经验，获得香港各界人士普遍认可。昔日反帝青年，如今参与从英国人手里收回香港主权。
中国驻港机构人员的医疗保健，都是在广州的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做。这天，为李副社长检查身体的，是欧阳医生。欧阳是上海国际礼拜堂长大的孩子，从小听李牧师讲道，上主日学课程。他籍口支开了随从，当年的师徒在医院的走廊里相认。李储文向欧阳医生了解，文革后国际礼拜堂重新开放的情况，询问那些老信徒们的近况。以后，李副社长每次来广州身体检查，都是交换“情报”的机会。
一位原上海国际礼拜堂的老信徒，想为重新开放的礼拜堂奉献一部电子管风琴，无奈中国海关不放行。他找到人称“地下港督”许家屯的助手李储文。当年的李牧师，协调解决了这个难题。自此以后，凡有国际礼拜堂人士访问或途径香港，李储文都会请吃饭，关切教会各项活动情况。这在当时，还是犯忌的举动。
2000年的一天，大雨滂沱，李储文在欧阳医生的陪同下，来到国际礼拜堂。他缓步走在礼拜堂的各个角落，还登上那个五十多年前站过的讲台，并拍照留念。
（略有删节）
来源：《华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