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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李芄紫：香港人创造奇迹的六个原因
转自：作者为香港政治评论家 上报，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反修例大游行」没有明显组织者，仅凭同仇敌忾就一呼百应。（美联社）
香港人民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抗争，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局势完全逆转：《逃犯条例》被暂缓，实际上等於终结；一向高傲的特首林郑月娥罕见地道歉，尽管还是忸忸怩怩的，「挤牙膏」式的；警方从气势汹汹地指责「暴动」，全城四出搜捕嫌犯，变爲「澄清」「只有少数人犯暴动罪」，还被政党、媒体和市民穷追猛打，要求交出滥用暴力的警察。
香港人民创造了罕见的奇迹，爲何香港人能赢？
首先，香港人民在政权重压前不放弃，以「终极一战」的心态进行抗争，是最关键的因素。
6月9日，103万人走出来，创造了香港回归之後最大的游行示威，震撼了全世界。6月16日，接近200万人再次示威，打破一切香港记录，连当年六四事件的百万大游行（约有150万人参与）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2003年七一，导致董建华下台的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是此前香港回归後最大规模的示威。当时能聚集这麽多示威者，被广泛认爲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七一本来就已经有游行示威的传统，当时香港也积累了强推二十三条、沙士、负资产等各种不同原因的民愤，董建华的声望已经一落千丈等等。
反观这次反修例大游行，6月9日原先并非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雨伞革命之後，抗争陷入低潮，在一地两检等议题中要发动超过一千人的抗争已经相当不易；林郑月娥在强推修例之前，民望还没有低落；游行也完全是被单一事件激发，民衆只有撤回恶法的单一诉求。从这种对比更可以看到，这次大规模示威的不易。
爲什麽人民肯站出来上街示威？虽然在示威前很多政界和社运人士鼓动「示威有用」，其实参加游行的大部分人的心态很可能反而是「即便没有用，也至少努力过了，不会後悔」，以及「这次再不游行，以後恐怕就没有机会了」。这就是之前所说的「终极一战」的心态。
更有不少年轻人站出来，聚集在金钟，与政府对抗，最终爆发69事件和612事件。与雨伞革命不同，这次没有明显组织者，仅凭同仇敌忾就一呼百应。过去几年，香港加大了对抗争者的打压，以前抗争者没有预料到的现场警方暴力和此後的法律追究的风险，这些年轻人不可能没有心理准备到。他们能站出来也只因这种为将来而战的「终极一战」心态。
许多人这次上街是抱着「终极一战」的心态。（美联社）
其次，修例把绝大部分人都推向反面。
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修订逃犯条例触动了香港所有人的利益。即便是林郑月娥推出修例的「引子」——被害香港少女及其家人，其实也是受害者，因爲如果林郑不「大炮打蚊子」，接受一次过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案，杀人嫌凶早就可以被送到台湾了。
严格説来，修例确实是香港的「内部事务」——自拆保护墙。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义务最大程度上保障国民的利益。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处理个别事件的引渡条例，但它们都可以运用主权决定每一桩事件是否移交。而在中国和香港实质权力结构中，香港没有「说不」的权力。
左派报纸宣传：香港特首要双重负责，不但要对中央负责，也要对香港人民负责；所以特首不会不顾香港人民的利益，完全聼中央的命令。可以想象，通过法案之後，日後要移交时，它们又会反过来说：「香港特首不但要对香港人民负责，更要对中央负责」、「不能只顾两制，不顾一国」等等了。
注意到，整个香港社会层面，反对修例的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对派」，更包括商人、法律人士、亲建制派的学者甚至议员，乃至平时不热衷参与政治的沉默大多数。在中央和中联办出言力挺之前，没有多少建制派团体支持修例，即便在出言力挺之後，能发动的团体也大不如前。
原因很简单，即便是亲建制派的人士，内心中也对内地的法制非常不信任。他们也喜欢享受香港的法治体系，不想把香港变成「普通的中国城市」。他们平时高喊「亲中」是一回事，到了这种关键时刻，「身体很诚实」。
与港人的人身安全同样重要的是，香港修例後不可避免地引发外国资本的恐慌，甚至有可能改变香港在经济上作爲独立的实体的地位，将会严重打击香港作为世界城市的地位，这是香港繁荣的终极保障。这也将严重影响港人的经济利益。因此，即便「安分守己」的市民，也不得不承受修例的恶果。
第三，政府的傲慢、谎言、粗暴激起民愤。
公平地说，即便是林郑等「修例堵塞漏洞」的説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政府恶劣的操作不断激化民愤，堪称公关灾难的典型。
政府急於把在本年七月前通过法案，於是短短二十天咨询之後就提出草案。对影响这麽大的修订，如此仓促，毫无合理性。於是从一开始，政府就无法把故事「说园」，无法编造一个説得过去的逻辑。特别是台湾已经明确表态不会接受修例後移交嫌凶，原先的「迫切性」的藉口已经不攻自破之後，明明修例无法「伸张正义」，偏偏港府还坚持那套「伸张正义」的説辞。说起谎来之面不改色，面皮之厚，令人惊异。
政府把民主派和法律界的反对意见都视爲「废话」，认爲他们「不熟悉草案」，却拒绝与他们会面。政府对商界还相对尊重，不但肯接见相关人士，还肯作出一些让步。只是不少让步令人感觉啼笑皆非。比如豁免「刑事恐吓」和「儿童色情」等刑事罪行，很难説和商界有什麽必然关系。它们不但尚不能令商界满意，还在公关上带来巨大的负面观感，被视爲对商界倾斜，也进一步粉碎了所谓「伸张正义」的幌子。
香港特区政府恶劣的操作不断激化民愤，堪称公关灾难的典型。（美联社）
在立法会，民主派已经用史无前例的「法案委员会双胞」的行动，表明决心利用一切代价拖死法案。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怒骂林郑「八婆，唔死都无用」这种原本不符合议员身份的话，居然在社会得到广泛支持，成爲金句。就连大部分一向与民主派「牙齿印」颇深的「港独派」也放下成见。不少建制派议员也明显「放软手脚」地「松章」。此前民阵已经组织起十几万人的示威，显示「民气」已经重新聚集。各种校友会、职业会等反修例联署「遍地开花」，各界醖酿罢工罢市罢课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更是连占中也不曾试过的。可是政府依然看不到危机，一意孤行地直上大会，激发更大的反抗。
在6月9日百万大游行之後，特首不但不亲身回应，还发出冷冰冰的政府公告，宣布如期直上大会。傲慢的态度令人惊愕。这是6月9日晚上，示威之後不肯散去的市民冲击的直接导火索。
6月12日，以年轻人为主的市民开始「二次占领」，这时警方出动大规模警力，不但出动警棍和胡椒喷雾，还使用了150多枚催泪弹、二十多枚布袋弹、以及橡胶子弹，射向示威者和记者。从多个视频可以看到，武装到牙齿的警方瞄准市民头部开枪（尽管不是真子弹）；对手无寸铁、背向警方、已被催泪弹射中、毫无威胁的市民一拥而上，棒打脚踢；更不顾市民在混乱中可能会有蹬踏致命的危险。当年占中，警方也只出动87枚催泪弹，也多半向天开枪。这次出动如此规模的武力更把林郑政府钉在耻辱柱上。
最不堪的，还是林郑在接受无线电视采访时，把自己比喻为母亲，反对者比喻为子女，说什麽「母亲不能放纵子女」之类的荒唐话。没有人能想到，这个自小在自由社会长大、接受民主国家教育、在现代公务员制度下培训出来的「高才生」，居然会说出封建社会大家长才能说出来的话，完全颠覆了政府官员作爲「公仆」的角色，令人瞠目结舌。更有很多家长质疑，即便「母女论」真的成立，也从来没有家长会对自己的子女开枪。
警方对年轻人爲主的示威者的镇压及林郑这番话，勾起了广大香港「成年人」对年轻人的亏欠感，让更多的港人站出来，成爲压倒林郑的民意的最後一根羽毛。
值得指出的是，在群衆运动中，类似的去中心化、没有严密组织的运动能成功，核心原因是时间短，诉求单一，这样才能同仇敌忾，短期内激发出能量。警方决定强力驱散，速战速决，这犯下大忌。在去中心化的运动中，时间越长，拖得越久，诉求越来越多，参与者就越难以齐心，就越容易放弃。在这点上，林郑与梁振英差距太明显。
前面探讨了港人反修订逃犯条例的「香港因素」，接下来继续分析「外围因素」。
第四，修例属於香港事务，在制度上有自主权。
虽然修例的争议集中在香港与中国大陆（还有台湾），实际上它还牵涉到其他没有与香港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它不单纯涉及中港关系。而且，尽管在移交的实际操作中，其他国家（地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技术上，修例只是单方面地规定香港政府有权向没有正式引渡（移交）协议的国家（地区）移交「逃犯」，而不涉及其他国家（地区）是否肯接收逃犯的问题，也不涉及其他国家（地区）是否向香港对等地移交逃犯的问题。
换言之，修法完全是香港的「内部事务」，在理论上，严格按照《基本法》，中央没有理由干预，（当然，实际上中央要找借口干预，总是能找到的）。在事件过程中，要说在修例上中央一开始没有推动，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但始终难以求证中央的参与有多少。
香港政府自始至终否认修例是一个政治任务。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接受BBC采访时说，修例是香港政府主动提出的。这被外间视爲与香港政府行爲「划清界限」。但只要回溯中国的表态就可以知道，中央的説法一直是「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即便在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力挺港府，中联办召集建制派，要他们「不要糊涂」之後，标准説法依然是「香港要修法，中央只是力挺香港政府」。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接受BBC采访时说，修例是香港政府主动提出的。（图片撷取自网路）
因此，至少在明面上，事件始终没有上升到「香港与中央关系」的层次，而是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
纵观香港回归後的历次大规模抗争，2003年的反二十三条，2012年的反国教等能成功，都在於它们尚停留在香港「内政」的层次。历次政改抗争无效，2014年占中/雨伞无功而返，甚至反高鉄、反一地两检等的失败，都是中央有宪政的角色（比如基本法规定，政改必须得到中央同意）。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凡是」的结论：「凡是涉及中港关系的，中央都不会在香港民意压力下让步；凡是民意可以迫使让步的，都是香港的内部事务」。
这次修法，没有超过香港内政的范围，或者说，中国刻意避免「干涉香港内政」的印象，以致香港（和中国）还有台阶可下。这是反修法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爲什麽这麽做呢？
要知道，在中国「逢九必乱」，今年早已下达指令，各单位严防死守，避免发生不稳定事件。没想到，前两年顺风顺水的香港反而成爲不稳定之源。这是中国不乐意见到的。
据説，有香港政客评估，612会演变为「顔色革命」，要强力镇压，以爲这样无限上纲就会赢得中国喝彩。这误读了中国在本年要「维稳」的意思。「维稳」不是要镇压任何「革命」，而是要避免任何事端，更不用说「革命」了。把香港问题演绎为「顔色革命」，纯粹是拍马屁拍在马腿上。
这次修法事件，一种可能真是林郑自己主动的。第二种可能是，中央从一开始就决定「站在背後」。无论哪种可能，中央一开始也肯定没有意料到反对的声音和能量这麽大。如果修法能「静悄悄」地通过，自然乐见其成。但中央也可能早有预算，即便修法通不过，修法和中央决策脱鈎之後，最多赖在香港政府头上，避免中央没有面子，也避免国内民族主义（以及敌对派系）对政府的压力。这是可进可退的策略。
顺便提一句，在很多香港人看来，中国表态支持已经是插手香港内政了。但在中国政府看来，支持香港政府不算干涉香港内政。在中国语境中，「干涉内政」是专指「支持反对派」。不但在香港问题上如此，在国际问题上，中国也持这样的态度，比如中国指责美国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却否认自己支持马杜罗政府同样是干涉内政。
第五，台湾问题的影响
目前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头等大事。2020台湾选举迫在眉睫，中国希望一个亲中政权能上台，至少也不能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在去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後，民进党看似不可能起死回生，哪知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好方式」的演讲，为「辣台妹」蔡英文提供神助攻，声势逐步回涨。
衆所周知，香港的一国两制本来就有为台湾问题做示范的初衷。2014年雨伞革命後，一国两制的名声在台湾成爲票房毒药，台湾人纷纷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於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大陆的专家）都认爲，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不再能成爲解决台湾问题的示范。在这个意义上说，香港於是逐渐成爲「弃儿」，思考香港政策的时候，极少再考虑台湾的因素，变得「爲所欲爲」。
直到习近平讲话之後，情况突然有变。主席説话一言九鼎，即便知道一国两制在台湾不得人心，中国媒体专家官员等当然依然纷纷为「一国两制」护航。这样，香港的「示范角色」突然又变得重要，这是对香港来説也是一个「神助攻」。
在提出修例的开始，香港官员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个逻辑，也没有想象到修例会在香港引起这麽大的反对，於是也更不可能从台湾问题的高度上考虑过修例的问题。否则很难想象，他们会这样力推法案。
修法给台湾带来的震撼和民意改变是显着的，特别是香港书商林荣基逃离香港，出走台湾，还准备在台湾申请政治庇护。一下子把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台湾的现实联系起来。结果随着香港局面的进展，蔡英文有明显的「翻盘」之势。在决定民进党初选的民调结果中，强烈谴责香港政府的蔡英文的支持率大大高於推説「不知道」的韩国瑜，就是一个明证。如果港府继续一意孤行强推修法，蔡英文连任的话将大大损害中国的台湾策略。
蔡英文连任，将大大损害中共的台湾策略。（摄影：张哲伟）
第六，国际形势的影响。
在一开始提出修例的时候，中美贸易谈判还进展良好。民主派和其他反修例人士，早就积极向国际游説解释厉害关系，以利用「外国势力」施压港府已经不是秘密。美国有可能利用香港政策法向中国打「香港牌」，这点中国早有预料。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香港也有庞大的利益，有衆多的国民和资产。「香港牌」不但美国可以打，中国也可以打（试孟晚舟事件）。在中美关系尚未恶化的时候，双方还是互相牵制，中国评估美国不可能「动真格」，於是除了循例痛批民主派是「吴三桂」，强调「内政不容干涉」之外，没有太多的动作。
但5月初，双方突然翻脸，美国不但加关税，还制裁华为，国际局势急剧转变，形势也变得险峻。在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和国务卿彭皮奥都接见香港游説团，发表强硬声明。这时中国还在继续支持香港修法。
但6月9日之後，香港形势急剧恶化。史无前例的大游行和612镇压，都连续上了国际头版。这件事的性质已从「威胁香港自由」上升到可能会爆发「港版六四事件」的危机。连政府内「经济挂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从「相信双方可以解决」变成「没见过这麽大规模的示威」。佩洛西也宣布一旦香港修例，会正式啓动重审香港政策法。佩洛西在六四事件之後再天安门抗议，其对香港人权的支持不可低估。这时，废除香港关系法可能已不再是为贸易战而施加压力的一张「香港牌」，而变成爲更高尚的理由而不得不做的事。
更令中国担心的是，如果说在经济问题上，欧洲可能与美国立场不一致，但在人权问题上，两者又坚定地站在一起。欧盟此前向港府发出外交照会，这已引起香港震动，连林郑也要会见衆领事「解释」立场。如果发生「港版六四」，中国拉住欧洲「联欧制美」的算盘就一铺清袋了。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是时间，即将在日本举行的G20峰会。中国虽然摆出一副强硬立场，但缓和局面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G20的特习会可能是挽救中美危机的最後机会。中国需要稳定的香港局势，避免美国节外生枝；更不能把G20变成西方对中国的「批斗会」。
总而言之，港人这次能挡住修订《逃犯条例》，乃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奇蹟不可能一再发生，也不能低估了乐极生悲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