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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淇昆∶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改编充实版之节选）
作者∶刘淇昆（加拿大温哥华）
编者按∶刘淇昆先生的“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本网曾刊载过，最近作者又增加了很多内容，史料更为翔实。因这是一个重大争议性问题，为寻历史真相，本网再予刊出（主要内容节选）。全文请见作者博客∶www.mrliuburnaby.wordpress.com，登录后点击“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下面是该文∶
八国联军之战，是被华人歪曲或误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国近代史。笔者对这段历史一句话的概括，就是本文的题目∶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八国联军为什麽进军北京？两句话可以概括。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1]，外国联军攻占天津，威逼京城, 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的唯一目的是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国外交官和正在被大屠杀的外国传教士、侨民和华人基督徒。
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给这场战争起个名字。“八国联军”不能作为战争的名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则是颠倒黑白，强奸历史。国外普遍使用的“中国解救远征”（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又偏离了华人的视角。若遵循“甲午战争”的命名法，这场战争应称“庚子战争”，因为战争发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乱”引起。
庚子之乱，乱自拳匪。“拳匪”是对义和团最准确的称呼，其首领（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朱红灯、林黑儿等）及骨干是一群土匪、流氓、骗子。他们以反对外国传教、抵制洋货、铲除洋人、二毛子（华人基督徒）为名，聚众闹事，为非作歹。自1896年义和团兴起之初，杀人、放火、抢劫的记录便不绝如缕。1900（庚子）年1月，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义和团的本质作了一针见血的概括∶“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2]；义和团“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3]。陕西巡抚端方指义和团“借仇洋教之名，而遂其发洋财之愿”。中国当代历史学家侯宜杰指出∶“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团民打洋教的对像不仅仅限于教堂和‘二毛子’教民，同时有大量并未入教的平民和‘三毛子’回民，还有官署、官员；其行为就是抢掠、勒索、敲诈钱财，银钱、衣物、车辆、牲畜、粮食等等固然在所必得，甚至连犁、磨、锄和锅碗瓢盆等粗贱之物也在抢掠之列。绑架人质更是为了勒索赎金，不遂所愿，则‘撕票’继之。焚烧杀人同样如此，‘凡稍殷实者皆目以教民，杀其人而分其财’，‘以焚杀为敛财之具’”[4]。首先打出“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可能是打家劫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1899年1个月的时间里，他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5]。
清廷（西太后）被义和团“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骗术所惑，想利用他们打洋人，誉其为“朝廷赤子”[6]；义和团遂奉旨造反，“扶清灭洋”。“灭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灭之列。洋人、洋妇、洋孩固然格杀勿论，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诛，洋货、“洋玩意”均在扫荡之列。义和团杀害外国传教士、洋人工程师、华人基督徒和他们的家人，烧教堂，扒铁路，焚车站，割电线，拔电杆，毁桥梁，捣学校，砸医院，破邮局，毁机器，沉轮船，烧（西）药房，抢银行，捣报馆；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一时间，红色恐怖（拳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笼罩中国大地和京都地区。
义和团称外国人为“毛子”，华人基督徒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行洋礼等依次为“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对大毛子、二毛子自然格杀勿论；其余等而下之的“毛子” 义和团亦视如寇仇，轻则殴辱抢劫，重则乱刃加身。时人记载∶“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7]。拳匪“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8]。“（义和团对）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对华人）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9]（火柴旧称“洋火”，乃舶来品）。“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10]。义和团“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11]。“有保定人张登者，教民也。匪得其妇女五人，则挖坑倒裁填土，而 其下体，入一蜡烛，取火燃之，以为笑乐。又或取妇女，裸其下体，以枪尖入其中，捩机发射，轰然一声，縻烂而死”[12]。“在天津的匪首┅┅见有姿色妇女，强迫她们习红灯照，日间阳令学习，夜间恣意奸淫。令人发指”[13]。义和团仇杀的对像，还包括当时渴望改革的进步人士∶“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舘、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14]。
从1899年秋到1900年夏，各国政府多次通告、照会，请求中国政府平息暴乱，制止仇杀和毁灭教堂。最初，各国政府单独照会清廷，例如美国驻华公使康格（Conger）在 1899年11月，四天之中（即11、16、25、26日）给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发出七次通告，报告在山东、天津各地针对基督教会的杀戮、抢劫和暴乱，敦促清政府采取保护措施[15]。到了1900（庚子）年初，由于义和团的恐怖杀戮愈演愈烈，各国开始联合采取敦促行动。到六月之前，不计非正式的外交接触，各国先后联合向清政府提出过四次正式照会，分别在一月、三月、四月和五月；但是所有的外交努力均归于失败[16]。
庚子年6月7日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勤王”，旬日之间达十万余人。“红巾露刄，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17]。“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奉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18]。仅在6月13、14日，京城就有东堂、西堂、南堂等十一座天主教和新教教堂被义和团焚毁[19]；教民的居所化为灰烬，街巷尸骸遍布。“遇教民辄屠其一门”“搜杀教民，上至七八十翁媪，下至二三岁小儿，杀辄付之以火，白昼横行，莫敢谁何”[20]。“遇天主教及耶酥教均不能放过，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尸身任其暴露，犬鸟奔吃，目不忍观。天桥坛根一带尸横遍野，血肉模糊”[21]。“拿一女鬼子，钉在崇文门栅栏上”[22]。“官兵拿老鬼子一，小鬼子二，团民要杀，官兵云∶‘留之，咱们好卖’。后问大家，有要三分厚肉片者，有要五分厚肉片者，均为零割，以快人心”[23]。“北京之流氓强盗，皆与之（指义和团 — 引者注）联合为一，故其势愈盛┅┅必有人告彼，内城之中，见教堂及洋人，可以随意焚杀，故均猖狂至极，群大呼烧杀二字，愈喊愈高┅┅如发疯狂，至于数时不息”[24]。“大刀一耍，地崩山塌；大刀一耍，洋头搬家”；“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烧，不杀洋人没饭吃，不烧洋货气不消”（义和团的战斗口号）。义和团更将庄王（载勋）府前的广场辟作屠场，在那里一杀就是上千人，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血流成渠[25]。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巴黎革命广场的断头台，杀人最多时每天不过50人，哪里比得上我们中华民族的壮举！教民既绝迹，义和团便捕斩私仇，滥杀无辜。据时人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26]。世界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手段最凶残的排外杀戮在中国首都上演了。
“杀戮西人，驱逐彼族，可谓不遗馀力”同样发生在天津；“拳匪盘踞内外，过十万人”[27]。“是时天津一带，统被拳匪蟠据┅┅肆行掳掠，并至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见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毁”[28]。“城中自有团匪以来，焚杀任意，抢掠无禁。甚至抢衙署，刦监狱，无人过问”[29]。政府的武毅军“到处掠夺，目不忍睹”[30]。“天津所有大小耶稣天主各教堂，均已被焚。塘沽码头之各货物及房屋等，亦皆烧毁无遗”[31]。“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32]。天津“六街三市，几绝人迹”[33]。
血腥、恐怖的灭洋、灭教不仅发生在京津地区，而且发生在山东、河北、山西、河南、蒙古、辽宁、黑龙江、湖南、浙江、江西、陕西、四川、江苏、安徽、云南、贵州等省，可谓屠戮遍九州。北方的外国传教士、工程师和侨民，历尽千难万险、蒙受重大牺牲逃去北京、天津的公使馆、领事馆避难；东北的外国人向俄国逃亡；华中、华南的外国人则纷纷向上海或香港逃难。
6月1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西太后派极端仇外的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同日，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34]。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被清军杀害。“先断其四肢，又割其身体，盖杉山彬实受支解之刑矣”[35]。6月17日，西太后命庄王载勋任步军统领，会同军机大臣刚毅、端王载漪及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36]，“自是兵匪合而为一”。天津租界的对外通讯6月16日被切断。在西太后“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37]的命令下，18、19两日，清军及义和团猛烈进攻紫竹林租界和外国领事馆。“华兵以极大之克虏伯炮六尊，轰击租界，自十八号起，接连不断，绝不稍间，在津西人情形，甚为危急，房屋被毁不少，美领事署亦在被毁房屋之内”[38]。
清廷于6月16日至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19日，清廷正式决定向“万国”开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的公使馆送交了《宣战照会》[39]（这是当时与中国有邦交的所有国家）。清廷给在京的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起攻打外国使馆[40]。与此同时清廷诏命各省，筹款调兵，勤王抗敌。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在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路上，被禁军“神机营”的军官杀害；“戮其尸，悬首于东安门”[41]。下午四时整，清军从使馆区北面和东面开火，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外国使馆有组织的进攻[42]。“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披发禹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43]。次日——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诏书”；清军猛烈攻打各国公使馆，同时攻打天津的外国领事馆，妄图杀尽各国外交官以及躲在使领馆里的外国传教士、侨民和中国基督徒。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这样的丧心病狂、这样的人道灾难，西方各国除了出兵救援、武力抗暴，有第二种选择吗？
庚子战争是中国的国耻。耻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其空前绝后处有九，容笔者一一道来。
(一) 中国在大规模残杀外国传教士和本国基督徒、焚毁教堂、杀害外交官之后，向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一个日本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清廷挑战全世界的列强，《宣战诏书》宣称要对各国“大张挞伐”，这种愚昧和狂妄，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这场战争的奇特之处还在于，清廷虽然对十一国宣战，但是列强并未应战，它们只是一再申明出兵中国的人道救援目的，一致表示对中国的战争状态并不存在[44]。这实际上是对战争发动者（中国）的变相保护，避免了在正式战争中一方可以灭掉另一方，推翻其政府、肢解其国家的前景。
(二)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以“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自命的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竟然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公使馆，杀尽各国外交官和眷属。 战争中应该保护外国侨民；清廷竟公然悬赏捕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45]。这种杀尽外交官、杀尽洋人妇孺的野蛮、残酷，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庚子战争中，北京所有的外国使馆均被摧毁，只剩下断垣残壁。各国外交官、家属及使馆庇护的中外人士躲到硕果仅存的英国公使馆避难。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包括炮轰、火攻、水灌、挖地道爆破），使馆内外国人七十四人遇难，其中有六名儿童，一百五十人负伤（使馆庇护的华人的伤亡缺乏准确统计）[46]。在对使馆的野蛮进攻中，清军争抢外国人的尸体，因为凭洋人的人头可以领赏[47]。对外国传教士，中国要斩尽杀绝。根据教会保守的统计，241名外国传教士和家属在庚子战争中遇害；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包括五名主教），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88人（内有儿童53名）[48]。对以前安葬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则刨坟掘墓，锉骨扬灰。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这些对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和他们上百名同仁在北京的墓地，都受到了凌辱、污渎。中国的基督教教堂大部分被破坏、焚毁。
以使馆、教堂为武力攻击目标，以外交官、传教士为疯狂屠戮对像，这是德国、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都没干过的。
(三) 清廷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中的头脑清醒者，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看到亡国之祸就在眼前，遂发起“东南互保”，公开声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清廷对外宣战仅仅五天，这些地方大吏策划的《中外互保章程》即于6月26日在上海签订。该条约明确规定，各地方政府不奉行朝廷的宣战诏令，并且努力保护外国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列强也不得在这些地区启衅[49]。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先后参加了“互保”[50]。中央政府作战，地方政府中立，并与各敌国签约互相保护（清朝内地十八省，十二省与敌国互保），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四) 如前述，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公使馆。一个国家用战争手段、正规军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国使馆，本应易如反掌，得手不过“一弹指间”，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后以失败告终。如此战绩（或曰败绩），古往今来可有先例?[51]
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攻打外国使馆的清军主力是武卫后军（即甘军）及武卫中军。武卫后军官兵一万一千人，另有三千后勤人员；武卫中军官兵约一万人，四千后勤人员[52]。“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53]。这些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是庚子年5月底，当义和团的“灭洋”已成燎原之势，各国经清廷允许，从停泊在大沽口外的舰船上抽调出来，到京城保护使馆的。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武器装备呢？过去中国人一个遮羞的说法是我们的大刀长矛对鬼子的洋枪大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军队早已经现代化了。当时拱卫京畿的清军主力“武卫五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宋庆的豫军和武卫军统帅荣禄自领的中军）以及禁军的武器装备实际上胜于八国联军，尤其是在战争的初始阶段。联军因为是执行紧急的人道救援任务，仓促成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兵员都非精良（比如英军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军中有大量的越南人。联军缺乏用于侦察和追逐敌军的骑兵[54]）。
以聂士成统领的武毅军为例，看看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武毅军兵员一万五千人。步兵的装备∶训练用枪 — 德制11毫米口径旧毛瑟步枪一万支；实战用枪 — 奥制8.5毫米Mannalicher 步枪一万支；德国最新锐7.92毫米Gew.98步枪数百支；每营均配备克鲁伯37毫米口径速射炮。骑兵的装备∶德制7.92毫米Gew.98步枪及1400支奥制8毫米口径连发骑枪。炮兵∶最新型克鲁伯75毫米口径速射炮16门、克鲁伯60毫米口径速射炮32门、格鲁森57毫米速射炮32门。每个炮营另配备当时世界最新锐的马克沁重机枪两挺。军官装备6发转轮左轮手枪[55]。军官与骑兵挂刀。
再看看意大利军队从天津附近的一座清军武器库中缴获的武器清单[56]∶
36门克虏伯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60门克虏伯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
42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
42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
42门大炮，其中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
10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
20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3万支贴有最新出厂标记的曼里彻式毛瑟枪和来福枪
3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时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庚子战前，中国从美国共购买枪支422万八千四百杆，战阵大炮71尊，野战大炮123尊，霰弹炮297尊。中国从德国购买毛瑟枪46万杆，寻常枪300万杆[57]。更不必说，十九世纪末中国已能自制枪支大炮。
在北京，四百人的外国使馆卫队的武器装备与清军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只“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58]（因为武器匮乏，其中一门小火炮是从使馆附近的一家旧货店买来的古董，经修理后凑合着用）。义和团的武装虽不及正规军，但因清廷望其“灭洋”，军需枪械已有政府供应∶“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59]。昏聩的直隶总督裕禄把义和团视为国之干城，让他们到军械所去自取武器 [60]。清廷甚至发谕旨，“命各督抚将军修理枪炮添造子药，分给团民”[61]。
使馆区之战历时近两个月；“甘军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62]（此统计未包括武卫中军的损失、消耗），最后以失败告终。
京城的战场除使馆区之外，就是西什库教堂（亦称北堂）。北京所有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均被义和团焚毁，硕果仅存的西什库教堂成了外国传教士及3200名中国天主教徒（“男教友一千，妇女儿童二千二百”[63]）的避难所。守卫北堂的是43名法国和意大利士兵（他们是从使馆卫队分出来的）[64]；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民。6月17日起，清军也披挂上阵，军机大臣刚毅督师。教堂一旦被攻破，将是惨不忍睹的大杀戮。可是西什库教堂巍然屹立，义和团和清军就是攻不下来。中国军民废物到如此程度，夫复何言[65]。
总兵力一万六千人的八国联军8月4日离开天津向北京进发，势如破竹，击溃装备精良的十几万清军和大批拳匪，8月15日攻占北京。中国以十倍的兵力抵御入侵之敌，短短十天时间就丢掉了首都，而敌军的伤亡轻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历经北仓、杨村、蔡村之战和北京攻城战，联军阵亡只有百余人[66]）。人类战争史上，可曾有过这样的笑话？
(五) 庚子战争中的交战双方，就国家根本利益而言，一方（西方列强）其实是为另一方（中国）好。中国的失败乃是中国的大幸运；若八国联军失败，将是中国的大灾难。这难道不也是战争史上的今古奇观？
战争爆发前两年（1898），光绪皇帝主导的变法维新在西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反对之下失败了。“西太后再一次使不幸的年轻皇帝处于长期监控之中，并且迫使改革派星散四方”（英国《泰晤士报》当年的评论）。西方各国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希望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中世纪的野蛮国家进化为现代的文明国家。对在“百日维新”中发布了一百多道改革上谕、戊戌政变后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帝寄予同情；对再次垂帘听政的西太后“颇有违言”[67]。因为担心光绪被谋害，外国公使把打听皇帝的境况当成例行公务。各国公使请求派医生给据说疾病缠身的光绪检查身体；（法国）医生检查后证明光绪无病，西太后闻之忿然不悦[68]。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日本协助下逃往海外，受到庇护，继续高举反“后党”、倡变法的大旗。“政府悬十万金，购有为头不得，太后由是痛恶外人”[69]。
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先后两次欲行废立之举∶废光绪而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帝。废立活动两起两落，经营了一年多，终因国内疆臣的反对和外国使团表示不满而流产（列强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 — 皇帝的废立，但是列国在外交上有不理睬溥儁的权利）。西太后废立之举成空，对列强“益恨之刺骨”[70]。溥儁与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其父“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71]。在义和团灭洋、灭教的高潮之中，（庚子年）6月16日午夜，由载漪的亲信伪造的一封外国照会送达清廷；这个所谓“归政照会”表示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72]。对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祸，于是不惜一切后果，走上了“洋鬼子，全杀尽”的战争之路。该杀的洋鬼子当然不限于身在中国的。擒贼先擒王。慈禧老佛爷和她的宠监李莲英在深宫之中拚命念咒—— 念那能够千里杀人的魔咒，每天七十遍，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德皇威廉二世、日本天皇┅┅通通咒死[73]。这恐怕也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克敌制胜之妙法。
义和团“灭洋”的雄心壮志也是超越国界的，大有犁庭扫穴之志∶“京中之洋人与二毛子指日可灭绝，然后先去天津、上海烧尽洋房，杀尽洋人，再分队驰赴各国扫平巢穴，直待九月间，便可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74]。
“中国人真的曾经决定铲除公使馆，这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从他们攻击的暴行和残忍程度以及他们的策略来看，除了彻底灭绝外国人，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其它意图”[75]。以上论断是外国人的“事后诸葛亮”。中国人要将“洋鬼子”赶尽杀绝，由于它的“不可思议”，由于清廷的两面派手法，西方国家在战争之初并不了解。八国联军登陆，只为拯救他们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华人基督徒，只为帮助清政府平息拳匪的暴乱，这为当时西方国家的公开声明和一切外交文件所证明。西方国家难道不是为了中国好？
“当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的时候，清廷内部一片混乱。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清楚联军真实目的只是来解救公使，挽救侨民、教民；虽然联军与清军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过冲突，但从总体上说，由于荣禄处理得当，中国方面与各国公使的联系时断时续，大致说来，各国公使对清廷以及荣禄，还有一点起码信任，所以各国公使和联军将领通过管道劝说清廷不要离开北京，联军一定会保证两宫在紫禁城的安全。清廷当然知道联军的好意，但是事关国家体制和尊严，假如联军进京之后少了一点约束，两宫威严受到任何伤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为郑重起见，两宫在作了一些善后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后，于8月15日凌晨”离京而去[76]。清廷出走，出乎联军的意料；联军指挥部甚至让熟悉中国情况的日本去把清廷追回来。
以上是从战争的起因分析。从战争的结果看，扫除中国政坛上的顽固反动派，诸如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桐、徐承煜、毓贤等人，是《辛丑条约》的重要内容（第二款“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清除朝廷中这些执迷于“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的老朽昏庸，为之后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道路。为中国政坛清扫垃圾的同时，西方各国在条约谈判中要求清廷为被西太后杀害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平反昭雪，开复原官[77]。这些忠义敢言之士当初不顾个人安危，力挽狂澜，反对启衅外国、滥杀洋人、进攻使馆。中国政府的祛蠹除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国联军逼出来的。战争甫结束（联军尚未撤走），还在“蒙尘西安”的清皇室即于1901年下诏变法，启动了晚清改革（亦称“庚子后新政”）。这“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78]。清廷派五大臣到英美等十三个国家考察，决定立宪，进行政治、经济、司法、文教、军事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这种在历史长河中的阔步前进，难道不是八国联军的胜利催生出来的？
反过来，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八国联军失败了，西太后、端王和义和团得以任意妄为，达到了“灭洋”的目的，实现了“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中国会是一种什麽局面。清廷将断绝与西方各国的一切外交关系，断绝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驱赶或杀尽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半个世纪“洋务运动”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使中国摆脱蒙昧的“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将被迫中断，中国将重回闭关自守、重回中世纪的野蛮。正是八国联军的胜利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西巡回銮始末》（卷四）记述了庚子战后英国上议院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些片断；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从中可见一斑。在上议院全体会议上，斯宾塞伯爵询问英国外务大臣兰斯唐关于庚子赔款的数额及其付款安排；他建议通过付款安排，支持中国的改革派∶“各省督抚于此次之乱，亦有弹压百姓，不使闹教，而令属地安静如恒者，其间尤以东南各督抚办理为最善。闻该督抚中明达者颇有数人，有欲在本省举行新政之说。究竟实有此事否？果有之，各国能赞助之，以免被阻于顽固政府否？其能举办新政之督抚，不应强其亦出赔款，应即以此为助其行新政之用”。连（部分）战争赔款都不要了；上议员建议用此款支持各省督抚中的改革派，让他们用被赦免的战争赔款推行新政。这种对中国新政的期盼和支持，在西方国家中是有代表性的。
康有为在八国联军进京后，从新加坡写信给日、英等各国领袖，代表了维新派对战争的看法和对列强的期望∶“阁下∶在排外阴谋中，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董福祥、赵舒翘和马玉昆狼狈为奸，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我国。您现在充分意识到卑鄙的义和团和清朝反动军队犯罪而造成的全部破坏。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外国人能坚持不屈，直到被救。所有懂得国际公法的中国人都真诚地哀悼德国公使的被杀。现在和平在望，联军已经打败了废黜我国合法君主的卖国贼部队。我请求您注意下述建议，我相信，如能实行，将保证∶(1)公正地惩罚真正的罪犯，(2)对遭受非法攻击的各国人民和代表实行赔偿，(3)永久和解我国的国际关系┅┅我恳求，您能友好地考虑我的建议。(1) 使光绪皇帝复位。(2) 逮捕所有的反动官员┅┅您将受到亿万人民的感激”[79]（原信用英文书写）。康有为痛斥了“后党”和义和团的排外阴谋及其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颂扬了八国联军平息暴乱的gong（本网无法显示此字，用拼音代替。应为工字旁加个力字。下同）绩，提出了惩凶、赔偿各国损失、使光绪皇帝复位等正义诉求。
无独有偶，联军破京三天之后，8月18日，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与“兴中会”骨干八人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Henry Blake），表达了革命党人的愿望；这就是《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孙中山等人在给英国政府的上书中总结了清廷在庚子战争中的十大罪状∶“诲民变、挑边衅、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偾师、忘大德、修小怨”。他们请求英国政府联合各国，一举推翻满清政权，“除去祸根，聿照新治”；提出了迁都、成立中央政府、各省自治等“平治章程”六则[80]。
康有为、孙中山对列强的呼吁、期望，表明了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前驱——支持、欢迎八国联军，视联军为惩恶扬善的正义之师。他们希望联军帮助结束中国的皇权专制，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或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主张），或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孙中山主张）。
清政府发动庚子战争，在没有丧失理性的清廷官员、外省督抚看来，无异于自杀。为避免亡国之祸，一些疆臣除发起“东南互保”之外，还曾秘密计议，如果西方列强掀翻清皇室的宝座，则推举深孚众望的李鸿章为中国的大总统，以延续国脉[81]。
这些疆臣实在是过虑了。庚子战争，中国“酝成重大祸乱，致成穷凶极恶之罪”，但是西方各国没有颠覆中国政府、更无瓜分中国的打算。在战争之始，美国通过驻外使馆向德、法、英、意、俄、奥、比、日、荷、西、葡等十一国发出照会，再度申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在这一中国事务的危机态势中，在现有情况的准许下，我们认为说明美国的态度是适当的。我们坚持1857年制定的对华和平政策。这项政策坚持和中国友好相处，并在治外法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国家法律之下，促进合法商业贸易，以所有手段保护我们公民的生命财产。┅┅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的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美国的照会并没有要求各国作出回应，“但是历史记载的结果出人意料！竟然是∶所有国家反应积极，态度明确，表示合作。这就是说，所有在华列强一致同意美国强调的保证中国领土完整、行政管理完整的原则”[82] 。
庚子战争中国惨败之后，西方列强不仅兑现了它们在战争之初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承诺，而且在善后中对中国宽大为怀。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并非按国际惯例在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的“和约”（peace treaty）。该条约的正式名称是“中国为一九〇〇年的骚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Netherland, Russia, Spai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ˉ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中国发动的国际战争仅被当作一场骚乱（Disturbance）；骚乱的主要责任者自然是拳匪。西方各国未让中国政府承担发动战争的罪责，也未按战败国对待中国。清廷被列强如此轻轻放过，怪不得《辛丑条约》的内容“电奏西安时，慈禧得报实在是凤颜大悦”[83]。
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费时最久、争论最烈的是条约第二款 — 惩办祸首。“各国在善后谈判中不是一味要求赔偿，更不是要求割地，而是要求追究煽动义和团排外的责任，追究德国公使、日本使馆书记官、传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责任。这确实出乎中国方面的预料”[84]。灭洋、灭教的罪魁祸首是西太后，这是明摆著的；正像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这位妇人“公然挑衅、破坏了国际公法的每一个原则”（其时国际公法传入中国已经六十年）。荷兰公使曾向中方全权代表李鸿章透露，（作为谈判条件）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仅仅让头号战犯慈禧放弃独裁权力，而不加以任何惩处，这已经是宽大无边了，但遭到李鸿章的断然拒绝[85]。西方列强最后尊重了中国对最高统治者不能碰的底线。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国坚持要求西太后承担罪责，交出权力，归政光绪帝（这一直是各国的愿望），中国将是什麽局面。这点并非做不到，只要列强对清廷的压力足够大。自然，西太后会负隅顽抗；但是她如果想让满清政权为她殉葬，她办不到，满清亲贵、朝廷重臣、外省督抚最后会抛弃她的。如果光绪帝能够亲政，主导宪政改革，中国的历史将改写。明治维新在日本创造的奇迹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承受的巨大苦难将可以避免。八国联军、西方列强的宽宏害了中国呵！
端王载漪是仅次于西太后的二号战犯。战后清廷在上谕中严谴载漪∶“拳匪之乱，肇衅列邦┅┅推究变端，载漪实为祸首”。西方各国对罪大恶极的载漪，开始坚持要求清廷将他处死，但他是皇室懿亲，清廷不答应。退而求其次，各国要求判他“斩监候”（即“死缓”），清廷连死缓都拒绝，最后载漪仅被流放[86]。
野蛮进攻各国使馆的甘军统领董福祥亦为庚子战争的“首祸诸臣”之一。此人死有余辜，但他是统兵大员，清廷担心他策动兵变，不敢加刑于他，只给予革职处分[87]。西方各国对清廷的苦衷亦能谅解。
不少国人对《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赔款不能释怀。二十世纪初，战争赔款首先是对战胜国军费的补偿。战争的开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战。庚子战争，清廷向十一国宣战，与八国联军作战，各国的军费加起来自然是一个大数目。而且庚子赔款并不限于军费赔偿。各国的驻华使馆被毁，千百座教堂被夷为平地，外国银行被焚烧，外国企业被踏平，洋人的资产被洗劫。中华大地上这场“灭洋”的浩劫，外国政府、教会和侨民的财产损失以亿万计。
中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是要每个中国人负担一两，以此惩罚、侮辱所有的中国人。这是无稽之谈。赔款的银两数和中国人口接近，仅是巧合。“各国公款、私亏按和约大纲第六条向中国取偿清单┅┅约共银四万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万两。又以上各数，系截至西三月底止，自此以后，每月加费约一千三百馀万两（“每月加费”并非利息，而是八国联军的军费 — 引者注）。倘删除零数，则截至西七月一号为止，当约合四万万五千万两左右之数”[88]。
“为了解决中国的对外赔款问题，列强驻华公使组织了英、德、比、荷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有关赔款的标准、范围，确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社团及个人的赔偿原则。随后又成立了美、德、 法、日四国组成的‘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89]。美国为减少赔款额、减轻中国的还款负担，作了不懈的外交努力（后文有进一步说明）。各国通过协商，经过对损失的细致调查和对中国还款能力的评估，达成了共识∶“既要中国就战争实际花费和损失进行赔偿，又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更不能过度透支这一国家的财政力量┅┅要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中国能够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4.5亿两。至于各国如何分配，当然只能参照各国实际损失和实际军费支出”[90]。
庚子赔款是在“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计算出来的；因此西方各国不能损失多少，索赔多少，而只能按比例获得赔偿。大多数国家的原始索赔金额，远高于它们得到的实际赔款。比如德国政府原索赔一亿八千万；俄国光为被破坏的满洲铁路就索赔一亿；法国光为云南边界的损失就索赔一亿四千万[91]。单就庚子赔款而言，西方各国得不偿失。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von Waldersee）在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抱怨说∶“全部的战争赔偿，恐怕我们永远也得不到”[92]。因此之故，各国寄希望于“合理的赔偿部分可以通过已经增加的保证外国的权利和豁免权的安全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平等通商来实现”[93]。
庚子之乱这场“千古未有之奇祸”[94]对西方各国和基督教会造成的损害，清政府并非心中无数。清政府的权力中枢“军机处”致电在北京的议和代表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李鸿章“对于列强提出之赔款总额，本来预料当系二十万万马克”[95]（相当于6.55亿两白银）。湖广总督张之洞（亦为清廷政务处参预大臣）致电军机处，就列强的动机分析说∶“各国皆非图利而来”；他认为“赔款肯减为四万万两，分十年还，略加利息二厘”即为妥当。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提醒议和大臣奕 、李鸿章，在与列强讨论赔款问题时，切不可言中国当量力而行；“若只云量力，彼谓用西人西法，力必有余，恐其侵我财政”[96]。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是重还是轻？不比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与德国结盟。战败之后，保加利亚与协约国于1919年签订了《纳依条约》。保加利亚除被迫割让土地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之外，并须赔款四亿四千五百万美元[97]。保加利亚乃东欧一蕞尔小国，而它的战争赔款额高于庚子赔款（《辛丑条约》第六款列明“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美国元零七四二┅┅即英国三先令”；庚子赔款折合美元为三亿三千多万，折合英镑6750万）。根据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战败国德国除丧失大量的土地、人口和工业、矿产资源外，须赔款113亿英镑，且要以黄金支付[98]。此赔款是庚子赔款的167倍；若以国民人均负担计算，则为1255倍（1919年德国人口约为六千万）。
庚子赔款不仅赔洋人，而且赔华人。赔款的对像列明在《辛丑条约》第六款，是“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庚子赔款用来赔偿中国人民之损失，当代中国人可能闻所未闻，但是它不但清清楚楚列明在《辛丑条约》之内，而且实实在在付诸于西方国家的行动之中；庚子赔款确有一部分支付给中国遇害教民的遗属，作为抚恤金[99]。庚子之乱是近代史上罕见的浩劫，仅直隶（河北）一省，据总督李鸿章奏称∶“合计通省杀害教民多至数万丁口，所毁房屋多至数十万间”[100]。如果要求彻底赔偿，庚子赔款的三亿三千多万美元，就是光赔中国的基督徒都不够！
国人被长期灌输帝国主义侵略穷凶极恶、西方列强榨取敲骨吸髓，但是谎言在事实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在《辛丑条约》关于战争赔款的谈判中，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借机敲诈之意，倒是不无关怀同情之心。
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W. Rockhill）其时写信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汇报谈判的情况∶“我们的目标是，在谈判中运用我们政府的影响，影响跟我们一起谈判的国家（在华列强），本著对中国平等的友谊，追求公正与合理┅┅关于谈判的第三点，即各国就他们在中国的损失和花费、输送远征军到中国解救围困、保护在京外国住民和恢复秩序以及赔偿社团、公司和个人在暴乱中的损失，美国政府主张这些赔偿总数不应超出一个合理的范围，应当在中国支付能力之内”（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机密文件，不是对外发表的宣言，不存在溢美之辞）。当6750万英镑（即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额基本确定之后，列强之中只有美国坚决反对；美国主张将此数额至少减少三分之一。美国对中国利益的竭力维护，引起联军统帅瓦德西的不满，他发牢骚说∶“看来美国不想使任何人从中国得到任何东西”[101]。
英国人的态度呢？庚子战后，在英国上议院全体会议上，斯宾塞伯爵质询英国外务大臣兰斯唐关于庚子赔款的数额∶“赔款一事目下进步如何？盖因此事非泛泛可比，而与中国关涉尤巨。如各国索赔过巨，中国无力以偿，则中国政府受害实非浅鲜┅┅故筹款一节，更须谨慎从事，切不可令中国一蹶不振也。各国现欲中国筹款赔偿，亦尝计及其政府暨各省常年经费足用否？”[102]
如果有人对英国上议员（对庚子赔款可能导致中国政府经费不足）的忧虑感到惊异不止，对下面的史实或许会感到更加不可思议∶为了减轻中国的还款负担，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西方国家谈判代表竟然让中国海关提高进口税；这等于把部分还款负担转嫁到它们自己身上。中国谈判代表徐寿明当即表示∶“洋货肯允加税，深感各位美意”[103]。西方国家的美意最后落实到了《辛丑条约》第六款；提高洋货的进口税通过三个方面实施。一是整体提高进口税率；二是以前免税的货物，今后要课税（除“米及各杂色粮面”等少数货品外）；三是“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
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温和，让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度相当不悦（由于德国公使克林德遇害，德国主张严厉对待中国）∶“其间最令人悲叹者，即各国与华人周旋，何等温柔软弱。各国对于所有残忍屠杀教徒牧师，直至最近犹复发现于山陕境内之事，所有摧毁各处教堂及牧师宅所之事，所有侮辱坟墓之事，所有自古未闻围攻使馆两月之事，均已似乎忘去”[104]。
中国人的仇外宣传，只谈庚子赔款，不提西方国家以后纷纷退还赔款的史实。首倡义举的是美国。美国获赔款2444万；它将尚未支付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帮助中国办教育[105]。以后，英、法、意、比、荷各国也竞相效仿，将退款用来资助中国的科学研究、保健服务及其它迫切需要的领域[106]。实际上所有被赔款的国家以后都退还了部分款项；其中英国退回赔款额的40%，比利时50%，俄国20%，荷兰20%，意大利15%。中国最后只偿付了庚子赔款的58%[107]。
国人还有一个不经之谈，说《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中国从此“正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丑条约》使中国丧失主权了吗？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认为没有；光绪帝的《罪己诏》明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诚然，《辛丑条约》规定∶大清国两年之内不能进口军火，拆除大沽炮台，允许诸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这些条款确实有损国家的主权，但这是中国自找的。历经庚子之乱疯狂的灭洋、灭教，目睹清政府和义和团对外国人斩尽杀绝的政策和实践，西方各国在痛定思痛之后，不能不对此类暴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使馆留兵驻守、保证京师至海洋的通道不被切断，种种举措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各国使馆的安全；万一“灭洋”的暴乱再起，各国可以及时援救。
当然，这种安全措施也可视为对中国的惩罚。这种惩罚过分吗？不妨比较一下庚子战后中国的境遇和二次大战后德国、日本的境遇。二战结束，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政权彻底覆灭，但是盟军对德国和日本长期军事占领，至今依然。两国的军备受到严格管制，甚至不能拥有国防军（只能有“自卫队”）。试问，这些国家的主权何在？如果说中国在庚子战后沦为“半殖民地”，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又沦为什麽（四分之三殖民地）？德、日两国在二战中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战争罪行，危害程度远比德、日为轻；但性质之恶劣，实有过之。正如前文所言，以使馆、教堂为武力攻击目标，以外交官、传教士为疯狂屠戮对像，政府悬重赏杀尽一切外国人，包括妇孺，这是德国、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都没干过的。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宽宏大量突出地表现在基督教会的态度上。在庚子之乱中饱受残害杀戮的西方传教士对罪恶深重的拳匪及其裹胁的民众，表现了基督教崇高的宽恕精神。这里仅以“晋省教案”的善后为例。山西省在庚子之乱中是灭洋、灭教的重灾区，外国传教士和本国教民被杀害的人数在全国数一数二。“晋省教案”的善后由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教会方面的代表。他拟定了一个“耶稣教受害华人章程”，共七条，兹摘录如下∶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之人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累。惟各府起乱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剀切晓谕，使伊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首匪从宽免究┅┅三、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的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请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李提摩太用此款创立了“山西大学堂”，即山西大学的前身 — 引者注）┅┅六、要永息教案，中国官待教民，当如待教外人，一视同仁。如果犯法，自应按律严办；若有gong劳，亦应保举∶作官与教外人同。凡照此办法，无论中外古今，从未见有不相安者”[108]。
根据章程第一条，对杀人如麻的拳匪，教会提议仅仅惩办各府的匪首一人。如所周知，‘府’管辖州、县，是很大的行政区域；一省之中，数府而已。在（山西）一府之内，庚子之乱中被杀害的教民往往成千上万，而战后仅仅惩办匪首一人。该匪首若表示痛改前非，亦能“从宽免究”（免于追究任何刑事责任）。这是基督教宽恕罪人的光辉典范！该章程呈交李鸿章核准时，李“深为嘉纳”[109]。此章程只涉及受害华人；至于“杀外国人之罪，有各国钦使与中国全权大臣商办”，地方上不过问[110]。各国钦使与中国全权大臣商办的结果，就是《辛丑条约》第二款∶“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其中并不涉及对拳匪的任何惩处。
庚子战后，光绪帝在《罪己诏》中坦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111] 。这说的是实话，道的是真情。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全国臣民面前，对列强的见谅表达了衷心的感激。君不见，这种对愚暴无知的惭愤、对列邦见谅的感激，在国人中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不是已经转化为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满腹怨毒、对八国联军的肆意诬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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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的《清史演义》记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特别指出联军的行止与乱兵拳匪有天渊之别∶“日本兵先从东直门攻入，占领北城，各国兵亦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土匪趁势劫掠，典当数百家，一时俱尽。这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严守规律，禁止骚扰。居民叨他庇护，大日本顺民旗，遍悬门外，可为一叹。各国兵不免搜掠，却没有淫杀等情，比较乱兵拳匪，不啻天渊。紫禁城也亏日兵保护，宫中妃嫔，仍得安然无恙”。（蔡东藩作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他的历史演义被公认为通俗的中华通史）。
实际上，八国联军自大沽海口登陆之日起，其军纪、操守就与清兵拳匪判然有别。“传闻大沽炮台为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为洋人运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无扰，鸡犬无惊，较城中（指天津 — 引者注）安静。城中恶团（指义和团 — 引者注）蹂躏，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112]。
八国联军出兵之前，中国北方地区被义和团、清兵祸害，几成人间地狱；百官徒跣，生灵涂炭。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以后，平息暴乱，整顿治安，拳匪的红色恐怖方告终结，社会才由乱入治。京城的治安恢复后，近畿各州县还有义和团勾结土匪、溃卒胡作非为。联军对这种情况不满，提出交涉，希望清政府地方官切实负责，维护治安。顺天府所属州县，遂一律设防自卫[113]。联军也在必要时出动；“华人常赴北京请求保护，因各处拳民渐已化为盗贼队伍也，因此曾派小队前往围攻各该处地方”[114]。“联军赴各处剿匪，到处土人，无不欢迎”[115]。
八国联军在恢复秩序、整顿治安的过程中，没有滥用刑罚。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经过司法审判，公开处决过数十名拳匪[116]，仅此而已（当然这不包括在战场上消灭的拳匪）。联军对死刑判决的慎重，如果和对拳匪有深仇大恨而要讨还血债的教民比较，就显得格外突出了∶“联军入京后，京津一带，拳匪为教民所杀者，不下数千人”[117]。联军执法的人道，甚至引起清廷留守官员的不满。瓦德西曾向德皇报告∶“每每一种罪案，在吾国只加以三四个月监禁之处罚者，而在中国则竟以死刑处之。直到现在，此间刑部大臣，犹常常向著「北京行政委员会」（八国联军治理北京的机构 — 引者注）诉说城中不靖之状，与日俱增，尤其是美国区域之内，彼以为系因处罚过于轻微所致。因此，该大臣请将所获强盗窃贼，引渡于彼，彼当时常处以死刑”[118]。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以京师地面辽阔，遂公议划界分段而治，广设巡卡，严定通行章程，以为暂安闾阎之计”[119]。“暂安闾阎”就是要百姓安居乐业。八国联军“广设巡卡，严定通行章程”，首先是对外国人（特别是联军官兵）的严格管制。“第一条∶凡外国人不论兵民，如有在境内犯规者，即应命获送最近巡捕卡管押，由捕头缮函送交本国兵官，并将所犯之事及一干人证一并交案。第二条∶每总巡捕卡，应设号簿开具被告洋人案件，并证人名色，以备查考。第三条∶凡兵士及营役，除有护照外，不得擅离各所管辖之境（即是说，各国官兵只能在自己辖区内走动，若去别处，需有护照——即特别的通行证，可见对官兵管束之严 — 引者注）┅┅第五条∶凡华人在上所开公共街道行走者，各国不得勒充苦工”[120]。这个章程是联军严明军纪的一个例证。
美军在北京的指挥官其时发布命令∶“禁止兵勇饮酒，并不许酒店烧锅卖与，致生事端”[121]。八国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也发布“告谕”，允许民众酿酒、卖酒，但“只准卖与华人，仍不准卖给各国洋人”[122]。联军约束官兵，不可谓不严。酒店卖酒只卖给华人，不卖给洋人；如此公然歧视洋人而能够贯彻实施，是不是说明联军官兵是遵纪守法的？当兵的手里有枪，但是看来他们不会凭借武力，在酒店强取豪夺。
八国联军严明军纪，还包括严格管束为联军服务的华人。有些“在太君身边的人”（比如华人随军翻译）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利用他们职务的便利对百姓敲诈勒索。他们的劣行一旦被发现，联军即予以严惩。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发布告谕，宣布凡以临时政府或军事当局名义征敛钱财，均属诈骗；要求民众检举揭发，以便严惩[123]。据时人回忆，八国联军对那些“倚仗外国人的势力欺害中国人的”查办得如此之严，以至于当时衙门里关押的竟以此类人为主[124]。临时政府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也规定∶“华人有劝外国兵加害于其本国人者，或因复仇起见及其余一切缘故在捕房诬告本国人者，一律严罚”[125]。这些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八国联军“无恶不作”的谎言。一个对欺害中国人的行为严厉惩处的军队，一个对误导外国兵伤害中国人的行为严厉处罚的军队，岂会对中国人烧杀奸淫？
北京居民回忆说∶“当此时整个京城，虽然都被外国兵占据，但他们都有了治安的民事机关，地面渐就平复”[126]。“五城练丁，现已一律身穿号衣，头戴勇帽，在美界遍街巡逻，市面安堵（安堵∶安定，安居 — 引者注），皆美兵官梯儿曾一人之力，居民无不感悦”[127]。
战乱之中，南粮北运受阻，粮食短缺。为了让民众有饱饭吃，八国联军开仓平粜。“京通各仓米石，经洋人开仓平粜，买者络绎不绝”；“联军已将北京仓米，售与贫人，索价甚亷”[128]。
联军指挥部对京都地区由乱入治并日趋繁盛、对城市卫生面貌的改善、对贫民救济措施的实施也颇为满意∶“现在最普通之印像，即北京市况于最近数星期以来，又复日趋繁盛┅┅大多数商店，业已重新开门┅┅我们更复尽力设法，以使华人渐为了解清洁之义。所有街上秽物，均须搬出城外，街灯之设，亦已实行┅┅所有烟馆赌场，一律禁止。对于贫民，则特设汤厨二十处。并为彼等设置暖房若干，一如「柏林暖厅」办法。现在此间乞丐数目，比较前此太平时候减少。其原因系由于彼等所得劳金，甚为丰厚，盖多数苦力，常从军队方面，获得工作机会故也”[129]。八国联军在北京“特设汤厨二十处”，供给贫民免费食物，类似中国传统上救济饥民的“粥厂”，这不算稀奇（尽管一个城市中“粥厂” 竟有二十处之多，令人瞩目）。使人惊异的是，联军为无家可归者“设置暖房若干”，这在中国恐怕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只有杜甫在诗歌中幻想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华人对八国联军保境安民的信心，远高于对本国政府∶“北京城里，因与中国官厅协力维持秩序之故，甚为安静。而且居民信任之心，亦复与日俱增。在明达华人方面，甚至于屡屡表示，深以联军离去为忧。盖彼等相信在此撤退时期之内，势将为本地盗匪所利用，大加抢刧，陷于混乱”[130]。
联军统帅瓦德西“稔知中华习俗，人亦和平喜交际，乃建议招致京中绅士，参与安民善后各事宜，每日开会议事。一时士民颇颂之，争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参杂其间者。遍设警察巡逻各地，维持治安，由瓦分派绅士主持。除军、政系联军自主外，其余民事，均与绅士等商榷而后行。列名顾问者多至数十百人，俨然外国政府之上宾”[131]。瓦德西到任后向德皇保证中止庚子之乱的浩劫∶“余将用全力，务使前此余曾恭奏皇上之（中国战地）破坏荒芜情形，得一止境”[132]。为严明联军军纪，瓦德西命令联军在征战之中，“倘若该地秩序不久恢复，华人各归居所，又若倘遇新占之地，居民未尝出走，则吾人对于此项和平居民之私人财产，均须特别尊重；一切非法行动，均须严厉制止”[133]。为了收揽民心，“不可令学士文人向隅”，瓦德西模仿中国的科举考试，在京师最大之金台书院举行考试。“报名应试者，涌如怒潮”，达三千人。瓦德西“亲临金台书院，考试诸生”；名列前茅者获得了奖赏（第一名是浙江人）[134]。瓦德西得到中国士绅、平民的称颂，人们“争先往睹”，包括贵显无比的王公大臣，这仅仅反映了瓦德西个人的声望，还是代表了八国联军的声誉？
八国联军在华的军事行动是克制的。庚子之乱中，灭洋、灭教在中国大地上有燎原之势，但联军的军事行动只局限在直隶（河北）省内，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山西省界。联军没有在更大的区域内作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与单独出兵东北、大肆攻城掠地的俄国的行径迥然不同（对中国有侵略野心的俄国在战争爆发后，分南北两路出兵东北，击溃清军，剿灭拳匪，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全境。本文所谓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不包括单独出兵东北的俄军）。实际上，联军占领首都、京津地区平定下来以后，拳匪在外地的烧杀抢掠、杀害教士教民的暴行并未终止，更有些是在清政府官员的煽动之下发生的。比如河南省的外国传教士曾向法国使馆求援，“称河北岑道，滑县吕令，安阳石令（‘道’即道台，‘令’是县令 — 引者注），煽惑居民，地方大乱，拳匪各区游行，凡教士教民所馀财产复行焚毁，洋人性命深为可虑”[135]。对这些骚乱、暴行，联军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外交手段解决。对河南省的暴乱，法国公使通知“北京全权大臣”（即在京主持和谈的李鸿章、庆亲王），要求清政府平息暴乱，保护传教士和教民的生命财产[136]。
八国联军的另一个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乱后，大力修复华北地区被拳匪严重破坏的铁路、车站、桥梁、电线、通讯等设施，为解除民生困苦、促进商贸活动、恢复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联军中除人数极少的奥军外，其他七国军队都有技术兵种，如铁道兵、工程兵、电技师、桥梁工兵等；他们在战后的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37]。或许有人质疑，洋人修复“洋设施”，是不是因为这些设施的产权属于他们？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现代化设施的产权均属于中国，非官办，即商办。联军修复铁路、桥梁、通讯等，是不是为他们在中国作战方便呢？否。联军攻克北京后，接到各地的“匪患报告”，获悉外地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仍在义和团的屠戮之中，遂（在必要时）派兵出击，征剿拳匪。这种解危纾难的军事行动，哪里容得先修铁路？联军出兵追剿拳匪是在（庚子年）8、9、10三个月，其时各条铁路线的修复工程尚未开始（津沽线除外）。大规模修复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肃清的11月份开始的[138]。
联军修复铁路遭遇的一个重大困难是大量铁轨的遗失。义和团破坏铁路时，只将一小部分铁轨弯折毁掉，大部分铁轨其实被藏在附近的村落中。联军没有通过军事讨伐或勒令归还（否则严惩不贷）的方式找回这些铁轨，而是用金钱奖励，让村民交出这些铁轨[139]。一支外国军队向当地老百姓“赎回”被抢走的国家资产，用此资产为那个国家修复重要的交通设施，这可否称为仁义之举？
八国联军官兵与中国民众的关系可以和谐、亲近到什麽程度，恐怕是当代不少国人难以想像的。中国著名的剧作家、历史学家齐如山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自外国兵进城后，皇帝是跑了，不但没有一个办公的机构，连个私塾念书的地方都没有，彼时我们的本家亲友的子弟都来京，因此自己花钱成了一个很大的书房，除学中文外，算学、地理、 洋文等等都学，请了几个外国兵∶有美国二人，法国二人，德国三人，各教本国文字，这些教员，都不要钱，只送些烟卷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国话，作为互换条件的。这个书房存在了两三年，因为北京大学及译学舘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几个大学，此书房才慢慢停办了，这个书房我得益处确不少。我除接续学点洋文外，我是偏重问他们国内社会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国管财政的官员，他是专门研究社会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国社会情形很多，于我自然是有极大的益处”[140]。
八国联军称不上是仁义之师，联军中也不是没有扰民的败类；或出于复仇心理，或源自私心贪欲。八国联军中有雇佣兵，素质较差，对联军的军纪也不无影响。比如英军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军中有大量的越南人。但无论如何，八国联军的扰民行为和拳匪清兵大规模的烧杀奸淫不可同日而语。联军士兵抢掠盗窃财物有之，而浮滥杀戮强奸则无。“外国兵道德一定怎样高，固然不敢说，抢掠也是平常事，若说奸淫，恐怕还是很少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城里头，在长官的眼底下，又有各国军队的相形比较，哪一国都是要面子的”[141]。这是亲历者的见证；它难道不是蔡东藩对八国联军评价（“各国兵不免搜掠，却没有淫杀等情，比较乱兵拳匪，不啻天渊”）的最好佐证？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共有两处提到八国联军的军纪操守，均以赞扬为主。一处是上述的“比较乱兵拳匪，不啻天渊”；另一处讲∶“当时联军驻京，多守规则，惟德军较为狠鸷，苛待居民”。清史专家高阳的名著《慈禧全传》用二、三百页的篇幅描绘了庚子战争。对义和团的祸国殃民、清军的胡作非为，高阳作了深刻的揭露；但是对八国联军的军纪操守，他没有一个字的贬斥。八国联军进京之后，北京的士绅给朝廷上书，报告京都的情况，也坦诚∶“虽洋人入城，尚未十分扰害”[142]。
中外开始议和时，李鸿章与联军统帅瓦德西会谈。瓦德西坦率（但是有礼貌）地指出了中国军队的军纪败坏，不得民心∶“此间华军无纪律者颇多，北方人民颇不愿有之”[143]。在另一次会谈中，瓦德西就不客气了∶“现在危害中国良民之真正暴徒，不仅是尚未肃清之拳民；据我所知，即李氏自己部下之散为小队驻在省内各地者，亦复如此。现刻已经屡次证明者，即往往全村居民，一见中国军队将到，便全体逃走。反之许多村庄居民，对于联军之来，却极为热诚欢迎”[144]。这是八国联军统帅的自吹自擂吗？事实是，类似的记载在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如笔者前面引用的∶天津民众“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北京“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
和任何群体一样，“害群之马”总是有的。伤害人命、凌辱妇女的行为，八国联军中并非没有，但是仅为个别事例；而且一经发现，会受到严厉制裁。8月17日，在联军刚刚攻克北京的混乱、无序之中，一个美国水兵德怀尔（Stephen Dwyer）闯入居民家中，用棍棒欧打一个孩子，将其拖出门外，造成了孩子的死亡。他把男人赶出屋外，强奸了屋中的两名妇女。美军总指挥查菲将军（General Chaffee）对破坏军规军记的行为，执法如山，对犯罪者严厉制裁。德怀尔很快受到军法审判，被判终身监禁，关押在旧金山著名的恶魔岛监狱[145]。
庚子战争——中国与所有的西方列强开战，是当时重大的国际事件，“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联军的身边有如影随行的记者，秉笔直书他们的所见所闻。西方媒体向有“第四权”之称，以监督、批评政府为己任、为能事；即是说，联军是在各国媒体、国际舆论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的严格，可以从北京西郊的一座白塔被联军毁坏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反映出来。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9月16日，美军和英军联合行动，清剿盘踞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大股拳匪。这次军事行动由美国将军威尔逊（Wilson）指挥。在战斗胜利结束后，英军指挥官拜楼（Barrow）将军以英国公使的名义，请求威尔逊批准，将一座耸立在山顶的千年（白瓷）古塔毁掉。威尔逊闻言大惊，表示他不能容忍这种野蛮的破坏行径。拜楼解释了英方的动机。他说中国人毁灭了我们无数的教堂，如果我们不以摧毁这座著名的白塔寺庙作为惩罚，中国人会认为，他们供奉的神比我们基督教的神要神通广大，不可战胜。威尔逊认为拜楼的理由匪夷所思，坚持不批准英军的请求。最后（为缓和与英国人的关系）威尔逊讲，明天清晨他将率领美军回北京，他的联合行动总指挥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之后，英国公使和英军指挥官所做之事，他无权干涉（处理中国事务，英国公使当然比联军的一个指挥官更有权威）。第二天美军回城后，英军毁掉了白塔。
联军摧毁北京郊区美丽的白塔立刻作为丑闻被世界媒体报道。在英国《伦敦时报》（the London Times）驻中国记者的电讯报道中，毁灭白塔的罪责推到了美国威尔逊将军的头上，说是他下令破坏的。威尔逊闻讯后，向英国记者兴师问罪，要求他立刻纠正这个难以原谅的错误。这个事件影响恶劣。英国人带有迷信色彩的破坏行为，使英国军人和由他们代表的英国文明在西方盟国面前蒙羞[146]。
八国联军由多国军队组成，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之间无论在军gong、战绩方面，还是军规、军记方面，都在相互比较和监督。以一事为例。当时北京有一个天文观像台，位于徳军管辖区内。观像台上一些天文仪器被德军和法军掠走，作为文物运回欧洲（其实这些仪器十之八九都是外国传教士设计、制造的，比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制造了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瓦德西在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说∶“这些仪器无疑是中国人的财产，但是根据国际通行的惯例，它们可以当作德国的战利品；而且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小小的战争赔偿。至于全部的战争赔偿，恐怕我们永远也得不到”。瓦德西的逻辑没有为他的同盟国接受。美国查菲将军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对德军的掠夺行为表示抗议。查菲在信中甚至讥讽说∶在联军解救人道危机的征途上，并没有德国军队[147]（德军主力是在联军占领北京后，才远道从欧洲而来）。两年之后，法国归还了它掠走的仪器。后来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也将这些仪器归还中国。
八国联军的监管者还包括它们国内的反对党和司法体系。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对政府（包括政府指挥的军队）的行为是用放大镜、显微镜（甚至哈哈镜）观察的。政府军敢在外国胡作非为，国内会吵翻天的，责任者没有好下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对庚子战争中的德军进行过尖锐的抨击。另外，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人不明来历的财物政府是有权没收的。其时法军“福尔利提督特装寄四十箱回欧，该箱至法国马𡧳时，该处海关奉谕将此等物件悉数扣留，盖法国政府以为此非用兵时所应得之物，故有此举”[148]。将军想吞下不义之财，谈何容易。
今日中国，对八国联军的肆意诬蔑俯首皆是，这里略举数端。
最能挑起民族主义激愤的，是外国人淫辱中国妇女。不管中国妇女如何被本国的权贵、兵痞或匪徒凌辱，国人可以漠视；但一旦失身给“鬼子”，则是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内一个广泛流传的八国联军的罪行是∶“同治帝的岳父崇绮的妻、妾、女、媳，老少十人被几十名联军官兵公开奸污后，被迫自尽”。这是以讹传讹。八国联军入京时，崇绮远走保定。他的妻子派尔佳氏性情极其刚烈，决定全家自杀殉国。她命人在后院挖了两个深坑，然后集合全家人，分开男女，“入坑生瘗”（即活埋）。崇绮的一个儿子（葆初）、四个孙子（廉定、廉客、廉密、廉宏）都勇于一跃，甘死不辞。全家十三口，除留下一个曾孙外，阖门“殉国”[149]。崇绮在保定闻到家人死讯后，这位对义和团“信仰尤笃”、力主废光绪的“大阿哥党”也上吊了。至于外国联军，这些“殉国者”连影子都没见到。
“八国联军入侵时，不少妇女因为担心受辱，跳井或投河自尽”；这种流言激起过无数国人的愤慨。中国妇女在兵连祸结之时担心受辱并不奇怪，本国的兵匪对妇女的肆意凌辱给了她们足够的教训。她们对外国联军不了解，想像之中，“鬼子兵”的恶行自然比本国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当时确有妇女为怕受辱而投水或悬梁自尽，但究属个别事例。《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八国联军“行至穆家庄及天齐庙地方┅┅该处妇女多有惊怕投河者，洋人辄救起，曰‘勿警怕，不伤汝等。’盖洋人探知穆家庄、天齐庙地方，多系回教人居住，并无人入拳匪党者，故不肯扰害”[150]。这里，联军不是妇女的淫辱者，而是妇女生命的拯救者。（可悲的是，联军善待穆家庄民众，反而给穆家庄带来了灾难。义和团以穆家庄“与洋人通气┅┅意欲剿洗净尽”，“拳匪千余人，将穆家庄围住。远则用洋枪轰击，近则用刀剑残杀，该处居民无敢抵御，被焚者数十家”[151]）
再看看清宫中一些年轻宫女所遭遇的不幸。八国联军破京之日，一些宫女觉得留在宫中危险，为安全计，她们逃出皇宫（作为后人我们知道，其实皇宫当时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些宫女“走出安定门，遇溃兵被刼，多散失”[152] 。宫女为了逃避她们想像中的危险，却掉进了真正的火坑。
八国联军进京后，有一家满族人，“一家七口，以为国破家亡，无法生活，遂全家自缢。适有外国人进院，用刺刀把绳割断，尸体放下，有两人刚上吊，所以又活过来”；其中一人是这家的女主人。联军士兵救了上吊的中国人。自己的同胞会伸出援手吗？中国人的反应是∶“大家不但不敢进此院，且所有邻居，到夜间都不敢在大门外经过”[153]。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八国联军对妇女的态度，折射了西方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对女性的尊重。联军对俘获的女性拳匪，处置方法和对男拳匪不同。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俗称“都统衙门”）在经过审判后，公开处决过数十名拳匪，但均为男性。联军曾经俘获过两名义和团女首领，她们被捕之后被关押在都统衙门。临时政府委员会（临时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过专门讨论，决定将她们送往上海，交给那里的天主教会收容、看管。1901年4月此二人被交给上海圣约翰教会，安置在徐家汇孤儿院。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天津临时政府一直向上海教会提供她们的生活费。如此折腾，显然是为了避免在灭洋灭教的重灾区天津，有血海深仇的教民对拳匪首领可能施加的报复。在联军撤走、政权移交之际，临时政府不能不将她们交还给中国政府，遂请上海教会将这两名女团民交给上海地方当局[154]（但教会实际上有庇护她们、不交当局的权利）。这种种安排，难道不是联军对两名义和团女首领的照顾、保护？名噪一时的“黄莲圣母”林黑儿以及三仙姑是“七天不梳头，砍去洋人头，七天不裹脚，天下洋人杀尽了”的“红灯照”首领。她们被八国联军俘虏后，一度也关押在都统衙门；后来此二人竟不知所终。关于她们的下落有种种传说，如隐居在乡下、去了国外等。可以肯定的是，洋人没有杀她们。《拳乱纪闻》有下述记载∶“红灯会首仙姑二名，已由津地洋官购缐拿获，传言此二女子原系侯家后妓女，均不过二十余岁，按西例妇女向不加戮，大约此二女虽必监禁甚久，然不至有性命之忧”。如果落到清政府手里，她们的下场恐怕和拳匪首领曹福田的没有两样——凌迟处死。
八国联军进京之后，“联军司令部下令军队抢劫三日”。此谎言之离奇，世所罕见。抢劫竟然由司令部下令；士兵若不服从命令去抢劫，是否要受军法处置呀？
联军的随军牧师、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掠夺财物在军营都是禁止的行为，可是这种行为很快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致使不得不在八国联军当中下达一份禁令，禁止所有士兵，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不得进入当地居民家中抢夺财物。作为宪兵司令的洛上尉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个团里已经有15名士兵因为违背这条禁令而被逮捕。军官们正在想办法，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减少抢掠行为的发生，并且希望把这些罪行的伤害降到最低”[155]。“美界（美军管辖区 — 引者注）还出布告，不许其他国家的士兵在下午六点后进入美界。若美国士兵擅入民宅，百姓可以将其捆送巡捕房，赏银元一百。若士兵持枪，百姓不敢捆绑，可以悄悄尾随，另外派人去举报。举报者不会说外语也无妨，只需竖起两个指头，当局就会派人来抓”[156]。联军在搜捕拳匪时，因进入民居搜查武器，引起居民的抗议。美军总指挥查菲将军于是下令，放弃这种入屋搜查武器的行动[157]。还有一招用来惩治洋兵抢劫∶“美兵官出示，如有洋兵入人宅舍，可以煤油和燕支水，洒其衣服，即可识认严惩”[158]。
事实上，八国联军破京之日，兵荒马乱之中，大肆抢刧的首先是清兵和拳匪，这样的历史记载数不胜数，如“福祥（甘军统领董福祥 — 引者注）走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二）；“二十二日（公历8月16日，即联军破京的次日– 引者注），晋军甫饱杨（饱杨∶饱掠而去 — 引者注），武卫军又至，土匪为之乡导，挨户倾筐倒箧，殷实之家，无一幸免”（《 缘督庐日记钞》）；“此次出京，危险已极，沿途居民铺户，均被溃兵以随驾为名，其时驾尚未出，纷纷西行，抢刦至室室皆空”（《拳乱纪闻》）。“陈亷访所统各军，掳掠尤甚，据云联军未入城时，京城业已掳掠一空。陈统各军将所掳大小烟土，堆积如盐包，每斤仅售数百文，貂套一袭仅售银二两”（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北京的流氓地痞也趁时而动∶“京都失陷，城内外居民，纷纷逃避，土棍贫民，群起抢掠，王公府第，及民宅铺面庙宇，多被焚抢”[159]。趁乱哄抢、浑水摸鱼的还有普通市民。八国联军士兵也参与了抢劫，但是“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160]。
《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述了作者亲眼目睹的一场对当铺的抢刧，颇具典型性。这场抢劫的始作俑者是联军士兵∶“法国兵数人及印度安南兵数人”；由于遭到当铺的武装反抗，两个路过的俄国哥萨克兵也加入其中。紧随联军士兵入屋行刧的一群中国人，“有执屠刀者，有执铁棍者，均北京之流氓”；他们比联军士兵危险得多。那些联军士兵主要对黄金有兴趣，而在当铺中他们没有找到；“法人安南人印度人亦出，各人背上背负一包”，走掉了。真正大规模、彻底的抢劫（或许用“洗劫”更恰当）来自中国人；首饰、古玩玉器、名人字画、皮衣、绣货、绸缎等固然势在必得，日用百货、平常物品也不放过。除紧随联军士兵入内的本地流氓外，在当铺“前面站满数百赤膊之人，汗流遍地，以候进来之机会。 其中并有年老之妇人”。这几百人等在当铺门外，是因为有一个哥萨克兵持枪守门。当外国兵走掉，“外面鹄候之众，遂一拥而进，如一群猎狗，并有妇女小孩，皆闻当铺被抢之消息，来此发财者。一见哥萨克人走开，即争前抢入，唯恐落后，相挤相打，似稍迟即被人抢完者。既入内，嘈杂愈甚，皆拚命抢夺，一切不顾矣。有呼叱之声，有呻吟之声，亡命之凶徒，与懦弱之百姓相杂，手执屠刀铁尺，见有人阻其路，即肆意击之。有抢物未得而受重伤者，有被挤倒地者，纷乱之状，不堪入目”。
以上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英国人，在八国联军入京时，对普通民众趁乱哄抢的描述；再看看中国人自己的记载。“提起抢掠的情形来，真是梦想不到，所有的买卖，都已被抢，无一幸存，最特别的是当铺及米粮店。各当铺门口扔著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当铺中房屋深而黑暗，抢的人多，谁也不能挑拣，背出一捆来，一看不是绸缎或皮衣，就都扔在门口回去另抢。各米粮店门口，洒掉的粮食，都成了堤坡，因装入布袋者很少，多数都是用筐篮装走，所以有此现像。最特别的是抢酒店，因各种店铺都抢完，只余酒店也就抢了，有用盆壶灌的，有用桶担的，洒的满街酒香，远闻十里┅┅过了几天，满街都是卖衣服的。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两件两截大衫。两截大衫者，乃上身是夏布或细白布，下身是罗或纱”[161]。
正是中国人这种铺天盖地、席卷一切的抢掠，给了联军士兵抢劫的借口和某种良心的安慰∶如果我们不把一些财物据为己有，留下来也会被中国人自己一抢而光[162]。
华人甚至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抢到了八国联军的头上。瓦德西曾向德国皇帝报告∶“无数华人对于本国同胞，尤其是无人留守之房屋，加以抢劫，并出售其赃物。当其我们步兵大队出征保定，离去营舍之时，因该队营舍之面积甚大，防守较疏之故，竟被华人所抢掠”[163]。
可能出于这个经验教训，瓦德西在与中方谈判代表庆亲王、李鸿章会见时，建议华人为了保全财产，最好不要离家出走∶“瓦帅云∶‘居民在京者，其产业或可保全。此间华民，偷窃他人物件者甚多┅┅居民有财产者，不宜它往。如北省一带，能从此安静，吾心更喜。’”[164]。
为了“北省一带，能从此安静”，八国联军大力整顿治安。他们在北京分区而治，“皆试办军巡及警察，以禁止掳掠”[165]。有时人写的“西江月”为证∶
贫者倏然而富，富者家产一空。数日抢掠不消停，日本出示才定。
仍有不遵彰法，照旧抢掳肆行。日本捉拿问分明，立刻明正典刑。[166]
联军入京之初，民众的抢劫普遍、猖獗到什麽程度，下面的史实可能说明一些问题。有清一代，旗人（满族人）是统治种族，终生享有政府提供的免费钱粮。八国联军入京后，旗人的特殊供应中断了。何以为生呢？“北城住户，多是旗人，旗人的生活，都是靠著每月的钱粮，他们从去年夏天（指庚子年夏天– 引者注），就没有得到钱粮，旗人如此，汉人也是很难生活，洋兵进城时，虽然大家抢了不少，但已经吃花了半年了，也快完上来了”[167]。北京贫穷的旗人和汉人，靠著京城失陷时抢劫来的财物，居然可以“吃花了半年”尚有剩余。在人类发“国难财”的历史上，北京人可谓佼佼者。
放弃发家致富的可能、来中国“普度众生”的外国传教士，也被国人诬蔑在八国联军进京时抢劫。国人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Bishop Favier）曾经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西什库）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价值不满白银50两的，无需上缴；超过50两的，要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樊主教为此特地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所谓容许抢夺生活必需品，根本无其事。因为当时店铺无人料理，无法购买物品，他准许教民在经过认真的登记后，拿走所需物品，而事后根据纪录都付了款[168]。
八国联军滥杀平民百姓，也是国人对联军的诬指。实际上，庚子战争中联军避免伤害无辜。比如，8月13日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以巨木为架，升大炮于其上，向京城中陆续开放┅┅计连开十三炮，某国提督恐多伤民命，殊垂上天好生之德，竭力劝阻，始已”[169]。攻打一个国家重兵防守的首都，因为“垂上天好生之德”，只开了十三炮就停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慈悲心怀。这位将军不会不知道，他的这种仁慈可能会增加自己军队的伤亡。美军没有参加攻打大沽炮台的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 收容了37名中国妇女和儿童，以躲避战火。战斗结束后，当将这些妇孺送回岸上时，美军发现了一个被弹片击中而失去胳膊的中国百姓。舰长命令将此人和两个联军伤兵一起抬到军舰上，进行手术治疗[170]。再比如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美军和英军清剿大股拳匪的战斗中，一名中国妇女被流弹射中了肘部。联军立即对她进行手术治疗，并将她妥善保护起来。该名妇女既震动，又感激[171]（史料中未说明这个妇女的身份；但是从上下文看，她可能是被拳匪掳掠来的“慰安妇”）。八国联军在华作战，因为酷璁和水土不服，官兵大量病倒，医疗资源极其紧张[172]。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对中国人施医救治，尤其难能可贵。
前文提及，庚子战争爆发前，经清廷允许，四百名外国水兵到北京保护各国使馆；这些洋兵被国人称为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6月13日义和团围攻奥国使馆，“先头部队”被迫开枪自卫，用机关枪驱散气势汹汹的拳众。为避免火力杀伤，他们把机枪的准星调高，开枪只为吓退拳匪。拳匪败退后，竟然大肆吹嘘他们有“刀枪不入”的神gong[173]。先头部队的不忍杀戮，居然成了拳民吹牛皮、招摇撞骗的本钱。战争正式爆发后，也发生过联军士兵向攻击他们的拳民放空枪，以避免杀戮之事。比如8月4日傍晚，天津“有义和团约百五十人，自外来攻租界┅┅租界内各国练兵放无子枪数排，意欲使之惊退”[174]。
两天之后，清军重兵攻击（为联军占领的）天津。8月6日“将晓，炮声如联珠，枪声如暴雨，中外之兵，皆死亡不少，从来无此恶战也┅┅洋兵或起或伏，其势似难制胜。乃由洋官传知各处，齐将门首白旗拔去，以待中国官军入城。移时，忽闻中国官兵败走，又皆将白旗插上”[175]。这是怎麽回事呢？八国联军入城后，天津居民家家在门口插白旗，表示投降、顺从，是一种保平安的举措。而当清军反扑，联军担心城市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于是洋官紧急通知各处，让居民将门口的白旗拔去。这样一旦联军撤退，官军入城之后，不会对投降过外国联军的市民兴师问罪，施加迫害。在战火纷飞、军情危机之时，外国占领军对中国民众的安危竟有如此周到的考虑，是难能可贵的。（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会干八国联军这样的傻事。让清军残害老百姓，不正可以加剧中国军民的对立吗？）
联军的仗义勇为和对生命的珍惜，突出地表现在（清廷正式宣战前）为拯救被义和团屠戮的中国基督徒及其家人，联军的“先头部队”（及使馆其他人员）自发组织抢救队，冒死去北京市区救人，而不顾公使们的反对。美国公使馆卫队长迈耶斯说∶“┅┅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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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为行文方便，本文中的“西方各国”、“西方列强”包括日本。日本既已“脱亚入欧”，称之为西方国家似无大错。
[2] 沈祖宪∶《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
[3] 中华书局∶《山东巡抚袁世凯摺》
[4] 侯宜杰∶《义和团 — 在“灭洋”的旗帜下》
[5] 史料来源于王树增∶ 《1901》
[6] 五月七日清廷上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7] 左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
[8] 佚名∶《天津一月记》
[9] 柴萼∶《庚辛纪事》
[10] 左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
[11]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12] 柴萼∶《庚辛纪事》
[13] 蔡东藩∶《清史演义》
[14] 雷颐∶《历史的裂缝 －对历史与人性的窥探》
[15] 美国政府刊印的当时的外交文件
[16] 北明∶《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
[17] 光绪帝∶《罪己诏》1901年2月14日
[18] 洪寿山∶《时事志略》
[19]《维基百科》“义和团运动”条目
[20]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21]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
[22]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
[23]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
[24]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25]《义和团史料》上册
[26]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27] 胡思敬∶《驴背集》
[28] 蔡东藩∶《清史演义》
[29] 佚名∶《天津一月记》
[30]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三
[31]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32] 管鹤∶《拳匪闻见录》
[33]《申报》1900年6月20日
[34]《维基百科》“义和团运动”条目
[35]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36]《维基百科》“八国联军”条目
[37]《义和团档案史料》(上)
[38]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
[39]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
[40] 雷颐∶《东南互保之怪像》
[41]《景善日记》
[42]《辛丑条约纪实》
[43]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4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45]《景善日记》
[46]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47]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48]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49]《学点清史 八十七、东南互保》
[50] 雷颐∶《东南互保之怪像》
[51] 这种失败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如此可笑荒唐，中国史学界对失败的原因至今仍争论不休。
[52] 刘凤翰∶《武卫军》
[53]《维基百科》“八国联军”条目
[54]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55]《百度百科》“武卫军”条目
[56] 英国公使窦纳乐（Macdonald）给政府的报告
[57] 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记》
[58]《维基百科》“八国联军”条目
[59] 光绪帝∶《罪己诏》1901年2月14日
[60]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1
[61]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
[62] 胡思敬∶《驴背集》
[63]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
[64] 袁伟时∶《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
[65] 北堂被围攻两个多月，教民死四百人，76名儿童遇难；法、意士兵15人阵亡，指挥官、副指挥官殉职
[66]“八国联军时双方交战经过”
[67] 胡思敬∶《国闻备乘》
[68]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69] 胡思敬∶《驴背集》
[70] 胡思敬∶《国闻备乘》
[71]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72]《中国历史纪事 — 光绪二十六年》
[73]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74] 仲芳氏∶《庚子记事》
[75]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76] 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77]《辛丑条约》第二款
[78]《维基百科》“清末新政”条目
[79] 杨天石∶《海外访史录》
[80]《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81]《维基百科》“东南互保”条目
[82] 北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一)”
[83]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84] 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85] 苑书义∶《李鸿章传》
[86] 根据《辛丑条约》第二款，载漪应“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但实际上他隐居在西安，十几年后即获自由。
[87]《辛丑条约》第二款
[88]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四
[89] 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是卖国，是减损”
[90] 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91]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92]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93] 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94]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95] 瓦德西1901年1月3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96] 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不是卖国，是减损”
[97]《百度百科》“纳依条约”条目
[98]《维基百科》“凡尔赛条约”条目
[99]《庚子见闻录》，《近代史资料》
[100] 侯宜杰∶《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
[101]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02]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四
[103]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五
[104] 瓦德西1900年12月9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05]《维基百科》“庚子赔款”条目
[106]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07]《百度百科》“庚子赔款”条目
[108]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四
[109]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四
[110] 同上
[111]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谕（公历1901年2月14日）
[112] 佚名∶《天津一月记》
[113]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114] 瓦德西1900年11月25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15]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
[116] 刘海岩∶“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天津若干问题考析”
[117]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118] 瓦德西1901年2月12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19]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三
[120] 同上
[121]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
[122]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123]《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124] 齐如山∶《关于赛金花》
[125]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四
[126]《齐如山回忆录》 第三章 义和团进京、洋兵进京、作生意时代
[127]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128]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129] 瓦德西1900年12月27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30] 瓦德西1900年12月28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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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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