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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甘地曼德拉式抗争对中共毫无用处?/曾节明

2017年05月23日 16:56 PDF版 分享转发

什么是式抗争?就是度反英独立运动精神领袖甘地开创的非暴力的反抗,包括:示威、游行、绝食和以不纳税、不当兵、不存款(抵制银行)、抵制英货为代表的“不合作运动”。

甘地式抗争绝对排斥暴力反抗,其著名的象征性行为就是绝食,因为根据甘地的理论,面对暴力不作反抗(如绝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之类)的自我牺牲精神,可以触动施暴者的良心,感化施暴者放弃作恶;而暴力反抗则会激怒施暴者,增强施暴者的恶念,会导致更加残暴的镇压、更加暴虐的暴政

甘地的道路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在国却根本行不通。“六四”学运的惨败,证明了甘地式的抗争,对中共毫无用处。

1989年五月,在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承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后,学运退潮,李鹏被动,政改派形势一片大好,等人却担心自己遭秋后算账,遂逆开明而动,发起“5.13”绝食,要逼赵紫阳立即废除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大局由是而逆转。柴玲在其自传《一心一意向自由》中,明确说:她发起广场绝食运动的灵感,来自甘地主义者张伯笠。之后,与市民划清界限、扭送余志坚等、刘晓波砸枪秀等等,都是典型的甘地主义标记。

那么,为什么能够瓦解英国的殖民统治的甘地式抗争,面对中共却以惨败收场呢?

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当局与英国当局的本质不同:

英国当局承认“普世价值”;中共当局否定“普世价值”,且理直气壮地反对民主,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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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类似于港英当局,是一个有宪政而无民主的半威权政府,其治下有相当程度的新闻出版、组党、结社、集会、游行自由,也就是说,有相当大的和平抗争(公民社会)空间,有着众多民间政党、社团组织,甘地、尼赫鲁等反对派领袖,长期可以公开活动;

而中共当局却是一个绝无宪政、绝无民主的极权政府,其治下无任何不受其控制的独立社团,更无反对党存在,整个社会呈散沙状,“”之前,中共的反对派——民主墙骨干分子被一网打尽,以致于“六四”学运爆发时,他们基本在狱。总之,在中共治下,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几乎不存在。

由于以上根本的区别,英国当局就有底线,它以武力镇压和平示威时有很大的顾忌:

1919年,英国驻印度殖民军将军雷金纳德·戴尔悍然下令以马克辛重机枪扫射阿姆利则示威民众达十分钟之久,当场打死一千多人,打伤一千五百人以上(印度数字),结果惨案引发英国国内舆论哗然,戴尔遭到英国下院传讯,被英国政府撤职并强迫退休,就连顽固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分子温斯顿·丘吉尔都认为戴尔的行为,是英国的奇耻大辱。

因为英国人有底线,甘地一伙发起的绝食自残运动,就会引起英国统治者的良心不安,而且,对于有深厚贵族传统、且注重面子的英国人来说,这也是很不光彩的事情。

英国式宪政下的新闻出版自由,又使得殖民政府的不义,暴露在强大的社会舆论谴责压力之下,这是英国统治者长期以往难以承受之重。

莫罕达斯·甘地之大智慧还在于:他很了解英国人吃软不吃硬的性格:你强硬,他比你更强硬(而以英帝国的强大武力,甘地一伙几无可能暴力革命成功);你遵守规则、依照程序地叫板,他尽管很不情愿,一般也会规规矩矩地坐下来和你谈判。

而公开否定“普世价值”的中共,没有任何底线,根本不拿人命当一回事,对中共来说,死一个人,如同死了一条狗;死一群百姓,等于死一群蚂蚁。。试问柴玲等学运领袖,在中共眼中你们是反动分子,它本来就想杀了你,你绝食有什么用?它难道怕你死不成?非但如此,它还嫌你绝食死得太慢,要开坦克、装甲车、用冲锋枪、达姆弹来杀掉你!“519”戒严后,中共调集大军包围北京,已经在磨刀霍霍准备杀人了,柴玲等人还在一度坚持绝食,实在是时空错乱。

当年甘地深谙英国统治者的习性,柴玲、张伯笠、封从德、刘晓波等人对中共却是两眼一抹黑,以甘地对付英国人的手段去对付中共,如此东施效颦,若不失败倒是咄咄怪事。

英国人制造了阿姆利则惨案,尽管杀人要比“六四”屠杀少很多,但却引发了印度空前的反英浪潮,丘吉尔承认:英国失去印度殖民地的趋势,从此无可挽回了。中共“六四”屠民上万人,并没有引发类似的反抗高潮,中国社会反而平静了下来,其政权迄今仍不见崩溃的迹象,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中共当局与英国当局的本质区别。中共政权是极权政权,在其治下,决无新闻出版自由和公民运动的空间,因此,中共没有国内舆论的压力,极权下散沙社会的无组织反抗,对中共政权也形不成挑战。

什么是曼德拉式的抗争?就是以反对派领袖的长期坐牢,引发巨大的社会反抗的方式。曼德拉并不绝对排斥暴力反抗,甚至一度还向毛泽东求援,企图成立游击队而未遂;但是,其主要的反抗方式是非暴力,以长期坐牢的方式引发巨大的社会效应,这是他与甘地的主要区别。

其实,曼德拉之所以最终获胜,根本原因是白人殖民当局,是一个类似于印度英国殖民当局的政府,它虽然实行种族隔离,却有着宪政,有着相当的新闻出版、结社、集会、组党。自由,有相当大的和平抗争(公民社会)空间,有着众多民间政党、社团组织,许多反对派人物长期可以公开活动。

这是当年南非当局与中共当局的本质区别。

因为这个特点,曼德拉等魅力领袖的坐牢,就会引发强烈的社会效益,甚至汇聚成反对种族隔离的洪流。

而在极权的中共当局治下,社会一盘散沙,绝无独立的政党、社团、宗教组织,新闻、信息完全被中共一手操控,异议人士难以启蒙民众——你启蒙一个,它洗脑十个!几无公民活动空间。在这种条件下,秦永敏等人的长期坐牢,高智晟的被酷刑虐待,在中国国内就象孤岛一样,不仅引不起反政府的社会效应,甚至连名字都不为人所知。

现在,作为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反对派人士,秦永敏先生已经坐牢二十五年了,已接近曼德拉坐牢时间(二十七年),却根本没有引发曼德拉当年在南非引发的社会效应,国内民众甚至普遍不认识秦永敏。这不是因为秦永敏先生能力魅力不如曼德拉,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劣等”,而是因为中共当局与南非当局完全不同,其严酷专政下的中共国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南非社会的散沙社会。

显而易见,曼德拉的道路在中共国也是根本走不通的。

比一般的独裁威权政权(如蒋介石、蒋经国时期的国民党政权)更甚的是,中共不仅绝对禁止反对党,甚至连一切中性的、“不搞政治”的组织也统统禁止:如果说,被镇压,是因为“包围中南海”,那么香功组织有什么抗议活动?“中功(中华养生益智功)”在国内有什么抗议活动?香功、中功等十四种气功还不是照样被取缔?

这种社会,缺乏官民良性互动的起码条件,因此,现在还在散播“引导中共”、“朝野互动”的人,不是特线,就是政治白痴。

汲取以往的教训,中国反对派要制胜中共,就不能绝对的“和平(花瓶)、理性、非暴力”,而要多种手段并用——国内异议人士嘴上可以高唱“非暴力”,行动上应作暴力准备。

国内反对派组织必须秘密组党,再也不能干向民政局申请成立反对党的傻事了,因为这等于自投罗网;要示威就直接上街,再也不能干向公安“申请示威游行”的傻事了,因为这么做等于向中共通风报信、申请镇压。

曾节明于2017.5.22丁酉乙巳己酉于阴雨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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