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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西安事变真相(5)：中共藉邪恶手段避祸窃国
作者：唐文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事变当天，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叛乱，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历史证据表明，西安事变的台前人物是对蒋介石剿共令阳奉阴违的亲共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而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共产党方面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苏俄的斯大林。
（上接：西安事变真相（4）毛扣留苏联电报决意杀蒋）
九、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表示，张学良获悉苏联反对他扣蒋后，他便决定保障蒋的安全。西安事变后，中共保持沉默三整天后才发表声明，只字未提支持张学良任元首，相反确认南京政权。张学良意识到保护自已的唯一途径便是保护蒋介石，并将自已交由蒋处置，因为南京政府许多人恨不得杀了他，确实有不少人试图暗杀他。
有报导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观阅了缴获的蒋中正日记，明白了蒋中正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在当时中国弱而日本强的情况下，越能延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对中国越有利，这是蒋介石一直无法说出的苦衷。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12月14日当苏联公开谴责政变后，张学良来到蒋介石扣留处，站在蒋面前沉默流泪，并对蒋说他“意识到绑架是一种愚蠢和有病的思考行动”，并要秘密释放他。12月16日南京向张学良宣战，并轰炸了张学良在西安城外的东北军。蒋介石立即向外递送一信息，要南京停火；于是南京停止了军事行动。12月20日，莫斯科电毛：重申“必须和解争议”，直到这时，毛才将电报转周恩来，要他帮助“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12月23日，宋子文、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谈判，蒋拒绝与周直接谈，即便被告知若不见周恩来，就不可能释放，蒋仍然拒绝见周。莫斯科知道，可以用一种方法让蒋介石见周恩来。12月24日，博古来西安转达莫斯科同意让蒋经国回国，周恩来才被允许于圣诞节进入蒋的房间，周告诉蒋他的儿子经国将回国。最终，蒋介石承诺改组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协议内容，但拒绝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蒋介石让周恩来到南京直接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蒋介石在宋美龄及张学良陪同下，由四架军机护送，由西安飞抵洛阳。26日，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中央党政军人员均在机场迎候，蒋中正座车经过市区时，万人空巷，市民夹道欢呼，其情况之热烈，实为空前所未有。
1936年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12月31日，军法会审结果，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从此开始幽居生涯。1995年离台，张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去世，享年101岁。
张学良在1956年应蒋介石之要求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痛陈：“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离开西安，由宋美龄陪同到武康山休养压惊。（网络图片）
十、西安事变恶果：中共避祸窃国
在西安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历史学家辛灏年表示，西安事变的台前人物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苏俄的斯大林。西安事变使“八年剿（共）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
由西安事变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气，全国团结一致的气氛，特别是蒋介石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终于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做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一场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
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将士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而中共毛泽东实行“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中共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一书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毛泽东则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里解放了出来。”
时政评论家曹长青表示，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辛灏年表示，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亏一篑的历史局面，从此竟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至今60余年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