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杜耀明评论】 权归特首的行政主导
当北京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打开香港法治的缺口，历任行政长官亦不遗馀力，不断破坏九七前的管治制度，把权力收归行政机关甚至是行政长官的手上。
1999年底，首任特首董建华便宣告取消在市区和新界的两个市政局，目的是把市政服务的权力完全拨归行政机关，不惜一石二鸟，扼杀民意领袖的培育场所和民生事务的自治机会。
九七前的两个市政局是负责区内食物卫生、文娱康乐、街道清洁等等服务，有决策和执行的权力。以市区的市政局为例，该局是有限权责的小议会，由41名议员组成，32位由地区直选产生，馀下九名由市区内九个区议会各推选一人出任。换言之，所有市政局议员都是民意代表，其中四分三更是直选议员，由他们处理这些事务可以更紧贴民生需要，并且在市政上首先贯彻港人治港的大原则。
董建华废除市政局的做法，比起港英年代自是一大倒退。九七前的港英政府开放市政权力，一面增加市民参与渠道，一面减低政治压力及行政责任，以保住立法局议员全数委任的格局原封不动，直至香港进入过渡期。反观董建华眼见市政局直选议席过半由民主派占去，便连民生事务的参与空间也不放过，统统拿走，交由不同政府部门接管，以便控制。怎料政府包办后，一再闹出贻笑大方的政治审查事件。
在闭塞民众参与民生事务的同时，董建华亦废除政务官的决策角色。他执政首五年，政治昏暗，经济低迷，惹来负评如潮。他不反思己过，却把责任推到由政务官组成的执政班子，并于2002年开始改行高官问责制，把司长及局长级官员改为政治任命。自此之后，政务官的最高职位只能是政策局秘书长，辅助问责高官。到曾荫权年代，问责制再加设副局长及政治助理，进一步把政务官抽离决策和倡议的角色。
高官问责制成功夺去政务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只要得到中央同意，便可筹组自己的班底。但碍于特首不能有任何政党联系，政治人选难求有共同的政策主张，而北京既然有任命权，又怎会不把握机会，把自己的人选放在一些关键位置（如教育、民政事务）。
结果，号称精英的政务官，九七前的锐气全消，只埋首于事务工作，而新政治人才大多限于行政长官或北京的亲信。时至今日，特首和背后的中央已可完全控制统治班子，但近亲繁殖下，不论其社会接触面还是办事能力，看来都日走下坡。
同期间，行政会议的政治能量不断降低，政治角色由举足轻重的决策者，变成特首同路人的联络和谘询组织。港英年代，行政局聚集各行业精英，重要决策需由港督会同行政局决定。到今日，行政会议32人，特首和问责官员占了过半，非官守议员只有15人，其中过半是特首的同路人和追随者，会议之内有多少不同声音，会议之外又可以团结多少社会界别，可想而知。
遇上重大决策如上次政制改革，北京又以泰山压顶之势，以人大决议限定筛选特首选举候选人的程序，行政会议只能照单全收。从观感到实际，行政会议已失去最高决策机构的政治地位。
过去二十年，特首堵塞民意代表参与市政、夺走政务官的权力，以至矮化最高权力机构，目的就是集权，把民间享有的权力流向政府，把文官的权力流向其亲信，也把最高决策机构贬做谘询组织。无疑，在北京首肯下，九七前制衡特首的香港内部设置已经移走，行政权力亦可集于特首一身。
但这就是说好的“港人治港”吗？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