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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宁:中共大年期间洗脑国人始于延安时期

2018年02月19日 10:16 PDF版 分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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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央视被指“三无”,是三十年来最差对。(手机截屏)

2018年炮制的“春晚”一如既往遭到了国人的差评:“节目差到家,真看不下去了,一年比一年差,一年比一年难看;假唱太假了;这个春晚除了娱乐明星,全是槽点;我已经关电视了;继续抵制央视春晚。”“今年的春晚舞台格外地红;舞蹈太红了,其它啥也看不清;小品强行推社会主义价值观,歌又是红歌,让人反感;一带一路,政治正确;春晚是‘政治大会’,另一形式的《新闻联播》;春晚粉饰太平有意思吗?”

大概中共中宣部早已预料到这样的结果,因此关于“春晚”的评论提前下令关闭,中共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何等的“道路自信”!

根据官方资料,“春晚”最早开办于文革后的1979年,不过,因为当时电视机并不普及,所以影响不大。随着电视机普及率的提高,中共在1983年再次举办,由央视在年三十晚上播出,从此“春晚”成为每年大年夜的固定节目。

对于“春晚”的定位,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有隐瞒,即其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要“体现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到上情下达”,其“主旋律歌曲是主导”。无疑,从其开办这些年看,“春晚”乃是中共的政治工具已为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到,也因此抵制“春晚”的人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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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在传统新年期间通过文艺形式对国人早在中共盘踞延安时期就已开始。2017年1月大陆《学习时报》刊载的文章《延安时期的红色过年》对此有着比较详细的介绍。

文章称中共要“将新思想的宣传教育与传统民俗民风相结合”,推动老百姓接受中共的灌输。中共是如何做的呢?

文章称,关于过年的习俗,一首民谣在延安当地流传甚广:“二十三祭灶天,二十四写对联,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其中蕴含着对神明的敬畏。针对上述民俗,中共逐渐加以改造。

首先是改变和对联。传统年画以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的神仙悍将为主角,门神以钟馗、秦琼、尉迟恭为主。1938年年初,中共鲁艺的匠人们创作包含中共宣传思想的木刻年画《五谷丰登》、《保卫家乡》,并发给农家张贴,开始了新年画的创作并逐步推广扩大。

1942年,鲁艺美术部成立年画研究组,创作更多年画,内容以称颂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同时展现“边区军民的新生活新风貌”,作品有《保卫边区》、《养娃娃讲卫生》、《大战平型关》等。

而对联的内容则多以抗日战争和现实生活为背景,如“自由平等除旧岁;民主政治过新年;过新年坚持抗战到底;除旧岁反对妥协投降。有牛有地有劳动家家足食;自种自纺自织布个个丰衣”等,无不渗透著中共的宣传。

据文章称,1947年,当中共中央离开延安时,中共打造的年画和春联已取代了传统的年画和对联,当地百姓被彻彻底底洗脑了。

其次是改变传统秧歌的内涵。在陕北地区,打社火、闹秧歌、说书、唱酒曲等等,是欢庆节日或婚丧嫁娶中广为运用的表演方式,其中闹秧歌是传统新年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2年毛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后,延安文艺界掀起了一场“新秧歌运动”,即采取传统秧歌的艺术形式并加以改造,内容上则以宣传中共政策为主,当时所谓的“新秧歌”有《拥军花鼓》、《兄妹开荒》、《摇花篮》、《白毛女》等。鲁艺还组成150人的庞大秧歌队,过年期间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等地进行巡回表演;而在中共举行的一些联欢大会上,新秧歌也是最为主要的节目。

中共元老级人物谢觉哉曾在日记中记述了延安时期的过年景况和气氛,其1943年的日记中提到当天召开群众大会,“很热闹”,还有“时髦之化装秧歌队数起。”

到1944年过年时,延安的工厂、部队、学校组织的秧歌队多达27家之多,上演了150余个节目。在不知不觉中,延安民众接受了中共的宣传。

彼时的中共不过占领延安一隅,就已经开始了藉由文艺形式对民众进行洗脑。中共建政后,通过发动的一次次运动,不仅彻底毁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而且摧垮了传统的知识分子精英,其后又再度通过教育、“春晚”、媒体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对进行洗脑,让国人身在党文化中而不自知,中共企图毁灭中国人的险恶用心由此可见。

延安时期并无“过年”之说

有意思的是,在谢觉哉的日记中,我们并未发现“过年”这个说法。

关于1939年的传统新年,谢觉哉记载道:“2月18日,是旧历除夕(大年三十),天气晴。开校务会议,十时敌机三架来袭,无损失……”“2月19日,旧历,下午至组织部,昨天会议所提,陈云同志均同意。”“2月20日,因旧历新年之故,补放假一天。”

关于1943年的传统新年,谢觉哉记载道:“2月4日,旧历除夕,从今日起放假一周。”“2月5日,古历元旦。立春风沙,农家以为非年丰之兆。”

关于1944年的传统新年,谢觉哉记载道:“1月24日,旧历除夕。下午三时招宴李丹老全家……。”“1月25日,古历元旦。放假一周。”

1945年关于传统新年的日记表述也与上述差不多。蹊跷的是,在谢觉哉几年的日记中,我们寻不到“过年”的表述,而是将之称为“元旦”。这说明延安时期,中共尚未篡改说法。

1949年9月27日,中共商量夺取政权后建政事宜,正式将“正月初一”改为“过年”,这一改即失去了以往的内涵,其似乎只是个普通的庆祝“春天”的节日而已。《解体党文化》一书指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叫法,同样是中共为了批判、替代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宣扬无神论的需要。这样一改,传统过年中感谢神明看护、尊明与先祖的文化内涵就被去除了。

随着这一改,传统过年的吉祥话变成了“祝你今年能够上北京,见到毛××”、“革命精神代代传”等政治话语,春联变成了“翻身不忘,幸福不忘毛××”,“敬神祭祖”变成了“忆苦思甜”,组织看政治电影,组织有“教育意义”的联欢会,搞“团拜”等。张贴的年画也从敬神祈福变成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好”、“过年期间学习老三篇”、“全家学公报”。

文革结束后,传统的庆祝方式有所恢复,然而经过三十年的破坏,新生的一代已无重拾传统的可能。八十年代兴起的“春晚”继续成为中共的洗脑工具,而且格调越来越趋于粗俗低下。这样的中共的存在,中国人如何能回归传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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