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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颜丹：中国孩子天赋被扼杀 由中共一首促成
作者：颜丹
近日，中共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公开为“减负”支了如下五招：其一、从校内课业负担开始；其二、重视课外“减负”，整顿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其三、完善考试评价制度；其四、要求老师从课程大纲的角度“减负”；其五、提高社会和家庭教育素养，塑造正确的成才观。
这里的第一和第四招实际都是直奔“校内减负”而来。陈部长指出，“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生存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就是“课业负担”，因此要求老师“按照大纲授课，足额授课，决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可见，在陈部长看来，学生的课业负担重全是老师的问题。
然而，这话让人颇感矛盾的是，如果老师没按大纲足额授课，学生的课业负担又从何谈起呢？如果超出大纲的内容是在课下讲的，那也就谈不上给正常上课增加什么负担了。也就是说，真正让学生和家长都难以承受的课业负担，陈部长绕开没谈。但全国人民都知道，指的就是学生的作业。
这个关键性的负担在最近发布的一篇题为“家长们吐槽陪作业陪出焦虑症，天天‘累成狗’”的文章里再次被聚焦报道。其中有数据显示，“中国学生每天写家庭作业2.82小时，或居全球第一”；“中国91.2%的家长有过陪孩子写作业的经历，78%的家长每天陪”；“75.79%的家庭曾因‘写作业’发生过亲子矛盾”。
由于学生的作业负担太重已在中国饱受诟病多年，因此，中共教育部早在2013年就忙不迭的出台了《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此外，中国各地的教育部门也紧随其后，为控制“家庭作业总量”而发布了“减负令”。
遗憾的是，尽管政令“通过学生评价、家庭评价、教育督导”等方式被严格落实了多年，但“学生负担始终无法降低”。虽说作业由老师来布置，但有老师表示，“如果作业全批全改，每天过半时间都要用来改作业”。可见，作业多了对老师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学生不得不做作业、家长不得不陪作业、老师不得不布置和批改作业，这种让所有人都焦头烂额、身心疲惫的重负为何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恐怕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如今，教育部长对作业这事儿干脆连提都不提，又怎能让人相信，仅凭他出的那两招，就能让学生减轻课业负担呢？
校内减负还没说明白，陈部长却又一竿子把“负担”指向了校外。一句“整顿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就足以让中国应“生源火爆”之需而大量出现的培训机构的日子不好过了。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中共教育部等四部门就已联合发文，提出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而官方提出整顿、治理的理由是，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社会反响强烈”。这几宗“罪”似乎说的全都对，但关键词却指向了“应试”这一项。
正是为了应试，老师才会给学生搞题海战术，硬著头皮、布置一堆连自己都改不完的作业。为了应试，家长们就得铆足了劲，为孩子选班、择校。而校外机构所能发挥的作用，恰恰是成功的帮学生获取好班、好学校的准入资格。只要凭高考分数来择优录取的模式不变，家长就会为孩子拿高分而穷尽一切手段。
对于这一点，教育部显然是心知肚明的。陈部长在“五招”中甚至提到，要“完善考试评价制度”。这话可笑之处也就在于，中国“唯分数论”的“考试评价制度”本身就是错的，又如何进行完善呢？说要改进、完善，其实是糊弄人。
正是因为教育部常年这么糊弄，中国孩子们十几年的青春才会消磨、耗费在为考试而做题的时光当中。有学者建言，中国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按照这样的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中国以成绩好坏来论学生成败的教育理念以及限制自由、扼杀天性的教育制度，根本就是在反其道而行之。显然，这种失败的成才之路也并非由父母、社会打造，而是由中共一手促成。
为了维护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的统治，中共不得不撒谎、行骗。为了让民众不假思索的轻易上当，教育部就得充当“愚民”的急先锋，致力于“洗脑从娃娃抓起”。中共忌惮的是，一旦民众有了极佳的思辨能力和丰富的学识，它自身的愚蠢、卑鄙、虚伪、丑恶也就会暴露无遗。若减负有碍于对民众洗脑，中共又哪儿来的动力减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