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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达:中共纪委机关报盛赞金庸小说有“浓烈家国情怀”

2018年11月05日 9:19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卢斯达

小说家逝世。他的影响力固然极为巨大,因此身后歌功或者盖棺定论的事,一定是余波一重重。中文世界的人,没有不被金庸的那个体系熏陶过的,他的体系甚至主导了大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想象。这个影响规模,大概到了近代科技经济发达,娱乐增多,普罗大众的娱乐从小说和报章刊物,转到影视、游戏、电子世界等等,才稍有回缓。

有一个学者朋友曾经说,自己一篇关于中国政治的论文曾经受到挑战,而对方竟然是拿情节来辩,可见金庸在上世代的意识形态威力。中文世界的人倒进金庸创造的那个中原,但这个中原和江湖其实是Made in Hong Kong的域外创造,不一定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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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想象,是近代中国人在中日战争以来国族建构的产物。中日战争是国共双方国族神话的一部份。西方乃至日本的威胁,促使“中国人”从“天下”的人民,过渡到“国家”的国民。国族建构便是一个新民族为自己创造符号、神话、历史的工程,这些东西说到底只是认同,不一定是客观现实。

在这个层次去看,抗日神剧和金庸故事,在本质上都是中国认同的自我镜像,而金庸的触媒是“刺客列传”以来的那个江湖,最后“江湖”却在国家想象之中消亡。郭靖萧峰之为“国民”而牺牲,乃至韦小宝之侍清与几面游走。这个循环已经隐喻了近世“中国人”所创造的中国史,也必然是削足适履之后产物。因为后来的中国人已经是“一个国家”之中的人,所以他们追认历史的时候,也必然是将中原文明视为一块,而加强了正统偏统、主流支流的体统。

虽然正统偏统的讨论,在北宋年间已经是知识份子非常关注的问题。但到了近世,这个观念经由“中华民族”的发明到日军侵华的团结,而终于散布到一般的贩夫走卒之间。

新儒家的一支

《射雕》三部追认了正统的宋明体系,而从世界史角度,当时“中国”的代表却是辽,从东欧诸国语和俄语以“契丹”指涉“中国”,便可知一二;认同大宋的郭靖是正面人物,而认同金人的杨康成为英语所说的Antagonist,悲剧收场,亦是典型。

在上一个大时代南渡香港的中国人,也将他们受当代国族主义影响的想象,在香港重新创造一个故国,作为自己的文化或政治认同。这些人在过去的香港,便是新儒家的一支,矢志要在香港再殖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的花果。

这些学者例如道统史学的钱穆,也强烈影响了中文和历史教育。现在回顾,这些庙堂学者与通俗世界的金庸,世界观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于是香港便成了如此特异之地,她是中华世界离散的首席代表(自1841以来),也是追认“国族主义版本的中国文明想象”最热炽的一群人。

新儒家扎根、70年代学生运动中走出爱国爱党的国粹派、出现了保钓运动、最初的民主运动者很自然地选择了反殖和回归,都不是偶然。由于香港不受国共两党染指,这个由英国人、世界体系操持的地方,便成为孕养中国想象的好地方。而这想象必然某程度上脱离历史、脱离现实的。

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想象中国”和“现实中国”的矛盾尚且因为讯息不明、政局动荡而分际未立,但“域外爱国者”的后辈,在现代却要迎来尴尬的分晓。“回归”之后,香港人争取的对像,由英人变成了北京的“中央”,2003年以后香港开通自由行之后,真实而成份渐趋稳定的中国人大规模来到香港,两个族群的接触面变得庞大之后,很多人发现教科书、小说、想象之中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再加上现实政治的斗争,才产生了现在的风物。

“中原体系”的“科幻感”越来越强

但“文化中国”的幻象熄灭,是在香港主权被强制移交之后,因此说到底,“一个道统”的发明和传播者,在香港过渡期发挥了强烈的统战作用。香港这个江湖也最终逃不过,在“国家”之中消融。80年代之后,金庸与政权媾和,在政制谈判中成为中共的代表人物,便是他死后仍会被翻旧帐的污点。

但那个时代大梦,的确已经告终。查良镛创造的艺术很丰满,但成就它的现实却很骨感。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在金庸死讯广传之后,发表文章,盛赞金庸小说有“浓烈家国情怀”;中国的国家传媒之一《多维》有一篇文章说:“无论在香港还是台湾,像金庸这样具有强烈国族意识认同的一代人正正在逐渐凋零,相反分离主义却正在这两个地方快速滋生”,的确是接地的观察。

因为金庸小说无论多好看,在这个现实中国突出而凶猛的时代,小说中“中原体系”的“科幻感”无可避免会越来越强。不消说下世代的人,今人与那个想象的中原,也只得渐行渐远;至于港台之类地方曾如此拥抱国家,而不是江湖,只是历史错误,将来要渐渐回到正轨的。

正所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原文是说泉水干涸,那些鱼彼此用口水濡润,也不是长久办法。要齐中国于一,也许像期望今人读金庸,而产生过去的效应,如同鱼类相濡以沫,终究是泥牛入海,而不是更行更远还生。

来源: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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