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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田北铭:中国式婚姻坟场 中共制造的一场民族灾难

2019年06月26日 16:15 PDF版 分享转发

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制度对个人命运有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对也影响极大。比如再聪明再勤劳的人,要是生活在毛时代的,只能当农民,这种身份又决定了婚姻的选择,只能和农民结婚。中国人婚姻的种种现象,都和的制度密切相关,充满了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共特色。

户籍制度,身份的牢笼,婚姻的枷锁。

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剥夺了数千年以来人口自由迁移的基本人权,标志着邪恶的中国城乡二元制度正式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项核心制度,本质是建立了最严格的农奴制。中共建政前对农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共产党,利用农民打下了天下,坐江山后却彻底抛弃了农民。

毛时代婚姻选择的限制主要是政治身份限制、地域限制。

毛时代用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身份决定了人们的命运。政治身份把人从政治上划为上、中、下三等,“地、富、反、坏、右”被称为“黑五类”,属于下等身份,下等身份的人是政治贱民,当时的政治贱民大约有三千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超过了一亿人。下等身份的子女不能参军,有的人考大学时虽然得分很高,但“不宜录取”。历次政治运动最先遭殃的就是他们,每次运动都被整死整残一大批,比如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文化大革命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一旦发生了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下等身份的人总是首先被怀疑和被审查的对象,长达20多年的政治歧视对他们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家庭中始终笼罩着阴影。上、中等身份的人不愿意与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一旦和下等身份的人结婚,就等于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面对的只有极其悲惨的命运。有相当多的地富子女只好“打光棍”。

户籍身份又按照地域将人划成“城里人”和“乡下人”两个等级差别很大的阶层,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不通婚。如果一个城里男子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里不可能有工作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随母亲而成为“农村户口”,不同身份通婚祸及子女。

严密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们迁徙,人们都被关在地域的牢笼,自然不可能到远处寻找结婚对象。生活资料凭票证供应,购买生活资料的票证只能在户口所在地领取,并只能在当地使用,人们被锁定在户口所在地,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人们的婚姻也只能在本地解决,选择范围小。

毛时代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向上的通道极窄,基本只有权势者家庭的人能爬上去。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条件。比如中国杂技团30多年一直被限定只招北京户籍,哪怕是离北京不远的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也无法靠本事到北京工作。

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可以向下一个级别的城市调动,从下一级城市调到上一级城市非常困难,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那时,由于夫妻分处在不同等级的户口地区,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80年代初,仅厂矿企业,全国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一年的家庭积累全部都交给了铁路和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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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还扭曲了人们对夫妻感情的认识。只讲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妻子出卖丈夫、丈夫出卖妻子是“大义灭亲”。

现在的人可能认为那些都是毛时代的事了,实则不然,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一直存在。1991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又将“三无”盲流人员解释为“是流动人口中无合法证、无固定住所及无正当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人员,多为盲目外出、农村人多地少、经济收益低、找工作或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的对象几乎为全部农民工。对农村人口的进城打工、就业、定居、子女就学、家属团聚以及住房、医保、劳保乃至政治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在城市受到侵害基本很难得到政府主持公正。

由于这些年对住房、医疗、教育越来越不公平地分配,更加深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不公平的程度远超八九十年代。现在依旧有户籍制度,依旧城乡差别对待,城市农村那是天壤之别,这种城乡差别决定了女性婚姻必然以城里人为优先选择。人都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想往上走,极少有人想往下走的。婚姻某种意义也是投资,或许是人生最大的一笔投资,投资对象得找经济实力好、家庭负担小的人,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丰厚的回报。而城市的人恰好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这种优势又是给的,是共产党故意制造的城乡差别。党垄断一切,也垄断财富分配,将几乎所有财富分配给了城市。设想一下,假如一个女人嫁了个农村户籍的男人,在城市有房还好说,要是夫妻共同买房,背上二三十年承重的债务负担,如今是六个钱包凑首付的房价,即便长辈出了首付,房贷依旧承重。而城市居民住房自有政府解决,拆迁能致富,这是全国人的共识,除了大笔拆迁费,还能分好几套房。城市户口有优厚的养老金,养老不用子女负担,农村只有每月一百元左右的养老金,养老需要子女,嫁给农村户籍的人也就背上了养老负担。而且城市老人由于有收入来源(退休金、房屋出租),能攒下很多钱,除了平时能给子女花一些,去世后往往有丰厚的遗产,而且这些年房屋增值很快,无形中给子女留下巨额遗产。假如是农村,根本没这些收益,几辈子的奋斗不见得能挣出来。再说子女教育,城市户籍拥有城市受教育的权利,农村人要么付出极大代价,要么只能回农村上学。这都是极其现实的问题,理性的人不可能不考虑。还有农村的医疗问题,一场病能拖垮一个家庭,嫁给农村人只好承担这种风险,而城里人除了医保还有积蓄、老人每个月有固定收入,负担能力远不是农村人能比。而事实也证明,娶不到老婆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村的穷人。

中国特色的高。因为痛于高彩礼,彩礼被妖魔化为中国式卖女儿。2015年3月,一位来自甘肃省泾川县的网友给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在网络上留言说,结婚的彩礼太高,动辄二三十万元,农村的年轻人感到压力巨大,省里的领导能不能管管。几天后,中共泾川县委办公室在网络上给小伙子回了信,这封回信说,泾川县各乡镇、各村之间彩礼有所差别,总体彩礼在13万至20万之间,造成农村彩礼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婚龄男女比例失调,根据统计,泾川县婚龄男女青年比例为1.861。

网上关于高彩礼的报道很多。30-50万,这是黑龙江一个贫困县给出的彩礼账单。海伦市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地区,近年来,农村的“天价彩礼”现象却大有市场。“现在彩礼现钱就得25到30万,如果再买个车、在镇里买套房就得50万。”海伦市福民乡海民村村民赵庆山说,儿子大学毕业后马上面临婚嫁问题,但他们一家三口年净收入也就3万元左右,娶个媳妇至少得攒10年。“我们当年结婚时才1000多块彩礼钱,不到30年就翻了几百倍。”赵庆山感慨道。同黑龙江农村的情况相似,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天价彩礼”现象在各地农村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江西鄱阳县,每个乡镇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彩礼普遍都在10-15万元,有的地方彩礼甚至可以达到20-30万元。这对一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6207元的农业大县来讲,无异于天价。环球时报今年2月19日发了一篇文章,据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资讯,一位村民对记者表示,在老家,经历了“小定”、“大定”之后才能结婚。“小定”就是定亲的意思,“大定”则是过彩礼钱。该村民表示,自己的堂弟在“小定”时给了女方6万元作为定亲钱,随后女方又提出要26万元作为彩礼。如此的狮子大开口,压得男方家庭喘不过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在河南驻马店市某村,一对情侣恋爱6年,女方家里却一直不同意女儿与男方家长见面,理由是“彩礼没备齐”。女方向男方索要40万元彩礼,此外男方还需在市区备齐车房,房本要写俩人名字。东北小伙刘杰则对记者表示,他和前女友已经谈恋爱5年,到了谈婚论嫁时,女方提出必须在市区买房,要不就支付40万元的彩礼。“我们村里过去都是自己建房,我也有一套3层的独栋,但女方家里不满足,还要40万元彩礼,最后只好分手。”更有甚者,近日媒体报道,一位错峰返乡的父亲连续多年坚持春节在岗;他表示想多赚些钱,给儿子凑够彩礼。“50多万呐,得在我能干动的时候攒够了。

面对中国特色的高彩礼,中央政府不去解决根本原因,反而在2019年2月19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试图发个文件解决问题,这实在荒唐,高彩礼有其本身的土壤,可以说说中共一手造成的。

彩礼之说,自古就有,但将婚姻做成买卖,彩礼高到难以承受的,唯有中共治下。国外结婚,并不太看重有房没房,有车没车。有人说中国就是这样,怎么能跟国外比。难道中国一直就是这样吗?根本不是。遥远的历史不必讲,就说三四十年前,起码不是现在这样。

来源:阿波罗网首发

笔者曾在东南亚数国生活很久,那里华人众多,跟中国同文同种,他们有些人也有彩礼之说,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缅北很多华人,彩礼一万人民币就够,要是真拿不出钱,也不会强迫,很多人根本就不要彩礼。泰国、马来西亚华人,也不太注重彩礼,绝大部分女性不会通过结婚发财。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让人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中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适龄男性至少比女性多3600万人,这固然是高彩礼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失衡在中国一直存在,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有性别比失衡问题,农村光棍也很多,那时为什么没有天价彩礼?再说了,为什么光棍几乎都是农村人?主要原因有二:人们择偶标准变了,主要是以钱而定,拼的是现有的家庭财富和对未来的预期,而不是结婚对象本身的人品、素质;人们越来越没安全感了,虽然这种不安全感并非每个人能明确感觉到,但整个社会氛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而人们又互相影响。其实彩礼高的地方,恰恰是贫穷的农村,越穷彩礼越高,城里和富裕地区的彩礼不见得多高。越穷的地方越难以给人安全感,自然是钱到手里最安全。于是中国式相亲成了菜市场挑菜,比来比去,只挑更好的。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相亲角,焦虑的父母们为子女们不停寻找,他们的女儿并非都是嫁不出去,只是不想将就,在他们看来,要求也不高,本地有房,工作收入超过一般水平。这些要求,可能对城里人是不高,因为大家都有房,但几乎彻底排除了农村人。为什么农村人就这么不受待见呢?难道农村人比城里人低等?这些城里人上数三代不是农村人?这些在美欧和日本根本不存在问题,在中国完全就是问题。主要差距还是经济实力方面,而这又是由政府的城乡区别对待造成的。城里人普遍瞧不起农村人。这两天有一则新闻:“我们学的是养天鹅的技术,我们不会去养猪。”这是西安一家幼儿园园长的话。6月17日,家长李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她的孩子是2018年8月入园小班,起先绝大多数孩子是按照每月1800元左右收取的保育费,伙食费330元每月是另外计算的,部分插班进入的幼儿,每月保育费是1980元。“我说我学的是养天鹅的技术,我不会养猪。我不是瞧不起城中村,比如说打工的子弟、卖菜的,我沟通不了!所以我说如果我降到1200,就会有批量的这样的子弟进来。你孩子的身边会面临着什么呢?卖菜的、卖鱼的。你会发现宝宝原来不会说陕西方言,然后接下来这块鱼龙混杂”

择偶标准的金钱化和城市人农村人的差距,还有人们深深的不安全感,完全是中共制造的,可以说中共统治模式造就了高彩礼,彩礼问题不是出几个文件能解决的。不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焦虑的原因,只是一味强调观念转变,不解决问题。现代社会,人们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只有去城里,人们的不安全感几乎都是来自对进城的担忧,越来越高昂的进城门槛,让人越来越感到不安。中共为城里人建立了保障型社会,却将农村人剔除在外,还要疯狂掠夺他们,怎么能让农村人有安全感?居然还好意思批判农村彩礼高。发几个农村一号文件能解决问题吗?带给人们焦虑和不安全感的,首先就是难以承受的高房价,城里人凭这点就完全打败了农村人,城里人由政府供给,高额的拆迁补偿和数套安置房,农村人则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才能买一套房,还可能把整个家庭拖垮。中共通过垄断居住权对人们的掠夺,不仅与文明国家渐行渐远,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恶劣。世界上穷国很多,起码还允许自建贫民窟,以极低成本获得居住权。中国高房价完全建立在对农村人、对后进城者的残酷掠夺,算的只有经济账,考虑的完全只有统治集团的利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明明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付出很多,回报却很少。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遍地房产者,不是农民工。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靠高覆盖的住房保障,解决了社会问题,从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二战后的英国,也曾大规模建设公共住宅,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将大批公共住房私有化。实践表明,一旦原来的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就会成为国家最坚定的支持者。而无法成功解决住房问题的国家,无一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李光耀是少数几个能够在国家稳定层面上思考住宅问题政治家。他在回忆建设公共组屋的初衷时说:“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建设组屋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李光耀没有谈到任何经济算计,而是将住房保障直接同国家的生存联系在一起,新加坡组屋覆盖率高达87%。一旦城市化完成,社会贫富分化的格局就会被锁定。只有再次通过成本巨大的社会革命,才能打破阶级壁垒。

高房价和滥发货币,对城市大拆大建,让城市人不劳而获,却让农村人劳而愈贫。这就是制造不公。就业和经济安全是人们安全感的重要方面,滥发货币和高房价,让人们感觉钱越来越不值钱,对劳动的价值丧失了安全感,没有居住权不可能有安全感,也将婚姻与房子深度捆绑,另外就是拿到自己手里足够的钱才有些安全感。八九十年代结婚的人不会有这种压力。

一个良好的制度,追求的是起点的公平和竞争规则的公正,却不追求竞争结果的强制性平等。这是因为人的天赋各有不同,强制要求收入分配结果必须一律平等,矛头必然指向有发明创造天赋的人群,打击的必然是努力向上、积极肯干的人群,这必然导致全民的愚昧反智,懒惰懦弱,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结果必然是普遍的贫困。中国现在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很多,其中城乡二元体制是十分主要而恶劣的部分。贪污腐败也是不平等,但至少在法律上贪污腐败是非法的,城乡二元体制却是光天化日之下赫然存在的。在中国,人们不是输在起跑线,而是输在出生线。

中国有没有可能终结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短期看不可能。2014年,社科院测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社科院称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社科院专家可能活在火星,也可能他们自己的住房全是国家分配,购房成本10万元明显不够,按照目前房价少说得六七十万。还有农民进城的社保问题,目前给城里人发养老金尚且不够,再来很多分钱的,更没钱给。

中国特色的高离婚率和有名无实的婚姻。其实离婚率高未必是坏事,假如婚姻成了痛苦,用离婚来终结不幸是最好的选择,应该这么做,理智的人必须这么做才对得起自己。离婚自由是对人的基本尊重,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但离婚对个人而言终究是一场不幸,因为往往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无用的付出和真诚的期待被击得粉碎,摧残身心。假如有了儿女,可能给子女造成很多不幸。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办理离婚手续的有437.4万对,而2007年全国离婚登记209.8万对。2017年离婚结婚比最高前三名分别为天津市、黑龙江、吉林省,离婚结婚比分别为60.50%、58.92%、56.34%,北京以50.60%居第四。离婚结婚比最低的省份分别为西藏、甘肃和青海,离婚结婚比分别为10.53%、16.92%、17.06%。离婚率高低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财富结构、思想观念,改变着每个家庭,也冲击了婚姻。

中国特色高离婚率的一大原因就是人们的道德越来越差。良好的道德能维持婚姻,互相谦让,凡事先为别人着想而不是只为自己考虑,心无恶念而诚以待人。当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越来越恶劣,人们越来越自私,遇到人渣的概率极大增加,婚后争吵、闹矛盾的概率也大大增加,只为自己考虑、甚至损害伤害对方,婚姻也就更不稳固。很多人甚至将婚姻骗取钱物视为理所当然。道德败坏的元凶首推中共,中共培育恶人,败坏道德。一个社会如果道德坏了,影响的是方方面面,婚姻也必深受其害。中共是如何摧毁传统道德的呢?建政以后,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进行了最彻底的破坏,全国各地存书,和中共意见不一致的要么封存,要么销毁。即便仅存的一些,全部按照中共观点进行了重新解释。一场又一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很多人被消灭,幸存者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给党唱起了赞歌。全国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用党的观点思路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为了垄断思想,国外的真实情况,国内的负面信息,不让老百姓知道,一切媒体都有审查制度,有损政府形象的内容一律不许发表,还以各种罪名对不同意见者和不满者逮捕、判刑。宗教能提升文明和道德水准,教导人向善,但中共打击宗教,迫害信徒,甚至要铲除宗教。道德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治无存,规矩不再。“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管仲曾说过:“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如此几十年之后,生活在党文化下的人们已经不会思考,思想、行为全都跟党走,而这个党本是恶党,各级大小官僚带头教人变坏。不守规矩、坑蒙拐骗偷的人得到了远比守规矩的人多的利益,榜样的力量无穷大,整个社会诱人向恶。破坏环境、贿赂权贵、欠钱不还、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这就是这些年的价值观。中共本身的各种行为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共产党的所谓道德,全是让老百姓遵守而统治者本身不遵守,道德说教只是统治者的工具,把道德当成枷锁,只能锁民众,不能锁统治者。中共的言行完全相反,宣扬的是道德,实行的是罪恶。在官僚、权力和利益面前,道德毫无约束作用。平时宣传的是爱国,但权贵、高官、普通官僚,一个个都把子女往外送,财产往国外转。掏空中国的恰是那些喊着爱国的人。有人拍着主旋律的电影电视剧,政治很正确,实际在国外有豪宅有巨款,早将根据地建在了国外,随时准备跳离中国这艘船。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国民却最缺少集体观念,自私自利,极少为他人和环境着想;最强调秩序的国家,国民却最没有秩序,抢先恐后,心浮气躁”。当今社会就是这样: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见钱眼开,唯利是图,冷血无情,欺软怕硬。

来源:阿波罗网首发

另一种名存实亡的婚姻,主要发生在农村留守妇女身上,极大规模的留守妇女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完全具有中共特色。留守妇女的离婚意愿并不强烈,与非留守妇女并无显著差异。这背后有着留守妇女更深的隐忧和困境。留守妇女生活重心变为提供家庭照料,实际上就已经逐渐失去了独立生计的能力,婚姻出现危机或破裂时,常常意味着失去了生计,因为家庭收入常常主要依靠丈夫,而中国的法律不把留守妇女的家庭照料视为创造经济收入,离婚时不可能因为留守妇女的付出就判决分得相应的财产。此外,从夫的生育制度以及父系为主的土地制度,已经将留守妇女的生存牢牢地和丈夫绑在了一起。失去丈夫,意味着失去居住的权利、土地耕种的权利,甚至是看望子女的权利。居无定所、衣食无着、骨肉分离的留守妇女往往被迫再嫁,甚至嫁给条件更差的男子。而她们大多数已经结扎,无法再生育,即便再婚,结局可能也不会好。死守婚姻的留守妇女其实是处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境地,毕竟留在夫家有口饭吃,娘家人的家门未必能再踏进。中国有多少留守妇女?全国妇联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留守妇女达4700万,此后几乎所有相关资料均引用此数据。传统的中国农村沿袭着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为何在这几十年间产生数量如此庞大的留守妇女呢?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制度造成的现实门槛面前,农民根本无力承受举家流居城市带来的生存压力,关于中国城市生活成本之高,从《全球生活成本调查2018报告》可见一斑。调查报告显示,世界生活成本最高的133个城市里,中国共有10座城市入围。于是,丈夫出门打工、妻子留守农村便成为无奈的选择。原本由夫妻双方承担的农副业生产、家务、抚养教育孩子、赡养服侍老人的重担,完全落在留守妇女肩上。据调查统计,大部分农村留守妇女每人需要独立耕种3.67亩农田。男人的外出使留守妇女的劳动强度和生理负担加重、心理健康受损、发展机会减少、安全感降低、对男性的依赖程度加重、家庭稳定性降低等诸多问题,但绝大多数妇女仍在苦苦支撑。因为,老人、孩子在这里,耕地、房子在这里。中国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农村养老问题,很大一部分负担甩给了留守妇女,中共大肆宣扬孝道的本质,实际就是推卸政府责任。农村地广人稀,社会治安不断恶化,违法犯罪逐渐增加,留守妇女成为一些不法犯罪分子的主要侵犯对象。留守妇女在失去丈夫保护的情况下,更容易遭受人身与财产安全上的侵害,甚至受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由于农村留守妇女体单力薄,文化程度低,维权意识薄弱,当家庭财产与人身遭受侵害时,她们大多数选择独自默默忍受。

中国将来离婚率继续上升的一大隐患正潜伏在农村,那就是农村留守儿童。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数量达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河南、安徽、广东、湖南5省农村留守儿童占全国总量的43.64%,城乡流动儿童3581万,农业户口的占80.35%。流动儿童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占全国12.13%,规模达434万,远远高于其他省份。数量较多的还有浙江、江苏,都超过200万人,四川、山东、河南、福建流动儿童也都超过150万人。这些留守儿童,不仅是犯罪的后备军,也是离婚的后备军。他们终将长大,淡漠的亲情和不良的教育,失去管教,心智的不成熟,更容易使他们缺乏担当与责任,不把婚姻当回事。

中国特色的婚姻出路,拐卖外国妇女。前段时间,美国指控中国属人口贩卖最严重国家,中国随后做出回应:抓获拐卖人口抓获嫌疑人1332名,前5个月解救外籍妇女1130名。

高彩礼催生的生意,骗婚。2014年的春天,一位越南来的女士,给邯郸的几个村庄带了一批越南姑娘,分别嫁到了28户人家。这些人家付出的代价是支付给女方两三万元,这比起娶个当地媳妇便宜多了。可没想到,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当年年底这批新娘就集体出逃了。还有一类就是真实结婚,但一段时间后找借口回娘家,然后不再返回。办案 警察表示,打击此类骗婚难度不小。一方面,骗婚人员多是以“做媒”的身份进行诈骗,有些还通过网络、电话等途径找到不知情者牵线,并在警方介入后坚称自己没有从中获益,相关证据不易锁定;另一方面,参与骗婚的女子并不是在收取礼金后直接失踪,而是会与被骗人员生活一段时间,造出“性格不合”“婚姻破裂”等现象,难以定性。

中国特色离婚自由,却没有财产分离的自由。2016年微博上有一篇名为《婚姻有风险,领证需谨慎》的文章曾引起广泛关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变成了结婚有风险,领证更要谨慎。里面写了一个例子,李女士是一位媒体人,供职于某央媒。早在离婚起诉时,李女士就已锁定前夫婚内出轨和家庭暴力等证据,却不得不面对本金高达280万的夫妻连带之债。今年又有一个案例,46岁的大学副教授丁玲华,租住在月租400的城中村,工资被执行。法院认定,丈夫在婚姻期间私自举贷的6笔共计652万债务需要她共同承担。造成这一切的就是有一条恶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于是很多人借着这一条规定故意诈骗钱财,他们挑选家境优越又比较单纯的女性下手,与人串通,伪造债务,让女方承担巨额债务。这类案件一般会判女方需要担责,因为女方要想不负担债务,需要证明自己不知情,但这种自证清白根本很难做到。中国法律特别强调夫妻互助义务,因此规定一方债务就为双方共同债务,但人心世道大坏,良法催生恶行。本来也很简单,只需在法律中规定借款需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方可认定为共同债务。并且要将此规定广而告之,让每个人知道有这么一条法律。实践中很少有债务双方在合同上明确约定为一方借款,此外在诉讼中,许多法院绕开“24条”中的“例外条款”,未让债务关系人举证,因债务关系人配偶的身份,举证债务未用于家事用途也很困难,而且她们很难申请到法院调查令。法院即便明知无辜,也会判担责,理由冠冕堂皇:保护债权人利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曾在湖南省妇联工作过,很早就接触到“24条”的维权者。傅莉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湖南为例,2013年、2014年、2015年三年间,湖南省地区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借款纠纷案件,从1407个上升到3751个,增长2.67倍。”

花钱在婚介平台找婚姻,存在极高的风险。为了通过广撒网来寻找合适的配偶,很多人将希望放在婚介平台。其实婚介平台成了骗子们的乐园。科技创业者苏享茂自杀了,因被前妻索要1000万元和房产赔偿,并以举报其创业项目相威胁,他不堪其扰,从住所顶楼天台纵身一跳,当场死亡。据苏享茂自杀前的陈述,他与前妻结识于婚恋网站世纪佳缘,俩人都是VIP,认识不到三月,便领证结婚。期间,为博红颜欢心,他为前妻花费了数百万元。领证前一天他才得知,前妻曾有短暂婚史,然而网站上前妻的资料显示为未婚。随着在线婚恋平台的越来越发达,驻扎在各类交友网站、聊天网站的酒托、饭托们找到了新战场,一夜之间集体迁徙,流窜到婚恋网站,继续作案。他们的套路,出奇一致,集传统骗术与婚恋骗局为一体,简单高效,流水线作业。婚介平台促成的婚姻,很可能不是和一个人的婚姻,是和一大群骗子的婚姻,布满套路和陷阱。这种现象的本质是法治的丧失和人心的败坏,婚介平台成了诈骗平台,婚介方有很大的责任,居然不勒令其整改,甚至将其关闭,违法成本太低。像这种牵线搭桥的媒介,完全可以由非盈利的民间组织来做,效果或许更好,但政府不允许NGO存在。

法律对女性保护不够,比如法律对家暴处罚太轻,毫无威慑力。统治者本身的认知低下,对家暴往往以家庭矛盾处理,什么床头吵架床尾和,对施暴者毫无惩罚或处罚太轻,实为变相鼓励家暴。统治者讲的都是空洞的道德和说教,对冷漠残忍的施暴者不可能有任何教化作用,反而助涨其气焰,施暴者能认识的只有严厉法律的威力。家暴本应视为重罪,犯有家暴者,法院应该立即判决离婚,这是对妇女的保护。因为进行家暴的人,不可能只进行一次家暴,人性使然,必然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对家暴绝不可轻视,家暴对女性身心摧残至为严重,必要时,除了依律判刑,还必须剥夺施暴者的财产分配权和子女抚养权。中国这方面做的严重不足。

中国今后面临严重的婚姻危机,这种婚姻危机来自家庭破产危机。失业、理财和投资骗局,将为无数家庭种下破产危机。当一个家庭经济破产,面临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巨大的生存压力、债务压力、子女教育压力将带给人极大的心理压力,琐事增多,容易暴躁冲动,维持婚姻的难度大增。以去年爆雷的P2P为例,截至2018年7月底,中国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6385家,其中问题平台累计为2286家,7月新增问题平台165家,创近一年以来新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涉案金额上万亿,受害者众多(超过1亿),有些平台有官方背书。还有各种币圈骗局。4月24日,湖南衡阳警方发布一则公告称:成功破获一起以虚拟数字货币为幌子的网络诈骗案,涉案金额达3亿余元。根据《华夏时报》记者不完整统计,2018年,中国虚拟货币传销案件高达166起,是2017年的近两倍。还有股市,2018年沪深3567只股票中,3266只下跌,占比92%,有15只股票跌幅超过80%,甚至100%,比如吉林长生。上证综指全年下跌24.59%,创2008年金融危机后最大跌幅,2018年初,沪深两市总市值合计高达63万亿元,截止12月28日收盘,沪深两市总市值为48.6万亿元,沪深两市2018年全年总市值蒸发了14.4万亿元。这完全一场惨烈的灭富运动,消灭的主要还是普通人的财富。与此相伴的是主动股票型基金全部亏损,平均收益率为-25.5%。而公募基金2018年权益类基金(股票基金及偏股混合基金)全年亏损超过5000亿元。银行理财也有极大风险,截至2018年底,银行理财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一般个人类、高资产净值类与私人银行类非保本理财产品存续余额为19.16万亿元,占全部非保本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86.93%。对于民间借贷,新华网2018年06月6日有篇报道,其中写道:由于银行贷款减少,企业民间借贷需求增加,20%左右融资成本成常规水平,但企业还是需要资金,最后不得不去寻找成本更高的民间金融支持。网贷行业去年的规模是1万亿,目前是1.5万亿,到年底有可能到1.8-2万亿。

以上这些,对普通人来说都面临极大风险。况且还有未知的失业风险,和房子有关的风险,这些巨大的风险,是对婚姻的巨大考验。当一个个家庭因破产而离婚,统治者最常说的肯定还是强调夫妻互相扶助的义务。其实统治者强调道德,是为统治者的责任开脱。以上那些骗钱的骗子,哪个不是政府允许的甚至政府和官员深度参与其中的?把人家的钱剥夺的干干净净,让人负债累累,不是想的主持公道,给受害人多挽回些损失,追回损失就不用破产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很多矛盾自然化解于无形。反而强制要求人家凡事看开,和和睦睦,强调婚姻互助,不准人离婚,让人天天流着泪去面对无助而艰辛的生活,可谓十分无耻。

中共制造的各种婚姻坟场,让这几代人吃尽了苦头,愿将来的人终有一天能摆脱先辈们的悲剧。

来源:阿波罗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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