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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思想垄断」到香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019年09月12日 15:16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庄永康/秦胆

本文系针对《蚕食鲸吞:中国长臂染指全球媒体—读何清涟「红色渗透」》一文,读者和作者间的应答。。

庄永康:

拜读中国秦胆鸿文——蚕食鲸吞:长臂染指全球媒体—读《红色渗透》,有一小小回应。

文中谓:……对资讯的控制并非从苏俄进口,而是生长在权力垄断、防民愚民的文化传统中」并引孔子、老子、韩非子、孙子语录为证,愚以为应作点辨解。

一、中共大外宣确从《一九八四》所喻的马列和史达林思想正宗苏俄进口,且青出于蓝。否定这点将使论据混淆,以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真的是百分百原创的,不用付版税。

二、孔子、老子、韩非子、孙子是中国春秋时代的知识菁英。春秋时代正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代,把当时的「自由思想」说成是现今「权力垄断、防民愚民」的根源,大谬不然。难怪编者列出孔子语录有另解。

三、春秋时代的「民」应是中华民族最具「初心」的民,勤劳、善良、勇敢。

今天的状态,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谁说的?答案是:语出《老子》第七十四章。

秦胆同学的确见识过人,非常难得,要是能进一步剔除当代愚民做法对他造成的桎梏,当可成为现今民主自由的另一杰出辩士!

秦胆:

多谢指教!

南洋读者对拙文的补充在理,本人将先秦诸子学说直接说成当今中国权力和思想垄断的根源确有疏失之处,不当之处在于省略了周秦之变这一关节,从到秦汉,小共同体本位社会逐渐瓦解,权力意志溶解家族(宗族)的自治,直达个人。周秦之变正是小共同体本位社会过渡到大共同体本位社会的渐变,这一渐变就是法家化的过程。

为例,先秦儒家具有批判精神,入秦后儒家与法家合流,成为维系尊卑秩序的理论依据,至宋明更成为压制人性的驯服工具。两千年的皇权实践中,儒表法里,济之以道,没有不法的儒,也没有不儒的法。《商君书》和《韩非子》是秦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商君书》里中就有一章叫作《弱民》,讲政府压制百姓统治才能长久。秦二代而亡,秦制却行之百代,及至现代中国,影响依然可见,如户籍管理制度、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才废止)就承袭商鞅故智。

晚清到民国,中国之所以进口苏俄体制并行之百年(国共两党,师出同门,广州国民政府时就已引入党国体制),也与儒学脱不了关系,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儒学扮演了「接引」的角色(余英时语),儒学中「为公」的价值和「尚均」的心理使得清末民初的知识人转而拥抱

不仅是引入,儒学也成为苏俄体制的加固剂。今年是东欧剧变30周年,东欧、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共产阵营早已灰飞烟灭,中国、北韩、越南的极权体制却延续至今,共产主义这一思想模式和社会实践,从中欧至东亚,残暴与稳固程度递增,从文化基础上来看,中欧至东亚正延续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儒学的渐变。

而反送中抗争中港人的勇武,正基于香港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英国殖民留下的自由与法制遗产,才使得港人的抗争行动有生长的空间,香港抗争与春秋战国「民不畏死」的共性正在于二者保有免于苏制/秦制压迫的自由。

不知以上回覆是否清晰,欢迎继续探讨切磋,再次感谢南洋长者的来鸿。

庄永康:

敬接生秦胆先生回覆,可看得出其治学、立论之严谨,何清涟女士之赞赏毫不过誉。

上回的小函其实完全没有「商榷」之意,更多的应该是针对秦文所说的,「对资讯的控制」、「权力垄断」、「防民愚民」之感慨。为了这些目的,终极做法就是「思想管制」,甚或「思想改造」,后果恐怖,掌政者本身其实也深受其害。

关于中国「竹幕」和苏联「铁幕」政策之异同,一言难尽,愚以为若以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与甫刚辞世的巫寜坤《一滴泪》并读,应可见端倪。至于回覆所称「国共两党,师出同门」,显然是孙中山「以俄为师」一语的后遗症,争议就更大了,有机会再谈吧。

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是一直以来,外界以为中国(中共)诠释历史的做法,无非就是垄断抗战史、内战(他们称为「解放战争」)史,甚至民国史等的话语权,建立本身治权的合法性。很少人意识到,中共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诠释权,其实也十分认真在意。

本南洋伯手头还存有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初版、一九六四年第五次印刷的七册一套《中国历代哲学文选》,正体字直排,从先秦编纂到清代,洋洋大观。遥想当年中国,恒念物力之维艰,出这套丛书的确是很大手笔。

由于工作忙,丛书搁置多年。只是到了二〇〇一年,本地艺术节上演来自中国的戏剧《商鞅》,引起写作人「新加坡蓉子」的争议,让我翻出这套丛书检视一番,并掀开商鞅这个章节。

据闻曾使反贪总理朱镕基落泪的《商鞅》,是以主人翁公孙鞅为道德楷模的,歌颂「商鞅变法为人民」,变法了,改革开放了,一切都好起来。蓉子质疑的是,明明史载商鞅变法很恐怖,一人犯法九族株连,动不动就砍头截肢,每天斩七八百人,所斩指足车载斗量,为何《商鞅》上演时,中国全国各地三十几篇文章一致赞好,只有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商鞅变法太残酷,没人道?

翻开《中国历代哲学文选》,果然有了答案。因为中共的「思想工程」长久以来雷厉施行,「商鞅变法为人民」的观念在「群众」之间已根深蒂固。当然,《文选》的读者对像是知识人,是寄望他们读后再向群众宣导的。其中,公孙鞅代表作《商君书》只撮取《更法》《开塞》两篇,强调君主须「立法」(不论是不是恶法)、「除奸」、置「严刑」,才会国富民强。

这么一「编选」之下,秦胆回函所说的《弱民》一章不见了,商鞅那些偏激残酷的做法带来了什么后果,书上也没探讨。秦胆指出,经商鞅故智启发而成的中国国内政策,直到二〇〇三年才发现毛病而废除,「思想工程」之贻害由此可见。

从而可以看出,「资讯控制」等等做法,也是后果堪虞的。比如香港这次事件,除了「民不畏死」之外,中共决策层看来也无从知悉香港人的「民意诉求」是什么。开始是资讯的彻底封锁,接着自行作出「动乱」的定性,为「镇压」铺垫。有人说,这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剧本重演。但香港是个国际都市,也牵涉中国本身的巨大利益,问题复杂得多。

区区简覆,无法深谈。惟对秦胆这样的,能够在这么长期的「思想工程」运作下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质疑能力,表示激赏和欣慰。

※庄永康为新加坡退休人士/秦胆为中国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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