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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柏桥: 联合一切反抗力量、围堵中共强权

2019年09月19日 11:40 PDF版 分享转发

大纪元4月28日讯 四月摘自北美论坛 2001年

,新疆、内蒙古等一切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在无数次经受残酷迫害与打击后,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唯有认清当前严酷的形势,挫败中共的离间伎俩,形成最广泛的联合抗暴除恶阵线,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方能众志成城,终结半个世纪来给我们及我们的民族带来无限灾难的中共邪恶政权,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与图强扫清障碍,为中国最终实现政治并融入世界文明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仅中共极尽所能阻止我们之间的来往与合作,就连我们民运队伍中的朋友对此噤若寒蝉,更有人认为民运不应该与其他力量合作,他们的理由主要是,如果我们与其他方面合作,中共会拿它来作文章,往我们身上泼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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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人说,如果我们跟达赖喇嘛所领导的流亡政府来往,中共就会说我们支持西藏搞分裂,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里且不说达赖喇嘛是否真的要求西藏独立,就算是,那也是针对中共的迫害而来的,因此希望看到国家统一的人应该首先去谴责中共过去五十年来在西藏所犯下的罪行,而不应本末倒置地去攻击被压迫者。更何况,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声明,达赖喇嘛自八零年代至今,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文稿中发表过要求西藏独立的言辞,他已不下一百次地反复强调,他与西藏人民追求的是真正的自治,而且明确表示,只需要与香港一样的自治。我想,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的要求过分,无论从历史、文化、经济地理及宗教的角度来讲,西藏比香港更有理由实行自治。因此,如果我们与要求自治的西藏朋友一起去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并无不妥,也没有把柄给中共可抓。

批评我们跟台湾合作,那就更不值一驳了,道理很简单,对于从事民主运动的我们来说,不跟同为炎黄子孙的台湾民主政府合作,难道去跟中共这个世界上头号专制政权合作?连中共都承认孙中山先生的国父地位,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同国父创建的中华民国政府往来呢?当然,台湾并非铁板一块,它自身也有不同的政治派别及民间力量,我们可以选择与我们认为可以打交道的方面合作,那种“凡是与台湾来往就是搞分裂”的说法是无稽之谈,难道大家没有看见,现在与台湾各方面打得最火热的恰恰是往我们身上泼污水的中共!我们与马英九见个面就是“台谍”,而中共在香港的达官政要们与马英九把酒言欢却成了“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中共蛮不讲理也就罢了,我们中的一些自称民运人士的朋友却也来对我们踹上一脚,又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至于跟法轮功的合作问题,我想没有太多的人会有异议,他们的人权遭受到严重的侵犯,我们身为争民主争人权的人士,不去支持他们,参与他们,作他们的后盾,那么谁来为他们伸张正义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在默默地支持并参与法轮功争人权的活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至少这些人摆脱了争名争利的麻烦,能实实在在地干点事情,这是非常难得的。当然,法轮功有些理论及说法我们不一定认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合作,被压迫者的联合不需要自身的完全一致,如果只有在所有问题上看法一致的人才能合作,“合作”两个字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两个所谓想法完全一致的人,而且自古以来,被压迫者的联合反抗就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这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康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包括中共自身在内都曾在不同时期高喊建立“抗日”“反蒋”等统一战线的口号。因此,我认为,只要我们同是被压迫者,只要我们都是在与中共的斗争中追求正义与公道、以求自身基本权利得到保障,那么我们的合作不仅光明正大,而且是事业的需要。

中共过去长期以来为了阻止我们各方面之间的合作,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散布相互矛盾的观点:八九后曾用民运与台湾当局往来来打击民运,仿佛台湾当局是“党和人民”的头号敌人,与台湾合作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记得有一次中共指吾尔开希与台湾陆委会某副主委见面,而民运方面则像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矢口否认,令当时在国内从事民运活动的我颇为费解。尔后,当海峡两岸矛盾激化时,中共又用台湾曾支持海外民运打压台湾,言下之意海外民运又成了“党和国家”的头号敌人。他们还一度用民运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合作来攻击民运,这时候理所当然地西藏流亡政府又成了“党和人民”的头号敌人。过不久又说达赖喇麻与台湾当局“勾结”,好像台湾又成了“党和人民”最可怕的敌人。最近,中共镇压法轮功正起劲,于是他们就说法轮功与民运“勾结”,绕了一圈民运又成了最坏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们又说台湾不应该支持法轮功,言下之意就是法轮功比台湾当局更坏,不清楚的人还以为台湾与中共当局过去一直是友好往来的关系呢!?他们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这样作的目的很明确,当他们准备收拾你的时候,还不准你去求救兵,你求谁,谁就是恶魔,谁就是“党和人民”的头号敌人,然后再给你加一条“与魔鬼打交道”的罪名。

因此,如果我们对中共抱着侥幸心里,我们就会自作多情地以为向我们伸出援手的人都是中共的敌人,唯独我们自己不是。而事实上,中共虎视耽耽的正是我们!因此,一旦我们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世人宣布,我们这些长期遭中共压迫的各方力量相互支持是理所当然的,是正义事业的需要,是负责任的做法。反之,如果我们中了他们的圈套,不敢坦然地与其他被压迫力量合作同中共对抗,我们始终难以壮大,老百姓也会无所适从,于是只好跟着中共的指挥棒转。

我建议,今后以民主大业为己任的朋友们不要再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了,不要将有限的精力消耗在这种无谓的争论上,否则等我们将这一问题辩论清楚后,中共政权恐怕早就不存在了。过去和现在,我们中的不少杰出的同仁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却少有建树。我个人认为,今天,是我们应该结束这种无谓的争论的时候了,有句成语叫做“清谈误国”,它对我们这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运朋友来说值得引以为戒。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来谈谈联合各方对抗中共强权的必要性:

一、由于中共长期以来对各方力量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所以它才能维持到今天而不倒,他们的最大优势不是坦克大炮、也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真理,而是掌握了面对十三亿的宣传机器,他们可以煽动起任何他们需要的情绪和思潮。过去科学家们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为何如此疯狂不可理喻、作过研究,发现人具有极大的盲从性,有时候甚至会出现“集体无意识”的状况。了解了人性中的这一弱点,我们就不难对“文革”等事后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现象有所理解了。现在,中国大陆正在发生另一场“文革”运动,中共当局为了达到疯狂的民族主义与反美情绪之中,其实际是政府有意掀起了一场反和平、反民主的运动。在这种向和平与民主说“不”的思潮引导下,人权、民主这些西方的概念统统遭到无情的践踏,民族问题更是变得一触即发。因此,为了让中国大陆更多的老百姓从中共愚民宣传中摆脱出来,我们这些没有遭到洗脑的民主人士一定要从各种角度向他们介绍事情的真相。

如果我们在战略上形成广泛的联合阵线,互相支援,我们的工作开展起来就会更有成效。勿需讳言,我们这些遭到中共强权打压与迫害的各方力量中,可以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比如台湾的经济实力,法轮功的宗教凝聚力与组织动员能力,西藏的国际资源及达赖喇嘛无远弗届的影响力,民运的道义力量与人材资源,这些都是各自的优势,即各自所长,而台湾与西藏的劣势是,海峡两岸问题及民族问题均不被国内多数民众所普遍理解与认同,法轮功的劣势则是很难唤起整个社会的全面参与,民运的劣势由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来被中共当成头号敌人打压而出现空有民众理念上的认同而严重缺乏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如果各方力量能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共同对付中共专制政权,则中共专制政权成为历史的那一天就不会太远,而我们各自的诉求也可望早日达成。

一个现成的成功例子就是,最近几年来民运与西藏朋友的合作,过去绝大多数汉人都对西藏问题不了解,或者了解到的是错误的信息,但是通过最近几年来部分民运朋友与西藏朋友的共同努力,人们对西藏问题的真相知道得越来越多,对藏人的诉求表示理解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没有民运朋友的支持与参与,藏人要在汉人中宣传他们的理念及诉求恐怕要付出成倍的努力。反之,如果我们仍然处在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甚至相互倾轧的状况,一方面我们的力量始终有限,另一方面也让国内的民众看不到希望,因此很难将民众的参与热情完全调动起来,其结果只会是“只见树,不见森林”,难成气候,而我们面临的则始终是被迫害,被流放,被欺凌,被武力恐吓。过去,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已有过不少,比如法轮功就曾在初期反复宣称不与“五毒”(即所谓民运、台独、藏独、疆独、蒙独)合作,他们没有料到今天会成为中共最残酷迫害的对象。而在中共的字典里,如今也已不再是五毒而是“六毒”、“七毒”了(中功被列为“毒素”的日子看来也不远了),殷鉴不远,因此我们必须吸取过往的教训,不要作茧自缚。

二、从民运角度来讲,由于中共当局长期对民运采取高压与围堵政策,对民运人士不是关押就是流放,使得民运人士很难与大众形成互动,因此造成了一方面一般民众对民运人士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几乎不再抱有希望,另一方面民运人士又陷于严重缺乏人力物力资源的局面。因此,作为民运力量,必须在现阶段联合有丰富民主运动经验和强大财力物力的台湾政府与人民,有广泛国际资源的西藏,有强大草根基础的法轮功及中功等一切被中共打压并正在与中共抗争的正义力量,如此民运才会走出阶段性的困局,并最终促成中国和平与民主的实现。

三、联合各种力量共同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共极权抗争,是作为政治反对派的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我们肩负起这一使命,才能最大限度地赢得国内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只有我们来承担这一工作,才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最广泛的认同。道理很简单,我们是从中国民众中来,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与繁荣,相对于台湾、西藏、法轮功,我们没有自己特有的诉求,我们的诉求就是中国所有希望国家民主富强的人的共同诉求,我们中的多数同仁均是因要求民主与社会进步走到一起来的,这一点充份证明了我们的一切出发点是“为民请愿”,这种特殊的角色定位决定了我们出面来承担协调各方与中共的抗争是最合适不过了。当然,这样做并不等于说我们要领导各方,在这场长期的抗争中,任何一方都不应存有领导其他各方的企图,否则于事无助,还会伤害我们的事业,这方面的教训过去也已有过不少,在此不再赘述。

四、目前国内的形势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催生,现在整个中国社会已进入动荡不安时期。全国各地尤其是农村地区已处于中共建国以来最动荡的状况,各地村民聚众冲击政府机关的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地方更是常发生地方官员被暗杀的恶性事件。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见到的是我们有生之年从来未见闻过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自焚、自杀式报复、校园爆炸,恐怖活动接踵而至。本月初,我的家乡湖南省会长沙市原市长,现省农委主任杜远明全家四口被杀,凶杀显然是冲着杜远明的腐败而来的,因为在事发后,网上出现一篇据我了解内容基本属实的列举杜远明贪污腐化罪行的文告。又如几天前石家庄市一个小时内五栋大楼被炸,纽约地区的朋友可曾听说过纽约过去历史上发生如此暴力的事件?除了战争年代,在当今世界上又有什么地方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事件呢?如果我们仍没有紧迫感,仍以消极的态度看大陆地区的全面内乱,共产政权的延续甚至会引发世界范围的军事冲突,酿成新的人类悲剧,这绝非危言耸听。美国最近从一位叛逃的中共高级军官处了解到中共过去几年来一直将美国作为头号军事目标,并不惜发动核子战争,因此我们必须赶在中共独裁者兽心发作之前完成政治民主化进程,否则我们将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起来对抗中共强权,国际社会就会更加了解中共政权的不得人心,国际正义力量对我们的支持就会更加强而有力,如果我们能够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共同奋进,当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时候,由于中共的残暴统治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包括民族问题、海峡两岸冲突问题、宗教信仰问题、政治民主化、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像与角色定位问题等,都可望得到较合理的解决。如此,则我国的长治久安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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