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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练乙铮: 胜败常事 烽火连天—反中运动半年结
作者： 练乙铮
反送中抗争经历中大保衞战而士气为之一振，却随即因理大一役遇到重大挫折。然而，抗争者在强弱悬殊底下用命而有损，非战之罪，故亢龙无有悔，痛定思痛、心力复元之后势必卷土重来；支持者深明大义亦只会惋惜而不会气馁。半年来的镇压和抗争，已令运动进化为战争或准战争，参与者亦因而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的道理，自会从若干失误之中总结经验，令下一波的抗争更为有效。2014年到今天，进化之快令人惊讶；今夏以来的试错纠正速度更高，因此完全可以消化失误，变成下一步抗争的智慧和能量。具体行动的检讨很有用，不过，我既非身在前线，自不会当后座驾驶员。今天只和大家谈一些观察所得。
一、轮到政权“唔知点收科”
反送中运动持续将近半年，和2014年占领运动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交战双方怎样看待终局。占运中后期，特府好整以暇，采取拖字诀，民主派一方的评论者却首先显出焦虑，不断提出“点收科”之问，运动最后以人员流失、政府轻易清场告终。这次不同了，首先出现焦躁不安的是京港统治轴心，并由其最高领导人提出所谓的“止暴制乱”，其他各级人员，由韩正而林郑乃至那些网络自干五都应声附从。那是硬的一面。软的，就是新近由建制大老曾钰成在法国媒体推销的“特赦论”，出口转内销。
但抗争者这次不着急。这除了因为他们一早就认定要抗争到底无退路，还因为政权仁义不施，不断放狗咬人，黑警白匪出动了还不够，上周还从惩教署调动了100名志愿军当特务警察，驻港共军也变成了抗美援娥执砖志愿军，以致一些本来无可置疑的建制派、中立或政治色彩轻微的民众，都因为越来越看不过眼而选择了或多或少站到政权的对立面，从而替运动减少阻力。
二、商界逐渐离心同情运动
所谓“无可置疑的建制派”，包括（一）上月底在伦敦批评一国两制一开始就有问题的联交所 CEO李小加—他认为“北京并无信心大部份香港人不反对一国”，暴露了一国在两制里的不堪；（二）全面反水、指自己个人从来没有支持过政府搞送中的地建界功能组别议员石礼谦；（三）提出当权者要对社会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的李超人。商界翘楚也如此，于是近日带起了教人动容的中环上班族 full gear（西装革履香水高跟鞋）“和你 lunch”。与此同时，一个以支持运动的中小企业家为主体的“黄色经济圈”的雏形也出现了。运动晓进化，商界亦然；这在香港从来未有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逐渐跟林郑政权离心离德者，最近还包括了公务员，以致班头罗智光也急忙站出来厉声警告要严惩。这些一步一步的发展，都是特府逼出来的，鼓励了前线抗争者前赴后继，尽管损失一直巨大，却无半点妥协之意。
令当权派有收科压力的，还有一个根本原因。2014年的运动，是反对派主动进击；到后来，蓝营顺势把占领导致的社会成本赖到运动方，压出了反对派的焦虑。但送中大头佛是京港统治集团一手炮制、一手拖延导致的，反对派只是被动接招；冤有头、债有主，市民要找元凶，唯习与林郑。所有市面上出现的“装修工程”、附带伤亡、经济衰退等代价，这次都是京港统治集团需负起的 consequential damages。解铃还须系铃人，收科压力于是都集中在两位元凶身上。这还未包括诸如外围舆论和外交方面的压力，以及北方四大家族在港私募基金缩水之痛。
三、政权内部推庄卸膊
值得留意的发展是，当权派内部各山头推庄避责。带头的，当然是北人，把二十多年来以各种聪明过头的藉口违反双普选承诺，种下了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反中意识，却把责任推到地产商头上（其实这十年来的地价升幅主要是红色资本如海航等国企或伪民企推高的）；这经过西环的加持，成为特府及其支持者文宣主旋律，却避而不谈五大诉求无一与经济有关，是典型的卸字诀。CS张建宗更妙，当被问及民愤何所起，此公竟说缺民意资料无法知道，把责任推给经常因做民意研究被打压排挤的钟庭耀等知识分子（那边厢，卢伟聪却认为民意资料很丰富，都显示市民对警队的信任度创新高！）。
警队方面，夺了最高权力打了几个月高杀伤力超限战—林郑口中警队成为了香港社会安定的唯一防线也是推庄的杰作—却完全无法控制局面，最近还得要他们素来看不起的其他制服部队当特务警察给支援。于是，在中大二号桥之役后恼羞成怒，把局面失控的责任推给各大学管理层。但阿兵哥发言人此卸膊说法却迹近无稽；大学管理层是管教育和科研的，鸡毛蒜皮的学生品行问题当然也在管理之列，但由特府点火、积多年民愤变成的柴草熊熊燃烧，怎能算到大学校长的头上？况且，大学管理层九七以来已经大部份是特府委任和控制的了（有个姓梁的，不是当了某大学的校董之类很多年？还有那个何甚么、李甚么……都是大家熟知）。
来源：《苹果日报》
作者： 练乙铮
四、内外咸认特府失责违宪
于是，九所大学的校长们吃不下这只死猫，上星期五晚发表联合声明，凸显指出“任何认为大学可以化解这场危机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极其复杂而艰难的困局，并非由大学造成，亦无法透过大学纪律程序来解决。这些困局反映的是整个香港社会的分歧，政府必须牵头联合社会各界，以迅速和具体的行动来化解这一政治僵局，以恢复公共秩序和社会的安定”。九校长如此大脚传中，把波踢回给特区政府，完全正确。但，可怜，这个特区政府已经无法驾驭局面，因为半年来它的所作所为所不为，在在令它彻底失去管治的正当性。正当性是何物？
特府不是民选产生，乃先天缺陷，然而如果它能严格按《基本法》第43条办事，未尝不能取得某种程度事实上的管治正当性。43条首先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然后说，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这里说的代表，指的是能够而且愿意争取与维护香港人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者。如果只是个别特首违反43条，那么换一个特首，问题就可解决。但是，如果特首一个一个地换，43条依然一次一次地违反，而且越来越严重，以至特首的屁股越发坐到北人那边去了，则政权正当性就越发薄弱，以至归零。高铁入城中，选胜被 DQ，游行禁蒙面，黑警打横行，都是特首失责违宪卖港之过。失掉“43条正当性”之后，特府质变，无可避免成为一个相对于香港人而言的“外来政权”。
五、港人确立“他我分野”观
特府因长期罔顾乃至损害港人利益（例如送中），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政权，帮助香港人树立起心目中的“他我分野”。
此前，不少香港人的他我分野模糊不清，不仅一直以来受中国政府好话说尽的宣传影响，还让一些充满低劣种族意识的说法，诸如“血浓于水”、“黄皮肤黑头发、龙的传人”等，弄得是非不辨，敌友混淆。半年来的抗争非常惨烈，却让大家开了窍：林郑这个中国同胞，要出卖香港人，比谁都更快更彻底；黄皮肤黑头发的黑警，要打杀抗争者，心狠手辣无人及（最近索性把原本用来驱散群众的催泪弹当子弹用，近距离单一目标打头）；那些血浓于水的白匪，行起凶来，兽性比甚么人都强。大家如今也很清楚，这个态度最顽劣、手段最卑鄙的他者群，是受中国操控、由中共指挥的。因此，通过目下这场运动，绝大部份香港人确立了“中国/中共及其所有支持者乃他者”的观念。
有人会问，鉴于反送中运动成为国际焦点之后，外国媒体经常报道香港人遭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群体如大学里袭击、干扰，那么上述“他我分野”中的他者，是不是还应该包括“中国人”。我认为还未到这个地步，但至少在统计意义上，“中国人”已经成为“香港人”的一个对立面。据我自己的观察，明白、同情香港人处境的中国人只占很少数。
六、国际表同情、西方不割席
以前香港民主派到西方游说，会得到很清晰的印象，就是国际间一不支持港独，二只支持完全的和理非，但2014年之后已经有变。西方媒体对香港出现独自派和勇武抗争，最初十分冷漠、不解，但后来表现出兴趣，加强了这方面的正面报道和评论。今天，经过半年逐步升温的反中暴力抗争，接受程度依然不断提高。略有微言的，大概只有新加坡；但便是李显龙对香港人抗争有说法，也得相当技巧，没敢直接批评运动，而只是说如果事情发生在新加坡，“结果可能更糟，因为新加坡更小和更加脆弱，信心将被摧毁，新加坡会完蛋”。采取比较负面态度的国际主要媒体，除了新加坡的，就是俄罗斯的，但也不是每一则报道或评论都负面。当今之世资讯发达，闭门造车车大炮不怕丑的国家只有中国。
国际舆论有此大变化，其实反映香港内部政治意识的改变。
评论界已经得出“反送中运动”进化成为“反中运动”这个结论。反中，在香港的具体意义几乎就是港独。港独意识随着催泪烟弥漫扩散，不仅前线抗争者入心入肺，穿窗入户之后，一般人也受感染；起初不习惯的，后来百无禁忌了。这一点，连曾主席在上述法媒访问里也同意：局面再拖不好，不如特赦了结，否则僵持下去，只会令更多人支持港独。几年前香港社运界有统独之争，现在无论统派独派还是自决派，都在反送中运动里合并、合流，整合出一种光谱广阔的泛分离主义，弥漫整个社会，顽强对抗京港统治轴心的融合政策。
泛分离主义是意识方面的；但在抗争手法方面，也同样出现和勇结合成为最大共识的局面。这两个内在变化，促使外国政界及国际媒体对香港的社运“另眼相看”。中国近年在世人面前暴露出两个倾向，对外，采取积极的敌意的扩张主义；对内，实行新极权主义。在这个大氛围底下，国际上不仅没有和香港社运割席的迹象，反而对上述香港内部两个发展予以同情的解读，其实十分自然。
七、香港的黄花岗
辛亥黄花岗一役，革命党的四个方面军因协调出问题，只有黄兴领导的那方面130人孤军作战，乍看有点冒进，乃是逼不得已；虽然失败了，但浩气长存。这段历史，和近日香港大三罢最后只有理大范围之内的抗争者独力强撑、外围无法有效救助相类似。理大之役还未了，已悲壮得令人落泪，抗争者付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令每个支持者都有切肤之痛。奇妙的是，革命的每一损失，都要化成后来更大的能量。历史如是说。
来源：《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