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主任王志民终于难逃一劫，仓卒落马，反映北京正重整队伍。有人因此乐观期待北京对港政策有变，由镇压变成怀柔，那么香港便有望逐步走出危机了。

不过，北京换人不等于换政策。王志民一直是「送中条例」的推手，因祸港而下台，香港人当然额手称庆。但他介入香港内政，不外是二零零三年国家安全立法（廿三条）无法得逞后，北京对港新政策的一贯做法。自此以后，中联办组成「第二支管治队伍」，不但宣诸于口更动手动脚，包括联系基层组织、介入立法会运作以至行政长官选举、指挥建制派政党、指点特区政府施政等等，彷佛代表中央的权威不但坐镇于此，还不断影响香港内政。

因此，王志民的问题不是他执行了极左政策，践踏「一国两制」，而是执行无果，甚至适得其反，引致大部份港人对北京的反感，更使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兵败如山倒。北京感到后悔的，不是立下极左政策，令「一国两制」走上末路，而是过分轻敌，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由二零一六年底开始，不到一年，随着人大常委会释法，法庭裁定六名立法会反建制当选者取消资格，再改动立法会议事规则，削弱民主派监察议会的能力，立法会已成当权者的橡皮图章，日后大可为所欲为。同时，北京自恃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力日趋强大，连「无线电视」都落入红色资本手中，加上雨伞运动后反对阵营严重分裂，心灰意冷，反对运动走入低潮，因此误判香港人已无力反抗，以为随便找个港澳办官员率领中联办相信也能胜任，结果贪胜不知输，给了香港人翻盘的机会。

今趟改派山西省前党委书记骆惠宁走马上任，相信是要凭其地方一把手的经验，加上跟中共高层的人脉关系（政治局常委汪洋、赵乐际以前都曾是他上司），使北京重新驾驭香港的局面。不过，骆惠宁或可跟权力顶层有更密切的沟通，让他有更大弹性执行政策，但以今日中国全盘收紧言论，动辄上纲上线，以国家安全考虑问题，他并无足够能量改变香港政策。

五年半前，国务院发表香港政策白皮书——《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北京便把对港政策写在墙上，简单讲，就是要「全面管治」香港。中联办的角色因此清楚不过，就是通过其人手及组织，介入香港社会不同领域，渗透公民社会，并且以舆论以至具体渠道影响特区政府施政。「全面管治」的理念不撤，中联办的运作模式、组织、做法，都不会因为王志民离开而自动消失。

更何况，王志民消失主要是由于「送中条例」引来逆权运动，加上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全面崩盘，他已无力驾驭局面，但这絶不代表北京放弃八月以来所谓「止暴制乱」实质是警暴镇压的治港政策。今天纵使王志民消失了，中央依然盲撑「止暴制乱」，香港警方继续肆无忌惮滥权滥捕，甚至以更失常的手法，在铜锣湾、上水大举围捕数以百计的和平示威者，妄图以暴力震慑市民。

不错，骆惠宁的省委书记背景，令人想起当年以江苏省委身份出任新华社社长的许家屯。不过，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许家屯上任是北京深思熟虑的统战谋略，以其务实开明的面貌，结识各界朋友，争取民心以降低港人对回归的疑虑。骆惠宁却是急就章，卸任后编配到人大工作几天便要匆忙来港履新，执行的是原有政策，即香港政策白皮书以来一国压倒两制的「全面管治」，以及八月以来借助警暴回复社会秩序的「止暴制乱」。

说到底，王志民下台值得高兴片刻，但香港不因此变得乐观。关键在于，中联办在港权倾朝野左右大局，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绝不会自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更不会改变使他们权力扩张的对港政策。

尽管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寒冬，香港有助大陆企业向外集资以纾缓财政困难，因此更能突显其不可替代的独特角色，但不等于北京会放过香港人，反而可以用确保融资成功丶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之类的名堂，在新主任率领下，中联办更可进一步扩张权力，向联交所丶金管局要权。果如是，香港旧问题未解决，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面临新的挑战。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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