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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声2020年3月3日】（希望之声记者福明真综合报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武汉肺炎）爆发以来，在中共隐瞒疫情下，中国感染者及死亡人数众多，甚至出现一家数口惨遭“灭门”的情况。日前，长期关注公共健康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义务为染疫伤亡家庭依法追责索赔的行动，要求中共当局给予受害者赔偿。
美国之音3月3日报导，针对这些无辜染疫病患和其家属在人身健康和财产上的实质损失，长期关注公共健康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认为，由于中共当局隐瞒疫情，中共各级政府和疾控单位未及时公报疫情、尤其是疫情发源地的武汉市当局更应坦然面对过失，设立赔偿基金，以国家赔偿的方式弥补受害者的损失，以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长沙富能公益机构于上周三(2月26日)发起义务为染疫伤亡家庭依法追责索赔之行动，召集家属举证并委托公益律师、向相关责任单位提出申请财产和精神损失的诉求。
富能发起人杨占青说，中共当局于疫情初期的刻意隐瞒，是疫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逾70个国家大爆发的主因。
他说：“政府掌握人传人的讯息之后，没有对外公开，它只是内部通过防疫系统去传达这样的讯息，然后外边有医生泄漏出来的讯息，它还公开说，这是谣言，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很多人耽误了很好的防疫、或者治病这样的措施。”
新冠肺炎在湖北武汉的首位零号病人于去年12月8日就出现病征，当月底，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依据病患检测报告发出类似SARS传染病的警讯，然而，当局却以“传谣”为名抓捕了包括李文亮在内的8名传播疫情的前线医生，直到今年的1月20日，官媒报导习近平对疫情作出指示，疫情情况才逐渐浮出，整整错过了近两个月的防疫黄金时间。
杨占青说，因为官员隐瞒，造成防疫缺口、加速疫情的扩散，也因为隐瞒，使得病患必须以自费的方式求诊，而十数万高昂的医药费让不少人却步，而未被收治的结果就是回到社区，加剧社区群聚感染。种种环节下，下至地方、上至中央政府和疾控中心、乃至中共最高曾的渎职、不作为，都摆脱不了防疫疏失的政治责任。
杨占青还说，他非常清楚中共法治环境恶劣，公民的基本权利受保障处微乎其微，但他期盼，疫情过后，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能出面，发挥集体的力量，向当局施压。
但目前为止，征集受害家属的法律提案连踏出第一步，都很困难。
杨占青说：“国内的传播非常困难，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公告)内容通过微信、微博转发，都是被屏蔽了…也就是说，政府它非常害怕这事情，就封杀。”
基于举证难度，目前富能的诉讼策略是希望集中火力，代表家属向武汉市政府提出损害诉讼，因为，武汉不但是重灾区、地方官员也曾向媒体公开坦承疏失过，成案的机率较高。
但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律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传染病的染病途径太过复杂，除非举证直接且确凿，否则被采纳的机率不高，再加上，每一位病患的受害情况各异，除非各自提告，否则集体诉讼代理人的代表性可能不高，也难胜诉。
另一位匿名受访的人权律师则略显乐观，他不否认，难度确实很高。首先，他不期待，大部分的受害者会愿意出头，委托律师求偿，即便有少部分受害者愿意采取行动，也会被中共各级政府与国保给“维稳”掉，最后撤销委托。
他说，极少数者或许愿意坚持到底，但一旦提出诉讼后，在中共司法不独立的环境下，法院不是以不属于其受理范围为由不予立案，就是立案了，法院最终驳回实质请求的机率也很高。
但种种主客观挑战下，受害人要得到公道，还是可以靠自己站出来，“通过包括法律上的程序在内的各类手段去努力，让有关部门接受不如花钱摆平麻烦的方案…也只能寄希望，极少部分的人能达到不同程度的赔偿或补偿”，该人权律师说。
此前，据中共疾控中心、武汉疾控中心等机构发表的论文显示，去年12月1日，武汉疾控中心就发现首例不明肺炎，12月中旬就发生人传人现象；到1月11日，累计7名医护人员感染。
2月16日，网上曝光的两份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内部很早就知晓新冠病毒类似SARS，有感染性；其中中共军方大学早在1月初就开始预防。
当时，参与隐瞒疫情的还包括中共国家卫健委、武汉卫健委、武汉疾控中心等，它们一直宣称疫情“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等，误导民众。
前清华教授许章润曾刊文谴责，“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特别是孜孜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在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
许章润表示，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中共败象已现，倒计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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